迷迭香对孕妇的危害:老师批语成为罪证的时务学堂，在长沙存在了一年

老师批语成为罪证的时务学堂，在长沙存在了一年2011/9/19　　这个学堂，它更像一朵昙花，乍开乍凋零，但绽放了最灿烂的光；与它相关的一系列人物，被认为“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堂，如今被证实曾是昏昧时代里所出现过的最高度理想

　　根据1900年旧地图勾勒的长沙城范围，位于城中心的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此时已不存。

　　熊希龄（时务学堂校长，后担任民国总理）、唐才常（时务学堂中文分教习，后领导自立军起义）、杨毓麟（时务学堂教习，著名辛亥革命志士）、蔡锷（时务学堂学生，后成为民国著名将领）、康有为（“公车上书”万言书起草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谭嗣同（时务学堂筹办人之一，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黄遵宪（时任湖南按察使）、江标（时任湖南学政）。

　　2010年4月9日，长沙市开福区三贵街29号，仅剩半隅窄地的时务学堂旧址，在一处名为“天倪堂”的私宅中。

　　长沙中山西路的一条小巷，名叫三贵街，公交站名先锋厅，街上人流熙熙攘攘。29号门是关着的，用媒体人任波的话说，“门后藏着一条近代史的大河”。

　　这里是时务学堂原址所在地。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尽管存在仅一年，却是开启湖南民智的策源地。校长熊希龄后来成了民国总理，谭嗣同是该校创办人，蔡锷曾是这里的学生，著名辛亥革命志士、《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曾在此任教。1900年，著名的自立军起义由时务学堂老师唐才常和他的学生发起。1915年，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笔和蔡锷的枪毁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它“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湖南当时被视为中国的长州、萨摩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的读书人如梦初醒。原来一个被他们认为是区区小国的日本，却战胜了大清帝国。消息传来，群情汹涌。康有为等在北京应试的举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

　　后来担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写有一本日本史，介绍了明治维新的历史，日本原来一直效法中国，维新一词即取自《诗经》中“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从1868年起他们效法西方，短短数十年间就变得强大起来，打败了中国，接着又打败了俄国。

　　中国的士大夫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一样自强，就是因为从19世纪60年代发动的洋务运动，只注重器物层面的改变，而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国体陈旧，吏治腐败，在西方强国的觊觎下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

　　中国的维新运动在地方上是从湖南开始的，也以湖南最为轰轰烈烈，湖南当时被视为中国的长州、萨摩（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两个地方先锋）。

　　“铁门之城”集一时之萃

　　1895年，开明的改革派官员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接着对西方政体有过系统考察的黄遵宪担任湖南按察使，此前京师同文馆毕业、曾参与创办强学会的江标已成为湖南学政，这些开明官员的上任为维新创造了契机。

　　陈宝箴和思想超前的郭嵩焘来往密切，郭晚年闲居长沙时，陈是郭家中的座上宾。陈宝箴的孙子、著名学者陈寅恪曾撰文称，陈宝箴的改革与郭嵩焘的思想一脉相承，受郭影响甚深。

　　首先是湖南省府大员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陈宝箴利用湖南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进行开矿，开拓利源。江标对湖南的书院进行了改革，倡导在考试中革新八股文文风，提倡地理、算学，他还在1897年春天创办旬刊《湘学报》，宣传维新变法。

　　也是在同一年，著名维新人士、浏阳人谭嗣同给浏阳的老师欧阳中鹄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倡导设立算学馆（今在浏阳文庙内），后来在浏阳士绅的支持下，浏阳算学馆成立，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先声。

　　1897年10月，应陈宝箴邀请，在南京担任候补知府的谭嗣同回湖南，襄助新政。谭和他的至交好友、浏阳人唐才常，都是先后创办的报纸《湘学报》、《湘报》的主要作者，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音振聋发聩。

