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紫雪糕的历史:第六章 市场

第六章 市场

    目前的经济科学正在小心翼翼地忙于研究市场运行的方式，以及在给定利益和偏好的前提下如何使得个体需求满足最大化。经济科学，至少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尽自己发展为一套理论，巩固这套系统并使市场机制合法化。

                           ——奥普斯卓姆 Opschoor  1994年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皇帝主持召开了盐铁会议，以代表民间的贤良文人为一方，以代表官方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会议围绕是否废除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官办贩运商业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辩论。当时的这次辩论被纪录下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经典——《盐铁论》。文中所谓的民间贤良实际都是一些地方的豪强大族。

西汉冶铁、煮盐与铸钱三大高利润行业，朝廷收归官营以前，都被豪强大姓所专擅。本来，秦朝集中一切权利，强迫地方豪富被迁徙入关，原来的盐铁业当是由铁官盐官经营。汉初高帝刘邦向豪强让步，三大利都允许民间私营，最大的盐铁商积财多至万金。如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家产也各有千金。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擢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三个大商贾做理财官，向商贾夺取盐铁业。这是一个艰难的斗争，汉武帝用刑罚并没收器物来禁止私铸铁器和煮盐，又招歇业盐铁商做盐铁官，换取盐铁商的合作。从此盐铁官营成为定制，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

       盐铁专营权给予政府以变相的税收权力，成为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手段，其中盐是生活必需品，而铁（铁制农具）则是生产的必需品，显然对于必需品的垄断显然较之普通商品的垄断更加有利可图。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现今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依旧喋喋不休的争论着市场的自由和管制的问题。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则一厢情愿的为市场戴上完美的光环。而左派的政治学家认为，市场决定论根本上是一种“金钱暴政”。

以非资本主义方式替代官僚主义主观臆断的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工人群众自己集中分配资源并以民主的方式决定资源配置优先权的管理和计划制度。这样一种制度要求群众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表达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们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从而从官僚制和市场（金钱暴政）的专制主义中同时解放出来。

          ——《权力与货币》 （比利时）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92年

提到了市场我们不得不又想到了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即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invisible hand无形之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供给和需求会自动的配置社会的资源，这个观点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由于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阐明了经济活动的核心是权力，市场的根本在于权力的交易，以及相应的规则的确立，市场是权力交换的环境，或者说市场是一系列的社会伦理、法律以及政治经济秩序等因素共同构件的权力交易环境。在现代，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把国家市场之间的连接称为“法律经济联系”。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各个国家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仍旧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近代经济史中，完全听凭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结果,却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的泛滥。

在英国，一个世纪以前，连续的丰收有时会使小麦价格大幅度下跌，以致增产带来的额外收入远远弥补不了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从而使农民交不起地租，乡间银行倒闭。另一方面，在歉收之后，劳动者每周的收入，即使全部用于购买发霉的面包，也养活不了一家人。因此，地方收成的变化很好他说明了这样一条一般规律，即：如果对某种货物的一定供给量需求很迫切，而又没有适当的替代品的话，该种货物供给量的较小变化就可能引起其价格发生很大变化。当英国对粮食进口征收重税时，歉收往往使粮价大幅度上涨，因为从主要产粮地中欧和东欧运进粮食的费用很高。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货币、信用与商业》

在欧洲19世纪以前相对封闭的和较多贸易壁垒的贸易环境往往使得一些相对较小的经济体更容易产生大的价格波动。但是这不等于说一个开放的贸易环境不会产生大的波动。事实是这些波动往往更为剧烈。如2007到2008年的石油价格危机，市场非但没有能够调配资源反而导致了资源的错误分配，由于大量投机者涌入囤积石油的资源或增加交易成本，过高的石油价格使得很多需要消费石油的经济体转而降低和放弃了自己的石油消费，而大量的石油却囤积在资本投机者手中，而当消费者由于过高的价格减少消费时，投机者手中的筹码立刻又成为短期释放的超量供给，这些供给犹如决堤的洪水在2008年下半年引发了价格的暴跌。这一切都是毫无顾忌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恶果，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不厌其烦的宣称市场会使得社会产出最大化。比如，哈里·科斯（Coase）在他的《企业、市场与法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研究通过市场调整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已经强调了这种调整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才会导致产值的增加。但是这一假定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

