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韶山宾馆预订:《非洲风云》之14：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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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里面，很是有几个抱着为非洲寻找出路的想法的。黑非洲最早独立的加纳的领导人恩克鲁玛，就费尽心思弄出来了一个带着自己名字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这个社会主义理论实在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但是恩克鲁玛坚信，自己就是非洲人民的大救星。1966年加纳政变，正在北京访问的恩克鲁玛给他已经回到英国的前秘书埃里克·鲍威尔发了电报，告知自己一切顺利，相信政变仅仅是帝国主义施展的小伎俩，加纳人民很快就会把自己迎接回国。离开北京，恩克鲁玛被几内亚的总统杜尔收留，居住在科纳克里。恩克鲁玛居住在一栋法国殖民者留下的海边别墅里面，条件还算不错。这时候来拜访恩克鲁玛的人还是很多，有表示尊敬的，当然也少不了谋划协助恩克鲁玛重新上台的。不过恩克鲁玛的埃及妻子和孩子们并不在身边，而是在开罗居住。连续几个月的时间，恩克鲁玛通过几内亚的革命之声电台向加纳人民广播，号召支持自己的民众起来反抗，可惜响应者寥寥。 
恩克鲁玛
重新孤独的恩克鲁玛并没有闲着，忙着为自己重新执政之后做准备，制定一项又一项的宏伟规划，设计以自己为中心的非洲革命，还出了不少关于非洲革命的书籍。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来探访这个老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恩克鲁玛的健康也出了问题。1971年，恩克鲁玛到布加勒斯特接受治疗，1972年4月死于癌症。恩克鲁玛要求把自己的遗体保留，学列宁的样子，如果做不到，也要把自己的骨灰撒遍非洲大地。这个要求也没有实现，1972年8月，恩克鲁玛的遗体运回加纳，被葬在他的家乡，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更是早就被人遗忘了。
恩克鲁玛纪念公园
埃及的纳塞尔同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不过与着眼整个非洲大陆的恩克鲁玛不同，纳塞尔更加关心阿拉伯世界的事情。纳塞尔眼中的社会变革，是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纳塞尔试图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梦想，使得埃及与叙利亚联合成立了联合阿拉伯共和国。不过这个合作并不顺利，在这个联合体存在的三年半的时间里，即使按照纳塞尔的评价，也是充满麻烦的。纳塞尔又派兵介入了也门的内战，不过也门战争的泥潭显然比纳塞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埃及动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得以脱身。纳塞尔与阿拉伯其他国家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在阿拉伯世界中都逐渐被孤立。
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存在于1958～1961年
对纳塞尔最大的打击，当然是1967年与以色列进行的六日战争。这场丢脸的战争以以色列占据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结束，使得纳塞尔备受打击。战争结束后，纳塞尔似乎就失去了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信心。
纳塞尔的社会主义比恩克鲁玛的还要空洞。埃及的权力设置基本上是为了巩固纳塞尔个人的统治而设立的，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埃及既没有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机构，也没有具体的社会主义的实施计划。埃及的工业到的确是得到的发展，达到了国民产值的一半，不过代价却是高额通货膨胀，基础物资短缺，多年不涨工资，高额负债，以及拥挤的城市。纳塞尔的统治并没有为穷人来带多少实惠，发而使得所反对的少数权贵在迅速建立起来的商业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纳塞尔推翻了封建王朝，自己却仍然进行着类似王朝的统治，与社会主义的初衷相反。
无论如何，纳塞尔也是埃及人眼中的英雄
不过这并不影响埃及人民对纳塞尔的爱戴。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纳塞尔提出辞职，被民众挽留。纳塞尔毕竟打破了旧的体制，没收了贵族阶级的财产，赶走了外国人，恢复了埃及的民族自信，毕竟是两千多年来第一个埃及人自己的领袖。对于国内的种种问题，纳塞尔把这些归结到帝国主义、官僚、知识分子的头上，也就得到了民众的理解。纳塞尔自己的生活也令人称道。纳塞尔自己仍然居住在当中校的时候买的房子里面，住在中产住宅区。当然房子经过了几次扩建来满足一个国家元首的需求。纳塞尔也非常重视家庭生活，只要可能，就要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吃午饭，在领导人里面真得非常难得。纳塞尔也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对自己赚钱似乎也没什么兴趣，这些都增加了民众对他的好感，是人民的偶像。纳塞尔患有糖尿病，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身体状况欠佳。1970年，年仅五十二岁的纳塞尔死于心脏病，竟然有四百万人为纳塞尔送葬，在很多埃及人眼里，埃及竟然成了无人照管的孤儿。
第一代领导人里面也有密切保持着与宗主国联系的，代表人物，是塞内加尔的桑格尔。桑格尔继续使用法国顾问，允许法国公司继续保持塞内加尔工商业的主导地位，也保持着法国军队的驻扎。桑格尔反对那些要求赶走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杀死了下金蛋的母鸡。桑格尔坚信法国输入的资本是确保塞内加尔经济良好运行的关键。桑格尔甚至拒绝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的非洲化，即使是政府机构，桑格尔也要求确保只有有足够能力的黑人才能够被提升，不符合要求的，宁可把工作位置留给法国人。所以达喀尔，法国人的人数在独立后比独立之前还多，在非洲是罕见的。而桑格尔个人，每年仍然在巴黎以及妻子的老家诺曼底花费大量时间。
桑格尔
不过虽然有法国人的帮助，塞内加尔的经济仍然不见起色。塞内加尔的外汇收入主要依赖花生的出口，桑格尔执政之初，开始推行农村改革，鼓励农民合作，提高产量。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触及到了控制着花生生产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而这个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非常大，也是维持桑格尔执政的重要政治力量，所以桑格尔不得不中止了这个很有前途的农业改革计划。天气也不帮忙，塞内加尔开始经历了大旱，在1960年代，花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五点五，到了1970年代，又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四；花生油的出口先上升了四点四个半分点，但是随后下降了百分之三点五。在1960年代，法国人最终停止了对塞内加尔的花生的补贴，塞内加尔只能使用低廉的国际市场价格出售产品，使得塞内加尔的外汇收入进一步减少。虽然坚持公务员的执政能力，桑格尔主持的中央政府的效率仍然低下，腐败盛行，也对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经济增长还是有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塞内加尔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每年百分之二点五，不过1960年代塞内加尔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四，1970年代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六，使得经济增长的努力被抵消，实际上，1960年到1979年，塞内加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二。而这段时间内，塞内加尔的外债却越来越多。1970年，塞内加尔的外债是九千八百万美元，到1979年就达到了七点四亿美元，利息就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到1979年，塞内加尔已经严重依赖外国援助，外援已经达到平均每个国民五十六美元的水平，占到了人均收入的八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
