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两小无猜影评:刘经南：乐观坚毅 迎难而上

刘经南：乐观坚毅 迎难而上(2011-11-12 15:45:13) 转载▼标签：

刘经南

杂谈

刘经南，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工程院院士，兼任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武汉大学校长。

 

    刘经南校长的简历清晰、简单而平实。在刘校长明亮的办公室里，他就像一位和蔼的长者，对我娓娓道出了他的人生历程： 

 

单纯美好的少年时光 

1943年7月，刘经南出生在重庆，抗战胜利后随父母迁回故乡长沙。少年时光是单纯而美好的，在孩提时期与伙伴们的玩耍中，他天性中喜欢挑战、不墨守陈规的特质就显露了出来，他经常别出心裁想出新的玩法，游戏规则多成为他“改革”的对象。那个时候的教育比较宽松，孩子们可以很自由地参加社会上的实践，刘经南自由自在地成长着，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我们小时候比较全面发展，文学、历史、哲学我都比较喜欢，但是后来认为科学对国家的贡献和影响更大，所以就学理工了。中学的时候，我在长沙市的作文比赛中得过第四名，还是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朗诵队的成员，虽然普通话不太好，但还是很喜欢站在台上大声朗诵，感受台下鸦雀无声的感觉。为了多看点课外书，我还当过五年的义务图书管理员，从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当到青少年宫的图书管理员，还在湖南省图书馆里干过，星期六下午不上课就到图书馆去值班。中学时代的学习环境十分宽松，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充分地自由发展，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很好的一面。”刘经南成绩优秀，从小就有的标新立异的精神变成了他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望，凡是碰到难题总是穷追不舍，直到求得满意的答案……上中学后他就一直是班上的第1名。广泛的兴趣、全面的发展使得他的未来呈现出一种美好的前景，他对生物很感兴趣，踌躇满志的他在考大学时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生物工程专业，但是没有想到，由于家庭出身，他的人生轨迹在这里拐了个小小的弯，没有选择地进入了测绘科学的殿堂…… 阴差阳错的大学生活刘经南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黄埔军校的学员，解放后，两位老人最终一个选择了共产党，一个选择了国民党。填写大学志愿时，刘经南老老实实地填了有台湾关系。这一让当时许多人避之不及的海外关系，使他的录取变得尤为艰难，他的录取档案中加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一类院校。假如不是当时他的成绩高出别人许多，他根本不能上大学。就这样，成绩优秀的刘经南因为这一个存于档案里的鲜红印记而与北大生物系擦肩而过，来到了当时的武汉测绘学院。“一进来的时候也有专业思想，我的数理化非常好，希望搞科学研究，一看搞测量、搞工程，好像是很简单的东西，感觉很痛苦甚至想退学。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觉得它也是一门科学，也是很有深度，是值得去研究的。有未知的东西，有挑战的东西，我就喜欢，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刘经南在测绘科学的领域里也初步体会到了探索的乐趣。1967年，他大学毕业了，还是因为“出身差”，毕业时也没有顺利分配，想考研，又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实现。到了1968年，他终于被分到了湖南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物探队，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从25岁到36岁，他在那儿一干就是11年…… 苦并快乐着的十一载物探生涯物探队的11年是让刘经南经历磨炼的11年，也是让他沉积完善的11年。在这段岁月里，刘经南和队友们一起，背着沉重的测量仪器走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在野外测量，风餐露宿，他曾遭遇车祸、碰上野兽，还曾坠下悬崖，多次死里逃生。环境的艰苦还是其次，由于出身差，刘经南开始在单位不受重视，当一起进单位的同学都当了组长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作业员。在别人眼里，他的心中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平、愤懑和不满，一定倍感苦闷，但是刘经南的回答却是：“我最怀念的正是这段在三湘四水从事测绘工作的经历。虽然苦，但苦中有乐，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这不是一种故作姿态，这的确是刘经南性格的写照，他就是一个简单而开朗的人，似乎什么事都看得开，特别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比较乐观，城府不是很深，想的也不是很深，悲观沮丧的心情往往就是那么一瞬间，过了以后就忘记了。在野外队时是很苦的，一天到晚重复那种野外生活，也会有点厌倦。特别是过了春节之后回家探亲，回来后进行冬训后又要在野外干一年，但到野外去后又被工作生活占据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就这么一年年过去了。”“我是很随遇而安的，和人相处比较融洽，别人说我是大智若愚，其实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有点傻乎乎的。平时我和别人交流时，有的人看问题很尖锐，或是很尖刻很尖酸，而我，从小就是这样，别人挖苦一下我都没有感觉，过了半天我才察觉到，哦，原来那个家伙是在挖苦我。”