这里首先要明确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显然不应当仅仅将增加供给和产值看作压倒一切的核心原则。如何体调整分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和相应的制度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基于当前和可有限预见的将来所存在的技术能力，为创立更加有效而又公平的经济制度或机制，提供理论基础。而可悲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却热衷于打着有利于生产和财富增加的旗号，为大肆剥夺大众的权力提供理论和道统的支持。科斯教授著名的科斯定律，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产物。科斯宣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力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如果科斯定律成立，那么土地兼并和市场垄断就是资源最佳配置的最佳结果。而科斯的理论也或许只会使壳牌石油公司这样的资本集团欢欣鼓舞。

乔姆斯基（Chomsky）对于这种经济理性主义以强烈的批判。

经济理性主义从根本上是蔑视人类的，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看来）人类的需要并没有为使用资源的权力提供任何合法性基础。这种权利只是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授予的。经济理性主义对于世界上对贫穷的人来说实际上只是持续的饥饿与贫穷。

                                         ——引自简·汉考克《环境人权》

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交易行为本身是一种种群的协助互利的模式。显然交易本身和权力一样，是一个中性的事物。而交易的情境的总称就是市场，市场本身同样也是情境的产物，而情境本身则不免带有强烈的倾向性。

人类交换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但是在多数时期，主导人类的分配资源的主要手段是依赖伦理和法律而不是市场的交易。上文我们提到在非洲中南部一个沙漠中的原始部落——卡拉哈里。这个部落习俗规定，用毒箭射杀的猎物，箭头的主人享有分配食物的权力。但是作为狩猎者，可以先喝掉动物的血。对于集体获取的猎物，捕猎者只能先行分食猎物的内脏。如此严苛的分配食物习俗，源于这个部落处于严重的食物匮乏状态。箭头所有者的分配权是原始的资本主义。集体获取的猎物分配权则是原始的配给制度。

麦特·里德雷(Matt Ridley)在其著作《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的协作和进化》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土著人分配的案例：

新几内亚附近有个叫马努斯的岛屿（Manus），这里居住着一个叫波南(Ponam)的土著民族。波南人用渔叉和渔网捕鱼，珊瑚礁被划分成块归集体所有，每一片渔场归一个父系氏族使用。个人造的独木舟和渔网是私有财产。但是为了使用渔网，拥有捕鱼权的人必须征集众人的共同行动，捕鱼结束后，所捕的鱼作如下平均分配：每一位参加捕鱼的人可以获得一份，拥有捕鱼权的人拥有一份，一份分给提供独木舟的人，一份分给带渔网的人。

显然在这个案例中土著人的资源分配不是依照市场的交易而是通过部落内部的伦理来完成。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这个土著人的伦理中，资本包括捕鱼权、独木舟、渔网都有获得回报的权力，但是资本却完全不具备绝对支配的权力。也就是说资本的回报是社会成员觉得公平的回报为基础的。这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中资本的绝对优势地位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比。而现代的经济中资本的权力过大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或许现在直接套用土著人的方法来改革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并不现实，但是人类总是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妥协的方案的。

中国古代的伦理也是分配国内资源的重要原则。例如，只有天子才能享受九鼎的规格，诸侯可以享受七鼎，大夫五鼎。《礼记·郊特牲》中说：天子树瓜华，不敛藏之种也。意思是说天子只种植瓜果等时令蔬果，而不可以种植可以长久贮存的农作物。这样的自我限制的逻辑是作为最高仲裁者的天子，是不可以与民争利的，即不可以直接参与重要的经济生产。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人不能既是裁判员同时又是运动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回顾日本的工业革命时不禁感慨，日本明治时代的企业家是“用算盘和论语从事他们的事业的”。这说明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存在大量的封建领主的残余势力，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自由的市场交易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时侯原有的伦理成为推动商业运转的重要力量。

