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滕伯格 元成分:美国众多宇航员为何走上了信神的道路 - 科学探索 - 华声论坛

在世人的眼中，能成为宇航员的都是各方面的佼佼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还要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天文学、医学、工程学等诸多领域方面的知识，并具备卓越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国际航空联合会（FAI）对于宇航员的定义是：宇宙飞行需超过100公里的以太空飞行为职业的人；而在美国，则将旅行高度超过海拔80公里的人称为宇航员。根据美国的定义，截止到2004年4月18日，全球宇航员共计440人；根据国际航空联合会的定义，则只有434人符合宇航员的资格。当然由于美国遥遥领先的科技，绝大多数宇航员都身在美国。

　　不过有意思的是，不少登上过太空的宇航员在返回地面后，都走上了信神的道路，其中就包括首次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



　　1969年7月21日，阿波罗11号太空船再次征服月球成功，人类也第一次登上了月球。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先后走出太空船，在月球表面“行走”。他们用无线电向地球全体人类提议，静默片刻，以向神表达首次登上月球的感恩。他们还在那里诵读最后晚餐的经文，并祷告说：“藉此次登月得以进一步感谢、认识创造宇宙人类和维持宇宙的神。”

　　在太空船返回地面后，记者们围着阿姆斯特朗问长问短。一名记者问道：“你对月球考察作何感想？”阿姆斯特朗答道：“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一切事物都要用科学方法论证，得出科学的结论。我自幼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因而受其影响染上了唯物论的偏见和成见。此次我登上月球，看到了宇宙的一部分，就已惊叹大千世界的壮丽宏伟，它们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秩序井然，美妙无比！我感觉到人类智慧是如此的渺小，从所观察到的错综复杂、千奇万妙、有条不紊的秩序中，我凭良知推断，没有一位创造者、统治者统筹规划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不得不抛弃唯物主义的偏见和成见，坦率地承认，宇宙有它的创造者——上帝。”

　　1971年7月26日，宇航员欧文、斯科特和沃登乘阿波罗15号宇宙飞船登上了月球，他们3人都对这次经历啧啧称奇。欧文后来如此描述了其所看到的美妙景象：“月球看起来大得历害，美丽得很，它的表面像沙一般，看来绝不像是真的。”“回首看看地球，这个既美丽又温暖的东西看来脆弱得很，就像你只要用手指碰碰就会支离破碎似的。这情景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它能使人欣赏神的创造和她的慈爱。”

　


　　从来都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之神的欧文在月球清澈闪耀的表面上，感受到了神的存在：“让我告诉你这一切：首先，世界上有一位神，这绝对是真实的。他是真神，他要你认识他，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吗？就因为你和他分隔，你感到生活空虚无意义吗？因为你和他毫无关系，你不认识他，就像一个相隔千里的人一样。然而，他要你去认识他！……只要你诚意地敞开自己，并主动地去寻求神，绝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东西，你就自己可以证实得到……”

　　欧文最后说道：“你不一定相信我所说的关于月球的事，但你可以自己证实神的存在，仔细思考我所说的一切，它们全是真的。我所受的科学及科技教育比很多人多，所以你得了解这些话的可信性及可想性。”

　　欧文后来进入神学院深造，并最终成为了一名牧师，到世界各地布道。他在香港布道时曾说:“当宇宙飞船登陆之后，我沿梯而下，心中有一种感悟，知道神是实在的，神也与我同在。”

　　另一位于1972年4月登陆月球的宇航员查理•杜克于1978年也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信徒。而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机长安德鲁•扬遨游太空返回地面时说的一句话是：“我比以往更加信仰上帝了。”




　　有消息人士透露，自美国人登月以来，许多太空宇航员都看到了神创造宇宙的伟大和奇妙，重新认识了上帝，其中有13人辞职去神学院深造，并做了牧师；另有70多人决心从事传播福音的工作。

