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划痕处理得多少钱:古代和近代的地缘政治观点---索尔·柯恩教授 [美]

古代和近代的地缘政治观点 索尔·柯恩教授 [美] [出自《军事战略》] 1986 分析的基本内容 古人的地缘政治观点 早期的全球地缘政治观点 陆权学派 德国的地缘政治 海权学派 空权学派 文化基础学派 麦金德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 　　索尔·伯纳德·科恩系美国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纽约州弗洛兴昆士学院院长。1952年以来，他在波士顿大学讲授地理学，在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任教并负责行政事务，在以色列几所学院任地理学客座教授。他还在美国教育局任过职，并代表美国参加过国际地理会议。他于1973年编辑了《牛津地界地图》，写了《分裂世界中的地理与政治》、《美国地理学中的问题与趋向》、《对环境的体验》、《资源和人类的道路系统》和《未分裂的耶路撒冷》。 —— 译者按
分析的基本内容 　　地缘政治分析之实质问题是国际政治大国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缘政治观点随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的性质的认识而改变。对后一点，麦金德写道：“各个世纪都有自己的地理观点。至今，我们对地理现实的看法仍由于实用的目的而受以往成见的影响。” 　　在本世纪，我们对地理环境亦即地理“现实”的看法是一种关于陆地分布与运动方式变化的观点的混合物。在十九世纪，对地理环境的流行观点是大陆分布说。最初，气候和地区地貌是这种观点的基本内容。目前的看法是认为明天的地理 “现实”将比以往更重视人口分布和天然资源的补充。 　　地缘政治分析的目的何在？哈罗德·斯普劳特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认为，提出这方面的假说“可以为深入进行研究或制定政策和进行宣传的目的服务；不论作者宣称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地缘政治著作）总是为了达到这两种目的。” 我们可以用现代一些比较客观的地理著作以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但是，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古代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吧。他认为希腊所处的温带地理位置使它得以统治北方和南方的民族。 　　我们承认斯普劳特兄妹的观察是正确的，只是补充一点：只要地缘政治分析家不有意歪曲他所看到的地理环境，不企图充当一个实证主义科学家，他就能圆满地实现这一双重目的。 　　地缘政治分析有两个主要内容：（1）阐述地理环境与政治大国的关系；（2）列出包括相互作用的许多个政治实力单位的空间结构。进行这种分析今天比过去更困难。由于大国集团存在着各种等级的空间重叠，由于经常发生政治组合，很难合理地明确划分全球的政治范围。而且，政治实力的运用主要是由于个人的胆略或民族的精神，而不是文化或自然环境造成的结果。 　　过去，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比较容易。直到十九世纪，主要大国集团都是以欧洲为基地的帝国主义联合体。世界实力中心位于一个不大的区域——欧洲和地中海外围的陆地。三千多年以来，这一实力的焦点都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波斯西部、希腊、迦太基、罗马、拜占庭．巴格达、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和德国。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世界”，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的居民能首先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所在的地区，然后向地球上自然条件较差的部分扩张，利用那里特有的资源为本国谋利。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谈到的雅典，波利比阿谈到的罗马，还是教皇亚历山大四世谈到的伊比利亚，“关系重大的世界”都是由地中海沿岸和北大西洋东部沿岸各地组成的。 　　然而，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发生了一个变化。某些分析家认为“关系重大的世界”这时已扩大到包括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的整个北半球大陆。另一些人则认为，世界实力正在向这个地带的大陆部分，即北美和俄国转移。 　　例如，詹姆士·费格里夫用“举足轻重的世界”来形容位置和能源的分布曾提供头等实力的那些地区。费格里夫指出， “世界历史主要是30度和60度之间的国家的历史，这一区域的各民族一直领导着世界。”在这两个纬度之间，美国、欧洲（包括俄国）和中国相互间由海路陆路联结起来，构成了费格里夫所说的“举足轻重的世界”。有意思的是，费格里夫1915年在写到未来的可能性时，曾提出两条回归线之间的地区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因为越接近赤道，节约能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今天，我们更不能相信地球的任何一个部分（尤其是“北温带”）具有能垄断世界权力的人力物力优势了。在世界权力的形成过程中，人口和民族意志这些因素正在取得与地理位置、气候和资源布局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巴西已成为追求世界权力的国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哪位分析家认为这些国家缺少必要的地理环境，不能与现有的实力大国相竞争，那他就会被指责为宿命论者。 　　