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攻总受情头:人民日报“关注社会心态”系列文章

我们应该如何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作家契诃夫有一句名言：“大狗叫，小狗也叫，小狗不会因大狗叫而不叫。”话糙理不糙，那些名人，或者说有话语权的人的声音，容易被听到，而名不见经传，或者即便出声了，也容易被淹没。怎么办？《人民日报》的评论提出，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倾听，确实有必要。正如评论所称，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道理说得很清楚，关键是如何倾听？
首先，应让“沉没的声音”“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赋予这些群体话语权，所谓人微言轻，如果这些群体有了足够的话语权，说话就有分量了，他们的话自然就为人关注了。如今，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启动，其最大亮点就是同票同权——即一人一票，同票同值，此举意义重大。因此，那些沉默的群体如果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才能把声音放大放亮。
另一种是，构建制度平台，让“沉没者”得以有机会、有平台发言。构建制度性平台，让这些人拥有与官员直接对话的机会。或者官员经常深入老百姓之间，多和老百姓交流，那么，“沉没的声音”就会“浮”出水面。
日前，新华社报道了浙江某地级市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公安局局长的三句肺腑感悟：“领导干部不但要善于抓‘大事’，更要善于抓‘小事’”；“做好基层工作，要学会拍群众的‘马屁’”；“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不要单单去找书本、查网络，要第一时间到基层寻求答案”。如果多涌现这样愿意深入基层、愿意拍群众“马屁”的官员，“沉没的声音”自然能“浮”出水面。
除了通过这两种方式让“沉没的声音”“浮”出水面，笔者认为，还要尊重这些“沉没的声音”。倾听只是一方面，听取或者解决老百姓的难题，是另一方面。如果仅是听听而已，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出，倾听的意义就不会很大。正如报道所称，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让老百姓有话说，让每个人都能发声，声音都能嘹亮，这是一件大好事。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说话、发声也许并不难，但是官员愿意不愿意听，能不能听到，听到之后怎么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5月26日
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对于维稳大有好处。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两会会场中代表、委员纵论国是，报纸杂志上不同思想交流探讨，新闻评论跟帖动辄上千条，近2亿网民随时写下140字微博……条条声轨，汇成合奏，呈现这个时代多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和蓬勃活力。
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无效的表达，不是没有表达，更不是不愿表达。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市民带上铺盖卷、排队3天，就是为了能跟领导“说上话”；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公开自己手机号，却因每天上千个电话、上千条短信被迫关机。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
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
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儿子车祸致残，云南父亲欲法院“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幼女身患绝症，湖北母亲参与“跪行救女”网络炒作……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2011年05月19日 07:05:57 　来源： 人民日报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
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
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从追求“高而又高、纯而又纯”的政治理性，到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急速变革的中国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将这种理念的进步落实到层层级级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日益错杂的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疏导，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西方的理性启蒙，面对的主要是基督教会。而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
除非极端个例，激烈的非理性言行背后的逻辑并非无章可循。作为最后的选择，它通常产生于绝无胜算的场合。市场竞争固然是优胜劣汰，但是否必定是赢者通吃一切、输者无处可逃？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究竟该怎样宣泄郁积的情绪？没处说理就骂，骂不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我们绝不鼓励这种弱者的逻辑，却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2011年05月05日
“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你是弱势群体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系列社会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有人说，心理危机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
调整这种心态，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革中的“阵痛”、转型中的“落差”，以主动的自我调节，培育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要追寻普遍弥散在各个阶层的“弱势心态”的心理根源。
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对于这样的“非竞争型弱势化”，有学者这样比喻，好比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和“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对那些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使得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五味杂陈的“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弱势心态”之下，有人破罐子破摔，由暴跳而至暴戾，导致伤害儿童等极端性事件；有人堤内损失堤外补，吃了三聚氰胺的亏就要在天价医疗上找补回来，“上不去”的痛苦就要在“贪起来”的疯狂中舒缓；有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平凡中变得平庸，在失望中陷入绝望。如果说“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我们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其实，公平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公平的“无差别”境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倘若沿着这种思路想问题，即使是在工作和事业上都很强势的人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的不满足、不惬意、不高兴，怨天尤人，抱怨指责。这并非全是客观现实的毛病，也缘于不能正确看待差异而产生的畸形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将培育健康心态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刚性要求之下。
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让人们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让人们的奋斗都获得价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需要个体在自立自强中扬起心灵风帆，更需要社会管理者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
2011年04月28日 06:54:18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焦躁不安”普遍存在 “心态培育”成执政者考题
2011年04月21日 08:30:39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