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17mc恩比德存档:十全老人乾隆帝为何武宠福康安文宠和珅

　乾隆帝执政初期奉行宽仁，深获官僚们的拥护，但当他发现官僚们贪腐、渎职依旧，认为“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因此失望之余又改为严厉。他先后清除了朝中的朋党，诛杀多名高官显贵。乾隆帝“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虽然对官僚严厉，却对普通民众广施仁政，前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其力度要远大于康熙时期。乾隆朝的经济、耕地、粮食产量、人口与国力均达到了清朝的极盛时期，并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高峰。

　　第二节拓地二万余里的西师之役

　　自古罕有之奇功：西域新疆纳入版图

　　征服准噶尔后，回疆问题又浮现出来。回疆即天山以南地区，以前为叶尔羌汗国，后被准噶尔灭亡。当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此时由政教合一的领袖大和卓布拉呢敦、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统治，他们不愿意臣服清朝，于乾隆二十二年杀死了清朝的使者副都统阿敏道。第二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后即南下征讨回疆。清军在托和鼐大败霍集占军，并将其余部800人包围在库车，本来形势一片大好，但将军雅尔哈善“遇事高居简出，对敌则藉称凭高瞭望，并不亲身督战”，且指挥能力低下，竟让霍集占突围而出。乾隆帝下令将雅尔哈善押解京城正法。在乾隆帝的催促下，平定准噶尔的大功臣兆惠仅率4000军队于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孤军深入抵达叶尔羌城，结果身陷重围于黑水营，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鄂尔泰之子)、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原定西将军策楞之子)战死，兆惠面部、腿部受伤，坐骑两次被击毙。兆惠告急的文书抵达了乾隆帝的案头，自责轻敌妄进，乾隆帝则主动承担了责任，认为“向来之轻视逆回，乃朕之误，又何忍以妄进轻敌，为兆惠之责乎”，并晋封兆惠为武毅谋勇一等公，加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78、576。。

　　此时战争的焦点转变为解黑水营之围。乾隆帝任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他下令“无论何队兵丁”，只要马匹还有力气，就要迅速前往救援，而其他目标则完全放弃，“惟应援兆惠为要”。救援令下达，各路清军纷纷奔向黑水营。靖逆将军纳木扎勒、参赞大臣三泰为了抓紧时间，只率领200余名士兵星夜前去解围，结果途遇3000敌军，寡不敌众战死。乾隆帝认为这种“不肯于中途退避自全，惟知直前冲击，以致效命捐躯”的“忠毅之气，深可嘉悯”，封纳木扎勒公爵、三泰子爵，均世袭罔替《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75。。富德率军于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在呼尔璊与霍集占的5000骑兵相遇，奋战四天后因马匹长途跋涉疲乏，不能尽歼敌军；当天夜里正好遇上参赞阿里衮送马匹到达，清军分为两翼包抄进攻，总共激战五日四夜，斩杀千余，大和卓布拉呢敦中枪伤，逃回喀什噶尔。黑水营解围后，清军合师后撤回阿克苏，富德因功封为一等成勇伯《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80、581。。

　　六月，清军兵分三路再次进攻，兆惠攻取喀什噶尔，富德攻取叶尔羌，巴禄率军由巴尔楚克路与富德会合，得知大、小和卓已向西逃跑，乾隆帝认为“追袭最为紧要，以我马力有余，而逆贼等所携万众，杂以妇女童稚，行走既不能便利，多人亦易生变乱。我兵当恩威并用，或招抚、或离间，中途必自溃散，或有擒献者”。清军穷追不舍，一路追杀到帕米尔高原，俘获一万两千人。霍集占兄弟逃到巴达克山国(中亚古国，位于今阿富汗东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东部)，清军随即尾随追至，武力威胁巴达克山国献出大、小和卓；十月，巴达克山国将小和卓首级交出，表示臣服，清军凯旋；四年后，巴达克山国又交出了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尸体《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99、682。。

