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全职高手有声小说阿杰:文革十大历史人物——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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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时，成千上万的小生命也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呱呱坠地了。17年之后，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在五星红旗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第一代少男少女们——红卫兵，在其中扮演了特殊而可悲的角色。谓其特殊，是因为他们有如孙猴出世，突兀而来，大闹天下，一时竟成为天之骄子，成为“文革”的开路先锋和勇猛闯将；谓其可悲，是因为他们希望共和国长治久安，却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动乱；希望成为红色接班人，却成了教育改造的对象，落魄他乡。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咀嚼红卫兵一代的命运，仍令人扼腕，发人深思。
横空出世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的政治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4月10日，中央批发经毛泽东3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断定建国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5月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学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5月8日开始，社会上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宣布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文革”正式爆发。
正是在这种紧张、异样而又强烈刺激的气氛中，红卫兵——这个神奇而浪漫的学生组织诞生了。
红卫兵组织最早出现于中学。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名作家的张承志和秦晓鹰——在圆明园聚会，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一天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
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受此影响，北京的很多中学也出现了学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
红卫兵组织公开化合法化是在反工作组的过程中完成的。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宋、陆、彭等人压制广大师生的革命要求，把学校的“文革”运动弄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6月1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篇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全文登载了这张大字报，并同时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北大事件很快波及到北京和各地的高校，掀起一片“学生批判校长”的热潮，形势一片混乱。
为控制日益动荡的局势，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对不断扩大的事态采取疏导和控制的方针。到7月中旬，局势已有所缓和，学生的造反劲头也有所收敛。就在此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明确表示了他反对工作组、支持学生造反的态度。毛泽东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使一度沉寂的反工作组运动再次高涨起来，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学生的造反风愈刮愈猛，终于使局势失去了控制。
工作组的被否定，为红卫兵组织的合法化、公开化埋下了伏笔。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表示支持。几天后，他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口气严厉，措辞激烈，进一步批判了工作组压制学生的做法。毛泽东这两个举动，实际上肯定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给红卫兵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这期间，老红卫兵组织纷纷从秘密转向公开，新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成立，取得了合法地位。红卫兵很快从学校冲向社会，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狂涛巨澜。
狂涛巨澜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着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于8月至11月间，7次接见了红卫兵，平均不到半个月接见一次。这8次接见，总共达1100万人次。毛泽东连续不断地接见红卫兵，巩固了红卫兵坚持“造反”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加剧了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红卫兵掀起了破“四旧”和“大串连”的高潮。
所谓“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是荒诞疯狂、骇人听闻的。他们成群结队涌上街头，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把街道、单位的名字改为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名字。北京的长安街被改成“东方红大路”，全聚德烤鸭店被改成“北京烤鸭店”，上海的“永安”百货公司被改为“永红”百货公司，有悠久历史的成都“陈麻婆豆腐”被改为“麻辣豆腐”。红卫兵在街头路口设立纠察站，强迫人们把牛仔裤改为短裤，把“火箭鞋”改为凉鞋，把高跟鞋改为平底鞋，不准留长头发，不准穿港式衣服。一时间，小平头、中山装、平底鞋成了中国人统一的服饰格调。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红卫兵也同样视为“四旧”，予以砸烂和打碎，大批书刊在他们手中化为灰烬，众多的文化古迹被他们破坏得面目全非。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等所谓的“牛鬼蛇神”进行了野蛮的抄家和残酷的迫害，任意揪斗、殴打，乃至将其折磨至死，许多人为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破四旧”活动是历史上的一场“红色恐怖”。
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走向来看，“破四旧”使红卫兵的影响范围从学校扩展到了全社会。斗争对象变成了包括地、富、反、坏、右在内的所有“牛鬼蛇神”。从学校到社会，这是红卫兵成为社会政治力量的关键一步。
“大串连”开始只是少数红卫兵的自发行为，随着毛泽东的不断接见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内容。红卫兵的“大串连”起初主要是乘车串连，车船票一律免费，而且各地遍设“联络站”、“接待站”，以招待串连的红卫兵。之后由于交通拥挤，车船超负荷运行，中央号召徒步串连。《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在中央的倡导下，徒步串连成了一时的风尚。
红卫兵参加大串连的动机尽管千差万别，但相当多的人带着浓厚的政治目的。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除了“想见毛泽东”的朴素情感之外，不少人是为了上访和寻求支持。运动初期，各省市领导大多对红卫兵持抵制态度，受到压制的红卫兵不服气，借大串连之机，便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悲壮歌曲，纷纷上京告状，控诉“受压”之苦。这些上京告状的红卫兵大多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在幸福感激之余，也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回到原单位后更加狂热地投入运动。从北京杀向各地的红卫兵则凭借优越的身份，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四处煽风点火，传经送宝，或挑动支持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他们冲击党政机关，或冲击工厂、农村，挑动工农造反。正是在此过程中，红卫兵成为“闯将”和运动的突击力量。
从1966年11月起，鉴于“大串连”给各方面带来的压力和困难，中央开始劝止红卫兵不要再到北京去。12月中旬，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停止红卫兵免费乘坐车船的待遇。但红卫兵的“大串连”并未就此终止，只是规模越来越小而已。
