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正版苹果5s64g最新价格: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困境论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7:08:21
内容提要：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存在8个方面的逻辑缺陷，最终导致理论陷入困境，既不能从前提有效地推导出结论，也不能充分解释和说明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出现逻辑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确立了过高的理论目标，过分追求理论的简约性，企图同时成为普遍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最终不得不以牺牲逻辑一致和解释效力为代价。
关键词：进攻性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方法论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后冷战时代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理论[1]，其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被介绍到中国后，引起较大反响[2]。该书从理论、历史和政策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该书逻辑缜密，文笔清晰，论述有力，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3]。但细读全书就不难发现，该著貌似严谨、清晰的理论体系背后其实存在着很多明显的、致命的逻辑缺陷，最终导致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陷入理论困境，以失败告终。本文就主要以该书为对象，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困境进行逻辑上的解析。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中央政府为各国提供不受侵犯的公共安全；大国具备一定的进攻能力，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但又都具有使自身安全最大化的本能，为保证自身安全，理性的国家必须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成为霸主。在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因此，大国的历史首要地包括了修正主义国家的冲突，追求地区霸权是大国行为的经常性选择。国际体系是由修正主义国家组成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是指不满足于现状，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彼此有进犯的倾向和侵略的意图，奉行进攻性的扩张政策[4]。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考察了1792年以来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苏联等主要大国的行为。他认为，拿破仑法国、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和二战后的苏联的对外行为证明了自己的理论，但是英国和美国则没有。美英案例的异常是因为，美国已经在西半球实现了地区霸权，成为了现状国家，无须扩张，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的行为是为了履行“离岸平衡手”的职责，遏制其他大国的扩张；同时，水域阻遏使美国从未考虑过征服欧洲或东北亚，也使得英国无法越过大西洋去征服欧洲大陆[5]。
最后，作者对当今世界的欧洲和东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建议美国继续扮演欧洲和东北亚平衡者的角色，防止出现与之匹敌的竞争者。未来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将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因此，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而不是接触[6]。
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困境
1、合成谬误。合成谬误是指认为部分符合逻辑，则整体也必符合逻辑的错误。作者的合成谬误体现两个地方：
第一，对5个现实主义前提的合成谬误。全书的理论前提是5个现实主义命题 ，但作者并未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澄清，只是简单地说，当5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7]。但5个命题合成以后，可能推导出多种结果，既有可能是进攻行为，也有可能是防御行为，甚至既非进攻，亦非防御。因为所有的命题都是需要通过具体国家来体现的，动机、意图总是与国家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更重要的是，5个命题合成以后，就可以推断出米氏逻辑中具有关于国家战略眼光问题的内在悖论。本来，国家可以通过自助实现生存，无政府并不意味着危险，但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危险丛生，国家不得不时刻考虑应对眼前的威胁，不可能具有长远的眼光。但另一方面，根据畏惧催生进攻的米氏逻辑，无论是衰落的霸权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还是新兴大国寻求霸权，都是为了防止未来的安全竞争，那么国家的眼光就不是短浅，而是极其长远的。这就存在悖论。例如，在较长时段衰落的霸权国可能会考虑发动预防性战争来反对崛起国而不是与之妥协。相反，在同样的权力转换背景中，目光短浅的国家会竭力购买与崛起国的和平。也就是说，即使面临着同样的权力分配格局，国家也可以选择两种相反的行为方式中的一种，因而米氏的论断结果就是不确定的，也就是无法证伪的。悖论的存在说明进攻、扩张和侵略根本不可能从安全的关注中推出[8]。
第二，对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合成谬误。米氏对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合成，分别借鉴了国家的权力欲望和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结构。姑且不论他对人性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否正确[9]，单从逻辑上来看，由于缺乏严格的理论清理，这一合成显然是错误的。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分别将人性和无政府状态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但人性、无政府状态都是常量。古今中外，人性是恒定的这一趋势没有改变，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既有好人，也有恶人。同样，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国际社会都是无政府的。从逻辑角度而言，常量无法解释变量，这说明人性和无政府状态只能作为假设起点，要真正形成因果关系，还要依赖其他变量，即人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前者体现为国家对权力的理解和认知，即国家的理性；后者体现为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即对安全、生存、威胁的度量。由于国家有别、时代不同，这种认知和度量是可变的，但又在客观力量，即人性或无政府制约的范围之内。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各有其逻辑体系，米氏只是将两个理论的常量结合起来，却忽略了此后的变量，打乱了原有的逻辑结构。而且，人性现实主义属于国家层次理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国家权力欲望的第一性，将国际因素放在第二位；结构现实主义却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它们遵循完全不同的分析和研究视角。二者的简单结合，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同时构建一般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国家层次的理论也不等于外交政策理论[10]，在分析具体国家的对外行为时，政策变量无法回避。权力欲望只是国家的原始动机，要转化为实际行动还要取决于国家的认知，即理性，政策是国家的行动纲领，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理性。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具有权力欲望，但理性会驱使它执行合适的外交政策，这就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行为并不完全一样。米氏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套用了能力决定意图的人性现实主义教义，却将它对国家的理性分析抛在脑后[11]；同样，他只套用了沃尔兹理论中畏惧对对国家行为的驱动作用，却忽略其结果是自助和维持权力，而不是进攻性行为。事实证明，国家实力不强并不代表安守本分，实力增强并不必然就会进攻和侵略。1868－1945年的日本、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的财富并非出类拔萃，但却举全国之力，执行军国主义政策，这才使得它们有能力去寻求霸权[12]。政策的偏好可以使军力在短期内跃升，但经济发展却需循序渐进。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即使在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一后，也没有建立强大的武装，发动大规模战争。而越南虽小，却极具攻击性[13]。同样，下文也证明了畏惧并不必然导致进攻。