　　乾隆帝御制《开惑论》叙述了“西师成功始末”：“今统计用兵，不越五载。内地初不知有征发之劳，而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噜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巴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捧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朝征服准部、回疆，“隶版籍者二万余里，治军书者不及五年，载籍以来实罕有伦比”，大臣们请为乾隆帝上尊号，但被他拒绝，原因是“我皇祖圣德神功，超越万古；戡定殊勋，炳于史册。廷臣请上尊号，尚未允行”。乾隆帝回忆当年他“备承皇祖眷顾优隆，每遇军国重务，即令面聆圣训筹画”，因此他背负着祖父与父亲的双重期许，责任重大，好在“今以数载间运筹决策之劳，克全我两朝挞伐绥遐之略，返衷自问，差可无负燕贻者”。“燕贻”，即成语“燕翼贻谋”的略语，意思是典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的“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歌颂周武王为子孙谋划长久，安排得当的意思，乾隆帝以此表明他征服准噶尔、回疆，完成了祖、父两辈“数十载未竟之绪”，立下了“拓地二万余里，均照内地兵民，驻扎屯垦”的“自古罕有之奇功”，方才不负祖、父对他的期许《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99。。征服劲敌准噶尔汗国、回疆，将西域新疆重新纳入版图是乾隆帝最大的历史功绩，也是康乾盛世最为华彩的一章，是清朝达到极盛的标志。虽然这块广大的土地在汉宣帝时期就被纳入了汉朝版图，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管辖，但中原王朝并没有能够一直维持对此地的统治，直至乾隆帝重新将其纳入版图，实行正式的行政、军事管理。虽然在清末丢失了西部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仍然保有了余下的166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到今天。长期、持续、稳定、有效的管辖才是领土归属的最有力的依据，而“自古以来”只能作为参考。西藏自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起，新疆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起就一直处于中国中央政府长期、持续、稳定、有效的管辖之下，这是康乾祖孙皇帝创造的最伟大的功绩，也是他们留下的最宝贵遗产。

　　乾隆时期战争频繁，号称为“十全武功”，虽然有些武功并不值得炫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并无什么战果，但攻灭准噶尔、回疆，“拓地二万余里”的西师之役是最为华彩的一章；其次是击败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加强了对西藏、蒙古的管理，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乾隆朝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这是其最大的历史贡献。

　　第一节 紫光阁：创造盛世的功臣名将

　　贵盛无比、忠烈辈出的富察氏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都达到了极盛，乾纲独断的乾隆帝是这一极盛之世的主要创造者，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是他亲自决定并实施的，但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毕竟有限，他还需要自己的执政团队与助手。乾隆继位时年仅24岁，当时所有的朝臣都比他年长，他着力培养、提拔的年仅30多岁的讷亲，后被任命为领班军机大臣，是乾隆初期最重要的大臣。讷亲勤政、能干，尤其廉洁奉公，没人敢和他私下来往，但因年少得志，出身名门，为人意气骄溢，待人苛刻，后因大金川战事被乾隆帝诛杀。接替他的是傅恒。

　　傅恒是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弟弟，镶黄旗满洲人，他20岁左右就成为军机大臣，后接替讷亲任经略大臣指挥大金川战事，并被提拔为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此时他才不过25岁左右。这样一位年轻人越级跳过了三朝元老张廷玉，足以证明乾隆帝与汉武帝一样，不循常理，喜欢破格用人，也许在他的心中傅恒就是他的卫青。傅恒是乾隆朝前半期最重要的大臣，他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协助乾隆帝执政，满朝大臣中只有他赞成乾隆帝出兵准噶尔的决定；他为人勤劳、谦和、谨慎，“治事不敢自擅”，“行军与士卒同甘苦”，因此深得乾隆帝的器重与信任，偶尔有小过错，乾隆帝即会提醒他注意。他不仅入相，而且出将，前后指挥过大金川与缅甸之战。因缅甸之战染病，不到50岁就去世，获得了清代大臣的最高荣誉——配享太庙。

　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受到乾隆帝特殊的宠爱，待之如子，年仅18岁从头等侍卫被提拔为户部侍郎、镶黄旗满洲副都统，随后赴金川参战。在前线的四年里，福康安作战英勇，多次亲率士兵攻克敌人碉楼，因功被封为三等嘉勇男，图形紫光阁，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吉林、盛京将军，成为正一品武将。随后他历任云贵、四川、陕甘、闽浙、两广总督，跟随阿桂镇压甘肃“回民暴动”，亲自督军攻破石峰堡，晋封为嘉勇侯，转任户、吏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二年，福康安率军渡海至台湾，镇压林爽文之乱，因功封为一等嘉勇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战绩是击退侵略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并反攻深入对方国境，迫使廓尔喀称臣纳贡，他因功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后因镇压湖南、贵州的“苗民暴动”有功被破格封为宗室爵位贝子，他的父亲傅恒也被追赠贝子。福康安于嘉庆元年(1796年)在镇压“苗民暴动”的军中染病身亡，年仅42岁，被追赠为郡王，配享太庙。虽然乾隆帝对福康安宠爱超常，但在他犯过错时仍会予以处罚，并非一味纵容，他的高官厚爵也是来自于战功，而非仅凭家世。福康安的大半生都在各地奔波，从事征战，足迹遍及高原、山地、海疆、丛林，是乾隆朝后半期表现最为突出、战功最为卓著的武将，俨然是乾隆帝的霍去病《清史稿》卷330《福康安传》。