塞内加尔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桑格尔依赖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对属于兄弟会的宗教领袖有倾斜政策，提供巨额发展计划换取兄弟会的支持。对于反对派，桑格尔一般采取提供政府高官的方法收买，对于难以收买的学生运动，就动用暴力镇压。到了1976年，桑格尔终于放弃了一党制的做法，开始尝试多党制。不过这个多党制也很有意思。法律仅仅允许三个政党存在，一个是中间路线的桑格尔领导的社会民主路线的政党，另外两个，法律规定一个是走自由和民主路线的，一个是走马列主义路线的。桑格尔认为，政党过多对于国家没有什么好处，会影响政治稳定性。既然目前能够选择的出路只有这么三条，那么有三个政党也就足够了。于是到了1978年大选，塞内加尔就出现了三个政党。桑格尔领导的中间路线的政党仍然保持优势，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和八十二个议席，自由民主派的政党得到了剩余的十八个议席。左派的马列主义政党仅仅赢得了三千张选票，一席未得。
塞内加尔的大清真寺
1980年，七十四岁高龄的桑格尔终于开创了非洲政治的先河，宣布自己辞职，让位给自己选定的继任者，技术官僚迪乌夫Abdou Diouf。于是，桑格尔就成了非洲第一位主动放弃权力的领袖。迪乌夫在1981年宣布实行真正的多党制，不过迪乌夫自己连续赢得了1983年到1998年的大选，2000年大选失利后下台。
迪乌夫
虽然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建树，桑格尔在法语文学方面却拥有极高的声誉。桑格尔早年就对法语文学有很深的造诣，1961年的诗集曾经获得了最佳外国人写的法语作品奖项，曾经被一些法文杂志评为当代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从总统职位退休后，桑格尔迎来了自己文学上的最高荣誉，在1984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成为第一位享有这个荣誉的黑人。法兰西学院只有四十个成员，去世一个才能补充一个，都要求是对法国文学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是法国可以给个人授予的最高荣誉。2001年，九十五岁的桑格尔在法国去世。
桑格尔院士
独立之初，非洲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非常多，不过真正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践的，应该要说是尼雷尔领导下的坦桑尼亚。尼雷尔的行事方法，生活方式，与绝大多数的非洲领导人都截然不同，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真的被认为是非洲的希望。尼雷尔穿着非常简单，对于奢侈的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兴趣，很多演讲，更像是在讲道，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在胡吹。尼雷尔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对于适合非洲的社会主义，有很深入的理论研究，是非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在世界舞台上，尼雷尔也成为了穷人中的穷人的代表，不结盟运动的重要人物，要求变更经济秩序，使得贫穷的非洲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尼雷尔还自己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和裘立斯凯撒，使得斯瓦希里语的读者也可以欣赏到这两部世界名著。非常正面的形象，使得尼雷尔的声望很高，有很多的仰慕者，尼雷尔经营的坦桑尼亚也成为非洲社会主义的榜样，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有力挑战。
尼雷尔
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尼雷尔一个人促成的。尼雷尔的身边并没有一个热心于社会主义的团体，也没有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智库，坦桑尼亚也没有奋起反抗的工人阶级，也没有武装叛乱的农民，民众中也缺乏急切改革的要求。坦桑尼亚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尝试，完全是尼雷尔凭借个人的威望和能力进行的。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尼雷尔并没有急于改革，而是尽力在宣传社会主义的好处。五年后，等到尼雷尔觉得时机成熟了，就迅速开始了社会主义变革1967年2月，尼雷尔突然在党内发布宣言，呼吁国家应该做到自给自足，并要从最底层的农业开始进行发展，强调了国家有权利控制大规模的生产和交换行为，实际上宣布国家将控制主要的经济行为。尼雷尔宣称，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国家号称是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正在逐渐远离人人平等的全民政府的基本目标。这个宣言，被称为阿鲁沙宣言（Arusha），标志坦桑尼亚社会主义变革正式开始。
坦桑尼亚海岸
要求实现自给自足，等于是宣布尽可能的减少外援。在坦桑尼亚，很多部长们，公务员们，不安心制定发展计划，一心等待国际援助，对于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并不热心。尼雷尔非常不满意这个情况，认为虽然坦桑尼亚很穷，但是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外国援助的身上，是不现实的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援助坦桑尼亚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所有资金资源。而接受了外援，同时意味着就要接受援助国的压力，从而丧失坦桑尼亚的独立性。要独立，就要自给自足。一个依赖援助和施舍的政府，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于是，尼雷尔选择的道路，就是从最基础的农业发展开始，降低发展速度，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尼雷尔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援，一些国家急需的大工程的确不是坦桑尼亚的国力可以承担的。最有代表的，就是中国援助兴建的坦赞铁路。不过尼雷尔但是一再强调，援助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补充，而不能是发展的主要力量。
坦赞铁路，东非的经济动脉
坦赞铁路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援建项目
为了实施自己的计划，尼雷尔要求所有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党的领袖，都要成为一个农民，或者工人，绝对不能和任何资本相勾结。尼雷尔严禁政府和党的官员拥有公司股份，不能在私人企业任职，只能接受一份工资收入，不能出租房子。这些官员的福利也被大幅度削减，对于奢侈品的进口，尼雷尔也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尼雷尔认定精英阶层与普通平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是实施社会主义障碍，对于很多国家采取的发展中产阶级的策略，尼雷尔更认为这条道路在坦桑尼亚行不通。
尼雷尔
阿鲁沙宣言之后，坦桑尼亚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所有的私人银行，保险公司，主要的食品加工企业，进出口公司成了第一批国有化的目标；对于剑麻生产、水泥、烟草、啤酒、建筑材料、制鞋等行业，也确定了要达到政府控制大部分生产企业的目标。不久，整个零售业都被国有化，所有的商业建筑，价值超过10万坦桑尼亚先令（六千英镑）的用于出租目的的住宅，也都被收归国有。对于十年以内的建筑，尼雷尔要求政府给与补偿，而对于旧建筑，尼雷尔认定原主人已经收回了投资，拒绝补偿。这个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以经商为主的亚洲人社区。
桑给巴尔
1967年9月，尼雷尔又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农村建设一文，描述了自己关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蓝图。尼雷尔描述了乌贾马运动Ujamaa，相当于农村公社，认为通过在农村建立公社，最终影响其它的社会领域，为整个国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合作，自然是公社的基础。公社内的人们，要共同劳动，共同居住，共同进行市场行为，共同进行社区服务，进行当地的社区建设。公社仍然可以以传统的家庭为基本单位，也可以是通过公社的原则聚集在一起的不同家庭的人。公社要求具有一定的规模，可以使用二十世纪现代的农业耕作方法，也可以满足二十世纪人的基本需求。公社的土地由公社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产品属于大家，成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有共有的商店从外部购得并分配，公社内还有共有的工场，生产一些能力内的建设物资，比如基本的建筑材料。