　　为何如此众多的宇航员在经历了神奇的太空之旅后，走上了信神之路？阿姆斯特朗和欧文业已给出了部分答案，而宇航员在太空亲眼目睹了外星人的存在并切身感受到某种神奇的力量的存在，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据英国《每日邮报》2008年的报导，第六位在月球上行走的美国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表示，外星人与人类已经有过多次接触，只不过被美国政府将真相隐藏了60年而已。米切尔和阿波罗14号的指令官艾伦•谢泼德保持着在月球上行走时间最长的记录，他们在1971年的任务中，在月球上活动了9小时17分。米切尔称，当他从月球返回太空舱时，看到了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并随即向地球上的宇航中心报告道：“阁下，那儿有许多大东西！老天，它们真的非常大！它们正坐在大陨坑的另一头，它们正在月球上看着我们到来！”据说，当时有3个直径15米到30米的UFO曾逼近到距他们的飞船只有一米远的地方。

　　有此经历的当然不止米切尔一人。1963年，宇航员戈登•库珀在其第22次绕地球轨道单独旅行结束后回到地球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他表示他透过宇宙飞船的窗口，看到了一个发光的绿色物体迅速逼近，后来该物体来个急转弯，飞走了。而且他的飞船雷达也观测到了有物体经过。

　　2007年，俄罗斯普尔科夫主天文台的吉里尔•布图索夫教授表示，宇航员曾经听到过来自“上帝”的警告。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宇航员格里高里•格列奇科的证实。格列奇科确信，“在宇宙中存在着其他智慧生命，而且他们要比我们更为发达。”

　　布图索夫教授指出：“有时宇航员们在轨道上会出现一种特别奇特的感觉。某些情况下，宇航员们会突然觉得有某个人正在背后盯着自己。之后，便会感到有某种无法看到的生物在低声说话。那篇显现在意识深处的‘文章’大意为：你来这里的时间太早，而且也不正确。相信我，因为我是你的祖先。孩子，你不应该在这里，回地球吧，不要破坏造物主的法则。为了增加可信度，这一声音还常常会讲述一些宇航员家庭的历史。”除此之外，部份宇航员还称，在他们的意识中有时会突然出现一些奇特的画面和感觉。这种现象是宇航员谢尔盖•克里切夫斯基1995年在国际空间人类生态学院首次宣布的。

　　或许，曾经信仰唯物论的宇航员们的神奇经历和最终的选择，会对至今仍无相信神佛存在的人们以警醒吧。
 牛顿年轻时，曾怀疑上帝的存在，但自从他精密研究考察奇妙的宇宙构造后，便深深地感到造物主的庄严伟大，实在无可测度，所以他平常谈话时，始终不敢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在提到上帝的圣名时，必先肃然静默以示敬畏之意。他虽然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却自认为对神创造宇宙的奥秘所知有限，几如沧悔一粟。

　　牛顿热衷于神学，他曾说，“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存在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呢？宇宙万物为什么井然有序呢？行星的作用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设计的吗？岂不是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吗？虽然科学未能使我们立刻明白万物的起源，但这些都引导我们归向万有的上帝面前。”他又说：“我愿意以自然哲学的研究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以便更好地侍奉上帝”。

　　论到天体的构造与运行，牛顿严正地表示：“从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为。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象万物，都是从永生真上帝的智慧大能而来；他是充满万有，全知全能的；他在这无边无量、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中，凭其旨意，创造万物，运行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类；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统治。在望远镜的末端，我看到了上帝的踪迹。”他还说：“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中各种事物是绚丽多彩，各种运动是如此错综复杂，它不是出于别的，而只能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上帝的自由意志。”“我不能相信，这么有计划的宇宙，不是全能的上帝所创造的，”“基督宗教比任何科学的证据都确实。”

　　牛顿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神学的探索，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上帝造物之功的伟大而已。他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说，他不过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照上帝的思 想去思想而已”。他对上帝创造的一切事物敬佩赞叹，并向其他的人宣扬上帝的全能和作为。牛顿有一位朋友，就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他因推算出一颗慧星的轨道，这颗慧星后来被命名为哈雷慧星，他却不肯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中一切的天体。有一次，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四围各大行星各照各的位置排列整齐，一拉曲柄，各星立即照自己的轨道和谐转动，非常形象和美妙。一天，哈雷来访，见到这模型，玩弄了好久，惊叹叫好，立刻问这是谁造的。牛顿回答说，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只不过是偶然有各种材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哈雷说，无论如何必定有一人造它，并且是位天才的人。这时，牛顿拍着哈雷的肩头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太阳系，实在算不得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制成它，难道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应该有一位全能的上帝，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哈雷才恍然大悟，也相信了上帝。

