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好句: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

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

2011-03-06 12

          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

                  ——在教育名著导读课上的导读语

                            许锡良

    同学们，我们知道，当今世界的潮流是向一个民主的社会迈进的潮流。而且事实上走民主道路的国家也远比走专制道路的国家要多得多。民主的思想价值理念，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流。这是有原因的。这当然是来自民主社会本身的内在活力的结果与其天然的吸引力。在近一百年来，民主的国家不但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多，而且在力量上也是越来越强的。以美国为例，这不仅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世界第一富强的国家，而且其科学技术的发明也是世界第一。仅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就占到世界的一半。自诺奖颁布以来产生了四百多位获奖者，其中有两百多位是来自美国的。美国的强大与其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人虽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人也同时是制度文化及其环境的产物，首先是制度教育下的产物。当然，制度也是人的思想观念的产物。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是与人们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这之间应该是一个互为因果的、交互进行着、相互影响着的一种关系。从事实的结果来推论，应该是好的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固然很重要，但是，科学技术本身还不是一个根本与源头，制度环境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这个好的制度到目前来说就是民主的制度。这并不是制度崇拜，而是有内在的原因的。

   但是，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倒果为因。我们可以说民主的制度产生了强大的生产力，解放了人的思想与创造力。但是，不能够倒过来说，为了富强我们追求民主。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可能会走到一个悖论的死胡同中去。为什么反倒过来就不行呢？因为如果为了追求富强而追求民主，那么，民主就会成为一个追求富强的手段。而民主一旦成为手段，那么民主的内涵就要被异化，因而人也自然容易成为一个外在目的的手段而已。在杜威的观念中民主就是以人的幸福与发展为标准的。这样从民主出发，我们得到的可能就是专制。所以构建民主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本身的幸福与尊严，包括人的才能与天赋的实现和兴趣的实现。最后是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因为要实现个人的价值，我们才去研究社会的。杜威的民主思想的出发点正是研究出一个能够尽量让每个人有平等的尝试机会的社会，能够让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尽量实现的社会。他是从这个愿望出发来寻找一个良好的社会的。

   我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杜威始终没有说过一个社会应该如何来追求富强。相反，他总是在强调个人的兴趣与价值的实现，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契合与和谐。他总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做一个融合的工作。使劳动与闲暇之间能够协调起来，使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之间协调起来，也使人与人之间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生活体，至少也是能够做到和平共处。至于民主是不是能够带社会事业的繁荣、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发达，能不能使科技发展，发明创造增多，创新能力增强，几乎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只是一味地给我们描述一个民主社会应该是如何的，一个民主社会的教育又应该是如何的。杜威也一再强调要重视社会，但是重视社会的出发点其实还是个人的价值的实现，是个人的兴趣与能力是否能够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天赋与素质，我们这个社会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平台与机会。他认为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做到这些，或者说尽量做到这些。如果不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也至少在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发展。杜威认为当时的美国也还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民主的社会，他认为民主是永远都值得去追求的一个社会,而且这样的社会永远是处于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的。从这个观点来看，美国现在的社会也还只是在民主的道路上。但是，他们的方向肯定还是杜威所描述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什么呢？他说：“一个不良的社会对内对外都设置重重障碍，限制自由的往来和经验的交流。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这种社会必须有一种教育，使每个人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有个人兴趣，都有能促进社会的变化而不致引起社会混乱的心理习惯。”（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版，第105页。）这样的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一个社会必须给全体成员以平等和宽厚的条件求得知识的机会。一个流动的社会，有许渠道把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分布出去，这样的社会，必须教育成员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第98页，余同上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富强与发达的社会，只是民主社会的副产品，这也不难理解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号召富强，追求现代化，更不去刻意地追求什么创新，也很少听到他们的总统号召大家要创新，说一番“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之类的话，但是显而易见，他们由于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制度，能够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给他们的兴趣提供平等的尝试机会，而且给他们不断调整、选择的平台，这使得他们的社会的学习能力很强大，每个人都不容易感觉到自己是怀才不遇的。他们由于天地开阔，所以很容易感觉到的反倒是自己的才能与天赋不够用。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么还怕这个社会没有创新能力吗？还怕你的才能没有用武之地吗？