地缘政治分析的第二个方面——将世界区分为大国集团——更为复杂，因为大国利益在空间上重叠，大国关系又都带有等级色彩。由于交通的便利克服了以往由距离带来的许多限制，西柏林和古巴才能够作为互相冲突的大国集团的飞地，而泰国和北越也才可以属于不同的集团。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还能说有什么“关系重大的世界”和 “无足轻重的世界”吗？我们还能认为地球上某些部分注定要继续保持在大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或作为受大国影响的地区吗？ 　　我们的回答是，“否”。我们相信，地缘政治分析仍然有效。地理位置以及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继续使地球的某些部分居于统治地位。如果较弱的和受压迫的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开始产生相当的影响，那不是因为它们有实力，而是因为在北大西洋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或在美国与大陆中国之间出现了僵局，使弱国有机会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但是当大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问题只能靠它们自己来解决时，滥用这种机会就要给弱国带来不良后果。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苏联在其他国家对匈牙利和捷克事件的敏感反应方面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恢复大气层核试验所持的态度。当苏联断定它能以不得人心的手段最好地谋求国家利益时，它就这么干了，而完全不顾别的国家会说些什么。至于它在宣传上遭到的“失败”是否会成为它在东西方冲突中的一个真正的不利条件，是值得怀疑的。苏联在匈牙利和捷克事件中遭到了宣传上的“失败”。1956年苏伊士战争中，美国采取了反英、法、以色列的姿态，在阿拉伯人中赢得了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和失败只是影响了大国之间的关系而已。 　　我们之所以不愿使用“关系重大的世界”这样的词汇，是由于东西方的僵持局面使双方在运用自己的实力时迟疑不决。然而，这并不能排除一个事实，即它们确实具有运用这种实力的能力，而许多国家却没这种能力。 　　当然，弱国能够利用国际僵局发挥远远超出它们实力的政治作用。这一点在政治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我们愿意将世界的划分改为“具有直接实力的世界”和“具有间接实力的世界”。主要大国是能够按自己的意志采取国际行动的国家，而弱国只有在大国为它提供机会时才能采取行动。 　　用这种观点看世界，就能在政治上促持清醒的头脑。没有这种观点，我们西方国家就有丧失分辨轻重主次能力的危险。如果我们以为，在实力斗争中，地球上每个部分都同等重要，我们就会在争取全球实力平衡的斗争中在经济、精神和军事上弄得精疲力竭。
古人的地缘政治观点 　　用来解释地球上的政治划分或合理说明现存格局的改变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旧约圣经一样古老。当亚伯兰和罗特由埃及回来，发现迦南地区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羊群、畜群和帐篷时，他们便同意将土地瓜分。 　　划分的基础是要有水源。罗特选择了水源充足的约旦河谷，它的自然条件与尼罗河谷很相似。亚伯兰选择了多草的迦南丘陵地。 　　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各民族在文化上和技术上的差异扩大了。有的成为精于灌溉的农民，有的饲养马匹或冶炼铁器，有的利用当地资源谋生。另一些人则为严酷的环境所驱使，把征服土地作为一种生存的手段。不管他们因何种原因而获得实力，强者总能以他们的政治军事优势压服弱者，因为思想、人力、资源的流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一部分人取得的进步不能很快地被另一部分人所掌握。 　　起初，地缘政治观点在地理环境的范围和性质上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将迦南地区划分为约旦河谷绿洲和西巴勒斯坦丘陵地，这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象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河谷都是天然的单位，对它进行统一控制是地缘政治的主要目的。其邻接的陆地如沙漠或丘陵被认为是独立的地区。这些地区从好处看，可以看作抵御侵略的屏障，从坏处看，可以看作好战的入侵者的发源地。 　　在这一时期，当人们开始寻找更广阔的地缘政治领域时，并未想到要把河谷、沙漠、山地结合成一个互相补充的单位。人们谋求的是把不同的河谷及其分水岭合成一个地缘政治区域，以便得到一大片地貌相同的土地。因此，三四千年前；中东统治者渴望把尼罗河流域与肥沃的新月地带，由底比斯到乌尔联成一片。这个统一空间的环境是可灌溉的低地农业区，陆地（肥沃的新月地砸）为主．海区（地中海东部各港口和克里特岛）为辅，二者连接在一起。而沙漠和山区则继续作为性质截然不同的独立的地缘政治单位存在。埃及法老在与阿那托正亚赫梯人的国王们不断交战时，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后者赶出叙利亚边境，而不是要进入阿那托里亚高原，将该高原并人自己的帝国。 　　希腊人在按地缘政治划分世界时，是以物理因素为基础的。公元前六世纪的海卡特在地图上将世界分为两部分：欧洲部分（包括西伯利亚）和亚非部分。这种划分的基础是气候。欧洲代表北方寒冷地区，亚非代表南方温暖地区。更适于居住的亚非地区被认为是主要实力地区。一个世纪后，帕米尼德建议把世界分成五个温度区，一个热带，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亚里士多德根据帕米尼德的温度区，声称居住在温带的希腊人在实力上居于优势。