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的冲击平原灌溉系统，为村庄分配水源超过1000年，有不同层次的监管，保证稀缺的水资源可以准确地分配到每一个农民手中。这个系统的成功反映在只有0.008%的违反率，尽管有比较强烈的偷水动机，因为在干旱季节偷水可以保证一个季节的收成,但是这里的传统依旧取得了成功。显然这里公正合理的配置水资源的机制不是市场而是伦理和地方的法规。

瑞士阿尔贝斯山区的托贝尔村落，1224年确定了五种公共资源（高山草地、树林、闲置土地、水源和道路）。1517年明确了某些规则，如每个家庭于夏季进入牧区放牧的牛只的数量。树木的砍伐，每年也只能有一次，有专人监管对违反者课以罚金（一半归监管者）。森林管理员标记可以砍伐的树木，村民集体伐木切割木材，然后分配给每个家庭。而在整个瑞士阿尔贝斯山区，私有产权与公共资源所有权并存，实行村民自治。

公地制度(common field system；open field system)是一种曾经在欧洲农村长期、广泛存在的，以村庄（如果村庄与庄园重合，就是庄园）为单位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制度。著名的圈地运动就是以该制度下的土地为对象的。该制度在18、19 世纪大规模消失，而其最后消失地是在法国，时间为20 世纪60 年代。

常常被经济学家提到的所谓“公地悲剧”正是原有的乡村伦理被人为破环的结果。在宗教改革中，国王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或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他们变成新贵族，也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称为“公地”)，无偿向牧民开放。这本来是一件造福于民的事，但由于是无偿放牧，每个牧民都养尽可能多的牛羊。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哈丁认为公有制是悲剧的根源，却无法真正回答：为何悲剧只发生在公地制度顺利运转了几百年后的圈地运动时期。哈丁在文中给予了这样的解释：

公地悲剧是如此发展的。想象草原对大众开放，估计每个牛郎都会在公地饲养最多的牛只。数百年来，这样的安排都是相安无事，因为部族战争，偷猎，和疾病把人和动物的数目保持在土地承载能力之下。最终，人们长久渴望的社会稳定的一天到来，是醒悟的时候了。这时，公地的内在逻辑无情地导致悲剧。作为理性人，每名牧牛人都会追求取得最大得益。

                        ——哈丁 《公地的悲剧》

哈丁的解释显然是以偏盖全的说法，甚至缺乏真诚的态度。套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显然人口无论怎样保持平衡，都无法成为牲畜数量不会大量繁殖的借口。另外，哈丁没有搞清楚中世纪公共牧场的放牧方式，实际上当时的农民小团体并没有因为使用公共牧场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勃艮第人的法律甚至规定不得划分共有的林地牧场，以防引发相应的不公。

从历史上看，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不厌其烦的以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效率的问题，鼓吹市场化和私有化。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提出的，社会资源应当有市场来调配。古典经济学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所谓理论和定律说明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才是最有利于社会大众的。而与之呼应的政客们则肆无忌惮的大肆剥夺公共财产成为私人或利益集团的私产。于是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圈地运动和私有化运动。科斯在《企业、市场和法律》中主张将共有的无线电频率赋予私人产权。

资源应当用于公众利益的说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既然一般都认为私有产权和价格体系在其他领域的使用都与公众有益，那么广播业中为何就不应该使用呢？

科斯的问题在于，无线电频率显然是共有的资源和财产。与简单的生活资源不同，不同的人群使用属于自己的无线电频率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例如，在竞价使用的制度下，工会和公益社会团体的表达权会被资本和富人的金钱剥夺，从而为金钱暴政提供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科斯甚至在《经济学的灯塔》一章的提出，“灯塔不应当是作为只能由政府提供的例子。”市场至上经济学家们的逻辑上根本上不是对人的权力的尊重。历史经验说明，市场决定一切的“金钱暴政、经济理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样的可怕！

       在经济学家和纳粹医生之间加以区分变得愈加困难，（因为）每年有50万非洲儿童仅仅因为偿还债务而死亡……据估计，每年大约有1100万儿童死于一些非常容易治愈的疾病，治疗这些疾病都只需要花费很少的钱。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样做将干涉市场制度。