Ujamma
尼雷尔当然希望通过新的公社的形式，可以达到提高农业产量的目的，通过集体的形式，使得普通农民也可以接触到现代的耕作技术和设备，小规模的种植，将被大规模的集体化农业取代。对于政府，面对数量少了很多的大规模公社，也比面对单个农户少了很多管理，也易于进行道路学校医院供水等等基础设施。在尼雷尔的设想中，公社不仅仅将对公社的所有成员有好处，也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以集体的单位共同劳作，个人按照劳动和基础需求进行分配，余额缴纳税收，并进行再生产。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私有的需求，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房子，甚至牲畜。尼雷尔设想在这样的体制下，虽然不能够保证富裕，但是却可以保证生活可以逐步改善。新增加的每一点财富，都是自己的财富，属于整个集体。
坦桑尼亚乡村
尼雷尔要求公社按照自愿的原则组成，政府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不过，尽管政府大力进行宣传，到1968年，坦桑尼亚仅仅组成了一百八十个农村公社，进度显然令尼雷尔不满意。1969年的总统第一号令，尼雷尔就要求党和政府协助进行农村公社的建设，集中社会全力，以牺牲私人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推动公社。到1973年，公社的数量增加到了五千多个，覆盖两百万人口，占坦桑尼亚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十五。政府仅在成立公社的情况下才进行水利设施建设，修建学校，是很多公社形成的原因。原本生活困苦的农民，对这个公社制度是欢迎的，希望这个集体劳作集体分配的制度，可以确保自己的经济安全，但是与此同时，大多数的农民仍然愿意保留自己的土地。整体情况，与尼雷尔设想的仍然有很大差距。
尼雷尔终于失去了耐心，1973年11月，开始强制在三年内，把所有的农村人口都纳入公社体系。尼雷尔谴责很多民众享受到了政府给予的种种好处，却不愿意做出任何回报，宣布在1976年底，所有农民都要成为公社的一员。这就导致了非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1973年到1977年间，一千一百万人口被重新安置。尼雷尔宣称这种迁移是完全自愿的：没有人们主动配合，依靠坦桑尼亚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人口的安置的。实际上，强制迁移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很多，动用军警强制搬家的事情，也有披露，为了保证迁移走的人口不再回流，很多原有的住房被毁。政府的组织不力也显现出来，很多人被强迫到了新的地方，却发现那里还一无所有。
坦桑尼亚国旗
强制迁徙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1974年到1977年，坦桑尼亚的谷类生产下降了一百万吨，干旱当然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粮食不能自给不足，使得坦桑尼亚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而粮食进口又很快就消耗了为数不多的外汇储备。1975年，坦桑尼亚已经不得不从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寻求援助，同时得到了超过二十万吨的食品援助。立足于实现自给自足的公社化运动，反而使得坦桑尼亚连最基本的生存物资都要依赖援助。尽管如此，公社化仍然在继续。到1979年，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都已经成为公社成员，但是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仅仅贡献了农业产出的百分之五。
达累斯萨拉姆
尼雷尔在其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革也不顺利。国有化了绝大多数企业之后，很快这些国有企业的运作就出了问题，效率低下，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负债累累成了这些国有企业的通病。到1979年，成立的三百多家国有半国有企业中，经营者们按照政府官僚的做法运作，工人们把工作岗位当成了社会福利。1977年，尼雷尔在纪念阿鲁沙宣言十周年的活动中，已经直接抱怨管理者和工人们的懒惰、效率低下。这并没有给这些国有企业的运作带来任何变化。比如除虫菊的管理公司，在1980年花费的管理费用比起全年收购的产品总额还多，剑麻的管理公司的管理费用，甚至超出了剑麻的出口总额。作为代价，政府提供的产品收购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拖欠也非常严重，有的拖欠能够长达一年，严重影响农业的持续性。很多农民被迫在黑市出售产品。整个七十年代，坦桑尼亚的出口作物剑麻，除虫菊，腰果产量都大幅度下降。
坦桑尼亚与中国友谊源远流长，不过也不是所有坦桑尼亚人都喜欢中国。照片摄于08年奥运火炬在坦桑尼亚传递期间。
到1970年代末期，坦桑尼亚的经济已经濒于崩溃。贸易逆差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点，在1980年，出口总额仅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由于处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高峰，石油进口花费了大量的外汇。1972年坦桑尼亚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十用于进口燃料，到1980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1970年，一吨出口的茶叶可以换来六十桶油，而到了1980年，仅能换来四桶半。外汇短缺也影响了企业和农业的运作，由于缺少资金进口必要的零部件，很多工厂和机械、车辆都只能停工。外汇短缺又导致通货膨胀，很多基础生活物资，比如肥皂，糖，植物油等等的短缺促生了黑市，滋生了腐败。在1980年，坦桑尼亚企业的开工水平仅仅达到三分之一，从1979年到1982年，农业也下降了百分之十。从1975年到1983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减半。1981年底，尼雷尔在庆祝独立二十周年的集会中宣布，我们比1972年的时候还要贫穷。
胡锦涛出访坦桑尼亚
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尼雷尔的社会主义信念。虽然尼雷尔承认这个时候的坦桑尼亚既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远没有实现自给自足，但是他坚持政府至少避免了更加恶劣的资本主义，避免了出现富豪阶层。1977年，尼雷尔把社会主义比喻成了免疫，虽然种疫苗的时候不大舒服，但是至少不会得上大病。1982年，尼雷尔承认坦桑尼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本身，绝对不是问题的根源。
不过也要承认坦桑尼亚这些年取得的社会进步。到1980年，坦桑尼亚的小学生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成人识字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四十的乡村有了洁净的自来水，百分之三十都有医院，人均预期寿命，也从独立之初的四十一岁，提高到五十一岁。不过这些成绩，很多都是外援的结果。1970年代，坦桑尼亚实际上是非洲人均接受外援最多的国家，一共得到三十亿美元的援助，主要来自西方。1982年一年，坦桑尼亚就得到了六亿美元的援助。坦桑尼亚终于没有实现自给自足。
尼雷尔在1985年从总统职位上退休，不过仍然保持对执政党的领导到1990年。之后，仍然对坦桑尼亚的政局有巨大的影响力。尼雷尔1999年在伦敦病逝。
并不是所有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声称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肯雅塔领导的肯尼亚就坚定的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肯雅塔的治国政策中，鼓励发展私人企业，鼓励外国人投资，允许高级官员拥有自己的企业。肯雅塔期待出现一个中产阶层，成为经济的支柱力量。这个政策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1964年，肯尼亚新注册的公司里面非洲人的股份仅占到百分之十九，到1973年，这个比例已经升到了百分之四十六。对于缺少资金的农村，肯雅塔也组织了互助会哈拉比Harambee，来进行道路、学校、医院以及水利设施的建设。肯雅塔经常告诫自己的国民，上帝只帮助自助的人。