　　乾隆朝战功卓著的武将还有同为镶黄旗满洲富察氏的明瑞(定伊犁回部紫光阁功臣第十六位)、明亮(定金川紫光阁功臣第三位)、奎林(定金川紫光阁功臣第三位)、福隆安(定金川紫光阁功臣第六位)，他们都是孝贤皇后的侄子。乾隆朝富察氏是最为显贵的满洲亲贵，整个清朝只有康熙朝的佟氏才能与之相比，虽然这有乾隆帝特意栽培、重用的缘故，但富察氏的年轻将军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战功获得提升、重用，富察氏家族比较完美体现了贵族的实际内涵，在享受较高政治、经济待遇的同时，必须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责任：明瑞征缅兵败自杀，福康安病殁军中，他们都以军功封爵，而不是只依靠祖、父辈的余荫坐享其成。

　　第二节从严厉反贪到暗中纵容

　　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最大的贪污犯和珅

　　乾隆帝处理贪污官员不可谓不严厉，整个清朝因贪污被处死的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共41人，而被乾隆帝处死的就高达27人，占了三分之二。在乾隆帝的意识里，天下是属于他一人，他是国家的唯一所有者，绝不会容忍臣下的贪腐行为，因此皇帝反贪腐是真心诚意的。由于乾隆帝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关注的反腐案件最终一定会高效破案。但是以天下之大，情况之复杂，官员之多，手段之高明，再英明、再能干的君主也无法烛照一切，必然会存在灯下的阴影——甘肃贪污案的主审官，乾隆帝最宠信的和珅，恰恰就是整个清朝最大的贪污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薛福成对乾隆朝的反贪有一个说法：“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薛福成：《庸盦笔记》卷3。那么这个内隐究竟是什么呢？薛福成认为这个内隐就是和珅。

　　和珅是正红旗满洲人，出身于中等武官家庭，少年时家境一般，参加乡试未中。乾隆三十四年，和珅承袭了父亲的三等轻车都尉爵位，并被任命为三等侍卫，到了乾隆帝身边；六年后，被乾隆帝赏识，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跃成为乾隆帝最宠信的大臣，时年才26岁；随后又兼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和珅的官运还远未到头，乾隆四十五年，在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黩案回京后，成为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其子丰绅殷德与乾隆帝最宠爱的幼女固伦和孝公主订婚；第二年赴甘肃镇压“回民暴动”，虽未立功，回京后却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乾隆四十九年升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户部；两年后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爵位从一等男、三等伯、一等伯，直至最高的一等公。

　　和珅并无显赫的功绩，升官晋爵速度之快是清朝的一大异数，但能深获一向英察的乾隆帝赏识，他必有过人之处；两人年龄差距如同父子，乾隆帝对他的儿子们均不太满意、喜欢，而和珅的忠诚、聪明、机智、能干、趣味足以与一向自视极高的乾隆帝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揣摩透乾隆帝的心思，这才是和珅深得宠信的根本原因。乾隆帝博闻强记，学识渊博，爱好诗词、文艺，政治能力超强，精通骑射，并通晓汉、满、蒙、藏、维吾尔五种语言，能与这些民族的首领直接对话，有效统治着拥有众多民族的、辽阔版图的大清帝国，他的兄弟、皇子、皇孙以及大臣们在才能的全面性上都只能望其项背。因语言能力有限，大臣们很少能胜任少数民族事务，而和珅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同样博闻强记，精通各项事务，多才多艺，且精通骑射，所以乾隆帝才能让其一人兼管众多重要的职位。乾隆帝到了晚年，身体、头脑均大不如前，甚至到了刚吃完早饭又索要早饭的地步，而他又不愿意大权旁落，因此需要一个自己非常信任的代理人帮助他处理事务，尤其是理财事务，和珅可谓是适逢其会。中年以后的乾隆帝志得意满，不仅四处兴兵征伐，他的生活起居也逐渐由俭入奢，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园林，四处巡游的费用更是十倍于康熙帝；晚年的乾隆帝更是借着自己与太后万寿的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大办庆典，但又必须遵守祖制永不加赋，所以明令群臣进贡奇珍异宝；和珅出众的敛财能力正好可以充分发挥，而这恰恰是一般大臣不耻为、不能为的。有了共同的利益，乾隆帝与和珅成为了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乾隆帝需要和珅做一些不太光彩的敛财事务，而和珅打着乾隆帝的大旗趁机中饱私囊。

