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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老九”考证
在历史上，知识分子至少有三次被称为老九，而且都是臭的老九。
十三世纪的元朝,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下属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所属的中国人。
上述的等级划分其排序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下属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郑思肖《心史》） 赵翼《陔余丛考》：“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具体说是：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贺祥麟的《西南联大教授礼赞》,记载：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薪水极少，时人谓之“薪水低于舆台（原指古代奴隶，后泛指从事艰苦体力劳动者）”，大中学生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吃香的人是“红五类”：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贫农、下中农。红五类享受各种最好的福利和待遇，包括招工提干当官参军上大学等等。最倒霉的叫做“黑九类”：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最黑的这五类又独立叫黑五类，简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排在黑九类的第九，所以叫“臭老九”。
1971年周恩来指示编写的《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定本第121 页）上有：
“【臭老九】‘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蔑称，有极左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故称。” 2001年修订版，2003年7月北京第58次印刷的《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上对“臭老九”的解说没有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蔑称。有极左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故名。” 可见，在老九前又冠以臭字，这是“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事。原名为“臭知识分子”，又演变为“臭老九”。至于“老九不能走”，则是后来“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啊”，延续发展的结果。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借用了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他所说的“老九”，就是指知识分子。 元朝的“臭老九”还可与官吏工匠娼丐同僚，不过地位相差，文革期间则只能与地、富、反、坏、右这些被批判者苟和了。 时至今日的民俗歌谣不是还有“一等人，是公仆，老婆孩子都享福......十等人，是教员，直向孩子要小钱”的话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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