这种视野更为宽广的观点对地理环境的看法超出了陆地联合的范畴。不过，希腊人仍然用陆地特点的差异来说明局部地区的政治划分。例如，修西底德就把阿提喀的兴起说成是不受入侵的结果。阿提喀的优点在于它土地贫瘠，引不起外来人的兴趣，因而可以作为一个安全地带。修西底德将它与希腊的富饶地区相比，后者不断发生冲突，因为它有吸引力。 　　不久，除气候外，人们又把各大洲的陆地算成地缘政治环境的基本内容。希腊人波利比阿认为，亚洲大陆限制了波斯帝国的边疆。他说，“每当他们（波斯人）越出了地洲边界，他们就会发现，不仅他们的帝国，而且他们本身的生存都陷入了危机。” 　　罗马地理学家斯特雷波对世界的看法是以大陆为着眼点、以欧洲为中心的。他把全球分成几个四边形地区，并把有人居住的地面放到其中的一个四边形之中。这块地面看起来象是士兵的一件斗篷，位于一个平行四边形内，周围有水环绕。这种有人居住的地面由三部分组成，即欧洲、利比亚和亚洲，其形状依海湾形状的不同而不同。斯特雷波认为欧洲大陆是“最能提高人类智力和社会地位的地区”。从下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斯特雷波也从地缘政治上谈到了关系重大的世界：“现在的地理学家除自己居住的陆地外不应再注意其他的什么地面，这块地面有一定边界（由赫尔克里士的圆柱大殿到东大洋的孟加拉湾，由伊尔纳（爱尔兰）到西纳蒙（锡兰）的原野）。”“那些以无人居住的区域为界的国家……不能引起地理学家的兴趣”。“熟悉这些边远地区和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对现实任何政治目的都没有用处；尤其是一些岛国，它的居民既不能妨碍我们，也不能以通商使我们得益。” 　　有人居住的地区不止一个，因此存在着多个实力中心，这一点斯特雷波或大多数早期希腊作家都没有考虑到。然而，柏拉图提出了“被遗忘的大陆”这个新概念。在《共和国》一书中，他设想了一个理想国家。这个国家强大得足以击退任何国家的侵略，它位于一个新的大陆——阿特兰提斯。后来，罗马人梅拉则断定南温带可以居住，并且无疑已有人居住。虽然古代人一直在传说有一个“澳大利亚大地”，但这种说法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欧洲大陆主宰论者的信心和决心。 　　如果说古代希腊人和早期罗马人把有人居住的世界看作岛屿，托勒密则使岛屿在北方、南方、东方都消失了，成为“未知地域”，他认为连续的海洋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关干运动问题，古典地理学家的想法是很单一的，他们或者将水域或者将地形看作障碍。公元谕五世纪，希罗多德将亚洲分成几个“活动区”（半岛式的陆地），以周围的水域为界。而斯特雷波则宁愿使用陆地边界，例如他用苏伊士地峡把利比亚与亚洲分，用托鲁斯山把欧洲与亚洲分开。然而，老普林尼在提出独特的罗马世界地缘政治图时，却使用了一组运动路线——大道和航海线——来标示帝国版图。他指出，随着罗马道路系统的发展，罗马扩大了它对地中海周围各个方向的地区的影响。有些道路的终端被河流所阻，如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罗马道路系统的终端构成在国的外围边界。但是，围绕着罗马核心还有另一个（内）坏——地中海完全控制地中海使罗马有了一个统一的、以海洋为基地的、开放的内部核心。 　　早期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观点十分接近古希腊和罗马的地缘政治思想。他们认为：只有地球的北部有人居住，北部又位于一个广阔的无人居住区的中心，广阔的无人居住区四周则被连续的海洋所环绕。大陆结构论被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广泛接受。他们把亚非大陆看作一个单位，把欧洲看作在直布罗陀和马尔马拉海岸处有水域屏护的另一个单位。伊斯兰地理学家对区域地理学、描述地理学和天文制图地理学感兴趣。区域地理学强调具体国家，主要是伊斯兰世界各国的政治地理。地中海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加强了大陆地缘政治论的论点。只有西班牙是个例外；摩尔人的西班牙的大部分历史在政治上乃至思想上与其余伊斯兰世界很少有共同之处。 　　十四－十五世纪葡萄牙人绕非洲航行，可能是打破基督教欧洲－穆斯林亚洲的大陆地缘政治观点的最早尝试。葡萄牙人的野心是利用海洋取得非洲和印度的财富，并从东非和印度洋包围穆斯林中东。这是一个摆脱了大陆思想束缚的新战略。这种战略来源于早期希腊人关于可居住世界具有岛屿性质的思想，来源于地理“发现”的成果。当欧洲的民族国家在联结大洋区的竞赛中夺取关键岛屿和海岸领地、着手建立殖民帝国时，这种观点即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战略思想。
早期的全球地缘政治观点 　　随着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人们试图为地理环境找出一个基础方案和统一的说法。伊麦努尔·康德相信，根据事物的本质是能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际性国家”的。康德是欧洲中心论者。他认为，由于各国相互征服的愿望太强，在欧洲无法实现实力的平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由国家组成的和睦的欧洲联邦可以促成全球的和平。 　　虽然康德哲学除全球统一外（即大一统的国际性国家），不承认其他形式的统一，但现代地理学的创立者却主张在全球统一的哲学体系范畴内实行地区主义。地区主义立足于不同的地理条件。这种观点具有国际政治或战略意义，成了现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 　　当代关于地球的地缘政治观点分析了陆地和海洋的布局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线。例如，有一种观点把欧亚和非洲看作中心，这一地区占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在这块广阔陆地的四周是面积等于全部陆地而积三倍的海洋。这又是一种明显的“世界岛”的观点，它以地球上最大的陆地为中心。另一种观点以北半球即欧亚大陆、北非、北美和中美为中心。