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

《龙门飞甲》和《金陵十三钗》首映当天，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先去看《龙门飞甲》。徐克是我比较欣赏的香港影人，对张艺谋的感觉比较复杂。在某一时刻，我钦佩过张艺谋对商业电影制作的倾力投入，敢于放弃自己早年的影像风格，重新打造出一种充满着民族式的膨胀、挥舞着道德大棒四处张扬的暴力影像，但大部分的时间里，对他这些年的暴发户式的电影充满了排斥。

而且最为要命的是，张艺谋的电影中一直充满着一种致命的媚俗——尽管这个词在我们文化语境中已经是用烂了，但是张艺谋确实乐此不疲。他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在迎合一种西方式的媚眼。固然，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成熟化，电影商业化倾向是一种趋势，但是电影的商业化并不代表像好莱坞的标准看齐。如果世界上的所有商业电影都是一个好莱坞标准，你更不可能打动西方观众——人家自己的东西还看不过来呢，那有空搭理你丫的。

《金陵十三钗》的题材在严歌苓的笔下是一种风格，但是经过了编剧刘恒的处理又变成了另外一种语言风格。这其中的变化很值得玩味，如果有兴趣的话，最好可以把严歌苓的小说原著与电影做一个对比，看他着重处理的那些情节，这样的话，就能大概探知张艺谋的兴趣点。

张艺谋不是个好叙事导演，所以他最好的作品都是改编自小说家的作品。刘恒是个好编剧，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严歌苓和刘恒的存在，他拍摄的《金陵十三钗》会是一副什么模样。从目前的反响来看，争议的部分无关剧本，而是更多集中在一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可以代表张艺谋的真正拍摄水平——比前几年那些遭人诟病和谩骂的《英雄》《十面埋伏》等烂片好多了——但，仅此而已。

代表他的正常水平，并不代表他的思想的境界有多高。朱大可甚至直言不讳说，这是一种情色帝国主义，“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换句话说，电影中的献媚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西方式的隐喻，华丽转身之后，向民族主义大唱赞歌。

在纯正西方式的语境中，女学生和妓女的生命都同等重要，面对死亡选择的时候，他们的生存的机会应该是公平的。但是自中国式的语境中，妓女永远与女学生无法相比。与其说，最终的结果是妓女主动“献身”为女学生赢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倒不如说，张艺谋“强奸”了妓女，用自己的思想强迫他们献身。但在西方式的的语境中，两种生命在大屠杀面前无法选择，所以无论怎样选择都是悲剧。有人说，张艺谋的这部电影不得奥斯卡，别的电影更不可能了。但是，仔细考量这部电影输出的价值观，仍然是一种西方式的错位价值观。

著名的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提到过一种大屠杀困境的悖论：“如果某人用一把手枪对着你说，‘杀了你的朋友，否则我就要杀了你’，他是在引诱你，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一度把这种生存困境称之为“苏菲的抉择”，这是一个道德上的难题，因为根本没法选择，在杀人与杀人之间，在杀人与救人之间，在牺牲一个和救许多人之间，无论你如何选择，你都是在作恶。但是在大屠杀中，很多人不会思考到这种悖论式的道德困境，大部分人都会用“牺牲一个人可以救很多人”这种思想的幻觉安慰自己，以免良心不安，这也正是施暴者——日本军官或者纳粹——之所以给你出这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在引诱你作恶，引诱你变成一个屠杀者，一个同谋。

但是这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命题，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变得无比轻逸——用所谓的民族大义引诱妓女投入一种牺牲的幻觉，与此相对应的是，是引诱电影院中的观众投入一种高尚的民族和道德的幻觉——即可以通过牺牲自我成就一种精神，一种民族的未来——我讨厌这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导演。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曾说，我有时崇敬和尊敬无私的人，但不是因为他无私，而是因为他有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有益于另一个。牺牲自我是一种美德，前提是他自愿如此。张艺谋的电影中恰恰在这点上迷惑了观众，他用上帝的思想替他剧中的人物做了自我牺牲的决定，并以此为傲。所以《金陵十三钗》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局中人，而是局外人——即通过拍摄达到道德满足感的导演和通过观影达到民族自豪感的观众。归根结底而言，这是一种虚假意识的满足，是一种廉价情感的满足，是一种充满骚动和不安的民族情绪的满足。

说了这么多，好像对张艺谋又挥起了大棒一样。凭心而论，除了这个“主旋律”基调让人厌恶外，很难说《金陵十三钗》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它代表了张艺谋近些年的电影的最高水平——我的意思不是说这部电影有多好，而是这些年他的电影实在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