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伊川酒后溺水: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所载纪念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4:24:48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不仅币制紊乱，政局更是动荡不安，加以军阀争战连年，因此许多事件未能忠实地记载，资料常也未能妥善保存，使中国泉币爱好者对这段期间产生的纪念币，缺乏完整的了解。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多数钱币书刊仅能作图片的收录，部份叙述则是以讹传讹，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上五星开国纪念币” ；①现在虽已对其制成时间有了正确的考证，然而对于为何同一时间会有“上五星”及“下五星”两种版式出现，仍未有合理的说法。
2004年9月间，笔者获马传德先生之允，得以同赴浙江省博物馆的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一窥马老捐献的藏书；马先生亲自在其父所遗留的大量资料中，找出耳闻已久的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手抄本，笔者阅后甚感振奋，因为其内叙述消除了许多以往的疑惑。虽其所载内容未必绝对正确，但以李伯琦氏曾担任天津造币总厂厂长职务，尔后又供职南京造币厂，“所记当属详实可靠” ，②笔者对若干解释极表认同，兹摘录其中原著内金银制成部份纪念币，配合其他史料整理论述如下，日期均为公历： “正式铸金银铜纪念币，而见诸公牍者，自民国始，分列于后，伪托以欺世诈财者尤多，亦详辨之，伪者，吾或未能尽知，真者，实所举无遗。凡此中所未及者，皆属伪造，可断言也。”
——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
1.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金银币
“孙像二角银纪念币，大小成色重量，如二角通行币，面孙总理五分面，露顶及颈像，面向左，四面围绕以中华民国诞生纪念英文，背中星旗五色旗交叉，上中华民国四字，下开国纪念币五字，左右花各一朵，面背皆轮齿纹狭边。民国元年，南京造币厂铸，初铸三百枚，后有增者，数无考，复有以金质印者，号称金纪念币，本未铸明价值，固未尝不可，印之以金，然初议只有银，未言金，后印以金亦可谓伪托，但金者无多耳。孙像一元银纪念币，民国元年，南京造币厂，既铸二角银纪念币，同时复铸一元者，成色重量，皆与一元通行币同，面中孙总理五分面，露顶及胸，便服像，面向左，上中华民国四字，下开国纪念币五字，左右五瓣梅花各一枝，五权宪法意者也。后即以此为国花，背，中壹圆二字，而辅以嘉禾，各一枝，每枝一穗三叶，三民主义意也。上英文中华民国，两端隔以两星，下英文一元，面背皆轮齿纹狭边，旋以背英文，无开国纪念意，别增改重铸，面像仍旧，故有二种，世人未深……”。
由此看来，壹圆银币之所以有“下五星”及“上五星”两种版式的由来，应即如其记述：下五星“背英文，无开国纪念意，别增改重铸”，故发表顺序可认定是先“下五星”后“上五星”。而孙像开国纪念金币壹圆型者，此手抄本沒有提到，但以当时已有实物，应是开铸主币时，爰例由厂首铸金质币约十数枚，呈财政部长转赠大副总统内阁总理及各部长人各一枚以资纪念。③至于贰角型 “金亦可谓伪托”之词及制成早于壹圆型者，此说误；查财政部南京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内，有“四月…时铸纪念铜币，镂五谷纹，纪以开国字样，五月铸纪念银币成。八月续铸二角纪念新币，二角金币。以二角银币一千枚，金币十枚呈财政部。”并非未“见诸公牍”；按李氏供职南京造币厂时是民国十四年，④可能不清楚更早时的详情。
2.黎元洪像开国纪念银币
“但像改刻亦未佳，与孙像币皆本厂华员所雕，技均劣也。黎像币亦两种，前有军帽者，因铸数少，为世所珍。”
笔者在翻录时漏了前半段，记忆中其大意为：湖北造币厂发行黎元洪肖像之开国纪念币，初期为戴军帽者，后以容貌欠佳改刻……云云。据1919年10月之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刊载，此币于民国元年秋发行，在配送3000枚新币到汉口的银行后，发现有英文错版，将OF误成OE，管理当局立即用錾刀将多出部份铲除，而此时已有三百余枚流入市面，无法追回。报道中也指出：发现新币有误后，武昌造币厂又准备新模，显然就是后来所谓的黎元洪光头版。比照两者叙述符合，也与实物存世数量状况一致，可确定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有戴军帽者先，未戴帽者后。