1966年10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论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红卫兵运动都具有转折意义。在这之前，运动的重点在教育界和文化界，批斗的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及“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之后，运动的重点变成了各级党政机关，批斗的对象变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之前，各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尚能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采取抵制对策，在这之后，他们本身也成为斗争对象而陷于被动。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红卫兵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除普遍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外，他们还充当了中央文革的过河卒子，制造了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几个大事件。1966年11月，聂元梓、孙蓬一受江青的密令前往上海，从事打倒上海市委、从而彻底搅乱上海的活动；1966年底，受中央文革指使，蒯大富的“三司”红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与此同时，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为开路先锋，各地红卫兵掀起了“揪叛徒”的狂潮，致使许多老干部蒙受冤屈。
运动初期受血统论和工作组压制的大批学生得到“解放”，纷纷组织红卫兵，致使红卫兵队伍空前壮大。由于这些后起的红卫兵大多不是“文革”前政策的受益者，长期受压制，他们更能领会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对运动更加投入，造反精神更为彻底。他们热衷于反血统论和斗“走资派”，唯中央文革马首是瞻。与此相反，老红卫兵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坚持血统论，对斗“走资派”有抵触情绪，对中央文革也从运动初期的紧跟逐渐变为对抗。这样，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出现大的分裂，结果是老红卫兵日渐失势，最后因“联动”反中央文革被镇压而退出历史舞台。
大动荡、大分化、大武斗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接着开始了全国性的夺权运动。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一道参加了这场运动。红卫兵的夺权范围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的夺权。这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红卫兵组织的单独夺权。这种夺权由于红卫兵缺乏经验和不符合中央“三团结”的精神，大多没有成功。第二类是红卫兵与其他群众组织的联合夺权，这种夺权红卫兵往往不占主导地位，但因容纳了广泛的群众组织，又实现了“三结合”，得到中央的首肯，所以获得了成功。
红卫兵的另一种夺权是各学校内部的夺权。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由“文革”初期的倚重红卫兵转为倚重工人造反组织，加之红卫兵缺乏经验，使他们在社会上的夺权中处于下风，逐渐让位于工人阶级，这就迫使红卫兵把夺取本校最高权力作为奋斗目标。在夺权运动中，红卫兵组织因利益分配不均开始出现分裂。
这是红卫兵组织继1966年下半年分裂之后的又一次大分裂。与上一次分裂相比，这一次分裂更为复杂。在学校，红卫兵组织林立，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相互攻击、混战；在社会上，红卫兵组织也分裂成两大派，与对立的工人、农民、机关等群众组织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
两派红卫兵组织的派性斗争时常伴随着武力械斗，到1967年夏天终于演变成一场遍及全国的大武斗。几乎所有的红卫兵组织都卷入了这场武斗。他们自制或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修筑工事，模仿战争年代的战斗场面，或冲锋，或固守，或强攻，或偷袭，制造了许多惨不忍睹的血案。不少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无知和狂热中过早地凋落了。
狂热的红卫兵向毛泽东誓忠8月10日，毛泽东亲自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7日，毛泽东特意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以示他用战士的身份与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同时还表示军队支持红卫兵，翌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这成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绿军装由此成为红卫兵的标准制服。之后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七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自此受到全国的追捧，从一个学生秘密组织变为公开的造反力量。
“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破的方法却没有说明。当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三十万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红色风暴”开始席卷北京的千家万户，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各大城市乃至广阔的农村，偏远的新疆也没有幸免于难，难以估量的文物古迹受到冲击，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在扫荡之列。而揪斗“牛鬼蛇神”则使难以计数的当权派官员、教师等饱受人身侮辱乃至被剥夺生命，1966年11月，在陈伯达的批示下，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厚兰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挖了孔子墓，砍毁孔林松柏，三孔书籍也被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他们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为了显示革命忠诚，红卫兵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改名浪潮。所有带“封、资、修”色彩及有小资情调的名字，例如“梅、兰、竹、云”、“春、夏、秋、冬”，或带有儒家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除了人名外，地名、店铺、汽车站、机构名称都逐一改名。红卫兵分裂 两派武斗红卫兵势力的不断发展导致内部走向分裂。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他们以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为目标；而不注重家庭成分，以“平民子弟”为骨干的另一组织被称为“造反派”。 两派由于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偏差——例如，造反派坚决要打倒省市地方实权人物，而保守派则力保这些人，由是产生武斗。两派之间的武斗由文革初期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才告一段落最终，保守派被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击败而瓦解，并退出了文革历史舞台。在对待由谭震林等元老级将领发起的“二月逆流”上，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走向分裂，分为“拥军派”与“反军派”。事实上，当毛泽东转而重用工人阶级并派出军队介入地方武斗后，红卫兵的这种分裂已在所难免。鸟尽弓藏 红卫兵发配农村当夺权目的已经实现后，红卫兵作为造反力量已经妨碍了毛泽东新一轮权力平衡的安排。在这个新的目标之下，毛泽东所倚重的力量转向工人阶级，他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为了能让工人阶级从红卫兵手中夺过文革的权力，毛泽东向学校派驻工宣队和军宣队，甚至由工人和军人直接掌管学校，同时由工人和军人掌握行政体系。逐渐边缘化的红卫兵仍然保持了造反的惯性，由于停课闹革命，全国的学校几乎瘫痪，学生到了毕业期亦无法分配工作，66、67、68连续三届高中毕业生共四百多万人在城市中无所事事。这股力量对毛泽东掌握政治形势甚为不利。他于是开始将这些学生遣送到农村，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和军队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再教育，中学毕业生则发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千六百多万知青因此上山下乡，后来引发了大规模的返城浪潮。亦有革命激情无法磨灭的部分红卫兵，自动流亡东南亚，参加了缅甸、老挝、越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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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凶猛烈火，是从天安门广场点燃的。毛泽东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把火种带到了全国各地，从此燎原了整整十年。一红卫兵组织诞生在清华附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学校。