                            —— 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97年）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即使在市场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许多国家的基本的资源分配依旧不是依靠市场来完成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土地、住房、公共产品如自来水和教育医疗等产品的分配和交易。

另一方面，与自由派对立的德国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理论体系，骨子里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冷血和狂妄，这些理论宣称自己的所谓“科学性”，掌握了所谓的历史规律和必然性，一切社会的价值观判断都是以所谓“社会进步为准绳”，大肆鼓吹他们认可的所谓社会进步。而对于人类的伦理和人道主义则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而残酷的优生学理论则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中营和毒气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社会进步的狂热信仰，在中国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毫无人性的暴政和人伦的破坏。因为相信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落后的阶级应当被消灭，列宁下令将沙皇全家统统处死。在这里先进和科学就成了剥夺和劫掠大众的“硬道理”。宗教裁判所的牌子换成了科学和生产力，而暴政却依旧肆无忌惮的横行。

纳粹领袖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一次反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不由自主地说了真话。它是毁灭现代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建立的尤其是个人主义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认为，集体主义不可避免的导致“集体或国家、民族、人民”成为某个小团体手中的玩物，成为肆无忌惮的剥夺和压榨的工具。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某个特定的个人或者集团必定成为资源分配的决定权力，但是这些计划着注定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讯来完成完成正确的分配。这个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哈耶克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地完成这种资源的交换和使用。哈耶克的理论被20世纪的80年代的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所推崇，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的理论源泉。不可避免的滑向“金钱暴政”的老路。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显然又证明了另外一个问题，作为高度自由市场的监管者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讯来监管和维护自由市场的有效运作。

哈耶克提出的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同样也存在与市场的管理问题之中。这如同科学或者统计学上的误差问题一样不能用来否定问题的全部。计划经济的误差，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阵营对于经济运行的谬误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官僚集团的自肥本性所致。托洛茨基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国家不是趋于消亡而是越来越专制，如果工人阶级的公仆们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等，而是由于，只要还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平等，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对象的匮乏，因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货物，顾客随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如果货物不多，顾客就得排队购物。如果队排得很长，就有必要任命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苏维埃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官僚机构‘懂得’谁应该领到货物，谁必须在后面等待。

计划经济并非完全不可行，即便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英国也在战时实行过配给制度。问题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的实行者怎样产生以及怎样安排其和自由经济共存，怎样监督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比如，在金本位制度难以维系之后，货币发行这样的事项必然会由政府以及政府组织来完成，自由市场在现代货币的发行上显然无能为力。以此看来，完全的自由经济会自然地产生健康的经济完全是自由资本主义者虚妄的幻想。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指责新自由主义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国家权力和巨额资本的一体化，是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对资本主义的保护和对市场经济的绞杀。艾林·恩索文(Alain Enthoven)曾经批评西方的古典经济学说：

我们使用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在大学二年级学到的，之所以要经济学博士，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直到从研究生院毕业才开始相信他们已经学过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才能成为经济学的既得利益者。

2008年的经济危机，媒体中听到的最多的是经济学家们说的由于美国的房贷监管不利使得风险被层层放大。这显然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误差或者偶然的问题上，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对于本质上的问题亦或懵懵懂懂，亦或欺骗大众。通过上一章关于货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危机中资本权力的自我膨胀的破灭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真实写照。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和全球化的矿产公司以及资本逐利机制相互作用，通过对资源和商品流通的控制来大幅度的剥夺大众的获取资源的权力，而由此引发的权力不平衡，即生产者和普通消费者获取资源和货币购买力的权力被大大的压缩，最终导致全球贸易在严重失衡中崩溃。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使得资本权力无限制的扩展，最终导致这样的灾难性的后果。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实际是将资本权力优先大众权力的制度安排。