　　著名的湖南绅士、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也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负责一些关键性实际业务的操作，被陈宝箴任命为时务学堂的校长，是该校的实际创办人。

　　熊的身份连接着省府官员和省城缙绅。像当时的著名绅士、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在当时开明风气的影响下，积极改革岳麓书院的课程，增加了算学、外语等西学课程，他还给学生订阅了《时务报》，倾心于维新思想。王等人还创办了湖南历史上第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

　　《时务报》年轻的总编辑、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时年24岁，在这一年秋天，应黄遵宪、熊希龄之邀，从上海来到湖南，让外国人眼中的“铁门之城”堪称集一时之萃。

　　优秀的读书笔记、提问及作文“公诸天下”

　　梁启超是湖南维新的灵魂人物，尽管他在湖南的时间短暂，次年春就因病离开未归，但时务学堂乃至整个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都与其息息相关。

　　由于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对民众思想的钳制，以及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因此近代很多改革开始时，首先都是着手开民智，而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办学校。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10月。梁启超来湖南后，在《湘学报》上撰文称湖南维新要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因此除了时务学堂，还创办了绅士议论于一堂的南学会和课吏馆。

　　梁启超被聘请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上海请来的李维格担任英文总教习。康有为的另外三个学生叶觉迈、韩文举、欧榘甲担任中文分教习，唐才常和杨毓麟也担任中文教习。

　　时务学堂选址在城北一个叫侯家垅的地方，准备在这里建校舍。在学校建成前，暂时租用城内三贵街一个官员留下来的旧宅。

　　陈宝箴在时务学堂招生启示中，规定报考的学生年龄在12到16岁，按地区由全省各地的官绅推荐，经考核合格后入学。开学后先试学三个月，进行一次淘汰。

　　时务学堂课程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溥通学（基础课），一类称为专门学（专业课）。基础课包括经学、诸子学、历史等中国传统的课程；专业课包括法律、数学、物理等课程，初入学的学生先学半年基础课，半年之后，兼学基础课和专业课。

　　读书是时务学堂教学的重要内容。老师给学生开列的书单分为精读和略读。学生每人有两本读书笔记，将读书的心得记在上面，不管是对书中内容的理解，还是对书中内容有不同看法，都可以写上去。

　　读书笔记5天交一次，这本交上去另一本发下来，由老师批阅、计分，计入成绩考核。学校规定，学生每天必须在读书笔记上记两条以上的疑问，提问多且比较有意义的，可以加分。

　　当时时务学堂的老师一心想着变法维新，因此不管是学生受此影响提出的问题，还是老师批阅的内容，很多都与改革清朝的政治制度相关。

　　如学生提问涉及议院，韩文举批阅说：“美国总统犯法，众议院起诉到参议院，参议院审讯后，能够罢免其职务。英国虽是君民共治的国家，但议院也曾废黜过国王。可见尧舜也是推举产生，并非私下接受。”再如学生问到君臣关系，梁启超批阅说：“不光是君主能选择臣子，臣子也能选择君主。”

　　时务学堂考试非常严格。每月一小考，每季度一大考。考试成绩还要张榜公布，同时登报。学生优秀的读书笔记、提问及作文，每季度整理刊刻一次，“公诸天下”。

　　15岁的蔡锷当时也在时务学堂上学，他的文集里还留有当时问答梁启超的内容。

　　老师批语成为谋反罪证

　　由于时务学堂教学内容颇为大胆，学生当年放寒假后回家，把读书笔记给亲友看，很快就流传到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

　　老师们提出的限制皇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在当时，这些都是“欺君之罪”。

　　湖南绅士叶德辉在时务学堂老师的批语后加了一些按语，予以反驳。

　　比如一条老师批语说：“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叶德辉评论说：“此言竟欲易中国跪拜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另一条老师批语说：“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大观也。”叶评论道：“民有权，上无权矣，欲附会六经，六经安有此说？”