　　网上很多非基督徒试图否定牛顿的信仰，甚至攻击他是个异教徒。也有很多人说连约翰卫斯理也怀疑牛顿的信仰。

　　但我从来没有找到约翰卫斯理怀疑牛顿的信仰的证据，估计这是他们断章取义造成的。

　　很多非基督徒，挖空心思要否定科学家的信仰，其断章取义的做法是可想而知的。

　　情况可能是这样，牛顿死后，兴起了自然神学热潮，那些人就拼命歪曲牛顿的信仰，把牛顿当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而约翰卫斯理正好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当然反对自然神论，所以约翰卫斯理反对的其实是那些自然神论者和他们所歪曲的牛顿信仰。

　　我的观点：关于诽谤牛顿是自然神论者的说法，实在不可靠，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

　　牛顿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若活着听到有人攻击他的信仰，他还不马上找他单挑！

　　首先，牛顿名叫以撒，与雅各的父亲同名，牛顿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信徒，牛顿因为家庭贫困一度中途辍学，他舅舅是个牧师，看到他在辍学务农时仍然偷空读书，就决定让他继续上学，并打算让他大学毕业后当牧师。他上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当时要上剑桥大学必须是圣公会的信徒，而那时的圣公会通通是亚米念主义，加尔文主义者是无法上剑桥大学的，因此这样看来牛顿是个正宗的亚米念主义者。

　　有人攻击牛顿说他反对三一论，其实他们是断章取义罢了，牛顿一直研究自然哲学，要用研究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认识三一真神，他确实也做到了，并有很深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研究，他还推导出世界末日是2060年，但是他在文章中说这是他的演算，目的是为了叫人们不要再去推测那日子了，因为那日子连耶稣都不知道，他自己并不相信2060年真的是世界末日，只是得出结论后叫别人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力气或以此蛊惑人心了。

　　牛顿的基督信仰非常虔诚，他终身未娶，估计也和信仰有关，他怎么可能否认三位一体和救恩论呢？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造谣，据说他的三一论与天主教和圣公会的有所不同，而更接近于东正教的三一论，即认为圣灵是由圣父单独发出的，这可能也是他的科学研究得出的认识之一吧，这一说法可信度倒是挺高的。若说他完全否认三一论，根据他的宗教信仰背景，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他绝对不会去做那种亵渎圣灵的事情。

