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69龙宫杀天罡地煞:真实版金陵十三钗,24名外国人救了25万国人

真实版金陵十三钗：

　　24名外国人救了25万国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得到西方侨民救护的南京千千万万难民感激地称赞他们是“活菩萨”、“守护神”。难民们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司令官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要求迅速离开南京。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

　　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画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

　　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

　　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拿起了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1967年，费吴生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在台湾出版。这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1937年至1938年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时至今日还是指控大屠杀的有力证据。

　　来源：《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