　　两派观点碰撞激烈可见一斑。

　　这些批语甚至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之一。湖南的绅士紧张不安，通过北京的御史向慈禧太后告状，将此视为谋反的罪证。湖南绅士曾廉甚至要求处死康有为和梁启超。

　　同时，它们也成了北京的保守派攻击正在皇帝身边协助变法的康有为的口实，令改革和保守两派关系剑拔弩张。

　　下述两次事件最为典型；

　　1898年4月，长沙实学书局将流传到社会上的时务学堂讲义印刷出版。校长熊希龄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避免流传。但不久，长沙叔记新学书局又印刷了讲义出售。陈宝箴得知后非常紧张，要黄遵宪登报声明该讲义是假的，可见惧于保守势力之深。

　　但保守派的攻击并没有停止。曾订阅《时务报》给学生看的王先谦，在1898年6月，要学生给自己写了一封公开信，控诉自从黄遵宪、梁启超来湖南后，打破了原来的“安静世界”，使湘省民心“顿为一变”。

　　随后，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绅士向陈宝箴告状，要求撤换康有为的弟子等时务学堂教师，斥为“康门谬种”。这时梁启超已于年初因病回上海，欧榘甲等3名教习则有意请辞。

　　当年8月上旬，前述绅士发动岳麓、城南、求忠三家书院学生集会，在宣言的草稿中甚至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语，后因熊、唐二人声望好，怕引起公愤才删去。

　　最终，熊希龄被免职，康有为担任分教习的三个弟子去职，谭嗣同、唐才常等相继离开湖南。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谭嗣同喋血北京菜市口。

　　同年11月，时务学堂被迫撤销，改名求实书院。还来不及搬进新校舍，存在了仅一年的时务学堂就宣告终结。

　　参考资料：《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丁平一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著、杨慎之译）、《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广京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集》（周少连主编）、《谭嗣同年谱》（杨廷福著）、《湖南时务学堂略志》（唐才质撰）、《蔡锷集》（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

　　鸣谢：岳麓书院

　　考证

　　时务学堂旧址变迁

　　据湖南省文史馆馆员陈先枢考证，租来的时务学堂校舍，最初是嘉庆年间担任过礼部尚书的长沙人刘权之的住宅，同治光绪年间卖给益阳翰林周桂午（周谷城的祖父），周将其改造为三进四合院式公馆。

　　时务学堂创办时，暂时租用周的公馆作为校舍。时务学堂停办后，周的儿媳把房子租给湘潭人言清华，开了泰豫旅馆。

　　1922年，梁启超应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邀请来湖南讲学。8月30日，梁抵达长沙，第二天专门去寻访时务学堂旧迹。题写了“时务学堂故址 二十六年前讲学处 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 梁启超”的字帖，言老板视为墨宝珍藏。

　　抗战爆发后，言清华的儿子言泽坤将字帖带回湘潭老家，第二年长沙“文夕大火”，旅馆房子被烧，字帖却得以幸免。

　　1946年，湖南省参议员、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买下时务学堂故址的土地，修了天倪堂（纪念其父陈天倪）等建筑，并从湖南大学同班同学言泽坤处买下梁启超的墨宝（今藏岳麓书院）。1949年，陈云章公馆成为策划长沙和平起义的重要场所。

　　公馆如今由陈家后人居住。2004年公布为长沙市重点保护历史旧宅，2010年公布为开福区“不可移动文物”。

　　背景

　　戊戌政变

　　1889年，成年的光绪皇帝亲自打理朝政后，慈禧太后宣布隐退，但实权仍掌握在太后手里。皇帝的老师翁同稣引导皇帝了解西方，启发了皇帝的变革思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朝野呼吁改革的声音日强。翁同稣把推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介绍给光绪皇帝，皇帝采纳康有为的主张，实行变法，加剧了和太后之间的矛盾。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变法措施被废止。

　　政变前皇帝秘密向维新人士求助，谭嗣同试图说服袁世凯支援，未果，反遭告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