它包括全球陆地的百分之六十，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一全球观点的核心是联结北美和欧亚大陆的空间和洋面。还有其他一些全球观点。比如有一种观点把大西洋看作中心，而把与其邻接的南北美洲、欧洲和非洲看作地球上的关键大陆。 　　根据这些关于地球划分方式的不同观点，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战略理论。一种认为控制了欧亚大陆心脏即是统治了世界。另一种认为控制了亚洲周边的那些半岛或陆地，如西欧、中东、东南亚，即意味着统治了世界。还有一种认为一个大国控制了北极区即可控制世界。还有的认为世界上有三五个大的强国就能达到地缘政治平衡。 　　今天的战略家和过去的战略家一样，对地球各部分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他们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受他们的地理观点的影响很大。 　　我们所谈及的地缘政治概念大部分出现于过去七十五年，但它们的地理环境的基本内容却来源于十九世纪初叶。 　　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卡尔·里特尔的最初著作分别出现于1799年和1804年。他们创立了德国现代地理学。他们主张自然界的统一，提倡人类、国家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补作用。里特尔提出一种在统一的全球范围内分级别的地区划分设想。他先把地球分为两部分：陆地（大洲）半球和水域（大洋）半球，两者的界限是通过秘鲁和南亚划出的一个大圆圈。然后，里特尔又将陆地半球分为两个地区；旧世界和新世界。前者基本是东西走向，气候十分相似。后者由于是南北走向，气候差异较大。接着，里特尔再缩小范围，把每一个洲都看作一个“自然整体”。最后，在有些地方，他又把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 　　阿诺德·奎约1849年在波士顿用法语讲课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现代地理学。他在介绍和阐述里特尔的著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奎约提出了两种地球划分方法：（1）陆地半球的旧世界——新大陆划分法；（2）水域半球的大西洋——太平洋洋域划分法。他把旧世界描述为山地、高原和用途有限的平原的世界，新世界则是富饶的平原世界。在谈到大洋区域时，他认为大西洋最具有海的特点；它的内陆海占支配地位，洋岸长而平缓。而太平洋则最具有“洋的特点”，在那里占支配地位的是陆环海，洋岸短而陡峭。 　　奎约是强调指出欧洲处于“实际上是世界交通大道的大洋”的中心位置的第一批现代地理学家之一。虽然他经常强调全球海洋的统一性，但他的两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却来源于里特尔把大陆看作是“自然整体”的观点。第一个概念认为，领导世界的权威正在从欧洲转到北美。第二个概念描述各大洲集合成三个双重世界，领导权属于北方各洲。北方的每个洲都对“自然的普遍的文明”秩序作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亚洲是摇篮，欧洲是促进成熟的地区，北美则是使事物得以最后完善的场所。奎约用模糊而神秘的词句描述说，基督教、种族以及位置接近等因素是为北方各洲实现全球统一的基础。
陆权学派 　　对政治区域的第一次系统研究是由德国地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拉采尔进行的。拉采尔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差别直接影响地球的政治划分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在对国家的比较研究中系统地研究空间和位置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弗雷德里克·拉采尔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创建人。 　　拉采尔在本世纪初著书立说时，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的法则上上。他把政治地理学看作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拉采尔的论证方法中的两个要素是空间和位置。他认为空间既影响着又依赖着占有它的人群的政治特征。他认为位置赋予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以独一无二的特色。 　　拉采尔的进化论观点最清楚地表现在他的“地理法则”之中。他用这些法则来规定空间和位置对国家的影响。这些法则产生于他把国家看成为有机体的观点。拉采尔认为国家是一个固定在土地上的有机体，一个由于人类不完善的结合而产生的精神和道德的有机体，一个由于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以及抵御外敌的需要而产生的对土地的精神寄托。 　　拉采尔的“法则”首先是空间和位置的法则。人及其国家的活动、特性、命运都被认为是位置、大小、高度、边界和空间的产物。他特别重视边界，把边界看作是国家的外表机体，因而是国家兴衰强弱的体现。 　　拉采尔对地理环境思想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他把大陆区域与政治实力联系在一起。拉采尔认为：人需要有大的空间以及有效地利用大空间的能力，这将是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的宣言。在这方面，他（如奎约一样）深受对美国（在“巨大空间”中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现代国家）所进行的研究的影响。拉采尔认为，欧洲在世界政治中已降到一个次要位置。历史将由占有大陆区域的大国，如北美洲、亚洲的俄国、澳大利亚、南美洲的大国所控制。在这种大陆观点中，过去和现在都经常发生巨大空间的有利条件与位置的不利条件之间的矛盾。由于没考虑各大洲的人力与资源的比例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差别，这也影响了这种观点的发展。 　　