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汉秀表演好看不: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举——广阔天地53年

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举——广阔天地53年


尽管知青似乎已成为历史，三十年来一直被人热议。作为当年的一名知青，有人曾约我写知青话题被我拒绝，一方面是不喜欢写那些哭哭啼啼的东西，更主要的是八年知青生涯也确实没有那种悲悲切切的感觉。历史发展到今天，也由不得某些人任意打扮。所以，把有关知青的历史资料梳理了一遍，供参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新政府在积极振兴国民经济的同时，努力普及教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52年底，小学在校学生已由1949年的2349万人增加到5110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49．2%；中学在校学生由1949年的104万人增加到249万人，增长140%，其中初中增长168%，高中增长26%。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刊载《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首次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务农的设想，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指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它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中、小学毕业生之所以普遍发生紧张的升学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央教育部对中小学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教育思想，继续影响着广大教师和学生，这是中小学教育方针上一个带原则性的错误。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绝对不可以分离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没者。同时要求批判那种认为做工、种地”太脏”、”太累”、“太丢人”，搞农业最没有出息，从事劳动生产以后再也不能学习文化和技术等错误思想。这样一来，就必然会与社会中弥漫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冶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类传统观念发生冲突。这也是发展到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扎根农村，“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渊源。

1954年，各地在宣传鼓动基础上，积极组织大批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工作。根据辽宁、河南等11个省、北京市等3个直辖市和湖北、四川两省部分县、市的统计，截止10月份，初中毕业生已经从事生产劳动和其它工作的有7．7万余人。另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和江苏等4个省的部分县、市的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它工作的44．6万人。

1955年，国家又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制定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初中高小毕业生的基本政策”：除招考少部分人升学外，主要是号召、组织一部分人去从事工业生产，大部分人去从事农业生产，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这一重要信息通过新闻媒介迅速传递到全国。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对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方式，也就是将大约1．1亿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逐步实现对农业的技术改造。1951年底开始的这场运动，到1955年已经有长足进展。在广泛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开始建立集体化程度较高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完全集体化的高级农业合作社。1955年的下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从63万个发展到190万个，增加了2倍。从1956年初起，经过扩社、并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到当年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7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和初级的办事人员。由干农村中文盲众多，合作社所需要的会计、记工员往往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于是，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参与合作化进程便成为当务之急。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一篇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这一做法和经验在许昌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介绍后，引起了地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指派专人对这一典型进行考察整理，形成了《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刊登在1955年9月4日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主办的第15期《互助合作》上，印发全区并上报河南省委。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将第15期《互助合作》通过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转呈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读了很兴奋，大加赞许，亲笔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按语：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南日报》先后在重要版面刊登了介绍郏县大李庄、杨庄、吴堂三个大队回乡知识青年事迹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切实加强对毛泽东批示过的地方的领导，经河南省革委会、许昌革委会批准，郏县革委会决定把原属大李庄乡的大李庄、杨庄、吴堂三个大队10个自然村、25个生产队单独建立一个人民公社，定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编者按连同《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收入该书，并将题目改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这段著名按语，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口号，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次指示。从此，中国的农村，又有一个新的称谓：广阔天地。

同年，共青团开始组织青年垦荒运动。

在北京、上海、温州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前后，河南、河北、天津、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福建、广西、广东、江西、山东、云南等10余个省、市的团委相继发起组织了青年垦荒队。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56年9月，参加青年垦荒活动的约有20万人。其中，既有农村的青年农民、回乡知识青年，也有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和无业闲散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活动。

这年，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当社长伊始，这个村的妇女还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而且有些男社员也不听指挥。从未当过干部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挨门挨户地发动妇女。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勤的人越来越多，生产劳动搞得热火朝天。那些日子，吕玉兰一边领着大家干活，一边教社员识字唱歌，谈说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她要让大伙知道，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把家乡变个样。正是由于吕玉兰的出色工作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她于1958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当选为临西县委书记。1974年吕玉兰从临西正式调到河北省主抓农业，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吕玉兰和陈永贵、王进喜一样，在共和国的成长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而后又走向政治舞台，她是党的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中，她曾经是全国妇联筹备组副组长，还作为青年、农民的代表出访朝鲜、阿尔巴尼亚……她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头上裹着的白毛巾和朴实真诚的农民式的微笑。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冶局讨论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下乡上山”的概念，即对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概括。1965年以后，因强调“向山区进军”，才把它倒过来成为“上山下乡”。

1956年下半年，国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开始压缩基建规模，进行整顿劳动组织工作，1957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有效地控制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增加，制止盲目招收工人和职员现象的通知》。这一年，中小学毕业生在升学、就业方面遇到的困难，一时也成为社会舆论沸沸扬扬议论的焦点，“好些地方学生闹事”，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不能不引起最高领导层的关注。1957年1月27日，毛泽车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对城市青年安排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那个时候，毛泽东提到的“统筹兼顾”方针，是处理与全国6亿人口有关的各项问题时应该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青年人的出路安排，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安排城市青年的四条途径：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其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均属上山下乡的范畴。

进入1957年，毛泽东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开始强调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问题。