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批评校方对运动领导不力的学生聚集在圆明园，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名字的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6月2日，他们在校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6月初，北大附中、石油大学附中也成立了类似红卫兵的组织。刚开始，红卫兵这个由中学生自由组织的秘密团体，因为干扰了工作组在中学的正常工作，被视为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强行解散。7月25日，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发表批判工作组的演讲，当场受到江青的称赞。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举行海淀区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把他们写的“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出席大会的江青，请她转交，并请毛泽东对他们的观点及与工作组的争论作指示。8月1日，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一个中学生的组织，值得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吗？原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师不利，江青等人搞的评《海瑞罢官》没有打中要害，又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只得另寻途径。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江青讲话内容整理出座谈会纪要，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更是对着中央领导人。彭罗陆杨被揪出来了。5月8日，在江青等人策划下，《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开火》一文。《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矛头指向北京市委。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一文，戚本禹发表《〈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结果北京市委瘫痪，彭真被打倒，吴晗、邓拓被迫害致死。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此文件发到县团级。《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错误估计，号召全国人民向党政军文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经毛泽东批准，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6月1日起，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北京的红卫兵刚刚冒头，6月初，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中央八条，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要求在运动中做到内外有别，注意保密，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许多省市也相继派出工作组。“文化大革命”的刚烧起的烈火很快奄奄一息。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对刘少奇派工作组提出批评。毛泽东认为，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在发动“文革”的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运动的阻力太大，主要来自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二是运动的方针政策还不够明确，需要具体化。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师生代表。会议原定开五天，中心议题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是全会开得很不顺利，不得不延长。毛泽东命令请病假的林彪出山，不来不行。8月7日，印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8月8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关于“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篇文章，以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大会文件印发。 二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林彪成为第二号人物。这之后，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是人们排着长队抢购毛泽东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北京。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8月17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与会者并不仅仅是红卫兵。《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不过，毛泽东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但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两张毛泽东大照片，足以说明问题。一张是毛泽东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招手，一张是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鼓掌。这两张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恐怕发行了上千万张吧。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还专门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的‘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这是红卫兵第一次被官方报道。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还不是专有名词，还要用引号括弧起来。直到8月25日，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引号才被去掉。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里面有“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字样，并提出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从此，红卫兵被推上历史舞台，从北京蔓延全国，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大串连，成为那个疯狂年代的专有名词和强大的集团力量。 三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的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从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才开始“排队”。10月18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3日，第五次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顺序下去了。算下来，大概是平均十二天接见一次。第一次的庆祝大会预定在早上七点半钟开始。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一点开始就步行往天安门方向前进了。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完毕。新华社报道，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秩序。天安门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格外赞赏的。本来，聂元梓等七人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这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第一张大字报”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清晨五点，离大会开始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毛泽东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因为8月的北京最热，早晨不仅气候适宜，而且从保卫方面说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四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由一名年轻的女兵陪同，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和红卫兵握手，人群沸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来到了他们中间，泪流满面的红卫兵都以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感到自豪。