计划经济的分配暴政和市场经济的金钱暴政都是政府或者资本不受限制的恶果。人类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斗争才部分的夺回民主管理自己社会的权力，历史已经证明民主的政府好过专制独裁的暴政，也好过无政府的混乱。重要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政府和市场的问题，而是如何组建和管理监督市场和政府的问题。现在人们急需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限制资本的社会制度。给以资本以更多的监管和限制是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当务之急，这不仅有利于限制市场的金钱暴政，同时也有利于让市场正确的反映社会的需求而不是被资本扭曲的市场需求。

例如，可以在期货和股票市场上大幅度延长交易的最小时间间隔，每次股票的交易必须在买入后一周或一个月以后才可以再次交易。这样就可以降低市场活性减低金融泡沫的形成危险和与之相应的泡沫破灭的危害。不允许非实际用户炒卖大宗期货，建立严格的全球市场准入制度和设定最小交易时间间隔。另外可以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将大宗期货的交易进行报告或备案制度，禁止单纯的资本投机和操纵期货价格。早在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洛伊斯·熊彼特（Alois Schumpeter）就指出了资本主义常常令人信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时间又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建立新的世界贸易基本规则了。

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市场的运行机理，对于市场交易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不仅仅是单纯的供求的关系。人类的交易是如此的复杂，其诱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例如现代商业社会中充斥的广告，投入大量资金的广告说明了一些重要的市场交易的行为特征，交易过程是一个说服的过程，人们在决定购买何种商品时也是不完全理性的，商品广告和商品实际品质的差别则反映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说服是什么？说服实际是一种权力的变换过程，如果说服行为成功。说服者通过说服的过程达到了说服者的预先目的。这显然和通过武力胁迫一样是完成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即通过别人完成自己的行为范围的延伸。

我把说服列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代表一种手段，参与者可以用它来对他人的行为取得预期的效果。既然个人的说服技巧不同，在说服中固有的平等，事实上不可能通过说服者和被说服者之间不断变换的角色来实现。

                        —— 丹尼斯·朗 Dennis H·Wrong 《权力论》

说服的不对等，一方面也体现在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实际也可能间接取得了在商业上的优势地位甚至主导地位。而公司之间见诸媒体中的广告战也正是基于对广告说服作用的真切的认识。甚至，一些丧失基本道德的经济体通过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可以利用主导优势将一些毫无疗效有害健康的食品和药品推销给观众。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购买了使用了这些东西的观众甚至根本不需要这些所谓的神奇的食品。一些营销书籍或者培训中，所谓的营销大师们甚至狂妄的声称要吧冰卖给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但是推销的作用在市场中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我在第二章中关于权力的论述中也提到，思想的控制是大众被压迫的开始。许多文化中，巫师通过其独特的社会作用，完成了对部族思想的控制从而演化为后来的国王。说服在经济中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比如股票市场这样的市场，市场的核心理念是劝说经济体或资本买卖股权，而供求关系是放在第二位的，因为总有公司想通过股市来获得融资的渠道，理论上一个自由的股市是一个永远供大于求的市场。永远供大于求的市场应当永远是下跌的市场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需求并不是市场的准确的反映，传统的供需为主要经济分析手段的理论，显然将市场行为过分简单化了。一个自由的市场和我们的大脑一样是多模块多程式的。有些社会需求在很多层面上是被人为创造或者发现出来的。比如，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这就是典型的先有供给，才有说服产生的需求。面对多方面的需求，价格往往并不是我们经济行为的最为首要的偏好。心理学家发现他人的行为对与某个人采取某种行为很重要，他人的行为常识在个体的决策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进化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现代人类的大脑中依旧存在着石器时代的思维模式。人类的情感具有双重作用，它能取代计算，也能取代计算中采用的标准。

市场应当是一个多渠道多层次的交换平台，市场一方面一定程度反映出需求和供给，另一方面也创造性的产生需求和供给。同时，由于货币和资本的参与，市场就更为复杂了。在交易过程中，人类的交易是复杂的,杂糅理智和情感的标准飘忽不定的计算结果。所以市场又由其不可取代的作用来满足人类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供给的作用。因为，即便假设真的有一个准确评估人民需求的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创造性的供给市民新的需求。而创造的价值就不用再讲了。