1957年春，刘少奇在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5省的视察，视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3月的郑州学生、教师代表座谈会上，3月22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河南许昌学生代表座谈会上，刘少奇明确告诉应届毕业生：由于上年工厂招工过多，工厂需要不下那么多人，就业就工业的机会很少。……绝大多数还是安排农业。就农业也是就业。他鼓励青年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劝告他们下乡后先不做干部，先当农民，老老实实地种三五年地。到那时，农民能干的，自己都能干，加上有文化，群众关系好，就可以当乡、县、省干部，也可以到中央。

刘少奇在各地的讲话曾经整理，作为《人民日报》重要社论于4月8日刊出。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因为这里引入注目的是，社论在有关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的提法上做了重要修订。

其一，关于越来越多的高小、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现象，是否合理。以往，对这种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未置可否，这时则明确告诉人们：这是正常的现象。今后的任务，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学教育，同时继续发展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

其二，关于青年的就业政策。以往，提倡毕业生首先是家在城市的毕业生“自谋职业，参加到各行各业中去，而不应该单纯依赖政府分配”（见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国家劳动部门介绍就业与劳动者自行就业的政策是在城市中个体、集体、国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背景下提出的。至此，则郑重宣布，“我们的国家对全国所有的人都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因此，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于当地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是完全必要的”。

其三，关于就业的定义。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其四，关于动员下乡务农的对象。以往只是号召家在农村又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全部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对城市毕业生，则在鼓励他们自学或参加补习准备来年再考的同时，提倡通过多种渠道就业，重心显而易见是放在城市。至此，明确扩大动员下乡的范围，把它作为包括城市青年在内的所有青年人的主要就业途径。

为此，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下乡镀金论”。

1958年的大跃进，至以后3年，经济超常规发展，到1960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增加了3124万，职工增加了2500万。仅1958年一年，就增加职工2000万人，相当前8年增加职工人数的1．26倍。这个时期，一度大张旗鼓宣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很快陷入沉寂。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后，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人多了起来。新闻广播中的有关宣传也逐渐增多。一些知青典型，如赵耘、浦锦文、栗心河、王培珍、侯隽等，都是1957年后自愿下乡当农民的。回乡女知青邢燕子因此崭露头角。

邢燕子的父亲是天津市某厂副厂长，母亲也在城市工作。1958年她从学校毕业后坚决要求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发奋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生前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历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

1960年9月l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介绍邢燕子热爱农业劳动，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长篇通讯，通讯发表后，引起许多青年热烈反响。一个多月内，仅上海等18个省市统计，就有600名知识青年以她为榜样，奔赴农业第一线。

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2年11月决定，由国务院农林办负责组成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包括农林办、农垦部、财政部、劳动部、经委、计委、林业部、水产部的成员。到1964年，国家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组织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很关心计划编制工作。1963年6—7月在北京召开的六大区城市稍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规划（1964一1979年）。计划编成，经审定后，应纳入国家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

1962年以后，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日益把反修防修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这一战略贯穿到动员青年上山下乡中，提出了它的意义在于实现革命化，发展农业生产，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制度和措施。在强调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同时，突出的是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任务，而这任务的提出，又是与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的旨在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教育交相辉映的。这种教育的普及，促成了青年学生政治抱负与社会责任感的紧密嵌合，并成为广大富于革命热情的青年主动投身上山下乡洪流的重要动力。

1963年8月l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按照报告提出的前景规划，15年内将有1500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每年为100万人，规模已相当可观。但时隔不久，这一规划就为周恩来提出的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所打破。这年10月18日，他在对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团中央、全国归联等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后来，周恩来、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谈到每年将200万城市新生劳动力送往农村安置的任务的艰巨性。

1963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下乡上山的主要办法是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

1964年1月l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肯定了插队为主的下乡安置方向。

6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为社会上一件很有影响的活动。从1962年秋至1966年夏，全国共有129万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其中插队87万，占67%；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有42万，占33%。加上为数众多的回乡知识青年，总数约有1000万人。

可见，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于1963年前后制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的具体过程和基本内容，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2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既定”的方针，只不过毛泽东给它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内容罢了。

在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中，有的是在不能升学和就业的情况下到农村和边疆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完全有条件升学却主动放弃考试，立志下乡务农的青年。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董加耕、侯隽，以及南京市72名主动放弃高考下乡的”七十二贤”，就属于此类。

此外，大批城市知青集体加入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后，对当地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较为突出的页献。内地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好儿女志在四方”，“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口号的鼓舞下，离开繁华的城市，千里迢迢，行抵边疆农场，克服了重重困难，为边疆开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1966年，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的城市知识青年已有42万。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l961年到1966年相继安置了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6个省、市知青12．7万人，仅上海知识青年，就达9．7万人。