毛泽东的军装是新的，有点瘦。之后有人来信批评，为什么不给领袖一件合身的军装？其实这是毛泽东灵机一动。8月17日夜很深了，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当然可以穿军装，这本无可非议。但解放以后，尤其在公开场合，毛泽东从来没有穿过军装。他又高又胖，一般的军装不行，深更半夜到哪里去找特体军装呢？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幸亏想起来有一位警卫战士的身材和毛泽东差不多，这才解了燃眉之急。毛泽东为什么要穿绿军装呢？他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他决心以战士的身分与资产阶级决一死战，更表示人民解放军与红卫兵站在一边。当时在天安门城楼负责组织的同志说，那时候太乱，都打倒了，没有军队不成。老人家穿军装也表示对解放军的一个支持。于是，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就成了那一个时代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绿军装成了红卫兵的标准服装，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时髦。毛泽东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凝神望着，他似乎被这一片翻腾的红海洋感动了，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招手，军帽上红星在初升的朝阳下闪着红光。然后，毛泽东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紧接着，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上和领袖一起检阅。大概七点十六分，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四十名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七点三十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准时开始。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就从这以后，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就成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之前的四个固定的副词。大会结束后，像五一、十一那样，百万人盛大游行。这时，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几天后宋彬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讲述她给毛泽东戴红袖章的经过。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突然想，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这个让她砰砰心跳的想法后，她对负责大会的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泽东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宋要武”。另一个名叫杭生的军人后代也献给毛泽东一个黄丝线绣的红卫兵袖章，上面别着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泽东接过来，冲他微微一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最先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看到毛泽东，他和两名同学宋柏林和韩平大声地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好好，你们是哪里的？几名红卫兵自豪地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主席大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跟在后面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红卫兵队伍直到上午十一点才全部走出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倦意的毛泽东又在城楼上分批接见了和他一同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合影。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北大红卫兵提出要让毛主席讲话，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手里拿的不是毛主席语录吗？那上边都是毛主席的话。8月19日，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五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观礼台上的数万红卫兵始终没有走，他们说他们没有看见毛主席。因为他始终在天安门的下面，观礼台上看不清。所以，他们挥舞着红红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不离开观礼台。工作人员建议毛泽东在天安门东西两侧来回走一走，但红卫兵仍不满足，要毛泽东接见。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六个多小时了，已经回去休息，总不能再让他重返回天安门吧？再说，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还很多，要分好多批，再有两三个小时恐怕也打不住怎么办？周恩来和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量，找几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代表一下。谁去办这件事呢？周恩来想了一下，叫北京军区作战部的科长郭春暄下去一趟，把红卫兵代表请上来。筹备办公室是由北京市负责，驻京各大单位都有人参加，像总参、总政以及各兵种都抽人，以北京军区为主。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几乎每一次都参加。实际上这个筹备办也是军队在那里起主要作用。地方干部一听说红卫兵，立刻就躲开了。作战科长郭春暄穿着军装，他不怕。而且他从五十年代就搞五一、十一的节日阅兵，对这一套程序很熟悉。再说，那时红卫兵对解放军是无比崇拜的，他们听解放军的话，别人去红卫兵不一定听。一共四个观礼台，郭春暄立即跑步下去，把每一个观礼台都跑到了，和红卫兵头头“谈判”，请他们选出三四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红卫兵代表也是又渴又饿，他们一上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就把人民大会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给他们端出来。让他们吃饱喝足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想不想让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刚下去，还忍心让他再上来吗？红卫兵代表也不说别的话，只一个劲地说，我们要见毛主席！周恩来说，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红卫兵代表还是那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就咬着这么一句，不松口。周恩来没有办法，吩咐让北京军区出动汽车团，把观礼台上的红卫兵全拉到东郊的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太多，汽车团跑了一趟，没有拉完，又跑了一趟。周恩来给红卫兵们讲话，向他们保证，你们不要走，下次接见一定让你们见到毛主席。工作人员都说，真想不到红卫兵想见毛主席的心情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回来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摔在地上。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当时的天安门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一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六不仅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毛泽东一直觉得不够，想更多地见到群众，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他那时有两句话，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 这话说得工作人员都特别害怕，不让毛主席见群众，这是多么大的帽子啊。其实让毛泽东见一次群众很困难。在天安门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门城楼又怕出事。工作人员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这种接见，不同于十一、五一的大会，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难免鱼龙混珠。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就成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形势那么乱，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上下功夫了。