3.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壹圆银币
“民国三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重量同通行币，成色略高，为足九成纯银，面袁世凯，大元帅服，鹭羽冠，大勋章，九分正面及胸像，面稍左侧，背中壹圆二字，辅以嘉禾，上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九字，左右隔二花纹，下英文一元，面背边皆联珠纹，此为总厂所聘意技师鲁乔奇雕模，极精美，像亦极似袁，模初成，技师刻己名于袁像下，财部见之大哗，谓传之后世，必误币中像为鲁乔奇也。令重雕，有名币，只成数枚，故极为世所珍，去名改刻，重铸五万枚，至民国八年，各处来索已罄，而索者仍不已，而例又不应再铸，予时主币政，重铸一万枚，因不便报部，乃并数于日铸之通行币中，故成色遂同通行币，较前稍逊，然非行家，不易辨也。”
袁像“共和纪念”银币于民国三年制成五万枚，含银九成；民国八年为应付收藏家加制一万枚，成色改含银八九；共计六万枚，然两者极难分辨，惟先后制作数量及日期可由此确认。而《克劳斯钱币目录》上则注明先前制者直径39.1mm厚2.8mm，后制直径39.5mm厚3.25mm，不知其依据来源，但其后制于1918年之记载不正确。至于币面镂雕刻师名为西洋之有悠久传统，但与我国国情不符，遭排斥不意外。4.徐世昌像“仁寿同登”壹圆纪念银币及银章
“民国十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与通行币同，面徐世昌，大礼服，悬大勋章，露顶，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中居仁堂一角，阶上立四人，阶下大树一株，树下仁寿同登四字，上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八字，左右隔二花朵，下纪念币三字，面背边皆联珠纹，此币已非纪念国事，纪念徐世昌私人而又失时效矣。盖徐继大总统位，已数年，未有铸币纪念事，自九年，勾结曹锟，战败段祺瑞靖国军，满志踌躇，以为自此可政权独揽矣。有献媚者，遂补铸此纪念，去继位期已远，又不便言纪念此，遂有此不伦不类之寿域同登文。”
“仁寿同登”壹圆纪念银币为直皖战争后，徐世昌志得意满以“文治总统”自居，此时官场献媚者之作。按徐世昌是于民国七年九月由国会选举为总统，但举世无人以当选日期做为纪念，若是庆祝就职三周年则应为十月；背面文字仁寿同登却又为祝寿之意，有滥用国家名器之嫌。发表后显然备受抨击，狼狈不堪下去除“纪念币”字眼，变成了沒有主题的银章。由存世实物看，有银章在空白处刻受赠人姓氏之例。
5.曹锟像“纪念”及“宪法成立纪念”银章
“民国十二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均同一元通行币，盖曹锟既逐黎大总统，窃据大位，铸此纪念也，面曹锟大元帅，佩各勋章，露顶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五色旗星旗交叉，两旗中夹纪念二字，四周布六星，面背边，皆三角轮齿纹，只纪念二字，未言纪念何事，理实欠顺也。曹锟等焉足语此。宪法一元银纪念币，民国十三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均同通行币，锟既得大位，召集赂选议员议宪法，告成，铸此纪念，面曹锟大礼服，佩大勋章，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五色旗星旗交叉，旗绶绕旗柄，作飘曳势，上宪法成立纪念六字，面背边皆联珠纹。…所订亦博采各国，参之国情，未必尽谬，奈所议非人，国人鄙视，终不能行也。”
由此来看俗称“武曹”及“文曹”的纪念银章，前者是曹锟于民国十二年十月五日当选总统沐猴而冠后之作；直系军阀随即推动立宪以明其正统地位，受贿议员在三天内把起草已十一年的宪法草案三读通过，十月十日就职时公布，为掩饰贿选罪行大玩所谓“民主”的招牌。尔后进行“宪法成立纪念” 银章模具雕刻，此当需若干时日，故制作于民国十三年之说可信，然而一般以“文武曹”称之故常令人误为先文后武，其恰与事实相反。另以往均把此两枚的制作日期并列民国十二年，应更正之。
.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银章