　　结论：牛顿的信仰可能是亚米念主义+东正教的三一论。

　　牛顿说:“如果我比笛卡尔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这句话广为流传，成了千古名言，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按我看，牛顿是在讲他是站在耶稣的肩膀上！是的，是上帝赐给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灵感和洞察力，才有了科学上如此巨大的成就。牛顿临终前，面对羡慕他智慧和称颂他伟大科学成就的人，却谦虚地说：“我的工作和的上帝伟大创造相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和贝壳的小孩了。真理浩瀚如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尽窥”。
　　
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对此很多人感到诧异，象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难道也信奉上帝吗？这个问题也曾引起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大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信仰的“上帝”决非宗教徒所信仰的拟人化的上帝。诚然，这种理解是对的，但仅仅指出这一差别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回答了爱因斯坦“不信仰什么”，而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信仰什么”。爱因斯坦是一个有着深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而且在科学史上，与爱因斯坦有着同样宗教感情的科学家也不乏其人，对这种现象我们应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了解科学家的思想、感情和信念是颇为有益的。本文试图通过对爱因斯坦宗教信仰的剖析，从科学与宗教的联系中去寻找答案。
　　爱因斯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宗教信仰？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929年，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曾给爱因斯坦发了一份电报， 问这位大科学家“您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⑴在另一次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时，也作了同样的答复：“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斯宾诺莎）。”⑵很明显，爱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斯宾诺莎的上帝的含义作一简略的考察。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把神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泛神论者所说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内的一切事物的内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谐的秩序。在欧洲哲学史上，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希腊，泛神论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无处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语，‘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实体⑷。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⑸。由此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否定，本质上是无神论。对此，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宾诺莎的所谓“上帝”就是自然。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上帝”就是指和谐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我“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把这两种无处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测的伟力等同起来，这两种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问这个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但它们对此作出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指的是上帝，另一个指的则是世界秩序。
　　泛神论者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的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和谐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种观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对尚待发现的神秘的宇宙规律的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必须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正是广义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这种感情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在后者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可是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⑽。显然，在科学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却能激起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感情。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热追求和崇拜，构成了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在挚着、虔诚和狂热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对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与宗教徒那种盲从的，无条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宗教”这个词虽不满意，但又觉得唯有这个词最能表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那种九死未悔的感情。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⑿所以，他认为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家一旦失去了这种独特的、宝贵的宇宙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讨宇宙奥秘的勇气和热情。因为宇宙宗教感情，不但表现了科学家渴望认识宇宙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科学家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强调说：“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⒀
　　“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⒁在爱因斯坦漫长的科学生涯中，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可以说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和宇宙宗教感情，这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力量。“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⒂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肯献身于这个崇高目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历尽挫折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⒃。
　　在爱因斯坦看来，“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⒄。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态度，最本质的东西是能够摆脱自我，超越自我，坚信有超越个人的崇高的价值存在，从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⒅，并能为这种崇高的价值而献身的思想、感情和信念，而不在于是否企图把这种信念同神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宗教态度和宗教信仰。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什么会产生类似于宗教的那种虔诚的感情？对这种现象究竟应如何理解？仅仅指出这种感情与宗教徒的信仰的区别是不够的，还须从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渊源中去寻找答案。
　　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现象，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从本质上看，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唯物的，宗教是唯心的；科学是真实的，宗教是虚幻的；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反映，宗教则是一种歪曲的反映。但它们都属一种精神的创造活动，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正象恩格斯所说：“两极相通”。科学和宗教正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曲折道路上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第一，科学和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观察和解释自然现象为其前提的。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观察自然、解释自然，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但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的威力，既无力抵抗，也无法解释，就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由此便产生了宗教。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经历的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⒆但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逐步有了正确的说明和解释，这就产生了科学。不难看出，宗教和科学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和解释。而且有些基本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是物质的运动还是一种超自然力的创造？自然界的事物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运动，还是受一种超自然力的神的支配？意识的本质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还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灵魂的机能？诸如此类的问题，它们既是宗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它们产生的共同基础，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宗教提出的“自然法”概念，对科学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自然法”概念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规律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并非科学家的独创，它是从法学和神学中的“自然法”概念转义而来的，在西方各大语言中，“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至今仍是同一个词汇。
　　人们早就发现，自然界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但在这可变性中又包含着不变性或规则性，如日出日落、夜以继日、冬去春来、花开花落等，人们把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这些周期性、规则性现象解释为自然界也受到某种法律的制约，这就是自然法。既然有自然法，就必定有一位神圣的立法者。基督教宣布，上帝就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立法者，万物都必须服从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违犯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近代科学家把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加以世俗化和具体化，并逐步向“自然规律”概念转化。他们用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概念，并宣称人们在理解自然法时，不必再依赖神或上帝，只须通过数学语言或数学关系就可理解上帝对自然的创造和立法。伽利略就曾说过：自然之书“是以数学形式写成的”。“自然法”概念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努力，到了17世纪已转化为“自然规律”概念。“笛卡儿是第一个一贯地用‘自然规律’这一名词和概念的人。”⒇此后，自然规律概念就被广大科学家所接受，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基督教宣扬“自然法”，本意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客观上却启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他指出：“自然法”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密切相联”(21)。
　　第三，历史上基督教曾鼓励人们去研究自然，力图用和谐的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客观上构通了宗教和科学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都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说：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的秩序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上帝的大智大慧。在《圣经》旧约中写道：“创造物反映造物主，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其所创造的事物中。”(22)13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修道士罗杰尔·培根宣称：“上帝通过两个途径来表达他的思想，一个是在《圣经》中，一个是在自然界中。”(23)他号召人们去研究自然，因为人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理解自然而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一批既是宗教徒、又是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人，如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他们无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侣。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他深信上帝就是根据秩序和规律来给世界奠定基础的。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努力去发现和证明上帝创造宇宙的和谐。开普勒发现了前两个定律之后，又苦战了10年，终于在1619年发表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书名就叫《宇宙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科学家对宇宙有秩序、有规律的一种高度的概括。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西方历史上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或论证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这一信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虽几经变革和转换，但它一直影响着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甚至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直到今天，在一些科学家的心目中，尽管人格化的上帝已不存在，但“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已通过新的转换，发展为自然规律的概念，它一直激励和吸引着历代科学家去发现它、认识它、解释它，并成为每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或许能使我们找到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联系，从而去理解科学家所特有的“宇宙宗教感情”。