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是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三十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毛主席的休息的地方用屏风隔开，一般人不让进去。在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吃饭时不用下去，有人专门往城楼上送饭。几十年后，时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的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待了。记不清是哪一次，毛泽东的车在大会堂西边走不动了，红卫兵围住了车，有的甚至被挤进了车里。等到警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路，才发现毛泽东的车里有一只女孩子的鞋。还有一次，天还没亮，红卫兵已经来了一部分，毛泽东首先到金水桥，警卫赶紧劝他上城楼，好一阵子才劝走。接见完，毛泽东自己又下了城楼，过了金水桥。当时周恩来正在城楼上给工作人员总结，布置下一次的接见，听说主席过了金水桥，也顾不上说什么，急着往下跑，工作人员也急着往下跑。年轻人腿脚快，很快超过了周恩来。大家一齐站毛泽东的对面喊，请主席上去，请主席上去。毛泽东不理，还是任群众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以后司机把车开过来才上车走了。另一次，毛泽东接见完红卫兵来到金水桥边，一屁股坐在地上。红卫兵立刻围上来，几十个记者也蜂拥上来拍照。警卫部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毛泽东接出来。周总理同意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再接见保卫组就把摄影记者“铲”了很多，只剩下两个人。没想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熟悉的摄影记者都没来 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周恩来火了，为什么不让他们上来？现在怎么办？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事后总结，周恩来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也难怪保卫人员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甚至有红卫兵被挤死。七组织接见很不容易，很费事，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为了让红卫兵更多地见到毛泽东，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而且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有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考虑周全。有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恩来急了，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只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第一次接见是周恩来拍的板，他说，就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吧。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哪种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记得，那一年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想法倒不错，但队伍从东往西走，计划两三个小时，却拖了四五个小时。费了好大的劲，怎么动员，队伍也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不想多看一眼呢？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的检阅方式了。确定地点后，几个小时内，沿途的厕所和卫生站等一套程序就安排好了。组织是严密的，但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都担心出事，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泽东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第二次接见选择在下午十七点四十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还没有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都出来了。但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在前面开路。毛泽东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第二次，毛泽东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五十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住。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9月15日下午十七点十五分，开始不久就华灯齐上了。这一次是参加大会的数十万师生按大会的指挥，有秩序地向南移动，让东、西长安街两侧的师生进入广场。在调整期间，领袖们进入休息室休息，直到二十点十五分，才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10月1日，接见150万人。因为是国庆，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五十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11月3日是先大会，后游行。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六十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千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三十多里地。车队全部过完后，三十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泽东乘车检阅了150万红卫兵。八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二百多万。11月25日和11月26日联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除了第一次，后来接见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跟红卫兵代表握握手，也不说什么话，主要是集合时间长。本来有一个方案是想让毛主席更多地见到群众，也可以解决群众看不清毛泽东的问题。这第八次，毛泽东乘车环城接见。原来考虑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领袖从中间过。但马上又有反对意见，车速慢了，出事怎么办？就一直没有采用。最后这一次接见为了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环城”，只是车速一定要快。那一次，几乎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有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只好下车。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第二天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泽东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二十万人，顶多四十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二百万人，大大超过了计划，快挤崩了。把警卫部队和西郊机场的空军全动员来维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这时周恩来到了，张德斌给他汇报，群众怎么摆的？道路怎么走的？因为张德斌着急，怕主席很快到，就说得快了一点。周恩来说，不要讲这么快，讲慢一点。汇报完之后，周恩来说，光这样讲不行，你带我走一圈。还没转上一圈，毛泽东就到了。主席刚过，红卫兵就涌上来了，海浪一般。后面的警卫车一下子被挤坏了不说，还伤亡了两个人。真是险之又险。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长期这样下去不得了。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总理汇报，天越来越冷了，25日这一天，气温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说上了年纪的中央领导人了。再加上后来毛主席也不再提不让他见群众的事了，就算了。这样，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报道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说，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接见了250万。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于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就由第八次而成为最后一次。 红卫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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