“洪宪一元纪念银币，成色重量一如通行币，面袁世凯大元帅冠服像，即意技师所雕，一元共和纪念银币旧模，背飞龙，同洪宪纪念金币，放大而去拾圆二字，此币实戏为之也。乃民国八年，造币总厂诸雕刻学生，从意技师习雕刻，艺已成，平时皆取其师之已雕成者，摹刻之，予偶见唐学生，摹刻飞龙模最佳，因命再刻，去拾圆二字，复取袁像，共和纪念币旧模合印之，百枚，略分赠本厂重要职员及友人，余藏之，未便示人也。后予去职，留模未毀，后来者，取而印多枚出售。复以六七成金印之，号称洪宪大金币，重价出售，诈财已多，为所欺者，终不知也。某君亦喜藏古今泉币者也，某年见予所藏近代各币，曰，君藏虽高富尚无洪宪大金币，我昨以百元易得一，可喜也，言之有傲色，予曰，膺鼎也，洪宪时，那得有此，某君正色，力辩非伪，且述其所闻以讹传讹之掌故，以证之，予不觉哑然失笑，曰勿与予争辩，他人可不知，予焉能不知，伪即予所作也。予不过印银耳，后人变本加厉，又印金矣，且予留以自玩，等自欺未敢欺人诈财也。并为述其始末，某君不觉傲色立消，嗒然若丧矣，予一时好奇，而戏为此，若不言，终无知者，即当时虽有知者，只数人，今或已均不在人世，即伪印金以欺人者，虽知本无金质者，或尚不知，并银亦为伪造，予虽无欺人之心，终恐收藏家为予所误，今特表而出之”。
此俗称“大飞龙”的银章为民国八年戏作品，来龙去脉至此可拍板定案，毋庸再论。袁像洪宪大飞龙模具流落国外，笔者于2002年时在美国加州钱币展中，见某钱商展出一枚由费城造币厂代工制作之袁像洪宪大飞龙金章，附当年造币厂开立收据，注明1921年11月接受客户委托压制金章22枚、银章50枚，其材料费金610.57元、银 68.39元，合计 678.96元，代工费93.33元。显示“后来者”，非但“印多枚出售。复以六七成金印之”，索性连模具都卖了。
7.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十元纪念金币
“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一统意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背边皆轮齿纹，亦义大利技师鲁乔奇雕模，故甚精，时周学熙长财部，令多铸，拟颁发各省县，令长官，倍值收藏，人必一枚，且令劝导士绅收买，谓筹款之一助也。先铸十二枚，进呈大典筹备处，适帝制撤销，遂停再铸，嗣京中显贵，多向总厂索此，乃又铸百枚，以分应之，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毀其模而去，故世间流传绝少，价值连城，旋传有伪者，为银质镀金，然非私造，乃初以银印样本，得之者，自镀以金。但银样本只五枚耳”。
此正宗“洪宪飞龙”金币为意技师鲁乔奇雕模，总数量在一百廿枚左右，亦有罕闻的银质样币五枚，以往资料中均未见有数量记录，李氏此时任厂长职，此记载应正确无误。存世另有极少见之签名版在手抄本内则未提及，可能系意技师鲁乔奇私下制作，自行用以赠送及留存纪念。
8.湖南“中华银币?洪宪元年”一角纪念银币
“洪宪一角银纪念币，民国五年广东造币厂铸(按：原文误，是湖南造)，大小成色重量，与一角通行角洋同，面中华帝国四字拱列(按：原文误，为中华银币四字、左右有湖南二字)，上洪宪纪元四字(按：原文误，为洪宪元年四字、下面另有开国纪念四字)，背即宣统三年，一角之旧模，一屈尾行龙，左向，尾绕壹角二字，此币是厂自铸，未奉令亦未呈报，不特收藏家多未见，且多未知，盖数极少，广东旋独立(按：原文误，应是湖南)，已铸者，亦追回销毀也。”。
自原书此段记载可知，李伯琦并未能掌握所有资讯，也因未看过实物乃有此错误，但可确定这是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为邀宠，既未奉令亦未呈报而自行制成。据意大利外交官罗斯(Giuseppe Ros)在民国五年发表的文章记述：⑤此币曾有一批以铜制成者在长沙的银钱兑换店出现，旋即消失无踪。出示此一角纪念银币的造币厂官员告诉他，只制作少数的这些银角，多半已回熔炉销毀，没有流出厂外。
罗斯同时也提到：该年一月廿八日长沙的《大中报》登出湖南造币厂准备发行一套包括五角、三角、二角、一角等四种银币，以及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等四种铜元。但赠送此纪念银币给他的造币厂厂长表示，该报导为误传。笔者认为，当时汤芗铭应确有此计划，惟未料全国军民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窃国恶行，皇帝梦只作了八十三天就被迫取消，拥护帝制者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湖南造币厂为免招批评，除了即刻收回成品掩盖证据外，事后也极力否认有其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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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湖南督军汤芗铭在事前除通电附和、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积极劝进外，亦命令湖南造币厂开铸洪宪开国纪念铜元与银币。帝制失败后停止铸行，由于期间短暂银币非常稀少，仅见一角面值一种。此一角纪念银币，大小成色重量与通行银毫同，面列“中华银币”四字，左右“湖南”，上下为“洪宪元年”、“开国纪念”，背面与宣统三年一角银币相同。
