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人持股:四川作家李永康小小说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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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作家李永康小小说大家谈

2010-04-07 16:33:23 来源: 新华网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评论家说

杨晓敏(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主编,著有《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等)提起小小说领域的李永康先生,或许会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永康是作家、编辑家,当然还是批评家和文学活动组织者。他以这种身兼数职“复合型”的业界角色,多年来活跃在作者和读者的视野里,自然惹人注目。

李永康的小小说创作,其成就有目共睹,三部作品集便是明证。《修壶记》、《十二岁出门远行》、《生命是美丽的》、《红樱桃》、《酒干倘卖呒》等佳作,多被选入各种典藏精华本、小学语文教材和中、高考模拟试卷及考试用书。他的小小说文体意识极强,作品情节完整,叙述节奏好,语言有自己的风格。作品的基调是柔美的、抒情的,注重笔下的感情律动。所选取的题材广泛,能把生活中有触动的物事信手拈来,思索成篇。读《修壶记》你会想到古代寓言中那个给士兵剪掉箭头的外科医生形象。《地球还原公司》、《探监》、《关于小小说的小小说》、《一场将起未起的官司》等,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选材新颖,表现手法别致,结构上又有剑走偏锋的艺术取向。那种流淌在文字内的细腻的逻辑梳理,洋溢着才情毕现的思辩色彩和人文精神。

李永康的小小说文笔简练,讲究语言的张力和多义性,作品的气势如水银泻地,追求沉稳、低调和内敛。他是一个思考型的作家,在广阔生活的想象空间里,用自己的目光聚集人生百态,深化着小说的题外之旨。《英雄》、《老人和鸟》、《二胡的悲剧》等作品,理性和感性的处理并行不悖,擅长吸收其他文体的创作方法,兼顾了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协调统一。所以,他的不少作品体现出的创新意识,均能让我们体味到一种陌生化的新鲜感。

顾建新(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著有《微型小说学》等):李永康的小小说,基本可以分为三种形态:

第一,从散文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创造出一种散文式的小说。如《十二岁出门远行》、《小村人》、《红樱桃》、《生命是美丽的》、《老人和鸟》、《将军树》等。可以看出,这类作品占了他小说中的大多数,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刻意追求。这类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不讲求情节的奇曲,而是注重情感的抒发。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对人或事物有了一种独特的体验,一种人生的感悟,于是,借微型小说这个喷口,喷发了出来。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情节发展的链条,多截取生活的一个断片,或者只是一个场景,表现一种情致,一种心态。读者通过阅读,不是被曲折的事件吸引,而是体味小说中自然流露的那种真挚,那种淳朴,那份深情。

《英雄》中老军人对战友的诚挚怀念,《小村人》中淳朴动人的民风,《二十年之约》里至死不变的情感,让人读了,感慨万千。读者从小说中沛然流露的真情获得审美的愉悦。

另一个特点是精心选取极具感染力的细节来打动读者。

例如《十二岁出门远行》中妈妈从裤裆里扯出一个布袋装钱――这是一个贫困又极小心谨慎的农村妇女特有的行为方式――没有深刻的观察,没有切实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来的。也正是这个很独特的细节,无需更多的语言,人物的心理,个性便跃然纸上。再如“ 我”――一个仅十二的小孩第一次出远门,心中最想的是什么?作者选了三个细节:窝头(没吃的走不动路);爸爸的地址(丢了找不到人);不敢跑(怕的是裤裆里的钱丢了)。这几个细节写出了一个头次出远门的孩子独有的心理状态,让人可感,可见,可亲。

再如《路》中“我”高考落榜后,到砖窑拉土巴的情景,将人物的感觉,心情,动作,作者的旁白议论揉和在一起,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小小说的细节至关重要,它是留给读者强烈印象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的许多作品,之所以缺少生动感人的细节,一是没有深入地观察生活。作家都有深刻的体会:故事可以编造,细节却无法创造。二是囿于篇幅的限制,往往采用概写的方法,结果只能给人浮光掠影的感觉。

