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电脑:胡适浮沉六十年

5月24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一楼阳光大厅。“胡适人文讲座”第一讲在此召开。演讲者是哈佛大学东方学系主任，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

    当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出现在讲台时，台下坐得满满的学生发出一阵短暂的骚动。

    “北大人并未忘记这位名满天下，争议颇多的老校长胡适”，瘦高、头发微白的许智宏，开口说话带着浓厚的南方口音。“胡适人文讲座”的开幕仪式就在许智宏的致辞中展开。他的发言提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运动，称许多经历当年批判运动的北大学者后来都对此有过重要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当代青年全面了解胡适先生，北大责无旁贷。”

    作为首次以“胡适”命名的高端国际学术讲座，“胡适人文讲座”被一些媒体视为“胡适归来”的表征。

    劝归阶段

    “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1946年9月，蒋介石任命胡适担任北大校长。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在校长任上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等一系列大学教育的蓝图，直到1948年底离开北大。

    1948年11月，解放军兵临北平城外。解放军的电台设置在香山，此时有专门关于胡适的一段播词，劝胡适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留在大陆会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

    闻讯赶来胡适的同事，包括汤用彤、郑天挺、罗常培、邓广铭等人，听到广播都很高兴，纷纷劝胡适不要走。当时正是多少知识分子从海外赶回国，希望参与报效祖国的时候，这当中包括老舍、储安平等人。

    据季羡林、邓广铭等人的回忆，胡适当时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他们能容我吗？”不久，胡适即乘坐蒋介石派的专机，离开北平前往南京。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大会”，称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当场泣不成声。从27岁任北大教授到59岁，胡适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在了北大。唐德刚曾回忆，胡适有三大好(爱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大学)。

    1949年4月，胡适从上海坐轮船赴美国。

    就在胡适前往美国后不久，1949年5月11日，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陈垣反驳胡适：“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地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劝胡适回国。“五四到1949年前这三十年间，胡适已经建构完成了一个文化大师、人伦楷模的地位。他若能留下来，政治意义显然非常大。”

    陈垣在公开信里最后称“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胡适在一个月后见到了陈垣公开信的英译本。他的态度强硬，怀疑这封公开信是别人伪造的，并称“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首次点名胡适、傅斯年和钱穆，指斥他们顽固不化，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代表。

    1950年9月22日，胡适留在北京的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揭开批判胡适的序幕。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思想总结。

    胡思杜在文中称，“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我感受到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的文末同样表达了“劝归”之意，说“只要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

    胡适在美国读到了儿子的文章。他未作表态，只是将这份《大公报》的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不久胡适即在10月发表反苏文章《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表明对他的争取彻底失败。一场批判运动不可避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告诉南都记者，事实上，中央政府对胡适的劝归一直持续到胡适去世之前。即使在1954年到1955年十个月的轰轰烈烈批判胡适运动之后，1956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仍受中央高层指示，委托陈源（西滢）给胡适写信，劝胡适回来。

    陈源果然给胡适写信，里面说，之前对胡适的批判“是对你的思想，不是对你的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欢迎”。胡适在这句话下面画了几道杠，批了八个字：“除去思想，什么是‘我’？”

    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谈到胡适时仍流露遗憾之意：“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毛泽东还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批胡”开始

    批臭批倒，成了“一只死老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记得，批判胡适运动那一年他刚好7岁，上小学一年级。1954年，7岁的胡明被一本《漫画》杂志的封面吸引：一个麦克·阿瑟似的美国人，戴着墨镜叼着烟斗。美国人的右边屁股口袋里伸出蒋介石，手里拿着刀。左边屁股口袋里伸出一个胡适，手里拿着一只笔喷黑墨水。寓意一文一武，两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是胡明第一次见到有关胡适的东西。胡明看漫画像时，母亲在旁边说：“怎么把胡适画得这么丑！”从这天起，胡明知道自己家与胡适的渊源。

    胡明的曾祖父是胡适的叔叔，两家在村里的旧居只相隔15米，当年胡适夫人江冬秀还是胡明父母的证婚人。“母亲告诉我，出去千万不要跟别人讲。从那以后我就对胡适很感兴趣，千方百计找他的东西来看了。”