　　和珅极为贪财，利用第一宠臣的身份与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兼管众多事务的地位公开索贿、卖官，又利用内务府总管大臣的身份截留天下进献给皇帝的贡品，因此他成为乾隆朝也是整个清朝的第一大贪官，并且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自上而下、有组织、有系统的贪腐食物链，层层贪腐、索贿行贿，败坏了整个官僚体系。这一切的成本最终还是要落在广大民众身上，明为永不加赋，实为以贪腐加赋。更可怕的是，因贪腐官员日益增多，担心反贪会清除贪腐的食物链，和珅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即贪腐犯案的官员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白银就可赎罪，而且获得了乾隆帝的批准，议罪银直接交给皇帝的私人银库——内务府广储司，成了皇帝敛财的工具，这是变相将贪腐合法化，甚至是鼓励贪腐。到了晚年，乾隆帝的反贪也逐渐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他敛财的手段，有意纵容官员贪腐，然后等到一定程度再用议罪银、抄没家财打击，起到了不加赋而敛财的目的，既保持仁君的形象，又因反贪而获得民心，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这种手段看似机巧，实际上却损害了整个帝国的肌体。

　　和珅在这场乾隆帝亲自导演的游戏中扮演了主角。在这场游戏中，贪官们实际上成为了皇帝的投资公司，和珅就是大大小小投资公司集团的总裁。贪腐的钱财在当时没有现代各种巧妙的技术手段隐匿，更无法转移国外，因此无处可逃，贪官们只是一群待宰的肥羊。章学诚评论：“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清史稿》认为：“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乾隆帝则因“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章学诚遗书》；《清史稿》卷319《和珅传》、卷15《高宗本纪六》。。与薛福成一样，章学诚和《清史稿》在评价这段历史时也将乾隆帝晚年的吏治败坏归于和珅，最多认为乾隆帝因年老被和珅蒙骗，这些均仅及表面，未触及实质，没能指出乾隆帝晚年的荒政、敛财、自以为是地操弄权术才是贪腐的根本原因，这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导致的。以乾隆帝的英察，他怎么会不知道在他眼皮底下和珅的所作所为？只是和珅的贪腐烈度之强，危害之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一向自以为是、志得意满，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洞察、掌控之下，因此他对和珅始终宠信不衰。乾隆朝诛杀的贪官不可谓不多、手段不可谓不烈，这些贪官只是太过于肆无忌惮、超过皇帝的容忍底线才被清除，而实际上当时已经几乎是无官不贪，乾隆帝为了政局的稳定以及敛财的目的特意加以包容。当然，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皇帝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如乾隆帝早期那样对贪腐深恶痛绝，没有普遍的、低成本的舆论、民众监督制度以及有效的独立司法体制，仅仅依靠少数人，想要彻底清除贪腐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节大事还是我办：盛世的终结

　　天地之力穷矣：可怕的人口压力

　　乾隆帝晚年的怠政、为敛财纵容腐败导致的吏治败坏预示着盛世的末日即将来临，但盛世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吏治败坏，而是人口持续不断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人均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吏治败坏则加剧了这一过程。

清朝人口增长是在一个巨大基数上开始的持续一百多年的增长，在乾隆中期超过了2亿，末期超过了3亿，在这30多年里，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5‰。传统社会的人口出生率比较稳定，决定人口增长速度以及总数的决定性因素是死亡率，即只有保持较低的死亡率才能保证人口较高的稳定增长。清代的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历史空前的高峰，不仅有长时间持续和平、稳定的因素，也有人口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因素，这意味着综合生活水准的提高。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从18世纪中叶起人口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到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原来的中国的粮仓湖南与江西在丰年的时候仅有少数的余粮，粮食价格自18世纪中叶起开始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时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均敏锐地认为人口增长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且认识到了人口压力的存在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271页；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早在18世纪初的康熙年间，康熙帝已经感到了人口压力。如康熙四十八年，皇帝在向上帝祈谷的祭文中称：“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虑民食不充。倘或遇旱潦，则臣虽竭力殚思，蠲租散赈，而穷乡僻壤岂能保无转于沟壑之人”；“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四十九年又称：“比来省方时迈已历七省，南北人民风俗及日用生计靡不周知，而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五十一年称：“米价终未贱者，皆生齿日繁，闲人众多之故耳。”康熙帝完全洞悉当时人丁统计的不可靠，只是为了不增加赋税，而不深究而已，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亲身观察已经感到了人口压力带来的严峻局面。对于江南地区，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康熙帝便惊异地发现虽然“江浙二省尤东南要地，……比岁以来蠲豁田赋，赈济凶荒，有请必行，……爱养之道备极周详；”但“见百姓生计大不如前”《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6、240、244、250、193。。