肯尼亚
独立之前的肯尼亚白人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可耕种土地，土地改革就成了肯雅塔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在英国的帮助下，肯尼亚政府逐步从白人手中赎买土地，到1971年，有一百五十万英亩土地被收购，安置了五十万人口的居住，另有一百六十万英亩出售给了黑人业主，当然其中很多人是政府官员或者相关的人士。从1958年到1968年，小规模农场的产值增加了四倍多，遍及了几乎肯尼亚所有的农业领域，特别是经济作物如咖啡，剑麻，茶叶，园艺花卉等领域，小规模农场的产值已经可以与大规模农场的产值相当，有一部分黑人在经济上受益。十年间，肯尼亚的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超过百分之五。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也可以看到肯尼亚经济改革的成果。摩天大楼渐渐兴起，内罗毕很快就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会议中心，逐渐演变成一个现代化的都市。肯尼亚优秀的自然风光，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秀丽的海滨风情，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成为非洲旅游业的中心之一，为肯尼亚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整个六十年代，肯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年代，则达到百分之六点五。
内罗毕是非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尽管选取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肯雅塔在政治上却毫不放松，坚持一党体制，打击自己的反对者。肯尼亚的独立，与五十年代的毛毛运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肯雅塔虽然被英国人认定是毛毛运动的精神领袖，但是肯雅塔自己却反对毛毛运动的很多做法，曾经公开指责毛毛运动。独立之后，毛毛运动的成员们，除了个别高级人物的一进入政府，普通士兵们并没有得到特殊的好处。这自然就引起了毛毛运动内部不少人的不满，代表人物，就是毛毛运动的领袖卡基亚Bildad Kaggia。卡基亚直接抨击政府官员利用土地改革为自己谋利，实际上是用新型的黑人权贵代替原有的白人权贵，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土地问题，进展缓慢的土地改革对于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对于从白人手上赎买土地的做法，卡基亚认为应该不给与白人任何赔偿，而把土地无偿分给毛毛运动中奋勇战斗的战士们。
卡基亚是肯尼亚议会的议员，也做过肯雅塔的部长，不过卡基亚作为肯尼亚左派力量的核心人物，自己并没有力量给肯雅塔带来多少威胁。真正给肯雅塔带来麻烦的，是肯尼亚的首位副总统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奥金加也是要求没收白人土地进行免费分配政策的支持者，与卡基亚的直接抨击不同，奥金加制定了切实的土地分配政策，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土地政策显然会恶化肯尼亚与西方政府的关系，与肯雅塔的政策背道而驰。1965年，两个人的分歧就已经公开化，曾经在苏联训练过的肯雅塔成了坚定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认定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样不能为肯尼亚带来好处，公开抨击奥金加的做法。1966年，奥金加退出了自己创立的执政党肯尼亚非洲人国民联盟KANU，辞去副总统职务，成立了自己的政党肯尼亚人民联盟KPU。不久，肯雅塔开始清洗党内的左派势力，卡基亚也加入了奥金加的政党。
肯雅塔的核心统治圈子，大都是基库尤Kikuyu人，很多实际上来自肯雅塔的家乡基安布Kiambu。而奥金加来自另外一个肯尼亚的部族卢奥族Luo。奥金加从政伊始，就是从改善卢奥族权益开始的，很快就成为卢奥人的精神领袖。奥金加身边的主要人物，基本上也都来自卢奥族。这就给了肯雅塔批判奥金加的借口：部族主义。奥金加缺少足够的政治资源进行斗争。1969年KPU的一次集会中导致混乱，导致十一人死亡，随后奥金加被捕。监禁两年之后，奥金加被禁止参加所有的政治活动。KPU也被取缔，卡基亚坚持到了1974年，然后再也不问政事。
肯尼亚的民族分布
但是肯雅塔的土地改革的确没有消除社会矛盾。得到土地改革好处的，仅仅是很少数的人。肯尼亚也的确没有足够的土地安置如此众多的人口，而肯尼亚的人口增长率却一直高居不下。1962年肯尼亚有八百万人口，到1978年，人口已经多达一千五百万。没有多少希望的贫民生活，与高官们奢侈的生活相比较，反对肯雅塔的声音依然不断。这一次，领导反对势力的，是一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卡路基J.M. Kariuki。
卡路基
卡路基的政治生涯是在肯雅塔的影响下开始的。1946年，肯雅塔的激情演讲，使得时年十七岁的卡路基开始投身政治生涯。同年，卡路基依靠赌马赢来的钱支付学费，开始继续自己中断了十年的小学教育，最终在1950年代在乌干达念了中学。中学毕业后，卡路基随即参加毛毛运动，1953年被捕，被关押了七年。被释放后，卡路基成为KANU的地区领导，从1963年到1969年都是肯雅塔的私人秘书，可以说与肯雅塔关系紧密。在肯雅塔身边长时间工作，使得卡路基了解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也导致了卡路基与肯雅塔分裂。之后，卡路基开始公开抨击政府的腐败，很快就成为肯尼亚穷人的代言人，在穷人中的声望直追肯雅塔。卡路基并没有直接挑战肯雅塔个人的权威，打着要当肯雅塔的继承人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肯雅塔身边的高官，如何霸占土地，如何窃取财富。卡路基宣称，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不能以几百万人的贫穷为代价的，贫穷必然会催生暴力，动乱。不过卡路基自己也并不干净。卡路基年轻时候的经历，使得卡路基仍然好赌，自己拥有两个农场，拥有赛马，轻型飞机，还有不少好车，甚至也有自己的企业，实际上是肯雅塔腐败政府的直接受益者。尽管如此，卡路基抨击腐败的名声却不受任何影响，其不断爆料的做法，使得其极受普通民众欢迎。
卡路基对于政府的指责，主要是政府腐败，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与东非邻居们关系恶化，以及土地的分配不公。卡路基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肯雅塔，但是肯雅塔的家里人却也成了卡路基的指责目标，特别是比肯雅塔小四十岁的妻子吉那Ngina经营的众多企业，以及肯雅塔当内罗毕市长的女儿马格利特Margaret经营的企业帝国。吉那可以说是肯尼亚最富有的人，涉及种植园，牧场，房地产，旅店业几乎所有在肯尼亚赚钱的行业。特别是，这两个人都从事象牙交易。在肯雅塔的统治期间，肯尼亚的大象数量减半，至少七万头大象为了象牙失去了生命。
肯尼亚风光
渐渐地，卡路基穷人代言人的角色，使其宣传的理念带有了社会主义色彩。卡路基号召推翻现有的社会体制，进行彻底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宣称肯尼亚独立的胜利果实，已经被一小撮腐败的政客和商人窃取，人们没有享受到任何好处。卡路基不需要点名，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谁。在肯尼亚，毛毛运动已经成了不能谈论的话题，但是卡路基却直揭这块伤疤：肯尼亚不需要十个亿万富翁和一千万乞丐。毛毛运动的战士们，在丛林中死去的时候，手上抓着一捧泥土，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是高贵的斗争，能够为自己的人民夺回自己的土地，带来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被自私自利贪婪的人们窃取了！卡路基进一步宣布，再不解决土地问题，肯尼亚就要流血。
肯尼亚人
流血的是卡路基。卡路基越来越左派的言论，使得卡路基成了肯尼亚新权贵们的眼中钉。1975年3月，卡路基的尸体在恩贡山Ngong Hills旅馆门前被发现，手指已经被切掉，眼睛被挖出。针对卡路基谋杀的调查进行了一阵子，线索直指肯雅塔的身边人，随后，调查不了了之。不过普通人民却记住了这个敢于说话的人，直到今天，卡路基也是肯尼亚人眼中的英雄，是反对邪恶力量的代表。
卡路基纪念碑
卡路基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给年迈的肯雅塔找多少麻烦。肯雅塔自己也逐渐远离政治，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的两个农场和自己海边的别墅里面。肯雅塔开始热心宗教，开始热心回忆往事，晚上没完没了地观看舞蹈来打发时间。1978年8月23日，八十四岁高龄的肯雅塔在蒙巴萨去世。