动态的协调市场、资本和政府主导的资源再分配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力之间的关系必将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它确实极其复杂考验着所有人的智慧和勇气。

……你将发现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正生活在经济混乱中，只有在某种独裁领导下，我们才能摆脱这种混乱。……

在德国，即使在希特勒上台以前，这种运动己经进展得很远了。在1933年以前的一些时间里，德国已经达到一个实质上不得不实行独裁统治的阶段，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那时没有人会怀疑，当时的民主己经破产，像布吕宁这样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也不再比施莱歇尔或冯·巴本更能进行民主统治。希特勒无须摧毁民主;他只是利用民主的衰败，在紧要关头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虽然憎恨希特勒，但他仍然是唯一一个足够坚强的能有所作为的人。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每当提到计划经济，人们有必要对哈耶克的这段话保持警醒。同时我必须指出计划不等于独裁，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爆发时，大量的计划经济成分确实有助于在短时期内摆脱经济危机（实际是分配危机或货币危机）的混乱局面。采取这样措施的实际不仅有希特勒，不可否认从经济层面上看罗斯福也是采用了某些带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色彩的做法。例如1933 年 5 月，罗斯福促请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

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通过并签署了《社会保障法案》，1933年促使国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罗斯福的这些超乎常规的手段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效果，非但没有伤害美国的民主反而捍卫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从这次大萧条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美国的经济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政府大多间接的发挥作用，他通过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成为大宗消费者和承包人来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

问题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生产分配和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一个简单的道理，用于危机病人的电击复苏的手段显然是不可以用与正常人或者恢复期的病人的。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手段在危机时刻不但是直接的而且是有效的。关键还是要有多少计划经济成分，和一个真正代表多数公民的政府。2008年的大危机中，我们却看到了某个政府趁机动用纳税人的血汗和公共财产，所用的财富却大多为相关利益集团增肥服务。现代经济形式对一个政府的合法性的依赖，随着这种经济制度的复杂程度而日渐加深。

再看看在第五章例子，假设在一个独立的与世隔绝的小岛，岛上有农夫、石斧工匠、商人三类职业。但是商人是不从商品交换中渔利的，这些商人由年老的长老担任无偿为岛民服务。农夫将生产的农作物直接拿到长老处，长老则给农夫出具相应价值的证明，有长老手印的小木片。同样石斧工匠也把石斧拿到长老那里，换取相应的证明。显然这些长老的小木片就是货币。农夫们积累货币等到需要更换农具的时候去长老那里购买石斧，而石斧工匠则经常性的到长老那里购买食品。小木片货币的出现极大的方便了农夫和工匠。只要这些长老不会私自使用货币，这些货币的数量多少并不会引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或通缩。好了假定有一天这个长老的房屋（市场）着火了，那些用于兑换的小木片突然都付之一炬。这个小岛上立刻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农夫们发现他们的粮食无法换取想要的小木片（货币）了，于是就减少了粮食的种植，同时由于没有货币也无法获得农具，农夫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下降。而石匠更为悲惨，因为他们无法获取足够的货币来购买粮食。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个小社会的供给和需求能力都没有任何变化。这次危机就是现代的金融危机的生动写照，这里市场发挥了它的创造性破坏能力。

解决得方法就是给每个农夫和石匠相应的货币，只要货币不大于他们的生产能力并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本质上是权力凭证和交换筹码。而现实中这样的分配就是社会福利，福利措施可以重新的提供需要的货币，在短时间内恢复市场的活力。而问题的关键是分配的公平与公正。而这种完全脱离劳动的分配制度，需要对传统的分配秩序的重建和反思。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机器代替多数人的劳动是大势所趋，人类必须学会怎样安排工业化和机器信息自动化社会的资源分配。而分配的基本原理应当建立在人的基本权力之上。