第二,用心构架生动,引人入胜的情节。

《绿毛金龟》、《顾直开店》、《娟娟》、《二胡的悲剧》在情节的雕琢上,有一定的特点。

值得很好借鉴的是《二胡的悲剧》这篇小说,我过去就读过、评点过,现在再看,感到十分亲切。说明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运用陡转十分成功。在前半部,做了充分的铺垫和蓄势:先写“梅”:对“我”拉胡琴的知音――从情感的角度,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次写“梅”送“我”急需的二胡――说明“梅”对人的体贴入微;三写“我”因二胡实现了理想――强化二胡的重要性;四写“梅”一直没有给“我”来信――“我”认为是鼓励自己更加努力,实际是为结尾的陡转打下伏笔;五写“我”因为这把二胡获得了特等奖――再次突出二胡的重要意义。在前半部用了这么多的笔墨,使人对“梅”和这把二胡产生强烈的向往――迫切要知道“梅”的下落。结果却是出人意料:“梅”为了我,因一把二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一把含有生命意义的二胡!结尾给读者的惊讶和心灵的震撼是难以诉尽的!

《二胡的悲剧》无疑是永康小说的精品。我希望他今后能多创作这样有深刻内涵,具有揭示人性深度,又构思精巧的作品问世。

第三,具有探索性质的另类小说。

《探监》、《误读》、《关于小小说的小小说》、《一场将起未起的官司》的写法很怪,基本没有情节(有的是由已发表的小说构成情节),主要篇幅是由“我”与读者的对话组成。这种小说的奇特在于,它融和了“访谈录”与某些综艺节目的手法,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它不以故事的引人入胜作为写作的宗旨,而是提供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这类小说具有开放性的特色。

石鸣(青年评论家):李永康在他的文字中构筑了两个互相映衬的情感空间:悲情的空间和温情的空间。这两个空间既是作者笔下人物生活的世界,也是作者向我们提供的审美平台。有了这两个空间的对映,作者不仅顺利地进入了笔下人物的内部,同时也顺利地将冲突引入了读者的内心,使镶嵌于文字中的悲悯情怀在阅读中自然地凸现出来,完成了对温情和关怀的艺术表达。《生活》中“我”设想的王玉梅的命运和其实际命运的对映,《生命是美丽的》中“我”与学生所处的环境和其内心世界的对映,《杀人者》中人心的单纯和复杂、人性中美和丑的对映……,都让作品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对称和张力,让作品在平衡、朴实的结构中有了跳动。不过,这种结构并不是其作品的全部风貌,在对温情和关怀进行直笔表现的同时,李永康也尝试以曲笔来表现。《孤独的夜晚》便是这样的作品。主人公在街头无聊地闲逛,无所事事中,“他”开始恶作剧地拨打一些电话。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写“他”内心的孤独,然而结尾淡淡一句“他不忍心伤害这样的女人”,让主人公的内心跳出了单纯的恶作剧心理而一下立体了。表面看来,这篇小小说似乎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一些乱象,但究其本质,其实还是指向了作者一直追求的人文关怀。从李永康不同时期的小小说作品可以看出,温情和关怀一直是其创作中一个脉络清晰的母题,它们在涂抹人性光辉的同时,也为李永康的创作凿开了一条文字和心灵交汇的溪流。

刘连青(成都微型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红樱桃》是作家的第四部微型小说选集,这本集子除了显示作家广阔、雄厚的生活基础,作品题材直接来源于生活外,同时,让读者更感受到他写作技巧的成熟,艺术含金量更重。他在不断地探索与进步中。人们高兴看到,他的不少作品吸收西方文学成分,如题材形式,主题挖掘等,特别是叙述主体的视角变化:或从小孩眼中看成年人,或从死人眼睛看活人;明明是作家自己写的,却说“这个故事是我向作家提供的”等等,绕了一个圈子,仿佛要避开个人成见求文学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似的,为他的故事叙述增色不少。作家在其中,作家又不在其中,然而,因为一切感受都源于作家的生活体验与认识,读起来就活泼多了。

雪弟(青年评论家、广东某学院讲师,著有《互为关照的镜像》):之所以称李永康是小小说的忠诚实践者,是源于他对这种文体的痴情。李永康说:“我写小小说,是因为此乃是我要做的非同一般之事情中的一件”(见其小小说集《小村人》“代后记”)。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不是抱着“玩”的心态来创作的,他是把小小说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当作他生命里的一种追求。所以,正如罗伟章评价的那样,李永康从不乱写什么。在浮躁之气笼罩着的日益功利化的文学生态中,他则平静地,扎扎实实地写着他钟情的小小说。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呢?《生命是美丽的》、《十二岁出门远行》、《红樱桃》、《老人与鸟》等一批小小说佳作在李永康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那实在是太自然不过了。