肯雅塔
继承肯雅塔的，是莫伊Daniel Arap Moi，从1967年起就是肯雅塔的副手，肯尼亚的实权人物。肯尼亚的一党制持续到1992年，其间，在1982年，发生过一次空军组织的军事政变，很快就被忠于政府的陆军和警察推翻。多党制架构下，莫伊又赢得了两次大选，到2002年退休。2002年，来自反对党的齐贝吉Mwai Kibaki成为新的总统，终于实现了肯尼亚第一次不同政党的权力交接。
莫伊
现任肯尼亚总统齐贝吉
拉伊拉奥廷加，现任肯尼亚总理，肯尼亚首任副总统奥金加奥廷加的儿子。2007年肯尼亚政治骚乱的主要人物
恩克鲁玛
重新孤独的恩克鲁玛并没有闲着，忙着为自己重新执政之后做准备，制定一项又一项的宏伟规划，设计以自己为中心的非洲革命，还出了不少关于非洲革命的书籍。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来探访这个老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恩克鲁玛的健康也出了问题。1971年，恩克鲁玛到布加勒斯特接受治疗，1972年4月死于癌症。恩克鲁玛要求把自己的遗体保留，学列宁的样子，如果做不到，也要把自己的骨灰撒遍非洲大地。这个要求也没有实现，1972年8月，恩克鲁玛的遗体运回加纳，被葬在他的家乡，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更是早就被人遗忘了。
恩克鲁玛纪念公园
埃及的纳塞尔同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不过与着眼整个非洲大陆的恩克鲁玛不同，纳塞尔更加关心阿拉伯世界的事情。纳塞尔眼中的社会变革，是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纳塞尔试图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梦想，使得埃及与叙利亚联合成立了联合阿拉伯共和国。不过这个合作并不顺利，在这个联合体存在的三年半的时间里，即使按照纳塞尔的评价，也是充满麻烦的。纳塞尔又派兵介入了也门的内战，不过也门战争的泥潭显然比纳塞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埃及动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得以脱身。纳塞尔与阿拉伯其他国家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在阿拉伯世界中都逐渐被孤立。
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存在于1958～1961年
对纳塞尔最大的打击，当然是1967年与以色列进行的六日战争。这场丢脸的战争以以色列占据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结束，使得纳塞尔备受打击。战争结束后，纳塞尔似乎就失去了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信心。
纳塞尔的社会主义比恩克鲁玛的还要空洞。埃及的权力设置基本上是为了巩固纳塞尔个人的统治而设立的，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埃及既没有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机构，也没有具体的社会主义的实施计划。埃及的工业到的确是得到的发展，达到了国民产值的一半，不过代价却是高额通货膨胀，基础物资短缺，多年不涨工资，高额负债，以及拥挤的城市。纳塞尔的统治并没有为穷人来带多少实惠，发而使得所反对的少数权贵在迅速建立起来的商业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纳塞尔推翻了封建王朝，自己却仍然进行着类似王朝的统治，与社会主义的初衷相反。
无论如何，纳塞尔也是埃及人眼中的英雄
不过这并不影响埃及人民对纳塞尔的爱戴。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纳塞尔提出辞职，被民众挽留。纳塞尔毕竟打破了旧的体制，没收了贵族阶级的财产，赶走了外国人，恢复了埃及的民族自信，毕竟是两千多年来第一个埃及人自己的领袖。对于国内的种种问题，纳塞尔把这些归结到帝国主义、官僚、知识分子的头上，也就得到了民众的理解。纳塞尔自己的生活也令人称道。纳塞尔自己仍然居住在当中校的时候买的房子里面，住在中产住宅区。当然房子经过了几次扩建来满足一个国家元首的需求。纳塞尔也非常重视家庭生活，只要可能，就要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吃午饭，在领导人里面真得非常难得。纳塞尔也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对自己赚钱似乎也没什么兴趣，这些都增加了民众对他的好感，是人民的偶像。纳塞尔患有糖尿病，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身体状况欠佳。1970年，年仅五十二岁的纳塞尔死于心脏病，竟然有四百万人为纳塞尔送葬，在很多埃及人眼里，埃及竟然成了无人照管的孤儿。
第一代领导人里面也有密切保持着与宗主国联系的，代表人物，是塞内加尔的桑格尔。桑格尔继续使用法国顾问，允许法国公司继续保持塞内加尔工商业的主导地位，也保持着法国军队的驻扎。桑格尔反对那些要求赶走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杀死了下金蛋的母鸡。桑格尔坚信法国输入的资本是确保塞内加尔经济良好运行的关键。桑格尔甚至拒绝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的非洲化，即使是政府机构，桑格尔也要求确保只有有足够能力的黑人才能够被提升，不符合要求的，宁可把工作位置留给法国人。所以达喀尔，法国人的人数在独立后比独立之前还多，在非洲是罕见的。而桑格尔个人，每年仍然在巴黎以及妻子的老家诺曼底花费大量时间。
桑格尔
不过虽然有法国人的帮助，塞内加尔的经济仍然不见起色。塞内加尔的外汇收入主要依赖花生的出口，桑格尔执政之初，开始推行农村改革，鼓励农民合作，提高产量。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触及到了控制着花生生产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而这个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非常大，也是维持桑格尔执政的重要政治力量，所以桑格尔不得不中止了这个很有前途的农业改革计划。天气也不帮忙，塞内加尔开始经历了大旱，在1960年代，花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五点五，到了1970年代，又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四；花生油的出口先上升了四点四个半分点，但是随后下降了百分之三点五。在1960年代，法国人最终停止了对塞内加尔的花生的补贴，塞内加尔只能使用低廉的国际市场价格出售产品，使得塞内加尔的外汇收入进一步减少。虽然坚持公务员的执政能力，桑格尔主持的中央政府的效率仍然低下，腐败盛行，也对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经济增长还是有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塞内加尔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每年百分之二点五，不过1960年代塞内加尔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四，1970年代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六，使得经济增长的努力被抵消，实际上，1960年到1979年，塞内加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二。而这段时间内，塞内加尔的外债却越来越多。1970年，塞内加尔的外债是九千八百万美元，到1979年就达到了七点四亿美元，利息就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到1979年，塞内加尔已经严重依赖外国援助，外援已经达到平均每个国民五十六美元的水平，占到了人均收入的八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
塞内加尔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桑格尔依赖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对属于兄弟会的宗教领袖有倾斜政策，提供巨额发展计划换取兄弟会的支持。对于反对派，桑格尔一般采取提供政府高官的方法收买，对于难以收买的学生运动，就动用暴力镇压。到了1976年，桑格尔终于放弃了一党制的做法，开始尝试多党制。不过这个多党制也很有意思。法律仅仅允许三个政党存在，一个是中间路线的桑格尔领导的社会民主路线的政党，另外两个，法律规定一个是走自由和民主路线的，一个是走马列主义路线的。桑格尔认为，政党过多对于国家没有什么好处，会影响政治稳定性。既然目前能够选择的出路只有这么三条，那么有三个政党也就足够了。于是到了1978年大选，塞内加尔就出现了三个政党。桑格尔领导的中间路线的政党仍然保持优势，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和八十二个议席，自由民主派的政党得到了剩余的十八个议席。左派的马列主义政党仅仅赢得了三千张选票，一席未得。