据义大利外交官罗斯(Giuseppe Ros)在民国五年发表的文章记载：出示此一角纪念银币的长沙造币厂官员告诉他，只制作少数的这些银角，多半已回溶炉销毁，没有流出厂外。
9.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 Giorgi)
“由义国驻京公使所介绍，三年为期，民国二年来厂，三年满，续聘三年，义技师初来华，尚谨饬，久则渐染恶习，又兼翻译从中播弄，逢雕祖模时，必借端要挟需索，盖义技师不解华语，时北方亦罕有国人通意语者，多方觅得王某，能义语，使之充翻译，给厚薪，王已觉奇货可居，又本非学校所习，乃使馆司贱役者，已不知品行，更富奴性，崇西人，轻国人，三年再满，即辞义技师，革翻译，义公使受其托，来请再续聘，未之允，然义技师在造币厂六年，……”。
按一般有关意大利技师鲁乔奇在华状况，钱币书刊多半引用张璜著作之《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140页所述：“根据中国钱币专家之权威马定祥君云彼曾有一书名《中国纪念币考》乃当时天津造币总厂长李伯琦君之手写本，……，该意人于民国六年返国，……”。但由李氏原文可知，洋技师鲁乔奇是“在造币厂六年”而非民国六年返回。但此描述与其他记载亦有出入，笔者先将相关资料列出：
(1) 罗斯在民国五年发表记述：来自米兰的乔奇先生，在1910年时应聘担任天津造币总厂总雕刻师。
(2) 耿爱德(Eduard Kann) 为编撰其著作1954年出版之《中国币图说汇考》，去函已退休居意大利之乔奇本人搜集一手资料。耿氏收到的回信，声明“彼曾在1910~1920年间，服务于天津造币厂，担任首席设计师及总雕刻师”。⑥
(3)民国二年天津造币厂特别会计表中岁出第五项 “技术” 第三目，写有 “雕刻洋技师，9000元，按以上一员，每月薪水750元”，第六目 “意语通译，336元，按以上一员，每月薪水28元”，另有雕刻学生，“按以上十员，每月共支薪水60元”； …从清代户部造币总厂续聘义大利籍技师鲁乔奇… 。⑦
(4)台北鸿禧美术馆珍藏刻有L. GIORGI及GIORGI INC.字样之“宣统三年?大清银币”银币各一枚。⑧
罗斯是意大利驻华使馆参赞，是一位集币爱好者并与乔奇有直接往来，或许即由其介绍引进，文章发表时乔奇仍在职，故所记日期应正确无误；而耿爱德得自乔奇本人之回覆亦为1910年，因此笔者认为洋技师鲁乔奇应是此年抵华并任职造币总厂，但该厂在兵变中烧毀未原地重建，乔奇后转往新厂任职，乔奇“在造币厂六年”是指新建完成的天津造币总厂。民国八年遭解职后并未立即返国，乃是仍居留中国企图透过关说续聘，未遂而后才离去，故其自述的日期为李氏所记之次年是可有合理解释的。
至于“逢雕祖模时，必借端要挟需索”一事，推测可能有中西文化与制度上的差距，在西洋的造币厂总雕刻师除固定薪资，有额外论件计酬之例，中方可能认为雕刻师是包工制，且酬劳已较他人高许多，不愿雕祖模另外付费；加上言语不通、翻译拨弄，未能宾主尽兴乃至最后竟不欢而散感言
李伯琦手抄本《中国纪念币考》，并未提到稍后的几种张大帅纪念币、褚玉朴周年纪念章等众所公认出自天津造币厂的制品，这些都是李伯琦离开津厂后所制，应是被其遗漏，此亦为当时讯息不流通及李氏未能掌握所有资料的佐证。
笔者在本文首即提到中国机制币初期有关史料缺乏，但毕竟也有如李伯琦这份手抄本存在；惟马老涉猎甚广，自中国历代古钱、机制金银币、铜元、纸钞四大门类无所不精，此抄本在马定祥先生手上时，虽未能将内容完全披露，然其有大环境上的因素。历经动荡的时代，能保存这些宝贵资料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近年来马老哲嗣及门生能合力出版许多重要钱币著作，对中国钱币界做出重大的贡献。
马老前辈在生前将大量图书及文献捐给了国家，但多年来似乎反倒未见有明显的成绩，至少与笔者个人期待有点落差，本次若非马老哲嗣传德先生鼎力相助，上述有关中国早期金银纪念币的谜团，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水落石出。希望未来持有单位能自这些珍贵的史料中发掘更多的宝藏，“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促使中国泉学研究进入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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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作霖戎装像陆海军大元帅纪念银币样币一枚，天津造币厂铸造，其间，天津造币厂分别在民国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铸造了三款大元帅纪念银币，均以镜面版底试铸，未发行，存世仅见样币，均极为少见，此枚样币完美镜面版底，原铸银光，铸工精湛，堪称民国人像银币巅峰之作，征集自海外资深收藏家，PROOF