　　“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对此很多人感到诧异，象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难道也信奉上帝吗？这个问题也曾引起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大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信仰的“上帝”决非宗教徒所信仰的拟人化的上帝。诚然，这种理解是对的，但仅仅指出这一差别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回答了爱因斯坦“不信仰什么”，而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信仰什么”。爱因斯坦是一个有着深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而且在科学史上，与爱因斯坦有着同样宗教感情的科学家也不乏其人，对这种现象我们应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了解科学家的思想、感情和信念是颇为有益的。本文试图通过对爱因斯坦宗教信仰的剖析，从科学与宗教的联系中去寻找答案。
　　爱因斯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宗教信仰？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929年，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曾给爱因斯坦发了一份电报， 问这位大科学家“您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⑴在另一次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时，也作了同样的答复：“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斯宾诺莎）。”⑵很明显，爱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斯宾诺莎的上帝的含义作一简略的考察。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把神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泛神论者所说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内的一切事物的内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谐的秩序。在欧洲哲学史上，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希腊，泛神论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无处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的著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语，‘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实体⑷。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⑸。由此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否定，本质上是无神论。对此，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宾诺莎的所谓“上帝”就是自然。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上帝”就是指和谐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我“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把这两种无处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测的伟力等同起来，这两种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问这个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但它们对此作出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指的是上帝，另一个指的则是世界秩序。
　　泛神论者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的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和谐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种观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对尚待发现的神秘的宇宙规律的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必须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正是广义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这种感情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在后者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可是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⑽。显然，在科学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却能激起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感情。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热追求和崇拜，构成了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在挚着、虔诚和狂热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对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与宗教徒那种盲从的，无条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宗教”这个词虽不满意，但又觉得唯有这个词最能表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那种九死未悔的感情。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⑿所以，他认为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家一旦失去了这种独特的、宝贵的宇宙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讨宇宙奥秘的勇气和热情。因为宇宙宗教感情，不但表现了科学家渴望认识宇宙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科学家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强调说：“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⒀
　　“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⒁在爱因斯坦漫长的科学生涯中，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可以说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和宇宙宗教感情，这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力量。“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⒂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肯献身于这个崇高目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历尽挫折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⒃。
　　在爱因斯坦看来，“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⒄。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态度，最本质的东西是能够摆脱自我，超越自我，坚信有超越个人的崇高的价值存在，从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⒅，并能为这种崇高的价值而献身的思想、感情和信念，而不在于是否企图把这种信念同神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宗教态度和宗教信仰。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什么会产生类似于宗教的那种虔诚的感情？对这种现象究竟应如何理解？仅仅指出这种感情与宗教徒的信仰的区别是不够的，还须从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渊源中去寻找答案。
　　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现象，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从本质上看，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唯物的，宗教是唯心的；科学是真实的，宗教是虚幻的；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反映，宗教则是一种歪曲的反映。但它们都属一种精神的创造活动，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正象恩格斯所说：“两极相通”。科学和宗教正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曲折道路上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第一，科学和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观察和解释自然现象为其前提的。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观察自然、解释自然，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但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的威力，既无力抵抗，也无法解释，就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由此便产生了宗教。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经历的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⒆但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逐步有了正确的说明和解释，这就产生了科学。不难看出，宗教和科学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和解释。而且有些基本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是物质的运动还是一种超自然力的创造？自然界的事物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运动，还是受一种超自然力的神的支配？意识的本质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还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灵魂的机能？诸如此类的问题，它们既是宗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它们产生的共同基础，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宗教提出的“自然法”概念，对科学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自然法”概念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规律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并非科学家的独创，它是从法学和神学中的“自然法”概念转义而来的，在西方各大语言中，“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至今仍是同一个词汇。
　　人们早就发现，自然界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但在这可变性中又包含着不变性或规则性，如日出日落、夜以继日、冬去春来、花开花落等，人们把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这些周期性、规则性现象解释为自然界也受到某种法律的制约，这就是自然法。既然有自然法，就必定有一位神圣的立法者。基督教宣布，上帝就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立法者，万物都必须服从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违犯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近代科学家把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加以世俗化和具体化，并逐步向“自然规律”概念转化。他们用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概念，并宣称人们在理解自然法时，不必再依赖神或上帝，只须通过数学语言或数学关系就可理解上帝对自然的创造和立法。伽利略就曾说过：自然之书“是以数学形式写成的”。“自然法”概念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努力，到了17世纪已转化为“自然规律”概念。“笛卡儿是第一个一贯地用‘自然规律’这一名词和概念的人。”⒇此后，自然规律概念就被广大科学家所接受，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基督教宣扬“自然法”，本意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客观上却启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他指出：“自然法”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密切相联”(21)。
　　第三，历史上基督教曾鼓励人们去研究自然，力图用和谐的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客观上构通了宗教和科学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都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说：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的秩序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上帝的大智大慧。在《圣经》旧约中写道：“创造物反映造物主，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其所创造的事物中。”(22)13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修道士罗杰尔·培根宣称：“上帝通过两个途径来表达他的思想，一个是在《圣经》中，一个是在自然界中。”(23)他号召人们去研究自然，因为人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理解自然而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一批既是宗教徒、又是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人，如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他们无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侣。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他深信上帝就是根据秩序和规律来给世界奠定基础的。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努力去发现和证明上帝创造宇宙的和谐。开普勒发现了前两个定律之后，又苦战了10年，终于在1619年发表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书名就叫《宇宙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科学家对宇宙有秩序、有规律的一种高度的概括。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西方历史上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或论证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这一信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虽几经变革和转换，但它一直影响着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甚至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直到今天，在一些科学家的心目中，尽管人格化的上帝已不存在，但“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已通过新的转换，发展为自然规律的概念，它一直激励和吸引着历代科学家去发现它、认识它、解释它，并成为每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或许能使我们找到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联系，从而去理解科学家所特有的“宇宙宗教感情”。