后来，哈尔福德·麦金德根据那种使世界的一个大陆部分获得突出地位的地理环境理论把空间和位置结合起来了。麦金德在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著述和演讲对德国地缘政治学以及对由它激起的战略反击理论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哈尔福德爵士也是第一个在英国的大学里创立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人。 　　麦金德学习过生物、历史、法律以及地形、战略和地理。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对历史类比感兴趣，为什么他对把他引向地理学以及最后引向外交工作的生态学研究感兴趣。从下面这段引言中可以看出他在哲学方面也颇有造诣：“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人而不是自然界，但自然界在很大程度上起支配作用。我所关心的是一般的自然支配，而不是寻找普遍的历史原因。” 　　麦金德的理论（1904年首次提出）认为，欧亚内陆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见图1）。他提醒人们，统治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陆地的心脏将是控制世界的基础。麦金德认为，陆地大国（不管是俄国、德国，还是中国）完全有可能控制这个枢纽地区，对海洋世界进行翼侧包围。十一年后，詹姆士·费格里夫甚至更雄辩地指出：中国处在控制欧亚内陆的很有利地位。 图1 　　可以看出，麦金德在1904年划定的枢纽地区是东欧和北亚部分。 　　许多研究麦金德理论的学者没有注意到，麦金德对世界的看法是在不断变化的。作为一个地理学家，麦金德比他的大多数批评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经常变化，甚至环境本身也在变化，不过是以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速度在变化。 　　麦金德在1919年绘制的地图显示了他对世界看法的变化（见图2）。他在1919年提出的心脏区后来改为包括印度和中国几条大河上游的西藏和蒙古高原。中欧和东欧虽然不是心脏区，但却是心脏区的战略外围，而且为了各种实用的目的也被作为心脏区加以考虑。麦金德的新的划分法考虑到了陆地交通的进步，人口的增加和工业化的出现。由于这些进步，他认为波罗的海和黑海在战略上也成了心脏区的一部分。这些地区主要位于欧亚低地平原和冬季雪线以内。其实，“心脏区”一词不是麦金德提出的，而是詹姆士·费格里夫在他1915年的著作《地理和世界大国》中提出的。 图2 　　正是麦金德在他1919年的著作中告诫西方国务活动家们要记住这句话：“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区’，谁统治 ‘心脏区’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这样，按照麦金德的看法，中间这一排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国家，从爱沙尼亚起到保加利亚止，即成为控制世界的关键，它既能为德国所掌握，也能为俄国所掌握。 　　在过去几十年中，麦金德的理论在被人们盲目地无批判地接受了多年之后，遭受了一个人的理论从未遭受过的批评。尽管如此，多数西方战略家还是继续按照麦金德的描述来观察世界。美国在战后年代采取遏制外交政策，在欧亚大陆外围建立海外盟国，就是企图阻止苏联控制“心脏区”进而控制“世界岛”。由于共产主义传入东亚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美国遏制大陆中国的目的就在于把“世界岛”东亚近海区域的其余部分封锁起来。
德国的地缘政治 　　德国人从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那里接受了地缘政治这一名词和大部分黑格尔学派的有机体社会哲学。在地理环境的观点方面，德国地缘政治学采纳了拉采尔和麦金德所提出的名不相同的有时相互矛盾的观念。地缘政治学家以卡尔·豪斯霍弗为首，鼓吹冲突、战略和总体战争。他们把“生存空间”、“经济自足”这些词句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家喻户晓的口号，德国当时渴望使第三帝国复兴到世界大国的地位。 　　有三种地理环境不断出现在德国地缘政治的著作中：（1）拉采尔的大国家；（2）麦金德的“世界岛”；（3）南北结合的大陆。豪斯霍弗回顾了拉采尔关于国家空间增长的法则，认为大国是未来的潮流。德国对欧洲东部和西部的一些小国的统治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为实现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欧洲大陆的统治。 　　豪斯霍弗在麦金德的“世界岛”中看到了德国领导新“世界秩序”的空间结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借助世界岛有两个目的：（1）控制俄国以实现对欧亚大陆的统治；（2）摧毁英国海上实力以实现对世界岛的完全控制。豪斯霍弗认为陆权对海权占有根本的优势。他把德俄同盟看作欧亚联邦的核心，进而又把中国和日本包括进去，扩大为洲际集团。事实上，豪斯霍弗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要求日本与中国、苏联合作，宣传德苏友好。 　　拉采尔把大陆区域与世界权力联接起来，这种论点在两方面影响了地缘政治学家：（l）他们的泛欧主义；（2）他们一般的泛地区主义。地缘政治学家认为，东欧在“欧洲地缘政治法则”范围之内。这样他们就肯定了欧洲固有的洲的统一，它的东部边界为帛布斯湖到聂斯特河下游一线。豪斯霍弗认为苏联属于亚洲。欧洲，包括东欧的斯拉夫国家，将由德国加以统一，这应作为在决定欧亚大陆命运时与俄国合作的前提。 　　这样，东欧后来便成为德国实现其在欧亚大陆野心的跳板。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一般都希望迫使俄国与德国自愿达成控制欧亚大陆的协议。