塞内加尔的大清真寺
1980年，七十四岁高龄的桑格尔终于开创了非洲政治的先河，宣布自己辞职，让位给自己选定的继任者，技术官僚迪乌夫Abdou Diouf。于是，桑格尔就成了非洲第一位主动放弃权力的领袖。迪乌夫在1981年宣布实行真正的多党制，不过迪乌夫自己连续赢得了1983年到1998年的大选，2000年大选失利后下台。
迪乌夫
虽然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建树，桑格尔在法语文学方面却拥有极高的声誉。桑格尔早年就对法语文学有很深的造诣，1961年的诗集曾经获得了最佳外国人写的法语作品奖项，曾经被一些法文杂志评为当代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从总统职位退休后，桑格尔迎来了自己文学上的最高荣誉，在1984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成为第一位享有这个荣誉的黑人。法兰西学院只有四十个成员，去世一个才能补充一个，都要求是对法国文学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是法国可以给个人授予的最高荣誉。2001年，九十五岁的桑格尔在法国去世。
桑格尔院士
独立之初，非洲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非常多，不过真正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践的，应该要说是尼雷尔领导下的坦桑尼亚。尼雷尔的行事方法，生活方式，与绝大多数的非洲领导人都截然不同，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真的被认为是非洲的希望。尼雷尔穿着非常简单，对于奢侈的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兴趣，很多演讲，更像是在讲道，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在胡吹。尼雷尔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对于适合非洲的社会主义，有很深入的理论研究，是非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在世界舞台上，尼雷尔也成为了穷人中的穷人的代表，不结盟运动的重要人物，要求变更经济秩序，使得贫穷的非洲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尼雷尔还自己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威尼斯商人和裘立斯凯撒，使得斯瓦希里语的读者也可以欣赏到这两部世界名著。非常正面的形象，使得尼雷尔的声望很高，有很多的仰慕者，尼雷尔经营的坦桑尼亚也成为非洲社会主义的榜样，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有力挑战。
尼雷尔
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尼雷尔一个人促成的。尼雷尔的身边并没有一个热心于社会主义的团体，也没有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智库，坦桑尼亚也没有奋起反抗的工人阶级，也没有武装叛乱的农民，民众中也缺乏急切改革的要求。坦桑尼亚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尝试，完全是尼雷尔凭借个人的威望和能力进行的。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尼雷尔并没有急于改革，而是尽力在宣传社会主义的好处。五年后，等到尼雷尔觉得时机成熟了，就迅速开始了社会主义变革1967年2月，尼雷尔突然在党内发布宣言，呼吁国家应该做到自给自足，并要从最底层的农业开始进行发展，强调了国家有权利控制大规模的生产和交换行为，实际上宣布国家将控制主要的经济行为。尼雷尔宣称，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国家号称是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正在逐渐远离人人平等的全民政府的基本目标。这个宣言，被称为阿鲁沙宣言（Arusha），标志坦桑尼亚社会主义变革正式开始。
坦桑尼亚海岸
要求实现自给自足，等于是宣布尽可能的减少外援。在坦桑尼亚，很多部长们，公务员们，不安心制定发展计划，一心等待国际援助，对于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并不热心。尼雷尔非常不满意这个情况，认为虽然坦桑尼亚很穷，但是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外国援助的身上，是不现实的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援助坦桑尼亚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所有资金资源。而接受了外援，同时意味着就要接受援助国的压力，从而丧失坦桑尼亚的独立性。要独立，就要自给自足。一个依赖援助和施舍的政府，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于是，尼雷尔选择的道路，就是从最基础的农业发展开始，降低发展速度，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尼雷尔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援，一些国家急需的大工程的确不是坦桑尼亚的国力可以承担的。最有代表的，就是中国援助兴建的坦赞铁路。不过尼雷尔但是一再强调，援助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补充，而不能是发展的主要力量。
坦赞铁路，东非的经济动脉
坦赞铁路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援建项目
为了实施自己的计划，尼雷尔要求所有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党的领袖，都要成为一个农民，或者工人，绝对不能和任何资本相勾结。尼雷尔严禁政府和党的官员拥有公司股份，不能在私人企业任职，只能接受一份工资收入，不能出租房子。这些官员的福利也被大幅度削减，对于奢侈品的进口，尼雷尔也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尼雷尔认定精英阶层与普通平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是实施社会主义障碍，对于很多国家采取的发展中产阶级的策略，尼雷尔更认为这条道路在坦桑尼亚行不通。
尼雷尔
阿鲁沙宣言之后，坦桑尼亚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所有的私人银行，保险公司，主要的食品加工企业，进出口公司成了第一批国有化的目标；对于剑麻生产、水泥、烟草、啤酒、建筑材料、制鞋等行业，也确定了要达到政府控制大部分生产企业的目标。不久，整个零售业都被国有化，所有的商业建筑，价值超过10万坦桑尼亚先令（六千英镑）的用于出租目的的住宅，也都被收归国有。对于十年以内的建筑，尼雷尔要求政府给与补偿，而对于旧建筑，尼雷尔认定原主人已经收回了投资，拒绝补偿。这个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以经商为主的亚洲人社区。
桑给巴尔
1967年9月，尼雷尔又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农村建设一文，描述了自己关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蓝图。尼雷尔描述了乌贾马运动Ujamaa，相当于农村公社，认为通过在农村建立公社，最终影响其它的社会领域，为整个国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合作，自然是公社的基础。公社内的人们，要共同劳动，共同居住，共同进行市场行为，共同进行社区服务，进行当地的社区建设。公社仍然可以以传统的家庭为基本单位，也可以是通过公社的原则聚集在一起的不同家庭的人。公社要求具有一定的规模，可以使用二十世纪现代的农业耕作方法，也可以满足二十世纪人的基本需求。公社的土地由公社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产品属于大家，成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有共有的商店从外部购得并分配，公社内还有共有的工场，生产一些能力内的建设物资，比如基本的建筑材料。
Ujamma
