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总想哭歌词:[私人藏书]凤凰涅磐，浴血新生——伟大的法兰西

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著名的有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九三年》和大仲马的《红屋骑士》。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狄更斯这话让我想起我们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全都在“跑步奔向共产主义”，却不料一转眼奔进了一场大饥馑！
　　 雨果的《九三年》描绘了旺岱的叛乱与平叛，狄更斯写的是普通人在那恐怖岁月里的遭遇，大仲马说的是安东尼特王后走上断头台，红屋骑士鼎力相救失败而自杀。三部小说都在讲述主人公命运的同时展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那场红色恐怖。
　　 1792年9月血腥的巴黎，愤怒的群众当街打死三十个被俘的教士；断头台和磨刀石周围喷溅着鲜血与火花，刽子手的“四肢和身上满是淋漓的血迹和脏污”，在一百个小时里被杀的囚徒达一千一百人；被判死刑的囚犯一出监狱大门立即被候在门外的人杀死，没有辩护，没有上诉，没有死刑核准；啊，总算还成立了一个临时革命法庭来宣布判决，比起174年后的东方大地，毕竟名正言顺！
　　 树立在街心的断头台被誉为“黑寡妇”、“路易小姑娘”、“断头台小姐”，被砍头的囚徒是奉送给它的“美酒”——红葡萄酒；妇女们手里编织着毛线活提前在周围占位等待观看杀人，清点人头落地的数字，人们称她们是 “断头台饕餮”；好像我们当年天不黑就拎着板凳到广场占位等待露天电影开场，也像我们曾经涌上街头观看备受折磨屈辱的受难者。
　　 吉伦特党议员因为对王室表现了恻隐之心，被山岳党人毫不犹豫地送上断头台，包括已经自杀身亡的一人也要拖到断头台前补上一刀。
　　 “他们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十五个月，魏尼奥九个月，马拉五个月和三星期，勒贝勒蒂叶—圣法诺只有一天。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啊！“（《九三年》）
　　 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有保王倾向的吉伦特党人也跟随而去了，现在，安东尼特王后必须去向“路易小姑娘”奉献美酒——用自己被砍下的头颅做酒盅。王后必须死！因为所有的愤懑和仇恨现在都集中在她身上了。
　　 民众的愤怒来自于专制的压迫，来自他们多年来在专制政权下遭受的残酷压榨。
　　 “……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在看见自己的姐妹们受苦么?看见自己受苦，孩子受苦，没有钱，没有穿的，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受痛苦，受压迫，受轻贱么？”（德日伐太太——《九三年》）
　　 民意杀人。我们早都知道民意能够杀人。但是高高在上的路易十六们总是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他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总是抱着幻想。
　　 比于路易十六夫妇，一百年前的中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还有他身边的那些后妃、保皇党人、遗老遗少们应该感谢上苍！冯玉祥的大炮虽然对准了皇宫，还是给了溥仪们一条生路。溥仪后来变成了标本，由剥削阶级改造成劳动者的标本，不过其他那些剥削阶级分子可没那么好命，他们总是要用血和头颅来偿还欠下的债，不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在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总之，“血债要用血来还！”
　　 二百年前的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们不相信“改造”，初生的共和国只相信复仇。所有的王室成员，杀！所有的保王党人和贵族阶级，杀！大革命初期逃往他国以后又返回法国的，杀！到后来，来不及逃跑的，“长得白嫩肥胖的人几乎都上了断头台”。革命者、爱国者们在断头台周围狂欢，血与头颅是他们的兴奋剂，一颗一颗滚入布袋的头颅仿佛不是刚从活生生的人颈上砍下，仿佛是戏剧舞台上的道具。
　　
　　 绝不想谴责二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无论多么残忍的行为，都有他命定的渊源，就像狄更斯说的：“只要种下的依然是暴戾恣睢和欺凌压迫的种子，那么结出的必然是暴戾恣睢和欺凌压迫的果实。”
