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主播月薪:二十八个半

一、“二十八个半”的诞生

1925年，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别墅里，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国逸仙劳动大学，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成立了。

在中大第一期的300多名学生中，王明显然“不同凡响”，他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中大崭露头角。个中原由很简单，就是他紧紧跟随中大校长米夫，取得了米夫的信任。

王明既有米夫的支持，又逐步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信任。他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将一批学生拉拢在自己周围。

1929年夏，中山大学照例召开了一次学期总结。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山大学党支部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在当时，路线问题无疑是一个决定生死的问题。大会争议异常激烈，迟迟难以下决断，一直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在无法找出更圆满的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大会只好决定，用举手表决的方法，看谁拥护中大支部局的报告。

表决结果出来了，投反对票占压倒多数，赞成支部局报告的只有29个人，而其中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小、观点又很动摇”，所以只能算半个。从此，人们便把他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并没有出席那次大会。早在1929年4月，王明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因此，“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会议”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来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萧特甫、殷鉴、袁家镛。

还有“半个”是指徐以新，后改名为徐一新，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半大孩子。

这29个人进入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张琴秋、陈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沈泽民虽然是1926年才插班进来的，但他也属于第一期学生之列。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夏曦比较特殊，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徐特立等。

“二十八个半”中有4个女性，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其他人基本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

二、“二十八个半”一度控制了中共中央的权力

1930年底，米夫来华。米夫此次的任务就是把王明等人扶上前台，控制中共中央的权力，以保证“百分之百”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实现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

在米夫来华之前，“二十八个半”中的成员自1929年4月王明回国后，也陆续回到国内。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这一天，无疑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天。其斗争之激烈、矛盾之激化、争吵之剧烈，恐怕是其他会议上少有的。而四中全会决定补选的中央委员和改组的政治局名单一公布，更是引起轩然大波。

这份名单中，王明、沈泽民、夏曦等9人被确定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米夫强调这是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提出的名单，称其为“国际名单”。按照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

表决结果以20票赞成、2票反对和2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米夫所拟的政治局委员和补选委员名单。

这次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既成为中央委员，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会后，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机构组成人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书记为王明；中央宣传部长为沈泽民，后由张闻天继任；中央农民部长为张闻天；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为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博古。

当时，虽然名义上向忠发仍担任总书记职务，但实际上掌握中央领导大权的是王明。他采取宗派主义组织路线，来贯彻他的“政治路线”。

为了对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外的地方党组织加强“中央成份”，王明将他的“二十八个半”纷纷派往各苏区，并赋予极大的权力。

王稼祥是最早被派往中央苏区的“钦差大臣”。他是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到中央苏区全权解决富田事变问题的。在1933年1月以博古为负责人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前，王稼祥已经被公认为红军“四大领袖”之一，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声望并重。

博古在王明秘密赴苏就任共产国际代表后，成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据说他是在一家小酒馆被王明“任命”为接班人的。

张闻天进入苏区后，被安排从事政府方面的工作。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对推行“左”倾主张开始发生动摇……

杨尚昆1933年初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进入中央苏区不久，杨尚昆思想就发生了变化。早在批“罗明路线”时，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个青年干部跳起来说要把罗明枪毙，他表示了不同意见。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和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起，指挥所部赢得许多胜利；10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了长征。

凯丰（何克全）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从莫斯科回国的，他随之进入中央苏区，接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的书记。他一直站在博古一边，坚定地支持着博古，甚至在博古即将走下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仍如此……

“二十八个半”一度控制了中央，同时也控制了各根据地的“权柄”。

派往鄂豫皖苏区的“钦差大臣”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于1931年4月初分别从武汉和合肥进入苏区。

1931年9月初，在张国焘的主持下，红四军政委曾中生被免职，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

陈昌浩接任的第二天，便开始坚决地执行张国焘的“肃反”密令。打下商城后，红四军移驻白雀园地区，红四军中的“肃反”运动大规模展开。

沈泽民则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中央分局副书记给予了张国焘极大的支持。可以说沈泽民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了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

1932年10月，张国寿决定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

沈泽民由于身体病弱，加上自己坚持，便被留在根据地。他的妻子张琴秋由于新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而必须随军行动，两人从此分手。

夏曦是最早派去湘鄂根据地充实领导的。夏曦一到湘鄂西，就组成了以自己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便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了数次“大肃反”。

在中央、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到处都有“二十八个半”的影子和由其带来的“左”的路线。

1933年年初，博古指定李竹声为中央驻上海代表，成立了“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为书记，盛忠亮为妇女部部长（后接替李竹声为中央局书记）。而这时团中央书记是王云程，团中央组织部长是孙济民（际明）。1933年5月，江苏省委和工会都遭到破坏，中央局指定袁家镛为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为组织部长。

此外，“二十八个半”中的陈原道被派往顺直任临时省委书记，殷鉴后被中央分配到顺直省委唐山地委任书记。

三、“二十八个半”的分化

在“二十八个半”中，王稼祥是最早一个与毛泽东接触并向他学习的。他是“二十八个半”中最早觉醒的一个。

宁波会议上，他坚决反对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将处境异常艰难的邓小平要到总政治部工作。当博古要将湘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处以极刑时，他坚决不同意，后萧劲光被判了5年徒刑，判决书送到总政治部，他坚决不签字，使萧劲光案件不了了之。