再以农民的耕作为例，假设有这样一个村庄，有一百户人家，每户有一份相同面积的耕地。原本每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耕种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由于先进技术的引进，一户人家可以通过机械完成以前100户人家才能完成的耕作，并有一些增加的产量。这样这个村庄决定每4年选举一家最擅长的人家来完成这个工作，每家依旧可以获得原有的收成，作为劳动者可以获得增加的产量作为奖励。显然这样的分配更加合理和公平，因为技术的进步显然应当由全体共享（这个技术不是这个村的发明，且假定技术的获得成本为零。）而这样的分配，也符合帕累托改进的要求，即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种改进也被称为帕累托最优。

而现实中和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是，强势集团和阶级将大批的劳动者赶出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而没有任何的赔偿。而市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一家或者几家人通过各种手段独占了所有的土地，完成了土地的兼并。而历史上看这些手段又大多依赖于强权的支持，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

市场的金钱暴政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其手段主要是通过操控和垄断。还是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加以说明。

假设一个封闭的市场中，粮食的供求基本保持平衡并略有盈余。正常的市场交换条件下需求为100吨，供给是110吨，价格是1000￥每吨。下一年有一商业集团决定操控市场获取高额的利润。那么他么那就可以通过大量囤积粮食获取价格的主导权。比如他们囤积20吨不使其流入市场，用40吨用于市场流通。那么市场上的供需关系为，需求100吨，供应90吨。这样人们就要抢购粮食，粮价自然飞涨。该集团在每吨3000￥的价格出售手中的粮食。那么他们利润为20000￥。（40×3000-40×1000＝20000￥）而社会的代价是有人被饿死。而当粮价高企时，农民纷纷加大粮食生产，来年粮食必定丰收。所以在粮食非常紧缺时，这些商业集团会主动降低价格将剩余的30吨推向市场，用每吨1000￥的价格售出粮食。

这样农民丰收时发现市场上的粮食又突然大大的多了起来，农民们不得不以每吨500￥的价格赔本出售。而这些人甚至会以负责认的企业家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这就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破坏力的表现。

这个例子是一个操控价格的例子而垄断的利润获取范式者更为长期和持久。垄断者往往可以长期保有100%以上的收益。而本章开头提到的，盐铁专营的权力甚至可以比得上国家的税收。

市场在容纳各方交易的过程中是一种权力的组织形式。而强势集团对主要的资源的操控，比如土地矿产公共部门的垄断和操控所带来的则是市场和管制的双重暴政。

　　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的。在英国，虽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则没有固定的主人。一些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

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

　　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作为自己所有。

　　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诉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子儿女的号哭。

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

古今中外土地是权贵们最愿意控制的资源。因为权贵们知道你控制了土地就几乎可以控制一切，所有的交易都要向你屈服。

中国职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率，1990年为15.9％，到2005年下降为10.75%而与之相对应的是，2007年中国的政府土地拍卖收入超过1.2万亿元。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19亿元。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0亿元。仅政府卖地收入就相当于GDP的4.8%，而房地产投资总额相当于GDP的10.02%。土地拍卖收入相当于国民工资总额的一半，而房产投资总额则相当与国民工资总额的全部。也就是说国民工资收入的一半用于支付给政府用于租用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收入完全没有用于直接的国民福利。（以上数据来源于人民网《中国宏观经济流程：两难困局与关键性调节》作者 周天勇 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1.2万亿土地收入来源于《中国青年报》。）

市场的问题是，我们允许什么资源配置通过市场来完成，什么资源的配置不通过市场来完成，而所有这些问题的依据当然是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权力。而当公民失去了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时，市场和管制的双重暴政就必然会发生。

原始人类社会采用的是一种氏族内部平均获得猎物为主的资源分配的方式，后来猎物依旧采用平均分配的形式，但是同时允许采集来的食物归属家庭所有，到了文明的起源时期则是部落的长老祭司等主导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逐渐变成了国王分封小贵族的分封制分配方式，即层层上供的金字塔型的分配制度。资本主义和殖民运动的兴起使得市场的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日趋明显，但至少在二战之前市场从未主导过世界的财富分配。如前文提到的财富或者资源的分配方式是同社会的生产技术水平密不可分的。现行的自由主义的市场分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十九世纪的生产能力的产物，确实需要进行审慎的渐进的调整以适应当前的生产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