爱因斯坦：科学与宗教

　　要我们对什么是科学得出一致的理解，实际上并不困难。科学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说得大胆点，它是这样一种企图：要通过构思过程，后验地来重建存在。但我要是问自已，宗教是什么，我可就不能那么容易回答了。即使我找到了一个可能在这个特殊时刻使我满意的答案，可是我仍然相信，我决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使所有对这个问题作过认真考虑的人哪怕在很小程度上表示同意。

　　因此，我想先不去问宗教是什么，而宁愿问，一个我认为是信仰宗教的人，他的志向有哪些特征：在我看来，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我认为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因为要不然，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能算是宗教人物了。所以，说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诚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而这些目的和目标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同他自已的存在是同样必然的，是同样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人类长期的事业，它要使人类清醒地、全面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和目标，并且不断地加强和扩大它们的影响。如果人们根据这些定义来理解宗教和科学，那末它们之间就显得不可能朦胧什么冲突了。因为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而与此相反，宗教只涉及对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评价：它不能够有根据地谈到各种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照这种解释，过去宗教同科学之间人所共知的冲突则应当完全归咎于对上述情况的误解。

　　比如，当宗教团体坚持《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话都是绝对真理的时候，就引起了冲突。这意味着宗教方面对科学领域的干涉；教会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学说的斗争就是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科学的代表人物也常常根据科学方法试图对价值和目的作出根本性的判断，这样，他们就把自已置于同宗教对立的地位。这些冲突全都来源于可悲的错误。

　　然而，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彼此是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它还是从最广义的科学学到了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达到自已所建立起来的目标。可是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

　　虽然我在上面曾经断言宗教同科学之间实在不可能存在什么正当的冲突，但我还是必须在一个重要地方再一次对这个断言作一点保留，那就是关于历史上宗教的实际内容。这种保留必然同上帝的概念有关。在人类精神进化的幼年时期，人的幻想按照人自已的样子创造出了各种神来，而这些神则被认为通过它们意志的作用在决定着，或者无论如何在影响着这个现象世界。人们企求借助于巫术和祈祷来改变这些神的意向，使其有利于他们自已。现在宗教教义中的上帝观念是古老的神的概念的一种升华。比如，人们用各种祈祷来恳求所信奉的神明的援助，以求得满足他们的愿望，这一类事实就说明了这种上帝观念的拟人论的特征。