    1951年，胡适批判运动的第一波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时爆发。

    1951年11月，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人民日报》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称北大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和胡适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错误思想是主要原因。(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951年11月12日起，北京大学文法两院开始讨论对胡适的看法，最终“公认胡适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批判胡适逐渐成为学习改造运动的重心。报刊发表了朱光潜、顾颉刚等人的文章和发言。

    1952年1月，这一波对胡适的批判因为全国“三反”运动兴起而搁置。同年11月，胡适在台湾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大陆对他的批判时，称批判他势必要看他的书，“足见中‘胡毒’的人还是很深，想清算也清算不了。”

    “批胡”运动在1954年11月进入了高潮。这一年的九、十月间，发生了著名的“红楼梦事件”。

    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资产阶级红学权威俞平伯。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正式号召展开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将斗争的矛头转向俞平伯的老师胡适。

    整个文化界迅速被集结起来。1954年11月8日，胡适批判运动的主导者，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接受《光明日报》采访，称这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12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三点建议》，专门谈胡适。其中特别提到，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一直将胡适当作“当今孔子”、“文化圣人”，现在一定要剥掉其外衣，露出其资产阶级敌人的真面目。

    另一位新中国的文化旗手周扬，则在一篇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中，将胡适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胡适选择离开大陆，是其受批判的最重要的原因”，胡适研究专家，北大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说，尽管胡适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但直到1949年之前他并没有说过任何反共的话。

    胡明则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无法避免，毛泽东发起对胡适的大批判，是要建构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政治结构，“胡适的那套思想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当然是美国版的、与无产阶级那一套格格不入的。不破除他的影响，无产阶级的一套无法立起来”。

    按照郭沫若拟定的计划，中科院、作协、文联等组织了9个批判小组，从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等各个方面对胡适进行集中批判。

    王若水曾回忆道：“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

    绝大部分胡适的旧同事、朋友、学生包括冯友兰、金岳霖、任继愈、贺麟、顾颉刚、罗尔纲等人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中，成为批判胡适的主力。

    陈平原曾感慨，北大人对胡适有歉疚之心，“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

    陈平原认为，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在当局看来，“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

    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8月，胡适以“中国现代唯心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身份在大陆被缺席审判十个月。

    从1955年1月起，“胡风事件”发生，批判的目标迅速转向“胡风反革命集团”，对胡适的批判即冷落下来。不过此时胡适也早已被批臭批倒，成了“一只死老虎”。这种批判的效果，甚至到令人一提“胡适”便心生厌恶警惕的心理。

    或许是因为胡姓的缘故，胡明敏感地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接连发动胡适、胡风的批判运动后，在文艺创作领域出现了奇特的现象：许多剧目自觉地让主要的反面人物姓“胡”。比如《智取威虎山》里的“胡彪”，《沙家浜》里的“胡传魁”《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

    重炮批判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运动。

    从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共八辑195万字。通过港台的朋友，胡适看到了全部批判他的文字。

    据唐德刚回忆，胡适饶有兴趣地将那些文字一篇篇都看过，剪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有的还加上有趣的眉批，但始终认为“不值一驳”，便扔在一边。唐德刚指着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问胡适：“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道：“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恐怕也是唯一一个看完《胡适思想批判》八卷文章的人。当年主持编辑出版《胡适思想批判》的曾彦修事后曾回忆，当时他与王子野二人编辑此书，半篇“批胡”文章也未翻读过，一来时间不允许，二来二人对这些文章均毫无兴趣。“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的。这真是一场古今中外的奇怪战争，一人下令，大家枪炮齐鸣，但无一人关心战果如何”。(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周一良的说法颇能代表当时一批参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他说：“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尊敬的人。”

    胡明说，这些批判文章中，有的非常认真，企图从刚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知识和观点来解析胡适，当然现在看来都很滑稽、幼稚。

    也有一些人自始至终坚持不公开表态或写文章批判胡适。如陶孟和、张奚若、沈从文、周作人、陈寅恪、汤用彤等人。

    当时新华社记者在一份“内参”中提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汤用彤，与胡适交情很深。当年胡适推荐他从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胡适飞离北平时，就将学校事务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在“批胡”运动中，汤用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汤用彤的儿媳、北大教授乐黛云回忆，1954年，《人民日报》组织了一次胡适批判会，会上领导提出要汤用彤发言“批胡”。汤用彤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事后说，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当晚，回到家里，汤用彤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第二天昏睡不醒。后来送往医院，医生说是大面积脑溢血，足足昏睡了一个多月，抢救回来之后手不能写，腿不能走，只能坐在轮椅上。