豪斯霍弗从来没有衷心赞同过用军事力量征服苏联。对于广阔的俄国领土，实施闪击战能否成功，他表示怀疑。 　　持有泛地区观点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对洲的环境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看法。他们提出三、四种地区划分方法（泛美洲，泛欧非，泛东亚，甚至还有泛俄罗斯），主张按南北双洲线组织世界，这样可以获得充足的产品和人口。他们声称，在洲的范围内有着广阔连绵的空间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可以实现世界力量的平衡。 　　然而在理论上，豪斯霍弗一直不能使泛地区划分方法和他经常主张的新世界－旧世界地缘政治划分方法协调起来。他觉得，泛欧洲、泛俄罗斯、泛东欧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和泛美洲处于同等地位。而后一种地理环境即新世界——旧世界的平衡，与豪斯霍弗所拥护的麦金德的观点也有矛盾。麦金德把南北美洲看作是若干独立的洲岛，认为这些洲岛注定只能作为 “世界岛”的卫星（见图3）。 图3 　　许多人指出了泛地区理论的不当。泛地区只能通过战争实现。它不能使世界实现战略平衡。每个泛地区的南半部距离北部的核心区都不够远，不能摆脱核心区的压力，因而将继续是被剥削的国家而不是与别国互相配合的国家，不能形成安定局面和内部的和谐。南美到北美的距离并不比到非洲或欧洲近；非洲到苏联的距离和到德国一样；印度到东亚的距离也不比到苏联大部地区远多少。 　　不过应当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少出于经济原因，世界南北两方已经靠近。欧洲撤出南亚和东亚促进了欧非之间密切的经济接触。日本加强了它在南方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陆中国也有力地打入了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最近，美国再次重视拉丁美洲，使许多人重新按南北关系的思路考虑问题。经济联系是否象泛地区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必然会导致战略联系或者成为战略联系的理由，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对地理环境发表了如此相互矛盾的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地缘政治”缺乏科学的界限。它是一种规范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研究。“地缘政治”在三十年代的德国作为一种国家主义的宣传理论，并不需要满足客观的批判标准，因而缺乏学术上起码的严谨。此外，随着纳粹对苏联发动进攻，地缘政治学家不敢再公开发表与希特勒战略行动相反的意见。事实上，卡尔·豪斯霍弗1944年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他的儿子阿尔布来特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由于卷入1944年陆军反对希特勒的密谋而被处决。
海权学派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拉采尔—麦金德—豪斯霍弗的学说，他们都强调以大陆为背景的陆权的优越性。现在需要研究重视海洋的地理学派观点上的演变。 　　阿尔弗莱德·马汉不是职业地理学家；他是一位海军史学家、战略家、记者和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但是，马汉的地理环境观点在地理学上是一种创新。 　　马汉海军上将以其对海上力量的基础的分析而闻名。马汉在写到海上力量时，指的是海上运输能力。只有控制了有战略位置上的优势、有良好的海岸线以及对保卫内地有防御纵深的岸上基地，才能控制海洋。 　　正是马汉对世界的看法使他的著作对地理学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看法首先发表在《亚洲问题》一书上，它是一种欧亚中心论观点。马汉认为北半球的陆区是获得世界实力的关键。陆区南部以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为界，这里的商业和政治活动最为活跃。他认为，在北半球最重要的部分欧亚大陆内部，俄国占有统治亚洲大陆的地位，很难被外界攻破。不过马汉指出，这种闭锁地位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他接着提出，亚洲在三十度至四十度纬度线之间的地带将是陆上大国俄国与海上大国英国冲突的地带。最后他预言，由于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固有的优势，英美联盟可以从围绕欧亚大陆的关键的陆上基地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权。马汉甚至预言，有朝一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 　　所以，马汉实际上早于麦金德就持有一种世界岛的观点，但他所得出的战略结论却与麦金德的结论截然相反。 　　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尼古拉·斯派克曼可以被看作是马汉战略学说的直接继承人。不过，斯派克曼的用词，他对全球地理环境的详细阐述，以及他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得出的政治结论，却表明他基本上是从麦金德那里得到启示的，可他又企图驳斥后者的战略结论。斯派克曼主要是想提醒美国要防止德国控制世界的危险。他认为，只有海上大国英美和陆上大国苏联结成真诚的联盟才能阻止德国控制欧亚大陆全部海岸线进而控制整个“世界岛”。 　　斯派克曼实际上是说。欧亚沿海陆地（麦金德叫作“边界新月带”，包括欧洲近海地区、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由于人口众多，资源富饶，能利用内海航线。将是控制世界的锁钥。 　　