　　肯定不会有人否认，这个认为有一个全能、公正和大慈大悲的人格化了的上帝存在的观念，能给人以安慰、帮助和引导；因为这个观念比较简单，它也容易被最不开化的心灵所接受。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观念本身有它致命的弱点，这是有史以来就被苦痛地感觉到了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个神是全能的，那末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人的行动，每一个人的思想，以及每一个人的感情和志向也都应当是神的作品；怎么可能设想在这样全能的神面前，还以为人们要对自已的行动和思想负责呢？在作出赏罚时，神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自已作出评判。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事同神所具有的仁慈和公正结合起来呢？

　　今天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之间的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科学的目的是建立那些能决定物体和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关系的普遍规律。对于自然界的这些规律或者定律，要求--而不是要证明--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这主要是一种纲领，而对于这种纲领在原则上是可以完成的信仰，只是建立在部分成功的基础上的。但是大概不会有谁能否认这些部分的成功，而把它们归之于人类的自我斯骗。至于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定律很精密和很确定地预测一定范围内的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情况，这个情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即使他对这些定律的内容也许还了解得很少。他只要考虑一下这样的例子就行了：太阳系中行星的运动可以根据少数几条简单的定律，事先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来。同样，尽管精确程度有所不同，但还是可能事先算出电动机、输电系统、或者无线电装置的运转方式，甚至在处理比这些还要新的事物时也是这样。

　　显然，当一个复杂现象中起作用的因子数目太大时，科学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无能为力了。人们只要想起天气就可知道，对于天气，甚至要作几天的预测也不可能。但没有谁会怀疑，我们这里所碰到的是这样一个因果联系，它的起因成分大体上我们是知道的。这个领域里的现象之所以在精度预测的范围之外，是因为起作用的因素的庞杂，而不是自然界中没有什么秩序可言。

　　关于生物领域里的规律性，我们所洞察到的还很不深刻，但至少也已足以使人感觉到它是受着确定的必然性的支配的。人们只要想一想遗传中有规律的秩序，以及毒物（比如酒精）对生物行为的影响就可明白。这里所缺少的仍然是对那些具有广泛普遍性的联系的了解，而不是秩序知识的本身。

　　一个人愈是深刻感受到一切事件都有安排好的规律性，他就愈是坚定地深信：除了这种安排好的规律性，再没有余地可让那些本性不同的原因存在。对他来说，不论是人的支配还是神的支配，都不能作为自然界事件的一个独立原因而存在着。固然，主张有一个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教义，决不会被科学真正驳倒，因为这种教义总是能够躲进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去的。

　　但我确信：宗教代表人物的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是可悲的。因为一种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只能在黑暗中站得住脚的教义，由于它对人类进步有着数不清的害处，必然会失去它对人类的影响。在为美德而斗争中，宗教导师们应当有魄力放弃那个人格化的上帝的教义，也就是放弃过去曾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教士手里的那个恐惧和希望的源泉。在他们的劳动中，他们应当利用那些能够在人类自已的身上培养出来的善、真和美的力量。不错，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然而却是一个价值无比的任务。在宗教导师们完成了上述的净化过程以后，他们必定会高兴地认识到：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

　　如果要使人类尽可能从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是宗教的目标之一，那末科学推理还能够从另一角度来帮助宗教。固然科学的目标是在发现规律，使人们能用以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且能预测这些事实，但这不是它唯一的目的。它还试图把所发现联系归结为数目尽可能少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概念元素。正是在这种把各种和样东西合理地统一起来的努力中，它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尽管也正是这种企图使它冒着会成为妄想的牺牲品的最大危险。但凡是曾经在这个领域里胜利前进中有过深切经验的人，对存在中所显示出来的合理性，都会感到深挚的崇敬。通过理解，他从个人的愿望和欲望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的理性的庄严抱着谦恭的态度，而这种庄严的理性由于其极度的深奥，对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从宗教这个词的最高意义来说，我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宗教的态度。因此我以为科学不仅替宗教的冲动清洗了它的拟人论的渣滓，而且也帮助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能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

　　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相信，一个教士如果愿意公正地对待他的崇高的教育使命，他就必须成为一个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