而这时，“二十八个半”中又有一位通过在苏区的革命实践，逐步认清了“左”的错误，他就是张闻天。

他在广昌失守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公开批评了博古与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在这两位昔日的“布尔什维克”争论的时候，其他与会者没有一个表示意见的。这一次的博、洛之争，表明“二十八个半”第一次公开发生了分化。

正是由于王稼祥、张闻天的觉醒，并能够坚决同“左”的路线进行斗争，使得在遵义会议上，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专门讲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而遵义会议对博古来说是痛苦的。李德和自己指挥的这次战争错了，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尽管他莫斯科的同学凯丰（何克全）还站在他这边，尽管凯丰劝他把此时的情况让共产国际知道，以推翻现有决议。可博古还是交出了手中的权力。博古以大局为重，体现了一个革命者高贵的品质。

夏曦在湘鄂西一手遮天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的成立，使中央湘鄂西中央分局自行撤销。考虑到夏曦因在红二军团杀人太多，他被任命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直到后来牺牲……

至于陈昌浩，则与张国焘在一起捆得太紧，没能分开。1935年10月，张国焘公然打出了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旗帜。陈昌浩表态支持。于是他成了伪“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务委员，到达了他个人历史上权力的“顶峰”，时年28岁。

长征途中，在陈昌浩作出随张国焘南下决定时，张琴秋以女人的直觉感到，陈昌浩走错了路。当时他们已经结为夫妻。1936年11月，西路军成立，张琴秋任组织部长。1937年3月下旬，，张琴秋在甘州的一个村子被反共自卫团所俘获。被俘后，她几经周折，终于在1937年8月经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当局点名交涉被释放。同年10月，她回到延安。

有“半个布尔什维克”之称的徐以新这时也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1937年徐以新和王树声率领的西路军干部团被敌人打散，徐以新孤身一人逃脱敌人的追捕，躲在一个靠放羊赶牲口为生的人家里，并在他的帮助下，于1937年年底回到了延安。

在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三十年代，“二十八个半”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在考验中，有的觉悟了，有的消沉了，有的背叛了。

第一种结局：成了革命的叛徒

“二十八个半”中的一些人在三十年代被捕后，相继叛党而去，作了敌人的工具。

1932年2月，上海的斗争极其严峻，共青团中央局机关被破坏，团中央书记王云程和组织部部长孙济民（际明）被捕后公开叛党。

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重大破坏，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等16人被捕。李竹声很快向敌人供出了苏区存在上海的窖藏黄金并叛变投敌。之后，盛忠亮代理上海中央局书记。袁家镛任江苏省委书记，后被捕叛变。他曾与李竹声关在一起，李竹声叛变后，他亦叛变。

1934年10月，盛忠亮被捕叛变，出卖了5名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在这之前，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朱阿根亦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长杜作祥被捕，其后下落不明。

“二十八个半”的核心人物王明则不思悔改，最后堕落到与党和国家为敌的地步。

党的“七大”召开时，王明患病没有出席，只是在大会开幕式的时候，他被抬进了会场，历时15分钟。这成为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毛泽东的说服下，仍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2月王明到莫斯科看病。不久，中苏关系恶化。王明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抱病写完《中共五十年》的第四天，即病死于莫斯科，享年七十岁。他的死在国内没有引起一点动静。

第二种结局：为革命献出生命

有很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抱定革命信念，为革命牺牲了生命。

沈泽民曾是鄂豫皖区“肃反”的灵魂人物，但他坚持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留在大别山坚持战斗。

当时的鄂豫皖苏区的斗争是异常危险的。沈泽民采取断然措施启用一些在“肃反”中受过处分的同志，组建了红二十五军，根据地的形势一度好转，而这也使沈泽民曾经一度冷静的头脑又发热起来。“肃反”运动又在二十五军开展起来。

红二十五军攻打七里坪失败后，沈泽民内心感到万分难过，本来就有病的身体支持不住了。沈泽民的病日益加重，但他坚持点着油灯给中央写报告，报告自己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走后重建红二十五军的经过，检讨七里坪战役的错误，检讨发动“肃反”的错误。报告写完，他再也支撑不住了。1933年11月20日清晨，沈泽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1岁。沈泽民用自己的生命向人们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个走出“左”倾路线错误的党的领导人。

夏曦也感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他曾沉痛地说，我既有负于党，也有负于人民。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攻占了毕节。不久，夏曦得到报告说，属红军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司令席大明部叛变。夏曦于是派敌工部李部长去作席大明部的工作，但是等了3天，敌工部李部长仍没有回来，夏曦恐生意外，就带了一个连去找他。

整个上午过去了，李部长没有回来，夏曦担心出什么事，一定要过毕节河去找。当时正是初春天气，贵州高原还十分寒冷。夏曦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正是这件皮大衣，使他在水中行走颇为不便。突然一股急流冲来，一下子把他们冲倒了。到傍晚时分，战士们才从下游很远的地方捞起了夏曦的尸体。