斯派克曼基本上持有与麦金德相同的全球观点，但他拒绝了陆权学派的理论，而主张“谁控制边缘区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斯派克曼认为，边缘区，麦金德的边界新月带，是争夺世界的锁钥（见图 4）。过去，由于边缘区的西欧部分是分裂的，并且英美两大国并立，因而不可能控制边缘区。斯派克曼担心，某个大国如德国可能夺得对欧洲边缘区的控制，然后利用船舰优势和对欧亚大陆周围海空基地网的控制，通过征服和结盟相结合的各种手段，占领其他地区。自然，从运货方面说，海上交通还有许多优点。此外，航空母舰和潜艇为海洋大国提供了固定的陆上空军基地所没有的使用飞机和导弹的机动性。 图4 　　斯派克曼学说的不足之处今天已经非常明显，因为，由于边缘区容易受到心脏区大国和近海大国的攻击，事实上没有一个边缘区大国能够把全部边缘区组织起来。一个统一的海洋欧洲必须首先完全控制地中海、北非、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才能考虑对其余边缘区实行战略控制。而且只有在心脏区或美洲大国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成功。同样，中国控制了南亚的边缘区，若再想控制中东，就会发现自己处于面对心脏区、西欧或以非洲为基地的大国的不利地位。 　　今天的现实是，麦金德的外围新月带或洲岛，如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洲和欧亚大陆近海的大型岛屿如英国和日本，正与心脏区争夺土地和边缘区人民的民心。在这一斗争中，非洲的作用很独特。我们虽然不一定把非洲叫作“第二心脏区”（如麦金德那样），但从政治一战略意义上考虑，也不能永远把它看作是另一个外围新月区。任何一方完全控制边缘区都将意味着控制世界。边缘区被分割或部分地区中立将意味着世界更加接近实力平衡状态。必须指出，正如统治心脏区并不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一样，统治边缘区也不等于控制了世界岛。 　　内陆交通线的重要性，即使在边缘区各部分之间，今天也比斯派克曼设想的要大。因此，尽管近海大国控制了海洋和空域；中国大陆基地仍能支持北朝鲜和越南北方。共产党人在中国南方和越南北方发展铁路和现代公路网作为政治经济渗透的重要支柱，使老挝（由这里向各个方向伸展出了许许多多十分有用的原始小道，多年来经受住了美国的轰炸和入侵）、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处于危险的境地并威胁到泰国北方。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边缘大国在被切断与近海的联系后是如何利用陆上交通线的。 　　中国人在新疆、蒙古、西藏建设铁路、公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表明边缘大国渗入了麦金德1919年划为心脏区的部分。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麦金德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曾对中国控制的枢纽地区提出过警告。人们可能认为，从长远看，新疆将更容易由心脏区（俄国的土耳其斯坦）通过巴布喀什湖到兰州的铁路加以控制，而不是由中国北方加以控制。这条铁路由于中苏关系紧张而中止修建了。但是对西藏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广大幅员和人口，它想成为大国的欲望，它多年来在西藏、越南北方、老挝建立的基地，——这一切预示着它将利用陆上联系威胁印度、尼泊尔以及东南亚。1962年10 月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无疑只是中国对印度不断施加军事政治压力的前奏。随着中国在西藏南部的地位的加强，塔里木沙漠、喀喇昆仑山、昆仑山脉、西藏盆地都将成为中国阻挡北方邻国的巨大屏障。边缘区的其余部分（中东和欧洲近海地区）不大容易遭到邻近的边缘区国家的陆上侵占，但容易受到心脏区的压力。
空权学派 　　航空时代的到来使地缘政治思想出现了许多不同观点。 1942年兰纳提出，航空线已将欧亚心脏区和较小的第二个盎格鲁美洲心脏区联结在一起，穿过北极冰原，在北半球形成一个新的扩大的心脏区。这个新的枢纽地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北极冰原，两侧的欧亚大陆部分和盎格鲁美洲部分彼此都容易受到双方的攻击。这个枢纽地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提供了穿过北极的内部空中、海上、陆上通道；北极作为运动的舞台可能会成为控制心脏区进而控制世界的关键。 　　另一种观点是由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提出的琼斯称之为“飞行员的全球观”。德·塞维尔斯基的世界图是以北极为中心的等距方位投影图。西半球位于北极以南，欧亚非位于北极以北。这又是一种旧世界－新世界划分法。北美的“空中控制区”是拉丁美洲（我国的资源和制造业的后备区），苏联的空中控制区是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北美空中控制区和苏联空中控制区重叠的地方（包括盎格鲁美洲、欧亚心脏区、欧洲近海地区、北非、中东），德·塞维尔斯基认为是决定性地区。按照他的观点，将在这里争夺空中霸权和世界控制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是兰纳观点的发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观点又引出两个不同的非常成问题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来源于对地图投影比的歪曲，根据这种歪曲，非洲与南美洲似乎隔得很远，可以分别由它们的“老大哥”苏联和美国来保卫。实际上，非洲与南美洲的距离比它们与“老大哥” 的距离要近，而且从各种角度来看，非洲和南美洲与美国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其次，德·塞维尔斯基的观点是，空中霸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北半球决定性地区的控制，可以由一个大国通过全面空中战争来获得。