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大阳山附近景区:文革回忆录：拦截国际列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20:00:38
作者:陶铁柱 来自： 《“联动”与共产主义小组》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4-11-9
于是乎注：本文是陶铁柱（即文中的“我”即红涛）写的文革回忆录《“联动”与共产主义小组》中的第一章。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
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
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口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100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念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10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功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7日再搞一次行动，然后赴满洲里，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6日，海拉尔市委的同志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
“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我们一一传看着电报。华山问：“你们下一步有何打算？”李建军讲了我们的计划。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这一次你们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有人对电报感到迷惑不解：“又是‘很好’，又是‘注意策略’，是表扬还是批判？”
华山拐弯抹角，对具体问题一概不明确答复，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7日，在海拉尔市委的帮助下，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但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在海拉尔，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
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
“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南河沿111号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
于是乎注：本文是陶铁柱（即文中的“我”即红涛）写的文革回忆录《“联动”与共产主义小组》中的第一章。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
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
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口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100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念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10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功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7日再搞一次行动，然后赴满洲里，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6日，海拉尔市委的同志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
“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我们一一传看着电报。华山问：“你们下一步有何打算？”李建军讲了我们的计划。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这一次你们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有人对电报感到迷惑不解：“又是‘很好’，又是‘注意策略’，是表扬还是批判？”
华山拐弯抹角，对具体问题一概不明确答复，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7日，在海拉尔市委的帮助下，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但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在海拉尔，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
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
“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南河沿111号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