   相比而言，我们几千年来都处于一个封闭的专制社会中。怀才不遇的情况从屈原写《离骚》时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后来唐代的韩愈又写了一篇《马说》,一开篇就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谓说尽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内心的辛酸与痛苦。再到清代末年的诗人龚自珍的诗中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已经道出了我们的这种社会制度的穷途末路。但是，这样的状况一直到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改变过。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中，我们不是少了合格的伯乐而是少了一个适合的制度。我们几乎还是伯乐相马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发现模式。由于伯乐的眼界与作为人的私心的局限性，人总是容易使用对自己有奴性的人，而真正的人才又往往是棱角分明的，富有个性的。真有创新能力的人一定是富有个性的。所以爱因斯坦甚至说创新的首要条件就是保持个性。可见，我们缺乏创新，从来导致没有生命活力首先是制度的结果。我们选择的制度是专制的、封闭的、不允许有个性的制度，我们的文化也是如此。一个贫弱的社会与愚昧落后的社会就是这样造成的。我们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倒果为因，把民主当成追求现代化、追求国家民族富强的手段。如此，我们其实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要从发现个人的价值，引导个人的价值实现，增加个人的幸福感去入手去改造社会，才可能带来一个真正富强的社会。但是，富强不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个人幸福的保障体系才应该是我们去追求的。个人不是少数的个人，而是每一个个人，也不是他们都是在结果上的平等享受，而是在尝试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这里我们首先是要排除歧视与压迫。杜威反复强调：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人，不会比一个人更多，也不会比一个人更少。每个人其实就是代表他自己。他自己的兴趣、愿望和爱好等等，只有他自己是最清楚的。给他一个宽松自由的可以选择的环境，他自己会在一个社会中占据到最适合他的位置上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的社会并不主张伯乐相马的方式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原因。伯乐相马能不能把真正的千里马相出来是一回事，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伯乐相马的后面还有一个危险就是，非常容易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并且在伯乐与被相中的马之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一旦这样的关系形成了，创新其实也就终结了。人们应该在法律的框架规定内自由的追求自己的愿望，充分实现个人的兴趣与价值。这当然不会是立即就产生的，而是作为一个方向来永远都要努力追求的理想。 即使美国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确实是在这点上做得比我们要好得多了。这是必须承认的。

   我们现在还存在着社会中陈旧的三制：干部身份制度、户籍制度及单位制度。当然这些制度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在逐渐被改变。但是，这些东西仍然是与一个民主制度相左的。它仍然在像杜威所说的是在“对内外设置重重障碍，限制自由的往来和经验的交流。”我觉得杜威这些近一百年前的描述正好是说中了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教育从来是离不开社会的。如果你要问一个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其实等于在问一个良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没有良好的社会就没有良好的教育。那种以为一谈政治，一谈社会制度，一谈人的兴趣，就以为远超出了教育学研究的范围的观点，在杜威的思想观点看来是非常浅薄的。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种技术主义、方法主义至上的倾向，并且以为这样才是在敬守专业，我以为这是值得警惕的。中国需要在民主这个问题上重新启蒙。但是谁来启蒙？不再是靠几个少数的精英，而是要靠每个人的觉醒。刘军宁先生说，中国要有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以唤起个人的自觉意识。我对文艺复兴的理解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启蒙，只不过是唤醒个人的自觉意识的方式是通过文艺，而不是完全诉诸理智。而完成这个任务的首先是要维护一个开放的环境。我以为民主的社会在某个意义上说就是开放的社会。对于什么是开放的社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读读英国的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存在一些资料上的问题，因为写于二战初期，又远在新西兰，缺乏相应的资料，但是其思想观点却很有独到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开放政策是对的，加入世贸组织也是对的。我们这个社会只要在开放着，而不是在加大禁区的范围，那么一个和谐的、自由的、可以多元选择的社会就会到来。在启蒙这个问题上的精英主义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

2006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