尼雷尔当然希望通过新的公社的形式，可以达到提高农业产量的目的，通过集体的形式，使得普通农民也可以接触到现代的耕作技术和设备，小规模的种植，将被大规模的集体化农业取代。对于政府，面对数量少了很多的大规模公社，也比面对单个农户少了很多管理，也易于进行道路学校医院供水等等基础设施。在尼雷尔的设想中，公社不仅仅将对公社的所有成员有好处，也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以集体的单位共同劳作，个人按照劳动和基础需求进行分配，余额缴纳税收，并进行再生产。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私有的需求，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房子，甚至牲畜。尼雷尔设想在这样的体制下，虽然不能够保证富裕，但是却可以保证生活可以逐步改善。新增加的每一点财富，都是自己的财富，属于整个集体。
坦桑尼亚乡村
尼雷尔要求公社按照自愿的原则组成，政府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不过，尽管政府大力进行宣传，到1968年，坦桑尼亚仅仅组成了一百八十个农村公社，进度显然令尼雷尔不满意。1969年的总统第一号令，尼雷尔就要求党和政府协助进行农村公社的建设，集中社会全力，以牺牲私人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推动公社。到1973年，公社的数量增加到了五千多个，覆盖两百万人口，占坦桑尼亚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十五。政府仅在成立公社的情况下才进行水利设施建设，修建学校，是很多公社形成的原因。原本生活困苦的农民，对这个公社制度是欢迎的，希望这个集体劳作集体分配的制度，可以确保自己的经济安全，但是与此同时，大多数的农民仍然愿意保留自己的土地。整体情况，与尼雷尔设想的仍然有很大差距。
尼雷尔终于失去了耐心，1973年11月，开始强制在三年内，把所有的农村人口都纳入公社体系。尼雷尔谴责很多民众享受到了政府给予的种种好处，却不愿意做出任何回报，宣布在1976年底，所有农民都要成为公社的一员。这就导致了非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1973年到1977年间，一千一百万人口被重新安置。尼雷尔宣称这种迁移是完全自愿的：没有人们主动配合，依靠坦桑尼亚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人口的安置的。实际上，强制迁移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很多，动用军警强制搬家的事情，也有披露，为了保证迁移走的人口不再回流，很多原有的住房被毁。政府的组织不力也显现出来，很多人被强迫到了新的地方，却发现那里还一无所有。
坦桑尼亚国旗
强制迁徙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1974年到1977年，坦桑尼亚的谷类生产下降了一百万吨，干旱当然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粮食不能自给不足，使得坦桑尼亚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而粮食进口又很快就消耗了为数不多的外汇储备。1975年，坦桑尼亚已经不得不从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寻求援助，同时得到了超过二十万吨的食品援助。立足于实现自给自足的公社化运动，反而使得坦桑尼亚连最基本的生存物资都要依赖援助。尽管如此，公社化仍然在继续。到1979年，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都已经成为公社成员，但是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仅仅贡献了农业产出的百分之五。
达累斯萨拉姆
尼雷尔在其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革也不顺利。国有化了绝大多数企业之后，很快这些国有企业的运作就出了问题，效率低下，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负债累累成了这些国有企业的通病。到1979年，成立的三百多家国有半国有企业中，经营者们按照政府官僚的做法运作，工人们把工作岗位当成了社会福利。1977年，尼雷尔在纪念阿鲁沙宣言十周年的活动中，已经直接抱怨管理者和工人们的懒惰、效率低下。这并没有给这些国有企业的运作带来任何变化。比如除虫菊的管理公司，在1980年花费的管理费用比起全年收购的产品总额还多，剑麻的管理公司的管理费用，甚至超出了剑麻的出口总额。作为代价，政府提供的产品收购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拖欠也非常严重，有的拖欠能够长达一年，严重影响农业的持续性。很多农民被迫在黑市出售产品。整个七十年代，坦桑尼亚的出口作物剑麻，除虫菊，腰果产量都大幅度下降。
坦桑尼亚与中国友谊源远流长，不过也不是所有坦桑尼亚人都喜欢中国。照片摄于08年奥运火炬在坦桑尼亚传递期间。
到1970年代末期，坦桑尼亚的经济已经濒于崩溃。贸易逆差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点，在1980年，出口总额仅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由于处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高峰，石油进口花费了大量的外汇。1972年坦桑尼亚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十用于进口燃料，到1980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1970年，一吨出口的茶叶可以换来六十桶油，而到了1980年，仅能换来四桶半。外汇短缺也影响了企业和农业的运作，由于缺少资金进口必要的零部件，很多工厂和机械、车辆都只能停工。外汇短缺又导致通货膨胀，很多基础生活物资，比如肥皂，糖，植物油等等的短缺促生了黑市，滋生了腐败。在1980年，坦桑尼亚企业的开工水平仅仅达到三分之一，从1979年到1982年，农业也下降了百分之十。从1975年到1983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减半。1981年底，尼雷尔在庆祝独立二十周年的集会中宣布，我们比1972年的时候还要贫穷。
胡锦涛出访坦桑尼亚
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尼雷尔的社会主义信念。虽然尼雷尔承认这个时候的坦桑尼亚既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远没有实现自给自足，但是他坚持政府至少避免了更加恶劣的资本主义，避免了出现富豪阶层。1977年，尼雷尔把社会主义比喻成了免疫，虽然种疫苗的时候不大舒服，但是至少不会得上大病。1982年，尼雷尔承认坦桑尼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本身，绝对不是问题的根源。
不过也要承认坦桑尼亚这些年取得的社会进步。到1980年，坦桑尼亚的小学生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成人识字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四十的乡村有了洁净的自来水，百分之三十都有医院，人均预期寿命，也从独立之初的四十一岁，提高到五十一岁。不过这些成绩，很多都是外援的结果。1970年代，坦桑尼亚实际上是非洲人均接受外援最多的国家，一共得到三十亿美元的援助，主要来自西方。1982年一年，坦桑尼亚就得到了六亿美元的援助。坦桑尼亚终于没有实现自给自足。
尼雷尔在1985年从总统职位上退休，不过仍然保持对执政党的领导到1990年。之后，仍然对坦桑尼亚的政局有巨大的影响力。尼雷尔1999年在伦敦病逝。
并不是所有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声称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肯雅塔领导的肯尼亚就坚定的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肯雅塔的治国政策中，鼓励发展私人企业，鼓励外国人投资，允许高级官员拥有自己的企业。肯雅塔期待出现一个中产阶层，成为经济的支柱力量。这个政策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1964年，肯尼亚新注册的公司里面非洲人的股份仅占到百分之十九，到1973年，这个比例已经升到了百分之四十六。对于缺少资金的农村，肯雅塔也组织了互助会哈拉比Harambee，来进行道路、学校、医院以及水利设施的建设。肯雅塔经常告诫自己的国民，上帝只帮助自助的人。
肯尼亚