    受到如此重炮批判的胡适，其时在纽约不过是一个年高疾多、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无稳定的经济来源，日子过得相当清苦。在匪盗如麻的纽约，胡夫人还一度遭遇入室的小偷。晚年胡适曾不止一次告诫唐德刚：“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掩不住凄凉叹息之意。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对胡适的最后一次集中批判是在1959年“五四运动”40周年时，重印了一批批判胡适的书。

    “文革”年代，正是胡明高中毕业。他那时最大梦想，就是自己能拥有四卷《胡适文存》。八册《胡适思想批判》也成为他的读书来源。因为许多批判文章完整地引用了胡适的话。比如胡适的演说“我要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帮奴才建设得起来的”。还有“人生如梦”、“人生如戏”、“不朽———我的宗教”、“大我小我”等论述、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思想独立的人的教导等。

    “哎哟！那时读到这些，激动得不得了，马上抄下来。当时抄了大量的胡适语录，读书笔记。当然都必须是偷偷的，如果被发现了很危险。”胡明说。

    胡适曾说，达摩到中国来，就是要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至今胡明觉得，自己崇尚独立思考，不给人牵着鼻子走，都是受胡适的影响所致“胡适的最大力量，就在于能征服理性的人。他一生都在强调理性的力量。”

    “文革”十年，官方再也不提胡适这个“死老虎”，民间对其极其陌生。以至于到了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竟把当时只有三十岁风度翩翩的胡适弄成了一个六十多岁的糟老头。

    胡适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曾记载了一件小事：几年前他在鲁迅博物馆演讲，题目是“胡适与蒋介石”。在提问环节，一位年近八十的人民大学新闻学系的退休教授起立说，胡适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不过此时已经是21世纪初，老教授此言一出，当即激起许多听众的愤怒和抗议。

    重提胡适

    中国知识分子的功课并未做完

    学术界开始重提胡适，是在胡适批判运动25年之后———1979年开始的。这一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

    这一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上都发表了重新研究胡适的文章。包括易竹贤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等等，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专门研究胡适的文章就有四篇，标志着胡适研究的回归。

    欧阳哲生告诉南都记者，这一阶段提到胡适，都局限于肯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直到1986年他写出自己的成名作《重评胡适》时，仍然需要在第一段花费许多笔墨，引经据典，先就马恩列斯几位革命领袖怎样评价资产阶级文化人物论述一大通，才好以此为据来评价胡适。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内部印行了关于胡适的两本书，总名为《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成为当时少有的胡适研究资料。

    更早前，商务印书馆开始酝酿《胡适文存》的重新出版。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坚决反对。《胡适文存》几度已经排好版，出了校样，仍然被叫停。

    1986年，情况发生了转折。这一年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出现了一套解放前出版的亚东图书馆的《胡适文存》。或许是当时要不要出版的争议太大，有关人士将这套书辗转送到胡耀邦的案头交由其判断。胡耀邦看了胡适的书以后写了一个内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一个是胡适，胡适是一心一意要中国现代化的。

    那个时代，“现代化”是主题词。胡明记得，当时社科院也做了一个内部传达。“这个批示一下来就很厉害了，很多胡适的书很快就出来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胡适留学日记》等纷纷重版。当时还拍了一个地理风光片《胡适的故乡》，讲的是安徽绩溪的风光，镜头中还出现了胡适小时候读书的房子。

    胡适去美国之前曾委托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廷龙，帮他保留12篇《水经注》的论文手稿，这时候也全文发表出来。《光明日报》开始连载白吉庵撰写的《胡适传》。种种情况都表明，对胡适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欧阳哲生，在图书馆看到一篇关于胡适早年活动的论文，开始关注到胡适，随即被吸引。他在25岁那年写的《重评胡适》被全国十多家报刊转载。欧阳哲生的导师林增平鼓励他做这个题目，并告诉他，50年代他曾响应号召，发表批判胡适的文章。到了“文革”，他自己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大肆批判之后，终于醒悟过来，再也不愿提起当年“批胡”的文章。