“别人的心态我不会去费心揣摩，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诚心诚意的。所以我比较天真也容易上一些当，但就算是上了一些小当也不觉得很难受，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在物探队时个人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领导不敢重用，还找人来监视我。其实我也知道我是不受信任的，但是我就不去想这个问题，这毕竟是政治气氛嘛。该我干的事我还是干，有好的建议和新的思想我还是提。而且我相信只要奋发，总是可以做出些事情的，只要我觉得有意义，我就愿意做，从中得到乐趣。”光阴荏苒，物探队的野外颠沛生活一过就是11年，这不是一段短暂的时光，刘经南的青春岁月就是在这11年里默默地流淌了过去，开朗乐观的他再回头望去，似乎当时的挫折与磨难，现在只留下了淡淡的印记，云淡风轻；相反，那时几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现在看来倒是有几分传奇与浪漫的色彩。这种良好的心态使他在困难面前从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从来没有放弃努力，而是保持着一颗向上的心，坚持着学习。“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坚持做习题，朦朦胧胧中总觉得这种情况会改变。在一起有很多大学生，大家都会有埋怨、有不满，有的人就打扑克、下围棋、到山上采药。而我喜欢没事就做做什米尔德洛夫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我们有几个大学生在枯燥的生活中就以做习题互相挑战为乐趣。再就是看小说，红楼梦也被我看了n遍。我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但我到了72、73年开始听电台的英语广播学英语，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就考的是英语。”在野外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也没有放弃对科学的追求，在走遍大地山川的同时，他感触最深的就是校园与现实的落差太大——现实工作中技术状态之落后令人吃惊，与他的书本所学可以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遇到困难就喜欢钻研的习惯，促使他试着结合实际进行技术创新，有了想法后，他就提出合理化建议，建议被采用后果真奏效，竟然可以节约经费上百万元！慢慢地，他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和尊敬。派来监视他的人竟然悄悄对他说：我虽然是来监视你的，但我觉得你不错！这些成绩激励着刘经南，也使他的心中一直保留着的做科学研究的志向越来越明晰，怀着这一梦想，他等待着、积聚着力量…… 坚毅与充满挑战的研究生生活1978年，研究生招生开始恢复，刘经南终于等到了这一机遇。第二年，在母校老师的鼓励下，他坚定了考研继续深造的决心。考试之前，由于消息的闭塞、单位的阻力，刘经南只能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大概地翻了一下课本。尽管如此匆忙，他还是凭着扎实的基本功考上了研究生，他的数学成绩是全校第2名。“我当时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改变这种在野外队的生活，但更长期的驱动力是希望能进行科学研究。在大学期间就有很多东西想探索，毕业时曾看过一些国外的文章，已经接触到卫星时代测绘科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卫星时代对于测绘科学的巨大推动。在野外工作时通过看报纸了解到测绘技术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我非常憧憬的，我就下定了考研继续研究的决心。”读研究生的时候，刘经南已是36岁，长年的野外作业使他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他的研究生生涯一直在与病魔斗争。“我那时肠胃不好，是个药罐子。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有两年半每天拉肚子超过三次，身体相当不好，体重也只有104斤。还得过一次心脏病，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住了40多天院又稀里糊涂地好了。”生理上的病痛并没有影响刘经南在研究生阶段取得好成绩，听课、看书、吃中药成为刘经南研究生生活的主要部分，利用这些时间，刘经南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资料，开始了他在科学上的深入探索。80年代初，卫星测量基准的地心坐标系与地面大地坐标系的转换关系成为国际大地测量界的前沿研究方向。刘经南看准了这个研究方向，他的学术生涯就是从挑战这一国际性的学术难题开始的。“读研的时候不能完全依赖导师了，导师也不可能和你天天在一起的，我们那时候都比较成熟了，看书也比较会看，自己寻找提出一些研究方向，导师会给你一些建议。我选题就要选前沿的，就选择坐标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研究的过程是让人兴奋的——当时特别投入，真的就像书上描述的科学家一样，连做梦都会想，梦中都会出现数据和公式，似乎就在某一天，问题突然豁然开朗。”刘经南通过深入研究，根据国外专家卫星定位所观测的数据通过坐标系转换三个不同模型，得出三个模型计算出的结果相同、但精度不同的结论，对三个转换模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国际上第一次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三个坐标转换模型的等价性，为一场历时十几年的国际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时很多老师不相信他的成果，刚好从国外回来的周忠谟教授也进行了同一论题博士论文的撰写，看到一位普通的硕士毕业生进行此类问题的研究并已得出结论，显得十分兴奋，也感到很惊讶，并说：“在国内这样的环境下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简单！”