独立之前的肯尼亚白人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可耕种土地，土地改革就成了肯雅塔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在英国的帮助下，肯尼亚政府逐步从白人手中赎买土地，到1971年，有一百五十万英亩土地被收购，安置了五十万人口的居住，另有一百六十万英亩出售给了黑人业主，当然其中很多人是政府官员或者相关的人士。从1958年到1968年，小规模农场的产值增加了四倍多，遍及了几乎肯尼亚所有的农业领域，特别是经济作物如咖啡，剑麻，茶叶，园艺花卉等领域，小规模农场的产值已经可以与大规模农场的产值相当，有一部分黑人在经济上受益。十年间，肯尼亚的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超过百分之五。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也可以看到肯尼亚经济改革的成果。摩天大楼渐渐兴起，内罗毕很快就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会议中心，逐渐演变成一个现代化的都市。肯尼亚优秀的自然风光，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秀丽的海滨风情，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成为非洲旅游业的中心之一，为肯尼亚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整个六十年代，肯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年代，则达到百分之六点五。
内罗毕是非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尽管选取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肯雅塔在政治上却毫不放松，坚持一党体制，打击自己的反对者。肯尼亚的独立，与五十年代的毛毛运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肯雅塔虽然被英国人认定是毛毛运动的精神领袖，但是肯雅塔自己却反对毛毛运动的很多做法，曾经公开指责毛毛运动。独立之后，毛毛运动的成员们，除了个别高级人物的一进入政府，普通士兵们并没有得到特殊的好处。这自然就引起了毛毛运动内部不少人的不满，代表人物，就是毛毛运动的领袖卡基亚Bildad Kaggia。卡基亚直接抨击政府官员利用土地改革为自己谋利，实际上是用新型的黑人权贵代替原有的白人权贵，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土地问题，进展缓慢的土地改革对于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对于从白人手上赎买土地的做法，卡基亚认为应该不给与白人任何赔偿，而把土地无偿分给毛毛运动中奋勇战斗的战士们。
卡基亚是肯尼亚议会的议员，也做过肯雅塔的部长，不过卡基亚作为肯尼亚左派力量的核心人物，自己并没有力量给肯雅塔带来多少威胁。真正给肯雅塔带来麻烦的，是肯尼亚的首位副总统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奥金加也是要求没收白人土地进行免费分配政策的支持者，与卡基亚的直接抨击不同，奥金加制定了切实的土地分配政策，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土地政策显然会恶化肯尼亚与西方政府的关系，与肯雅塔的政策背道而驰。1965年，两个人的分歧就已经公开化，曾经在苏联训练过的肯雅塔成了坚定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认定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样不能为肯尼亚带来好处，公开抨击奥金加的做法。1966年，奥金加退出了自己创立的执政党肯尼亚非洲人国民联盟KANU，辞去副总统职务，成立了自己的政党肯尼亚人民联盟KPU。不久，肯雅塔开始清洗党内的左派势力，卡基亚也加入了奥金加的政党。
肯雅塔的核心统治圈子，大都是基库尤Kikuyu人，很多实际上来自肯雅塔的家乡基安布Kiambu。而奥金加来自另外一个肯尼亚的部族卢奥族Luo。奥金加从政伊始，就是从改善卢奥族权益开始的，很快就成为卢奥人的精神领袖。奥金加身边的主要人物，基本上也都来自卢奥族。这就给了肯雅塔批判奥金加的借口：部族主义。奥金加缺少足够的政治资源进行斗争。1969年KPU的一次集会中导致混乱，导致十一人死亡，随后奥金加被捕。监禁两年之后，奥金加被禁止参加所有的政治活动。KPU也被取缔，卡基亚坚持到了1974年，然后再也不问政事。
肯尼亚的民族分布
但是肯雅塔的土地改革的确没有消除社会矛盾。得到土地改革好处的，仅仅是很少数的人。肯尼亚也的确没有足够的土地安置如此众多的人口，而肯尼亚的人口增长率却一直高居不下。1962年肯尼亚有八百万人口，到1978年，人口已经多达一千五百万。没有多少希望的贫民生活，与高官们奢侈的生活相比较，反对肯雅塔的声音依然不断。这一次，领导反对势力的，是一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卡路基J.M. Kariuki。
卡路基
卡路基的政治生涯是在肯雅塔的影响下开始的。1946年，肯雅塔的激情演讲，使得时年十七岁的卡路基开始投身政治生涯。同年，卡路基依靠赌马赢来的钱支付学费，开始继续自己中断了十年的小学教育，最终在1950年代在乌干达念了中学。中学毕业后，卡路基随即参加毛毛运动，1953年被捕，被关押了七年。被释放后，卡路基成为KANU的地区领导，从1963年到1969年都是肯雅塔的私人秘书，可以说与肯雅塔关系紧密。在肯雅塔身边长时间工作，使得卡路基了解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也导致了卡路基与肯雅塔分裂。之后，卡路基开始公开抨击政府的腐败，很快就成为肯尼亚穷人的代言人，在穷人中的声望直追肯雅塔。卡路基并没有直接挑战肯雅塔个人的权威，打着要当肯雅塔的继承人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肯雅塔身边的高官，如何霸占土地，如何窃取财富。卡路基宣称，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不能以几百万人的贫穷为代价的，贫穷必然会催生暴力，动乱。不过卡路基自己也并不干净。卡路基年轻时候的经历，使得卡路基仍然好赌，自己拥有两个农场，拥有赛马，轻型飞机，还有不少好车，甚至也有自己的企业，实际上是肯雅塔腐败政府的直接受益者。尽管如此，卡路基抨击腐败的名声却不受任何影响，其不断爆料的做法，使得其极受普通民众欢迎。
卡路基对于政府的指责，主要是政府腐败，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与东非邻居们关系恶化，以及土地的分配不公。卡路基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肯雅塔，但是肯雅塔的家里人却也成了卡路基的指责目标，特别是比肯雅塔小四十岁的妻子吉那Ngina经营的众多企业，以及肯雅塔当内罗毕市长的女儿马格利特Margaret经营的企业帝国。吉那可以说是肯尼亚最富有的人，涉及种植园，牧场，房地产，旅店业几乎所有在肯尼亚赚钱的行业。特别是，这两个人都从事象牙交易。在肯雅塔的统治期间，肯尼亚的大象数量减半，至少七万头大象为了象牙失去了生命。
肯尼亚风光
渐渐地，卡路基穷人代言人的角色，使其宣传的理念带有了社会主义色彩。卡路基号召推翻现有的社会体制，进行彻底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宣称肯尼亚独立的胜利果实，已经被一小撮腐败的政客和商人窃取，人们没有享受到任何好处。卡路基不需要点名，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谁。在肯尼亚，毛毛运动已经成了不能谈论的话题，但是卡路基却直揭这块伤疤：肯尼亚不需要十个亿万富翁和一千万乞丐。毛毛运动的战士们，在丛林中死去的时候，手上抓着一捧泥土，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是高贵的斗争，能够为自己的人民夺回自己的土地，带来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被自私自利贪婪的人们窃取了！卡路基进一步宣布，再不解决土地问题，肯尼亚就要流血。
肯尼亚人
流血的是卡路基。卡路基越来越左派的言论，使得卡路基成了肯尼亚新权贵们的眼中钉。1975年3月，卡路基的尸体在恩贡山Ngong Hills旅馆门前被发现，手指已经被切掉，眼睛被挖出。针对卡路基谋杀的调查进行了一阵子，线索直指肯雅塔的身边人，随后，调查不了了之。不过普通人民却记住了这个敢于说话的人，直到今天，卡路基也是肯尼亚人眼中的英雄，是反对邪恶力量的代表。
卡路基纪念碑
卡路基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给年迈的肯雅塔找多少麻烦。肯雅塔自己也逐渐远离政治，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的两个农场和自己海边的别墅里面。肯雅塔开始热心宗教，开始热心回忆往事，晚上没完没了地观看舞蹈来打发时间。1978年8月23日，八十四岁高龄的肯雅塔在蒙巴萨去世。
肯雅塔
继承肯雅塔的，是莫伊Daniel Arap Moi，从1967年起就是肯雅塔的副手，肯尼亚的实权人物。肯尼亚的一党制持续到1992年，其间，在1982年，发生过一次空军组织的军事政变，很快就被忠于政府的陆军和警察推翻。多党制架构下，莫伊又赢得了两次大选，到2002年退休。2002年，来自反对党的齐贝吉Mwai Kibaki成为新的总统，终于实现了肯尼亚第一次不同政党的权力交接。
莫伊
现任肯尼亚总统齐贝吉
拉伊拉奥廷加，现任肯尼亚总理，肯尼亚首任副总统奥金加奥廷加的儿子。2007年肯尼亚政治骚乱的主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