2004年9月间，笔者获马传德先生之允，得以同赴浙江省博物馆的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一窥马老捐献的藏书；马先生亲自在其父所遗留的大量资料中，找出耳闻已久的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手抄本，笔者阅后甚感振奋，因为其内叙述消除了许多以往的疑惑。虽其所载内容未必绝对正确，但以李伯琦氏曾担任天津造币总厂厂长职务，尔后又供职南京造币厂，“所记当属详实可靠” ，②笔者对若干解释极表认同，兹摘录其中原著内金银制成部份纪念币，配合其他史料整理论述如下，日期均为公历： “正式铸金银铜纪念币，而见诸公牍者，自民国始，分列于后，伪托以欺世诈财者尤多，亦详辨之，伪者，吾或未能尽知，真者，实所举无遗。凡此中所未及者，皆属伪造，可断言也。”
——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
1.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金银币
“孙像二角银纪念币，大小成色重量，如二角通行币，面孙总理五分面，露顶及颈像，面向左，四面围绕以中华民国诞生纪念英文，背中星旗五色旗交叉，上中华民国四字，下开国纪念币五字，左右花各一朵，面背皆轮齿纹狭边。民国元年，南京造币厂铸，初铸三百枚，后有增者，数无考，复有以金质印者，号称金纪念币，本未铸明价值，固未尝不可，印之以金，然初议只有银，未言金，后印以金亦可谓伪托，但金者无多耳。孙像一元银纪念币，民国元年，南京造币厂，既铸二角银纪念币，同时复铸一元者，成色重量，皆与一元通行币同，面中孙总理五分面，露顶及胸，便服像，面向左，上中华民国四字，下开国纪念币五字，左右五瓣梅花各一枝，五权宪法意者也。后即以此为国花，背，中壹圆二字，而辅以嘉禾，各一枝，每枝一穗三叶，三民主义意也。上英文中华民国，两端隔以两星，下英文一元，面背皆轮齿纹狭边，旋以背英文，无开国纪念意，别增改重铸，面像仍旧，故有二种，世人未深……”。
由此看来，壹圆银币之所以有“下五星”及“上五星”两种版式的由来，应即如其记述：下五星“背英文，无开国纪念意，别增改重铸”，故发表顺序可认定是先“下五星”后“上五星”。而孙像开国纪念金币壹圆型者，此手抄本沒有提到，但以当时已有实物，应是开铸主币时，爰例由厂首铸金质币约十数枚，呈财政部长转赠大副总统内阁总理及各部长人各一枚以资纪念。③至于贰角型 “金亦可谓伪托”之词及制成早于壹圆型者，此说误；查财政部南京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内，有“四月…时铸纪念铜币，镂五谷纹，纪以开国字样，五月铸纪念银币成。八月续铸二角纪念新币，二角金币。以二角银币一千枚，金币十枚呈财政部。”并非未“见诸公牍”；按李氏供职南京造币厂时是民国十四年，④可能不清楚更早时的详情。
2.黎元洪像开国纪念银币
“但像改刻亦未佳，与孙像币皆本厂华员所雕，技均劣也。黎像币亦两种，前有军帽者，因铸数少，为世所珍。”
笔者在翻录时漏了前半段，记忆中其大意为：湖北造币厂发行黎元洪肖像之开国纪念币，初期为戴军帽者，后以容貌欠佳改刻……云云。据1919年10月之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刊载，此币于民国元年秋发行，在配送3000枚新币到汉口的银行后，发现有英文错版，将OF误成OE，管理当局立即用錾刀将多出部份铲除，而此时已有三百余枚流入市面，无法追回。报道中也指出：发现新币有误后，武昌造币厂又准备新模，显然就是后来所谓的黎元洪光头版。比照两者叙述符合，也与实物存世数量状况一致，可确定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有戴军帽者先，未戴帽者后。
3.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壹圆银币