作为一种文体的忠诚实践者,李永康在小小说创作上有着强烈的文体意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皆是如此。从内容上讲,李永康多是书写社会和人生中美好的一面,从而去展示人性中的真与善,让人们在关怀和温暖中体味生命的美丽。如《酒干倘卖唔》,它以一个老人近于“神经质”的行为,表现了个体生命的被珍视和被维护;再譬如《红樱桃》,文中那个纯真、无邪的小男孩肯定会在我们的心底挥之不去,因为他就是“真”的象征、“善”的化身;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当然要数《生命是美丽的》,这篇被广为传播的小小说确实是难得的优秀作品。尽管文章的基调有些沉重,但它散发出来的依然是清新俊朗之气。它告诉我们,生命的花朵从不因贫穷而干枯,向着美丽绽放是生命之花的本质所在。类似的作品还有《小村人》、《将军树》、《迟到》等。

李永康为何把笔墨多放在对社会和人生中美好的一面书写上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想,其中一个多少会与文体意识有关。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把小小说比喻成小说森林中的香樟树。意思是说,小小说也有类似于香樟树的功能:散发香味和驱虫效用。由于小小说的受众群体主要是青少年(以中学生为主),所以它应更多地表现真善美,从正面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如果过多传递人性中阴暗的东西,对尚缺少辨别能力的学生来说,很可能会是一种无意的伤害。作为一种文体的忠诚实践者,我想,李永康肯定比笔者更为明白其中的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李永康完全不去表现社会和人生中丑恶的一面,《胡屠夫出书》、《挂历》就是对商人和为官者在金钱和权力下被异化的绝妙讽刺,《地球还原公司》则以大胆夸张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地球被人们的现实利益日益侵蚀深重忧虑。

从形式上讲,李永康的文体意识亦很强烈。综观他的小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来的作品,每一篇字数基本上都控制在1500字左右(现在是被广大作家和读者接受的数字)。虽然从字数上要求一个作家的创作有点荒唐,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在一种文体的建设过程当中,这种对规矩的遵守可以起到示范和导向作用。除了字数控制大体适宜外,李永康的小小说情节完整,在叙述方式上也多采取线性叙述,从而使得故事清晰,有始有终,人物鲜明,阅读起来十分流畅。李永康强烈的文体意识还表现在他决不把小品文、小故事、小笑话等拉入到小小说的队伍中来,他可以汲取这些文体的优长,但决不会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比起那些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把小小说写成小故事、小笑话的人,无疑又让人们对他多了一份敬意。

或许有人会提出,李永康也写过不少具有实验意味的小小说啊,如《探监》、《误读》、《关于小小说的小小说》、《一场将起未起的官司》等。但从整体上说,这些作品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它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李永康对小小说的忠诚实践。恰恰相反,这些文体实验作为对文体的一种有益补充,正好从事物的另一面延续了他对文体的忠诚。

刘海涛(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副院长,著名微型小说理论家,著有《微型小说的规律与技法》等)李永康非常善于使用“小小说的对比构思”。在《沧桑泪》里,是做儿子的“他”与做父亲的“他”在那一句“我说他是瞎子就是瞎子”的核心细节里,展现了那惊人的对比。李永康也喜欢用“重复式构思”。那篇《孤独的夜晚》,三次重复写到拨随意组合的电话,而三个电话的主人与叙述者的对话却无一例外地共同概括了今天带有规律性的生活。在《路》里,李永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写“我”的高考落榜,但在作品的结尾却用“我”办砖厂成功,成为了拥有上千万资产和MBA学位的结局反衬了前三次的高考失败,这种小小说特有的有变化的重复再鲜明不过地提示了“找对自己的成功之路”的深刻底蕴。小小说的文体形式感有相当多是通过这种“对比式构思”和“重复式构思”等特有的小小说构思方式来实现的。