此外，“二十八个半”中的陈原道于1934年1月在天津被捕牺牲。殷鉴于1934年被捕，后因病而保释就医，不久病故。何子述同王明一起受处分后，到天津工作，不久被捕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博古接受了协助周恩来、王若飞担任中共代表团工作的任务。1946年2月，他到重庆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工作，担任政协宪法草案小组委员会委员。1946年4月，因宪法草案审议小组在一些原则性上出现重大分歧，周恩来决定由王若飞、博古回中央请示汇报后再作研究，并确定二人4月8日经由西安飞赴延安。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等都陆续来到延安城外的飞机场，准备迎接王若飞、博古，还有刚刚出狱的叶挺将军夫妇。

下午1时，延安上空阴云密布，雨雾蒙蒙，人们的心中产生了疑惑与不安。发报给西安询问情况，5点时分西安回电：该机未曾返航。以后的3天，国民党派出的飞机在边区境内多方寻找，仍无音信。4月11日晚上10点，中共中央得到晋绥分局的报告：飞机在晋西北的黑茶山失事，同机17人全部遇难。

4月19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公祭大会，参加者有3万人。公祭后，为博古等烈士建起了陵园。

第三种结局：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经过审查后被安排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8年7月，陈昌浩向中央请求去苏联治病，9月便带着他与刘秀珍的小儿子洋生一起来到了莫斯科。他先在克里姆林宫治疗，后住进共产国际疗养院疗养。后疗养院解散，陈昌浩流落到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里当了采石工。

1943年以后，他与李立三被安排到苏联外国文和民族访华局工作，并与在莫斯科留学时认识的姑娘格兰娜同居。不久，党中央正式批准了他与张琴秋的离婚请求。

新中国成立后，陈昌浩于1952年4月，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带着妻儿回到离别了13年的祖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昌浩在劫难逃。“七·二O事件”中被打倒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陈昌浩的部下，这样陈昌浩便成了“七·二O事件”的黑后台。一时间全国铁道的客、货车车厢上贴满了“打倒陈昌浩！”的标语。

1967年7月30日，他摸索着从床头柜上抓到了安眠药片，一片，二片……他永远地睡去了！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平反昭雪的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张琴秋去世，遗体很快被送往八宝山火葬场火化，任何仪式都没有举行。后来，张琴秋唯一的亲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1979年4月，她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王稼祥在红军时期及抗战时期，都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这也成为“文革”时期毛泽东一再保护他的原因之一。

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因为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未当选中央委员的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大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稼祥受到冲击，先是被迫搬出中南海居住，紧接着儿子跳河自杀，他不得不拖着病体看大字报，受批斗。毛泽东知道后，又将他保护起来，声明只文斗，不能武斗，只在本机关斗，不能在社会上斗等。

1972年6月，王稼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写了一封表态信。中共“十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在中国大地掀起。1974年1月24日，他被通知明天上午10时去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万人大会。1月26日清晨，王稼祥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他走时，身边没有亲人、同志和战友，有的只是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沉重忧虑。这一年，他尚不足68岁。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曾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用整整三个小时来发言，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尖锐地批评了“全民炼钢”等问题，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他的这一篇讲话，使他成为“反党集团”的成员和“副手”，从此开始了他17年遍布荆棘的人生路。

1966年8月，张闻天遭到公开批斗。此后更是批斗、体罚不断，张闻天因没有给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提供诬陷刘少奇的材料，为自己挣回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遭到更加凶狠的批斗。1969年10月24日，张闻天被从北京紧急“疏散”到广东肇庆，当时张闻天化名张普，开始了6年的流放生活。这期间他几次上书，要求回京做一些能胜任的工作，但都没有被准许。到1975年6月，他才被同意迁居无锡。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死后，没有追悼会，甚至在向遗体告别时连“张闻天”的名字都不许出现。在他的妻子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8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把张闻天的名字同毛泽东一起列入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其他

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有的人只是因历史的某种巧合而与王明站在一起，但实际上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并很快与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他们是杨尚昆、徐以新和王盛荣。

抗日战争时期，杨尚昆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抗战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文革”中，杨尚昆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长期迫害，被监禁达12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1988年4月，杨尚昆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98年9月14日，杨尚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延安整风中，徐以新受的冲击不大，党的“七大”上，徐以新是正式代表。1945年，徐以新奔赴东北，到张闻天任省委书记的黑龙江省依兰县任县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不久，徐以新接替伍修权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54年8月后，徐以新先后任过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挪威大使、叙利亚大使。1965年底回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因徐以新对“文革”态度不鲜明而被中央文革小组记录在案，随后“发配”干校改造。1974年2月，从干校回来的徐以新莫名其妙地被拒收党费，从此以后被停止党籍4年多。1978年夏天，他又被通知开始过党的组织生活。1994年12月30日徐以新逝世。

1937年，王盛荣来到延安，经过一段学习后，受命赴河南省委工作，任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后一直做地方工作，“文革”中，他历尽磨难。1978年平反后，仍在总工会工作，1986年逝世。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在国内的，目前已无人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