“民国三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重量同通行币，成色略高，为足九成纯银，面袁世凯，大元帅服，鹭羽冠，大勋章，九分正面及胸像，面稍左侧，背中壹圆二字，辅以嘉禾，上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九字，左右隔二花纹，下英文一元，面背边皆联珠纹，此为总厂所聘意技师鲁乔奇雕模，极精美，像亦极似袁，模初成，技师刻己名于袁像下，财部见之大哗，谓传之后世，必误币中像为鲁乔奇也。令重雕，有名币，只成数枚，故极为世所珍，去名改刻，重铸五万枚，至民国八年，各处来索已罄，而索者仍不已，而例又不应再铸，予时主币政，重铸一万枚，因不便报部，乃并数于日铸之通行币中，故成色遂同通行币，较前稍逊，然非行家，不易辨也。”
袁像“共和纪念”银币于民国三年制成五万枚，含银九成；民国八年为应付收藏家加制一万枚，成色改含银八九；共计六万枚，然两者极难分辨，惟先后制作数量及日期可由此确认。而《克劳斯钱币目录》上则注明先前制者直径39.1mm厚2.8mm，后制直径39.5mm厚3.25mm，不知其依据来源，但其后制于1918年之记载不正确。至于币面镂雕刻师名为西洋之有悠久传统，但与我国国情不符，遭排斥不意外。4.徐世昌像“仁寿同登”壹圆纪念银币及银章
“民国十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与通行币同，面徐世昌，大礼服，悬大勋章，露顶，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中居仁堂一角，阶上立四人，阶下大树一株，树下仁寿同登四字，上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八字，左右隔二花朵，下纪念币三字，面背边皆联珠纹，此币已非纪念国事，纪念徐世昌私人而又失时效矣。盖徐继大总统位，已数年，未有铸币纪念事，自九年，勾结曹锟，战败段祺瑞靖国军，满志踌躇，以为自此可政权独揽矣。有献媚者，遂补铸此纪念，去继位期已远，又不便言纪念此，遂有此不伦不类之寿域同登文。”
“仁寿同登”壹圆纪念银币为直皖战争后，徐世昌志得意满以“文治总统”自居，此时官场献媚者之作。按徐世昌是于民国七年九月由国会选举为总统，但举世无人以当选日期做为纪念，若是庆祝就职三周年则应为十月；背面文字仁寿同登却又为祝寿之意，有滥用国家名器之嫌。发表后显然备受抨击，狼狈不堪下去除“纪念币”字眼，变成了沒有主题的银章。由存世实物看，有银章在空白处刻受赠人姓氏之例。
5.曹锟像“纪念”及“宪法成立纪念”银章
“民国十二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均同一元通行币，盖曹锟既逐黎大总统，窃据大位，铸此纪念也，面曹锟大元帅，佩各勋章，露顶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五色旗星旗交叉，两旗中夹纪念二字，四周布六星，面背边，皆三角轮齿纹，只纪念二字，未言纪念何事，理实欠顺也。曹锟等焉足语此。宪法一元银纪念币，民国十三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均同通行币，锟既得大位，召集赂选议员议宪法，告成，铸此纪念，面曹锟大礼服，佩大勋章，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五色旗星旗交叉，旗绶绕旗柄，作飘曳势，上宪法成立纪念六字，面背边皆联珠纹。…所订亦博采各国，参之国情，未必尽谬，奈所议非人，国人鄙视，终不能行也。”
由此来看俗称“武曹”及“文曹”的纪念银章，前者是曹锟于民国十二年十月五日当选总统沐猴而冠后之作；直系军阀随即推动立宪以明其正统地位，受贿议员在三天内把起草已十一年的宪法草案三读通过，十月十日就职时公布，为掩饰贿选罪行大玩所谓“民主”的招牌。尔后进行“宪法成立纪念” 银章模具雕刻，此当需若干时日，故制作于民国十三年之说可信，然而一般以“文武曹”称之故常令人误为先文后武，其恰与事实相反。另以往均把此两枚的制作日期并列民国十二年，应更正之。
.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银章
“洪宪一元纪念银币，成色重量一如通行币，面袁世凯大元帅冠服像，即意技师所雕，一元共和纪念银币旧模，背飞龙，同洪宪纪念金币，放大而去拾圆二字，此币实戏为之也。乃民国八年，造币总厂诸雕刻学生，从意技师习雕刻，艺已成，平时皆取其师之已雕成者，摹刻之，予偶见唐学生，摹刻飞龙模最佳，因命再刻，去拾圆二字，复取袁像，共和纪念币旧模合印之，百枚，略分赠本厂重要职员及友人，余藏之，未便示人也。后予去职，留模未毀，后来者，取而印多枚出售。复以六七成金印之，号称洪宪大金币，重价出售，诈财已多，为所欺者，终不知也。某君亦喜藏古今泉币者也，某年见予所藏近代各币，曰，君藏虽高富尚无洪宪大金币，我昨以百元易得一，可喜也，言之有傲色，予曰，膺鼎也，洪宪时，那得有此，某君正色，力辩非伪，且述其所闻以讹传讹之掌故，以证之，予不觉哑然失笑，曰勿与予争辩，他人可不知，予焉能不知，伪即予所作也。予不过印银耳，后人变本加厉，又印金矣，且予留以自玩，等自欺未敢欺人诈财也。并为述其始末，某君不觉傲色立消，嗒然若丧矣，予一时好奇，而戏为此，若不言，终无知者，即当时虽有知者，只数人，今或已均不在人世，即伪印金以欺人者，虽知本无金质者，或尚不知，并银亦为伪造，予虽无欺人之心，终恐收藏家为予所误，今特表而出之”。