李永康“小小说文体形式感”的凝练,还体现在他活用了一些小小说历史上的经典名篇,并把它们当作展现小小说智慧、揭示小小说文体历史的新方式。《二十世纪末微型小说界一场将起未起的官司》写到了:司玉笙《书法家》里那个只能写好“同意”二字的高局长在20年后退休做了当地的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可笑言行再次令人们捧腹。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的情节在《误读》里有了不可避免的相似的地方和不相似的地方。把一些小小说历史名篇当作小小说创作的部分资源,并进行创造性的想象、机智化的构思,这可以说是李永康小小说“文体形式感”的一种创新性呈现。

至于像《探监》等作品,在叙述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反腐故事时却因采用了虚拟读者的介入方法使得一个熟悉的小说故事和小小说文体变得新奇和陌生起来。《大树》的故事因为从一个死人的视角出之,也使得这篇小小说的人物和故事飘逸起来。上述各种小小说新手法的试验,给了读者一个这样的印象:李永康的小小说常常是用一些经典的、或者新潮的小小说构思方法来处理那些自童年、少年以来以及是成年后的独特的生活真善美的体验,造成了李永康的小小说在“文体形式”上有许多聚焦性凝练和创新性呈现,在表现少年体验上有许多一以贯之,并能形成自己突出的小小说的个性和风格。

张春(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生)改革开放后,从短篇小说里分离出来的小小说正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不论是作家数量、作品质量、评论焦点等各个方面都印证着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崛起。而纵观近三十年的小小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题材方面无所不包的小小说,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关注乡土关注农民的。如在《当代小小说名家珍藏》(三册,2002年版)和《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四卷,2009年版)等小小说作品集中,有关乡土的小小说就占了八成左右。由此可见,在小小说的蓬勃发展过程中,乡土题材是不可回避的永恒话题,体现着作家在物欲横流时代对人文关怀的坚守,昭示着文学生化进程中某些不能移转的关注焦点,凸显着大众文化语境中小小说难得的清醒和独特意蕴。

在众多乡村写实派作家中,李永康用《十二岁出门远行》、《路》、《将军树》、《五奶奶》、《杨子荣》、《娟娟》、《绝招》、《爱我的人已经飞走了》等作品,真实地传达着一份难得的温情,这在普遍以故事或者情节为技巧的小小说叙述中,是极为有创见的。与此同时,他还喜欢在情节自然发展过程中,善于将农村中大量的土语、俚语、熟语、谚语以及特有的语言表达句式融铸进自己的叙述语言中,形成了一种个性鲜明、乡土气息醇烈的叙述文本。如他的《小村人》中对“曹歪嘴”的个人成长的描写,就在乡土本色的语言中塑造着一位被乡人可怜、同情的“曹歪嘴”形象,同时也将勇于担当的村人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李利君(青年评论家):李永康总是寻找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除了干干净净、纯粹的场面描写及以一句引子开头的形态之外,李永康还有很多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沧桑泪》浓缩了两个人生片断;《四代人的姓名》除了人物对话之外,连半句背景、人物关系、事件起因的交待都没有;《那天晚上的夜好长好长》很像一个剧本…李永康是丰富的,他的小说模式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

李永康不像别人那样只是叙述一个好看的故事。可以说,李永康是非常“看得起”情节的。他总是把他最为重要的东西托付给情节。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他仅是一个专心叙述或说描写故事的作家。在他那里,故事只是一个可以意会的东西,李永康内心里流动的其实是另一些更加难以言传、却又让他不吐不快的内容。《修壶记》让人几多无奈!一个阴谋原来是这样一步一步眼睁睁地来到我们面前的。《挂历》又有多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藏在里面!

 

在李永康的意念深处,蛰伏着的不是用通常说的“真善美”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现代理性之光烛照之下的人世情态的“写真集”。这种理性表现在,他发现人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人性受到挤压,理念畸形伸展。我们对这样的生活状态,无法简单地用道德、伦理等评判标准来评说。《挂历》这个尴尬的故事孰对孰错?我们不知道该指责什么。《人之无奈》题目就是无奈的,内容则更加让人不知所措。

李永康的作品还显出深厚的民间生活的功底,突出的表现就是,语言非常的“四川化”。这种四川化的语言主要被运用于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上。在这种语言上浮出的是一个个地方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

独特而丰富的表现方式,鲜明的人物形象,经典的“四川化”语言……这就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作家不必去追求什么奇装异服,借以显示自己作品的现代和先锋,只要他认真地观察、深刻地体味人间炎凉,以最深沉的情怀悲天悯人,他就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显出真正的意义来,获得深层次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