硕士毕业后，已届不惑之年的他被分配到湘潭矿业学院任助教。1986年，武汉测绘学院新的领导集体走马上任，时任校长的周忠谟将刘经南调回了武测。回到母校的刘经南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上，开始了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领域的深入研究…… 激情与责任交织的院士校长从80年代到90年代十几年的时间里，刘经南先后主持或负责了青藏高原地壳形变的GPS研究，GPS形变监测网系统误差与形变可区分性研究，中国GPS地壳运动监测网，中国广域差分GPS网建立及台站方案研究，中国高精度GPS网的建立、布测和数据处理方案研究等项目。GPS是一件难做的事。对刘经南来讲，他在科学研究上一直认为：力所能及的事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也不去做，而应该去做那些力所难及的事。这是一种百折不挠的韧劲，是一种迎难而上的激情。“如果我认准了一个东西，有再大的困难，我都要迂回着、周旋着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困难的时候我就挺一下，往往就是坚持了这么一下，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1992年，刘经南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此时他也担任了大地测量系的副主任一职。他的身体还是很不好，心脏病一直困扰着他，但是到野外测试GPS的时候，他仍是像年轻时在野外探测队一样，最困难的地方，最远的地方，都是他去，甚至经常几个晚上不睡，等卫星信号出现，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折服了很多人。刘经南的生活、工作日益繁忙起来，领导岗位上的工作也多了起来，先后担任了武测地测院副院长、院长、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等职。1999年，他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又成为新武汉大学的副校长；三年之后，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担负起了把四所不同特点和文化的大学融为一体、为百年名校再续辉煌的历史重任。在这么多繁忙的工作中，在院士与校长的角色的承担与转换中，刘经南心怀着激情和责任，一如既往地选择迎难而上。刘经南强调激情，他曾寄语即将毕业的武大学生：“我不担心你们知识贫乏，但担心你们激情缺乏；我不担心你们智慧不足，但担心你们毅力不坚。”对科学探索的激情和热爱是推动刘经南在GPS领域不断深入研究的动力，坚定不移的努力是让他获得一个个成功的关键。“一接触到专业，一接触到科学，自己就感到浑身血管里血液都充实起来，好像沸腾起来的感觉，就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激情，所以我非常喜欢现在还站在第一线和学生一起讨论学科问题，去探索研究这些奥妙。”而激情的内核中，是一种责任心，是一种使命感。刘经南自小接受的中国历史文化教育让他很自然地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对国外来说还是落后了，中国古代的文明是那么的灿烂，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这样的灿烂呢？话说得响亮一点是振兴中华，我就是有点不服气，中华这么灿烂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让它衰弱下来呢？这其实是从小的一个想法，小时候接受的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就像浸入骨髓一样，一直影响着我。”作为一名校长，刘经南更是直接感到了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武汉大学如今的掌舵人，他只能白天从事日常行政工作，晚上和周六、周日用来做研究，现在还带着二十多个博士生、十多个硕士生。“现在我不能再做细致的研究了，但是我还要继续努力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把准方向。作为导师，我要求我的研究生从选题开始就要站在这个领域的前面，选题要有前沿性的意义，或者有国家非常急需的价值。特别是我的博士生，尤其强调选题的难度。我对他们也比较严，不做到一定程度，不会给任何信息提示可以答辩可以毕业。只有在做出了一定的工作后，有了一定的创新了，才会允许做开题报告。”院士与校长的头衔、科研与行政的担子……这些压力在刘经南眼里，是责任也是挑战。为人乐观随和、做事却坚定执着的他一直有着这样的人生信念：“言力所能及之言、做力所难及之事、思力所不及之思”，从这三句话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充满自信但是又不说大话，保持着平实、谦虚和谨慎的刘经南；能看到一个喜欢挑战自我，骨子里透着一股冲劲、闯劲和韧劲的刘经南；更能看到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工作生活充满激情的刘经南。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刘经南简单而又略带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如一幅卷轴徐徐展示在我们面前。言谈之中，他多次强调自己的性格对其人生道路的影响。是的，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绝不是偶然的，刘经南性格中的随和与乐观让他在艰苦的日子里也保持了一颗平常的心，而骨子里的坚定和执着又让他一步步地向着自己的理想迈进。随时随地不忘对真知探索、对未来追求的本性让他在测绘科学的领域里不断地深入研究。乐观、坚毅和追求挑战性，这些简单的形容词只能大致地描述一下刘经南的性格，但这也足够了，已足以揭示刘经南这位院士校长成功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