此俗称“大飞龙”的银章为民国八年戏作品，来龙去脉至此可拍板定案，毋庸再论。袁像洪宪大飞龙模具流落国外，笔者于2002年时在美国加州钱币展中，见某钱商展出一枚由费城造币厂代工制作之袁像洪宪大飞龙金章，附当年造币厂开立收据，注明1921年11月接受客户委托压制金章22枚、银章50枚，其材料费金610.57元、银 68.39元，合计 678.96元，代工费93.33元。显示“后来者”，非但“印多枚出售。复以六七成金印之”，索性连模具都卖了。
7.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十元纪念金币
“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一统意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背边皆轮齿纹，亦义大利技师鲁乔奇雕模，故甚精，时周学熙长财部，令多铸，拟颁发各省县，令长官，倍值收藏，人必一枚，且令劝导士绅收买，谓筹款之一助也。先铸十二枚，进呈大典筹备处，适帝制撤销，遂停再铸，嗣京中显贵，多向总厂索此，乃又铸百枚，以分应之，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毀其模而去，故世间流传绝少，价值连城，旋传有伪者，为银质镀金，然非私造，乃初以银印样本，得之者，自镀以金。但银样本只五枚耳”。
此正宗“洪宪飞龙”金币为意技师鲁乔奇雕模，总数量在一百廿枚左右，亦有罕闻的银质样币五枚，以往资料中均未见有数量记录，李氏此时任厂长职，此记载应正确无误。存世另有极少见之签名版在手抄本内则未提及，可能系意技师鲁乔奇私下制作，自行用以赠送及留存纪念。
8.湖南“中华银币?洪宪元年”一角纪念银币
“洪宪一角银纪念币，民国五年广东造币厂铸(按：原文误，是湖南造)，大小成色重量，与一角通行角洋同，面中华帝国四字拱列(按：原文误，为中华银币四字、左右有湖南二字)，上洪宪纪元四字(按：原文误，为洪宪元年四字、下面另有开国纪念四字)，背即宣统三年，一角之旧模，一屈尾行龙，左向，尾绕壹角二字，此币是厂自铸，未奉令亦未呈报，不特收藏家多未见，且多未知，盖数极少，广东旋独立(按：原文误，应是湖南)，已铸者，亦追回销毀也。”。
自原书此段记载可知，李伯琦并未能掌握所有资讯，也因未看过实物乃有此错误，但可确定这是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为邀宠，既未奉令亦未呈报而自行制成。据意大利外交官罗斯(Giuseppe Ros)在民国五年发表的文章记述：⑤此币曾有一批以铜制成者在长沙的银钱兑换店出现，旋即消失无踪。出示此一角纪念银币的造币厂官员告诉他，只制作少数的这些银角，多半已回熔炉销毀，没有流出厂外。
罗斯同时也提到：该年一月廿八日长沙的《大中报》登出湖南造币厂准备发行一套包括五角、三角、二角、一角等四种银币，以及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等四种铜元。但赠送此纪念银币给他的造币厂厂长表示，该报导为误传。笔者认为，当时汤芗铭应确有此计划，惟未料全国军民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窃国恶行，皇帝梦只作了八十三天就被迫取消，拥护帝制者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湖南造币厂为免招批评，除了即刻收回成品掩盖证据外，事后也极力否认有其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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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湖南督军汤芗铭在事前除通电附和、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积极劝进外，亦命令湖南造币厂开铸洪宪开国纪念铜元与银币。帝制失败后停止铸行，由于期间短暂银币非常稀少，仅见一角面值一种。此一角纪念银币，大小成色重量与通行银毫同，面列“中华银币”四字，左右“湖南”，上下为“洪宪元年”、“开国纪念”，背面与宣统三年一角银币相同。
据义大利外交官罗斯(Giuseppe Ros)在民国五年发表的文章记载：出示此一角纪念银币的长沙造币厂官员告诉他，只制作少数的这些银角，多半已回溶炉销毁，没有流出厂外。