　　仇恨的种子一旦播下了，必然会发芽、开花、结果。如果路易十六们不愿意思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浅显的常识，我又有什么权力指责那些受暴者的复仇心理呢？德日伐太太、西蒙锁匠（《红屋骑士》），他们粗俗，没有教养，他们冷酷，没有同情心，因为他们是在仇恨中成长起来的，除了受苦受难，他们没有看见过别的什么！
　　
　　 虽然类似的暴行在几十年前的东方大地上也进行着，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读着几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描写，依然让我感到灵魂的振颤，文字的力量也许就在于此吧。
　　
　　 三部小说的主人公——《双城记》的英国律师西德尼.卡尔顿、《九三年》的革命军将领郭文和《红屋骑士》的共和党人穆里斯.林顿，都在红色恐怖之中，挚着自己坚定的信念选择了死亡，虽然具体原因有所差别，但慨然赴死都是一样的。
　　 英国人狄更斯创作的人物西德尼.卡尔顿本身不涉及那场革命，为了所爱之人的终生幸福，为了拯救露西的丈夫自愿成为革命的受难者——“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雨果所塑造的郭文是贵族出身的革命军将领，身负平息旺岱叛乱的重任，叛乱平息后，为了人道主义的信念而引颈就戮。——“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大仲马笔下的穆里斯.林顿本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爱国者，攻打巴士底狱的英雄，但是他爱上了保王党贵族女子让维也芙，让维也芙因救王后而死，穆里斯决心陪同爱人上断头台；他的挚友罗兰为了友情和他共同赴死。其实，在罗兰内心深处，一定有那个美丽的卖花女郎的倩影——爱罗伊斯，因给王后传递信息，因为拒绝出卖盟友而走上断头台，罗兰为了拯救朋友穆里斯指认了爱罗伊斯；可爱的诗人罗兰，他眼睁睁地看着卖花女被送上断头台，这仿佛注定了他不久也要走上同一条路…… 这一环扣一环的，浸泡在阴谋与鲜血里的爱情、友情啊，它是多么的沉重！
　　 红屋骑士穆朗，他深深地爱着安东尼特王后，虽然他连吻王后的手的幸福都未曾有过，他只是在远远的一边爱着王后，为了这份并无回报的爱情，他用尽了各种办法试图拯救王后，从几人合伙到单独行动，从挖地道到拿出全部家财收买监狱的司钥。
　　 大仲马写历史小说，但是他不能篡改历史，王后必须死，红屋骑士也只能殉情。也许大仲马就是要写一部赴死的小说，和雨果、狄更斯相似，他用“赴死”来展现他所崇尚的某种精神。虽然身处激烈的大革命时代，共和党人穆里斯和罗兰也好，保王党人穆朗和让维也芙也好，他们的慷慨赴死却不是为了政治目的，更不是为了什么“主义真”，他们仅仅是为了守住自己的信念。
　　 大仲马所有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美丽善良而淫荡的玛戈王后、高贵而坚贞的夏尔尼伯爵夫人，还有《红屋骑士》里的一个接一个走上断头台的青年男女，他们几乎都是个人的信念至上——英勇、忠诚、感激、友情和爱情。
　　 三部小说，尤以大仲马的《红屋骑士》最为惨烈，死亡的气息弥漫在九三年，弥漫在整部书里，从头到尾。这种慷慨赴死，还要前赴后继吗？或者说还要持续多久？
　　 在雨果的《九三年》里，有三个可爱的，天使般的孩子，他们在大火的威胁中被顽固的保王党领袖朗德纳克侯爵救出，传递到共和党人手里，回到母亲的怀抱。势不两立，拼死厮杀的人们给了三个孩子同样的爱——人类之爱，孩子们将和血与火中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一起长大，走向自由、平等、博爱！
　　
　　 “共和国布告
　　 大家效仿希腊；
　　 自由的祭台下
　　 还是有爱神的地位。“
　　 ——罗兰
　　 “上帝，人们可以从礼拜堂里把他赶出去，但是不能从我们的心里把他赶出去，因为我们的心里放上了爱情，上帝在今夜表面是悲哀的，但是究竟放出了欢乐和幸福的火光。”
　　 ——穆里斯.林顿
　　 “在这些摧残文明又使文明复兴的巨变前面，人们是否可以判断某一细节的是与非，那是很难一定的。用一件事的结果去谴责或者赞美人们，差不多等于根据总数去谴责或者赞美细数。要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的，要爆发的风暴总要爆发的。永远晴朗的天空是不会受这些北风的影响的。在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和正义，正如暴风雨之上仍然有布满繁星的天空一样。”——《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