关键词：进攻性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方法论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后冷战时代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理论[1]，其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被介绍到中国后，引起较大反响[2]。该书从理论、历史和政策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该书逻辑缜密，文笔清晰，论述有力，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3]。但细读全书就不难发现，该著貌似严谨、清晰的理论体系背后其实存在着很多明显的、致命的逻辑缺陷，最终导致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陷入理论困境，以失败告终。本文就主要以该书为对象，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困境进行逻辑上的解析。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中央政府为各国提供不受侵犯的公共安全；大国具备一定的进攻能力，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但又都具有使自身安全最大化的本能，为保证自身安全，理性的国家必须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成为霸主。在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因此，大国的历史首要地包括了修正主义国家的冲突，追求地区霸权是大国行为的经常性选择。国际体系是由修正主义国家组成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是指不满足于现状，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彼此有进犯的倾向和侵略的意图，奉行进攻性的扩张政策[4]。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考察了1792年以来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苏联等主要大国的行为。他认为，拿破仑法国、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和二战后的苏联的对外行为证明了自己的理论，但是英国和美国则没有。美英案例的异常是因为，美国已经在西半球实现了地区霸权，成为了现状国家，无须扩张，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的行为是为了履行“离岸平衡手”的职责，遏制其他大国的扩张；同时，水域阻遏使美国从未考虑过征服欧洲或东北亚，也使得英国无法越过大西洋去征服欧洲大陆[5]。
最后，作者对当今世界的欧洲和东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建议美国继续扮演欧洲和东北亚平衡者的角色，防止出现与之匹敌的竞争者。未来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将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因此，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而不是接触[6]。
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困境
1、合成谬误。合成谬误是指认为部分符合逻辑，则整体也必符合逻辑的错误。作者的合成谬误体现两个地方：
第一，对5个现实主义前提的合成谬误。全书的理论前提是5个现实主义命题 ，但作者并未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澄清，只是简单地说，当5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7]。但5个命题合成以后，可能推导出多种结果，既有可能是进攻行为，也有可能是防御行为，甚至既非进攻，亦非防御。因为所有的命题都是需要通过具体国家来体现的，动机、意图总是与国家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更重要的是，5个命题合成以后，就可以推断出米氏逻辑中具有关于国家战略眼光问题的内在悖论。本来，国家可以通过自助实现生存，无政府并不意味着危险，但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危险丛生，国家不得不时刻考虑应对眼前的威胁，不可能具有长远的眼光。但另一方面，根据畏惧催生进攻的米氏逻辑，无论是衰落的霸权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还是新兴大国寻求霸权，都是为了防止未来的安全竞争，那么国家的眼光就不是短浅，而是极其长远的。这就存在悖论。例如，在较长时段衰落的霸权国可能会考虑发动预防性战争来反对崛起国而不是与之妥协。相反，在同样的权力转换背景中，目光短浅的国家会竭力购买与崛起国的和平。也就是说，即使面临着同样的权力分配格局，国家也可以选择两种相反的行为方式中的一种，因而米氏的论断结果就是不确定的，也就是无法证伪的。悖论的存在说明进攻、扩张和侵略根本不可能从安全的关注中推出[8]。
第二，对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合成谬误。米氏对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合成，分别借鉴了国家的权力欲望和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结构。姑且不论他对人性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否正确[9]，单从逻辑上来看，由于缺乏严格的理论清理，这一合成显然是错误的。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分别将人性和无政府状态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但人性、无政府状态都是常量。古今中外，人性是恒定的这一趋势没有改变，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既有好人，也有恶人。同样，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国际社会都是无政府的。从逻辑角度而言，常量无法解释变量，这说明人性和无政府状态只能作为假设起点，要真正形成因果关系，还要依赖其他变量，即人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前者体现为国家对权力的理解和认知，即国家的理性；后者体现为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即对安全、生存、威胁的度量。由于国家有别、时代不同，这种认知和度量是可变的，但又在客观力量，即人性或无政府制约的范围之内。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各有其逻辑体系，米氏只是将两个理论的常量结合起来，却忽略了此后的变量，打乱了原有的逻辑结构。而且，人性现实主义属于国家层次理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国家权力欲望的第一性，将国际因素放在第二位；结构现实主义却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它们遵循完全不同的分析和研究视角。二者的简单结合，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同时构建一般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国家层次的理论也不等于外交政策理论[10]，在分析具体国家的对外行为时，政策变量无法回避。权力欲望只是国家的原始动机，要转化为实际行动还要取决于国家的认知，即理性，政策是国家的行动纲领，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理性。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具有权力欲望，但理性会驱使它执行合适的外交政策，这就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行为并不完全一样。米氏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套用了能力决定意图的人性现实主义教义，却将它对国家的理性分析抛在脑后[11]；同样，他只套用了沃尔兹理论中畏惧对对国家行为的驱动作用，却忽略其结果是自助和维持权力，而不是进攻性行为。事实证明，国家实力不强并不代表安守本分，实力增强并不必然就会进攻和侵略。1868－1945年的日本、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的财富并非出类拔萃，但却举全国之力，执行军国主义政策，这才使得它们有能力去寻求霸权[12]。政策的偏好可以使军力在短期内跃升，但经济发展却需循序渐进。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即使在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一后，也没有建立强大的武装，发动大规模战争。而越南虽小，却极具攻击性[13]。同样，下文也证明了畏惧并不必然导致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