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ol王朝怎么换人:书，为何滥？

书，为何滥？

汪丁丁

      最近几年，我周围的朋友们谈到书业，总是要提及每年新出版的书的种类迅速增加这一事实。至于书的质量，他们不敢恭维，多以“滥”或者“烂”字黯然概括。这一现象，可称为“特征性事实”，它要求经济学解释。

      根据卡尔多对“特征性事实”分析方法的解释，研究者应从日常观察中确认若干项“特征性”的事实，然后建构经济学模型，该模型应容纳已经确认的全部特征性事实并且不发生逻辑矛盾。

      所以，我应当把开篇陈述的现象，与另外几项特征性事实放在一起，赋予它们一种更严格的表达形式：

1）         自2000年以来，在人文社科类学术书店（以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万圣书店”为例）同样营业面积内摆放的各种图书当中，国内学者的著作（称为“内版书”）所占比例迅速上升，故而，若营业面积保持不变，则国外学者的著作（称为“外版书”）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

2）         基于我近年来主持《财经》“书评”栏目因而必须广泛浏览和大量阅读中文书籍所得的体验，自2000年以来，内版书当中学术类著作的平均质量呈迅速下降趋势。也因此，在《财经》“书评”每月推荐书目内，国内作者的学术著作越来越少。

3）         过去五年内，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相比，非常缓慢。由统计数据判断，后者大约是前者的两倍或三倍。并且，由于与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保持着固定比例，教育经费的年增长率大约是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三倍。据此判断，由国家教育部控制的每年数千亿教育经费，应以同样速率高速增长。

4）         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根据教师们每年必须填写的表格和量化指标数目的增长情况判断，在过去五年内，大学管理机构的官僚化程度迅速提高。并且，由教育部颁发的总量和数额成倍增长的各类“计划”——基地、平台、重点项目、……，其申报表格和中期验收规定的细则越来越繁复。这一迅速的官僚化过程，伴随着管理者们所遵循的韦伯论述过的“努力最小化”原则的普及，从而使全部量化指标体系及其监督体系迅速演变为一整套空前压抑了科研人员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创造精神的官僚制度。

5）         过去五年内，各高校住房分配制度从“福利分房”向“商品房”和“住房补贴”的制度转变，随着这一制度演变过程的基本结束，教师的开支结构相应地发生了显著改变。住房、汽车、子女养育，正在成为这些青年教师的家庭开支的主要项目，并且由于分期付款的特征，这些开支与医疗、旅游、抚养老人等开支相比，更具“刚性”，从而更具有“压迫感”。

上列五项事实，根据我的观察，可以确认为“特征性事实”。更深入的观察应能让观察者提出对这些事实的更细致划分，从而具有更多的特征。但是在能够确认更多的特征之前，研究者建构的模型只能基于对特征性事实之间关系的“假设”。

就这篇随笔要探讨的问题而言，我需要检验的唯一假设是：高校教师和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受“纵向”和“横向”的数额巨大的研究项目经费的诱惑，在官僚管理体制的压迫下，在过去五年内，尤其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甚至广泛采取了抄袭和剽窃等手法，炮制了大量低质论文和著作。

      此外，还应列举一些与上述假设竞争的假设。例如，在过去五年内，伴随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通常发生的更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诱致了对内版书的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又例如，在过去五年内，学术书店经营策略逐渐从外版书市场转向内版书市场。又例如，在过去五年内，外版书当中值得翻译的作品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值得出版的内版书的增长速度。诸如此类，我还可以列举更多。总之，它们都可以当作竞争性的假设，用来解释上列特征性事实（1）和（2）。

      但是，在仔细调查和询问了万圣书店的营业人员之后，我排除了那些竞争性假设——它们都不很重要，只有最初的假设，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见到的由特征性事实（1）和（2）刻画的“书越来越滥”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保持固定比例的教育部开支预算增长过快。这一过程如果不伴随其他事实，未必可以导致普遍的学术浮躁。遗憾的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是特征性事实（4）和（5），即官僚化程度迅速上升和科研人员家庭开支结构的显著改变，由此，导致了目前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和远比学术腐败更普遍的学术浮躁。

      以上论述，尚属推测，因为需要统计数据或抽样调查数据的检验。所以，我只说那是一项假设，一项基于个人观察和基于初步调查的支持的假设。不过，这一假设包含着革命性的政策意义：抑制学术腐败和普遍的学术浮躁，最关键的步骤是抑制政府财政收入的病态增长。让我把话说得更浅白一些吧：我们政府现在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不仅是病态的，而且是“恶性”的——在“利维坦”意义上的恶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