    1988年前后，胡适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一年，胡明发表《关于全盘西化问题的胡适考辨》，已经可以充分正面评价，不用再说“但是他政治上如何如何”这样的话了。

    关于胡适研究的专著大量出现。1989年，耿云志编著的《胡适年谱》出版。1990年，欧阳哲生写作《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意义阐释》。

    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在胡适的故乡安徽绩溪举行了第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

    1996年，胡明推出近80万言的《胡适传论》，最近此书重版。(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998年，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重提“校长胡适”。年底北大出版社又推出欧阳哲生编的十二册的《胡适文集》，前一年还出版《胡适书信集》三册。

    欧阳哲生告诉南都记者，现在研究胡适的人太多了，很多他已经不太认识。过去见到一本胡适研究的著作就要买，七八年前他开始发觉，“已经买不过来了。”“如果开一个胡适研讨会，找一百个人来完全不成问题。”

    陈平原曾感慨，胡适的一生大起大落，一旦成为某种力量的“代表”，充当某种政治文化“符号”，就有可能被拉出来“供养”或“祭旗”。“从‘不虞之誉’到‘不白之冤’，相隔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三十年对胡适态度的变化，毕竟反映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进步。

    但仍有禁忌。2005年，李敖应邀到北大演讲期间，曾提出由他捐款，在北大校园立一座胡适的铜像，未果。北大校园里有蔡元培、鲁迅、李大钊的铜像，却没有胡适的铜像。

    “这不是简单的立一个铜像的问题，胡适的符号意义、象征意义还是太大”。胡明说。

    “现在谈胡适问题已经非常自由，许多问题都已经讨论得非常清楚”，胡明说。胡适的许多理念，比如要积极开放，既保持民族性又充分世界化的文化立场；要实事求是，服从证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苟且，不媚俗，审慎的独立的但是负责任的言论态度；民主自由的理念等等，已经为人熟知。

    不过胡明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胡适的功课并未做完。思想文化上、社会政治上、理性建设上，胡适曾经有许多的设计蓝图，没有完成，对今天有很多启示意义。“傅斯年曾跟蒋介石说，胡适的那些政治、文化见解，或许和我们当前政府有很多不同，但我们应该体谅，他是建设性的，他是为国家前途设计好的东西，积极的，健康的东西。这个搬到今天来说，也是适用的。”胡明说。

    我读胡适

    每个人接触胡适的途径和方法，既有大时代的影子，也与自家求学经历有关。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有幸目睹“思想解放”的整个过程，虽不是弄潮儿，毕竟躬逢其盛。我之接纳胡适，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障碍。1981年2月，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内部发行”了《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其下册就是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的自传》。这书刚出版，我就买了，那时我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念书，大学还没毕业。第二年春天，我考上了中大研究生，随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先生学中国现代文学，撰写的第一篇专业论文是《论白话文运动》(1982年4月)。此文理论上得益于“有意味的形式”，史料上则多受胡适自述的影响。

    其实，谈论胡适，最容易入手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一般来说，分歧不会太大。比起“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的胡适，谈论“文学史”上的胡适是比较保险的。1987年夏我博士毕业，开始追随王瑶先生，编撰日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我负责其中的鲁迅和胡适两章。摆出一副做学问的架势，到处搜集胡适的著作，最得意的是在中国书店花300元买到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共十二册，花400元抱回十册精装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以我当时的收入，这已经是“下血本”了。

    想我起步的时候，对我有帮助的前辈著述，包括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易竹贤的《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白吉庵的《胡适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等。此外，还有两本书不能不提，一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这书到现在还有用，都快被我翻烂了；一是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那原本是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撰写的长篇序言，同时独立发行。这册小书不仅对我个人、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学界之谈论胡适，有深刻的影响。

    我首次从学术史、思想史角度谈论胡适，是刊于《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上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单看文章题目与发表的集刊，就知道论者是“别有幽怀”。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自己反省，如此理解与阐释胡适，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治情势与学术风气的转变有关。

    ●陈平原(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胡适人文讲座”主导创设人)

    采写：南都记者 田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