虽然他说只有美国、苏联，可能还有英国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但在理论上，任何国家只要有必要的军事装备、复兴的实力以及意志都能实现这种控制。这个国家可以位于北半球决定性地区，也可以位于地球上任何地点，例如阿根延或澳大利亚，因为有人驾驶轰炸机和导弹已成为真正的洲际武器。因此，德·塞维尔斯基的观点引出了两个结论。（1）“空中孤立主义”，建议把世界分成能生存的两部分；（2）“统一的全球观”，认为在全面战争情况下，军事装备领先的大国不论位于何处，都能控制世界。 　　德·塞维尔斯基的主要著作写于1950年。他并没有预见到几个大国能够具有互相摧毁的能力。他认为最强大的空军能够打败对方的空军而取得完全的世界霸权。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面对一场全面核战争中的相互摧毁的局面，或一场有限战争中的有限摧毁局面。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分散或时间－距离所带来的一定的位置优势都会重新成为起作用的因素。这种优势对于核战争的幸存者可能只是个很小的安慰，但它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威慑因素。在有限战争和颠覆活动中，因为空中控制权如果不和陆上和海上活动结合便不能起决定作用，所以位置优势仍将是一个关键性因素。 　　有人认为，空中运动不是和陆上运动、海上运动方式并列的第三种运动方式，而只是这两种运动的一个补充。特别是，如果全面战争被排除的话，空军只有在能够为陆军或海军提供一定优势时，才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约翰·斯莱塞爵士是一位把飞机运载的核武器作为对总体战的“伟大威慑力量”的鼓吹者。在排除总体战之后，他断定空中力量的作用在于加强陆上和海上部队。他认为，即使是对西欧的入侵，也可以用有限的空中进攻、陆上防御予以击退，可以阻止侵略而不必进行全面核战争。斯莱塞的战略思想遵循的是边缘区－心脏区平衡论。在他看来，有限战争的可能战场是中东和东南亚，空中力量在那里将是得到海上支援的陆上作战的关键性补充力量。
文化基础学派 　　某些全球战略观点不是来源于运动因素，而是来源于文化环境诸因素，如人口和技术等。在当代，按照种族或人口因素来划分社会政治战略集团的趋势是由万隆会议推动的。它提出按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来划分世界。某些分析家，包括阿诺德·托恩比在内，把种族和人口因素结合在一起，提出将世界划分为东方和其余部分这两部分。随后又出现各种以技术发展水平为标准的划分世界的观点。例如，乔治·凯南提出将世界划分为五个关键地区，每个地区都能生产现代战争机器。美国、苏联、日本、英国、德国是先进的重点国家，因为它们具有先进的技术，能制造主要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种来源于文化的观点看来忽视了军事、经济、文化过程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是片面的。相反，以运动为基础的观点则力求全面，因为它考虑了这些复杂的过程。
麦金德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 　　我们已经介绍过麦金德在1904—1919年间思想的灵活性。在他194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更可以明显看出他仍然注意到地理变化产生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重新估价了心脏区的性质，修正了他的全球观点。遗憾的是，许多论述哈尔福德·麦金德观点的著作都很少注意他最后发表的这篇文章。 　　当时，八十三岁的麦金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圆形的世界与争取和平》。在文章中他抛弃了他1919年的关干统治心脏区意味着控制世界岛的名言。麦金德没有给他的文章附上插图。因此我们在这里画了一张图，以显示麦金德所写的内容，并显示心脏区的新边界（见图5）。首先，他将勒拿区（西伯利亚中部高原）由心脏区分了出来。这样，心脏区现在主要由欧亚洲的已开垦过的森林和草原部分组成。更重要的是，麦金德对世界地图的看法有了变化。他现在认为北大西洋区（陆地中的洋）和它那穿越北极区的对应部分——心脏区同等重要。他还把亚洲季风区和南大西洋盆地看作未来的重要地区。第五个地区，叫作“空白地幔区”，是将心脏区和地中洋区与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的屏障区。 图5 　　麦金德用以绘制心脏区边界的标准不断变化，这表明他原来的关于世界枢纽区的概念已从运动舞台（即作为地面军队机动的区域的概念）变为一种以人民、资源和内部交通为基础的“实力堡垒”的概念了。反映他的地球观的变化的三条边界（见图6）．说明他注意到了技术的发展，包括空中力量的发展这一事实。 图6 　　今天再来争论麦金德观点的功过是无益的，除非我们考虑到他生前在观点上的改变。心脏区理论自然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其一是心脏区的中心地位不一定就是个有利条件，因为在遭受来自周边地区的空中攻击时目标过于集中。另一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都没有预见到的不足之处是，今天苏联拥有好得多的装备，比德国更能控制东欧地区。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部分地修改1919年的名言，将其改为谁统治心脏区谁就能控制东欧，但是现在很清楚，统治心脏区（和东欧）并不意味着就能当然地控制欧洲近海地区或其他边缘区。如果能正确地分析麦金德的观点，就可以看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遏制政策反映了麦金德1904和1919年的世界心脏区观点，而美国现行的追求实力平衡政策则更符合麦金德1943年的全球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