9.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 Giorgi)
“由义国驻京公使所介绍，三年为期，民国二年来厂，三年满，续聘三年，义技师初来华，尚谨饬，久则渐染恶习，又兼翻译从中播弄，逢雕祖模时，必借端要挟需索，盖义技师不解华语，时北方亦罕有国人通意语者，多方觅得王某，能义语，使之充翻译，给厚薪，王已觉奇货可居，又本非学校所习，乃使馆司贱役者，已不知品行，更富奴性，崇西人，轻国人，三年再满，即辞义技师，革翻译，义公使受其托，来请再续聘，未之允，然义技师在造币厂六年，……”。
按一般有关意大利技师鲁乔奇在华状况，钱币书刊多半引用张璜著作之《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140页所述：“根据中国钱币专家之权威马定祥君云彼曾有一书名《中国纪念币考》乃当时天津造币总厂长李伯琦君之手写本，……，该意人于民国六年返国，……”。但由李氏原文可知，洋技师鲁乔奇是“在造币厂六年”而非民国六年返回。但此描述与其他记载亦有出入，笔者先将相关资料列出：
(1) 罗斯在民国五年发表记述：来自米兰的乔奇先生，在1910年时应聘担任天津造币总厂总雕刻师。
(2) 耿爱德(Eduard Kann) 为编撰其著作1954年出版之《中国币图说汇考》，去函已退休居意大利之乔奇本人搜集一手资料。耿氏收到的回信，声明“彼曾在1910~1920年间，服务于天津造币厂，担任首席设计师及总雕刻师”。⑥
(3)民国二年天津造币厂特别会计表中岁出第五项 “技术” 第三目，写有 “雕刻洋技师，9000元，按以上一员，每月薪水750元”，第六目 “意语通译，336元，按以上一员，每月薪水28元”，另有雕刻学生，“按以上十员，每月共支薪水60元”； …从清代户部造币总厂续聘义大利籍技师鲁乔奇… 。⑦
(4)台北鸿禧美术馆珍藏刻有L. GIORGI及GIORGI INC.字样之“宣统三年?大清银币”银币各一枚。⑧
罗斯是意大利驻华使馆参赞，是一位集币爱好者并与乔奇有直接往来，或许即由其介绍引进，文章发表时乔奇仍在职，故所记日期应正确无误；而耿爱德得自乔奇本人之回覆亦为1910年，因此笔者认为洋技师鲁乔奇应是此年抵华并任职造币总厂，但该厂在兵变中烧毀未原地重建，乔奇后转往新厂任职，乔奇“在造币厂六年”是指新建完成的天津造币总厂。民国八年遭解职后并未立即返国，乃是仍居留中国企图透过关说续聘，未遂而后才离去，故其自述的日期为李氏所记之次年是可有合理解释的。
至于“逢雕祖模时，必借端要挟需索”一事，推测可能有中西文化与制度上的差距，在西洋的造币厂总雕刻师除固定薪资，有额外论件计酬之例，中方可能认为雕刻师是包工制，且酬劳已较他人高许多，不愿雕祖模另外付费；加上言语不通、翻译拨弄，未能宾主尽兴乃至最后竟不欢而散感言
李伯琦手抄本《中国纪念币考》，并未提到稍后的几种张大帅纪念币、褚玉朴周年纪念章等众所公认出自天津造币厂的制品，这些都是李伯琦离开津厂后所制，应是被其遗漏，此亦为当时讯息不流通及李氏未能掌握所有资料的佐证。
笔者在本文首即提到中国机制币初期有关史料缺乏，但毕竟也有如李伯琦这份手抄本存在；惟马老涉猎甚广，自中国历代古钱、机制金银币、铜元、纸钞四大门类无所不精，此抄本在马定祥先生手上时，虽未能将内容完全披露，然其有大环境上的因素。历经动荡的时代，能保存这些宝贵资料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近年来马老哲嗣及门生能合力出版许多重要钱币著作，对中国钱币界做出重大的贡献。
马老前辈在生前将大量图书及文献捐给了国家，但多年来似乎反倒未见有明显的成绩，至少与笔者个人期待有点落差，本次若非马老哲嗣传德先生鼎力相助，上述有关中国早期金银纪念币的谜团，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水落石出。希望未来持有单位能自这些珍贵的史料中发掘更多的宝藏，“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促使中国泉学研究进入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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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作霖戎装像陆海军大元帅纪念银币样币一枚，天津造币厂铸造，其间，天津造币厂分别在民国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铸造了三款大元帅纪念银币，均以镜面版底试铸，未发行，存世仅见样币，均极为少见，此枚样币完美镜面版底，原铸银光，铸工精湛，堪称民国人像银币巅峰之作，征集自海外资深收藏家，PRO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