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配生存手册txt:神奇文化现象(5) 游民文化、帮会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神奇文化现象(5) 游民文化、帮会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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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

上海

宋体

哥们义气

特殊阶层

游民是从农民中分离出的一个特殊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人口增长而土地没有增长，使得一些人占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不断被兼并，无法在这片土地生存的人，就很自然成为了所谓游民。游民就是脱离了宗族和行政管制的那些人。

游民这个群体，在宋代以前是旋生旋灭的，一部分游民找到有多余土地的地方，就在那里耕种下去，娶妻生子，建立新的宗法。大多游民会死在道路上。宋以后，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这种流氓无产者成为了社会常态的特殊阶层组成部分。

学者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书中，对“游民”和“流民”作了区分：流民是天灾人祸导致的群体性迁徙，虽然他们也是在“游”，但是对于群体的每一个体而言，并没有脱离宗法秩序，他们还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流民可以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游民很多，不仅是乡村人向外游，小城镇的人也在向大城市游。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有没有饭吃，明天能否活着，是游民的根本问题。他们在社会处在常规形态时，还能苟且活着，但无法保持温饱，更不可能发展。游民想要得到大的改变，就寄希望于社会的大变动。正像胡传魁所唱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过去我们曾大加赞颂的许多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游民暴动。如唐末黄巢、明末张献忠暴动，都是以游民为主体的，因此它的破坏性极大。张献忠率领的就是一支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游民队伍。据历史记载，张献忠几乎杀光了四川上千万人口，最后朝廷被迫从湖南、湖北迁徙大量人口入川。《水浒》作者就是站在游民的立场上看社会。小说开头写的洪太尉放走妖魔的故事，就是把动乱合理化。

游民有主动进击，勇于夺取的精神。侠客、剑客也有进击精神，但游侠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游民是为了自己挣得一口饭吃。

游民没有资源，他们崇尚武力和实力，只有与相同命运的人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最简单的组织形式是结拜，复杂的是天地会这些秘密帮会。游民永远把组织看得很重要，高于个人利益。这种以游民为主体的下层社会民间组织会党，没有是非观念的意识，不是建设性的力量，他们一旦与地方劣绅或赃官相勾结，就会形成只论亲疏，为了金钱和争地盘可杀人越货，近乎黑社会的帮派组织。类似江湖帮派。

中国传统的帮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最初是作为保护自己，互相援助的封建宗法组织。青帮活动地点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山东、河北等省，轮船、民船和码头工人，都是青帮分子。红帮发展主要在四川和陕甘等省。这种帮会文化讲究内部团结和尊卑有序，讲究哥们义气。以“哥们义气”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把“哥们义气”看得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提倡“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这种帮派组织在历史上是否具有反清反封建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有待商榷。而大辈分的青红帮首领，在江湖上受到小辈分的青红帮徒子徒孙的拥戴和经济上的支持是事实。

在清末和民国初期的上海、天津等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一些帮派头目有的占据着码头，控制着货物交易，成为粮牙、鱼牙等地头蛇；占据剧场、开设妓院，控制娱乐和色情界，成为黑势力和窑主。有的控制着铁路沿线，专门盗窃铁路运输物资；还有的控制着脚行（码头或车站专业搬运组织）或鸦片等毒品交易。他们只要你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从事经营活动，必须向他们“上贡”，交“保护费”，否则他就会组织其手下流氓生事，叫你无法安生。成为为霸一方的黑势力。

如果黑社会成了气候，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以上海的青帮头目黄金荣为例，这个从裱画匠学徒的小童工，不满足于每月不足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他先作捕快，后法租界捕房招聘华捕，他谋了个三等华捕。公开的身份是上海法租界的巡捕。他豢养了一大批打手，经常组织一些流氓、混混儿在知名商场外滋事，扰乱商业秩序，然后请人向商家提出“建议”：可以请黄老板出来平事，在黄金荣出面后，果然再也没有人敢到他的店堂捣乱了，遂使黄金荣的名声大振，直至升为法租界捕房督察长。而后，他与新旧军阀相互勾结，与杜月笙、张啸林等成为上海黑社会的主要首领。

在二十世纪初，横行东北的“绿林”全国闻名。一些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聚啸而起。当时有名的土匪如：冯德麟、杜立三、张景惠、张作霖等打着保护地方社会治安的招牌，组织“保险队”为地主豪绅做保镖，收取保护费。“保险队”的饷银名义上是按“保险区”内地亩摊派，实际上，吃亏的还是穷人，一切摊派最后都转嫁到贫苦老百姓身上。

还有一些城镇混混儿，虽然没有形成团伙，却占地为王，在这片土地上，欺压百姓，如同《水浒》中描写的牛二，会找到任何一个借口捞取钱财。他们好勇斗狠，手段毒辣，从不创造一分钱财富，却以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抢夺财富为荣：你种田，他抢粮；你开店，他收保护费；你上路，他剪径；你办事，他揩油……如每年正月初二，按照汉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敬财神，他便打发人来送来一小束柴草，美其名曰：“送财（柴）水”，然后讨要赏钱。作为普通民众，一方面图个正月吉祥，一方面摄于混混儿的压力，敢怒不敢言，只得违心地交出价值与价格严重悖离的所谓赏钱。这些人勾结官方，依靠官方保护。有些人虽然和官方联系并不紧密，却网罗了一大批流氓，形成了很强的黑社会势力。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共产党宣言》还认为，在中世纪被反动派称许的流氓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同上)。马、恩对这一阶层的认识侧重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和行为特征等三个方面，即“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和“好勇斗狠”、“懒散怠惰”等方面。这是对流氓无产者的基本品质的深刻揭示。

类似于黑社会的青红帮和“绿林”组织，所以能够生存发展，除了政局腐败，一些当局利用这些黑社会组织为自己服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些政府难以用行政权利办的事，便通过这些黑势力解决。黄金荣从清末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经历了北洋政府、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倒翁”。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当国民革命军打败旧军阀，占领上海市后，黄金荣、杜月笙之流按照过去的惯例，前往革命军司令部拜谒李宗仁。李宗仁十分反感，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怎么能与这些社会渣滓为伍，拒绝接见他们。而随从副官则告之，这些人在上海市也算人物，他们主动来拜谒，也不要将相互关系搞得太僵。黑社会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帮会组织对社会的毒害作用是无庸质疑的，实际上已成为健康社会的一个毒瘤。对中国普通百姓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深刻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居民区几乎每天都有家庭之间的纠纷，不仅孩子之间经常打架，家庭之间也纷争不断。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居住条件不好，房屋、院落十分狭小，容易引起利益冲突，最主要的是“不得示弱”的民风在幕后起作用。霸道的住户，常常将院里的公共场地据为己有，或盖起小厨房，或存放一些东西。谁出来制止他，肯定要打一场架。即使是安分守法户，倘若面对邻居的无理“挑战”，总采取退避三舍的态度，就会给邻居造成怯懦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守法户得不到褒奖，却容易成为“强者”欺负的目标。因此，大多数居民面对挑战只能违心地选择针锋相对的做法，也要敢于大打出手，这样才能获得生存的空间。于是家庭间相互对骂、殴斗屡见不鲜。即使你在这次冲突中吃了点亏，也是值得的，因为勇于面对挑战，今后其他人就不敢随便欺负你了。这是典型的码头文化遗风。

这种游民文化或者叫帮会文化对社会的直接危害是：扰乱了社会秩序，对人们的价值观形成了强力冲击。这就是强者为王。强就能生存，就有市场；弱者就被欺凌，就无立身之地。这种亚文化越发达，对社会的破坏力越强。对民风产生的消极影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