那个时期，宣传部门大张旗鼓地将下乡务农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反对帝、修、反等目标联系在—起，推动了上山下乡的政治化进程。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等，那一代人，他们真诚地希望，并实践着将自己的青春和知识贡献给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实际行动继承和宏扬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在艰苦环境里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文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称：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步形成了一个革命高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1965年2月，为了推动知青下乡的深入进行、解决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与会同志，周恩来曾两次听取专门汇报，显示出党和国家对上山下乡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讨论、研究了知青安置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1965年的工作任务，并计划当年再安置54万余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革命大批判的开展和全国上下造反夺权等，人们的注意力一齐转到运动方面，而此前下乡的知青也纷纷趁机“回城”参加“革命”。在1966年至1968年两年中，《人民日报》尽管也曾有过知青下乡的零星报道，但各地下乡人数极少，上山下乡基本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

随着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起，并与文化大革命相适应，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深入到了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中。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该文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文章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时，为了造成强大声势，当日《人民日报》用很大篇幅组织了另外两篇报道：一篇是介绍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踊跃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一篇是介绍陕西省西乡县革委会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经验。在其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就像一道最高的动员令，又似一股强劲的旋风，给近乎停滞的上山下乡撑起风帆，注入动力。

这是一股奔腾不熄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广大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于是，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西藏的世界屋脊，从西北的黄土高原到南国的红土地带，从黄河之滨到扬子江两岸……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主要是采取“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也着手进行“建设知青国营、集体农场”的试点。

由于运动来势很猛，对一些下乡插队到偏僻、边远和极端贫穷地区的知青，各级领导没能给予应有的关照，致使一些知青家长和知青难以安心。

1970年4月1日，国家计委的军代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说：“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城乡斗、批、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报告对有些知青不安心扎根农村和边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改进意见。如：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要极端重视知青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做到“同工同酬”；明确要求知青的口粮，不得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要求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种不法行为，对强奸下乡女青年的要依法严惩，对知青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同时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对类似事件处理不当、对坏人打击不力等问题。报告还强调，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费用，必须切实用在知青的生产、生活方面，对有的地方随便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知青安置费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

1972年底，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儿子李良模是1968年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12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其儿子在下乡点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主要是口粮、住房和钱的问题。李庆霖在对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表示“完全拥护”后，建议：“对孩子上山下乡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这封信，经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让各省讨论。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组织有关部门宣读学习，结合本地知青工作实际进行研究讨论，并拟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2人到中央汇报和解决有关问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近几年知青下乡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会议共提出了六条统筹解决的举措，同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

会议还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上山下乡运动，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提得更加明确。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大批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又在七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立志扎根农村的好青年，如柴春泽、朱克家等，并在全国知青中掀起了一个扎根、决裂的浪潮……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不可否认的是：参加到这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是力图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按照时代的需要，去努力塑造自己的。“扎根农村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安家”，是他们在广阔天地中随时修正自己人生航标的行为指南。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带去了第一手活生生的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意识， 给予几千年 来中国农村封闭静止的小农意识一个有力的冲击，为农村的现代化奠定 了一定基础。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使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亲身体验了底层老百姓的善良忠厚勤劳，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苦，农村生产力的落后，千年封建习惯势力小农意识的顽固，以及由此导致的改造中国社会物质上与思想上的艰巨性长期性。在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可以说，在当时农村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更多的知识青年，更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耕耘着，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一大批下乡插队到祖国海岛边疆的知识青年，他们曾与千百万复转军人一道，流汗流血，“屯垦戍边”，为捍卫祖国的边疆稳定和领土主权，构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

在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尤其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的，还有那些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知青们，他们将自己的全部青春、热血，都无私地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英名！

197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给毛泽东写信说：今收到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周荣光等两位知识青年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反映陕西省计委下达文件，开始在全省大批招工，一些青年农场被拆散。有的生产队也怕知青靠不住，对他们的安置、培养工作不做长远打算，致使整个知青的再教育工作受到影响。毛泽东在2月12日给政治局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这样的一次会议终究没有开成，因为毛泽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随着一代伟人的逝世，在恢复“高考制度”的欢呼中，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历时一个多月时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再次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会议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开始不再大规模进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推广包产到户，国家正式改变了上山下乡政策。从1980年开始，我国城镇青年就再没有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知青一代，基本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长大的，也可以说在这些人的身上最能够完整地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发展、命运和情结，他们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兴衰荣辱、酸甜苦辣比其他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更集中、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而他们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论现在人们是怎样看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而实际上，在中国的现代发展史上曾经整整有一代人最具时代的激情的，正是知识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人。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地来到边疆、来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都奉献给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他们在“狠斗私字一闪念”、“赤胆忠心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历史阶段，当时，这绝对不仅仅是什么口号，而且是很多人完全自觉的行动，在为公还是为私的选择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毫不犹豫地以实际行动选择了一心为公。至于象贪污腐败这样的情况，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谁敢于拿生产队的一根针、一根线、一粒米，那也是极大的罪过，自己的内心都无法通过，在斗私批修的会上也要进行自我批判。如果没有火一样的激情，再想一想，能够有几百万的人在听到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后就会立即毫不犹豫地一起跑到边疆、农村去吗？一心为公——这样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在过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从来就没有这样出现过、普及过，在他们之后的任何一个年龄段也没有如此出现过，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在中国出现过、普及过。这是中国人曾经走过的最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