　　康熙帝没有任何理由夸大在他治下的严峻的人口压力。随着承平局面的持续，人口不断的增长，人口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原因是除了封禁的东北地区外，中国的可耕地基本上已开垦殆尽了。雍正十三年，御史曹一士向皇帝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齿浩繁，苟属可耕之土，必无不毛之乡。”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承认中国内地已经开垦完毕：“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夭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48。

　　从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单产量的提高，这两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当18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的可耕地已经开垦殆尽之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单产量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困难，那么全国性的人口压力危机便会到来。汪士铎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是这一时期面临人口危机的中国真实的写照：“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第272页。

　　从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开始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粮食单产量随着气候变冷，灾害的增加，水利设施的败坏，地力的消耗开始下降，生活水平随着人均粮食产量持续的下降而下降。虽然在乾隆晚期开始在全国推广高产的美洲作物玉米和红薯，也仍然挽回不了这个基本的大趋势，而人口还在持续增长，并将在未来30年内突破4亿。

　　现代学者通过对历史人口的微观研究，证明了18世纪末期确实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利用49种族谱发现“在时间上，未婚率的提高、生育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提高大致都出现于清代由盛转衰的18世纪末叶，这是值得注意的人口现象”。本书作者利用曹氏与范氏族谱进行历史人口学的研究，也发现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曹氏与范氏的夫妻年龄差达到了最大，生育间隔最长，生育数最少，曹氏男子的初育年龄最大，两个家族的男子2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开始了持续的下降，意味着死亡率开始上升。李中清等对清皇族人口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这些人口学的指标是经济恶化、生活水平下降的有力证明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侯杨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有的这些研究全部证明了18世纪后半期的确是中国人口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个世纪尤其是后半期开始，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这一压力造成了社会、自然环境的全面恶化。不仅普通的平民，甚至最有特权的皇族人口也感受到了这一环境恶化、人口压力带来的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农业经济已经无法维持数亿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经济的全面转型，产业革命，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则必然会发生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伴随的政治危机，而此时，雄才大略、英察过人的乾隆帝已经垂垂老矣，再也无心、无力顾及这些了，他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泥足巨人：盛世衰落的深层次原因

　　康乾盛世的衰落固然有吏治败坏的原因，但更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到了最高峰，没有了提升的空间。乾隆中期的耕地面积、粮食单产量、人均产量均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版图也是历代最大，耕地已经开发殆尽，既无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无法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摆脱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经济危机，而人口却仍然在持续增长，因此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必然会爆发，只是腐败的吏治会加快它以底层民众大规模暴动形式到来，于是在嘉庆帝的眼中，和珅就成了替罪羊。

　　清朝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实现经济转型。早在入关之初，皇帝就与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有很多亲密的接触。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顺治帝、孝庄太后的关系非常亲密，就是他以皇三子玄烨得过天花具有免疫力的理由说服了顺治帝，将皇位传给了这位并不受宠的儿子，结果玄烨成为一代明君，开创了这个长达100年的盛世。康熙帝更是非常倾慕欧洲文明，他不仅非常擅长使用来自于欧洲的望远镜、各项测量仪器、火器，而且喜欢欧洲的音乐、几何、数学、生物、物理等学科，亲自将这些知识教给他的皇子们，雍正帝就是他的学生。清朝皇室倾慕欧洲文明的传统一直传到了乾隆帝，他同样任用欧洲传教士为他作画、设计圆明园里的西式建筑。但不幸的是，这几位皇帝只是将欧洲的艺术、器物、学科当成了宫廷娱乐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可以带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契机。

　　清朝最重要的国策是“首崇满洲”，满洲是一个不到100万人的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后时时担心淹没在上亿汉人的大海中，因此所有的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八旗满洲手里，尤其是直属皇帝的上三旗。清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大学士、各部尚书实行满(旗)汉双任制，而实权都在满洲官员手里，汉人官员只能备位；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以及八旗都统等官职只能由旗人担任。掌握军权的驻防将军、都统自然是旗人的禁脔，掌握地方军政权力的总督也基本由旗人担任，只有少数汉人担任主管民政的巡抚。每有大征伐，必然任命满洲王公亲贵担任大将军、将军、经略，整个清朝只有汉人岳钟琪是唯一的例外，担任过大将军。满洲人可以不经科举，直接成为皇帝的侍卫，然后可以出将入相，得封高官显爵。除了满洲人外，其次信任的是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以及外藩蒙古，汉人只能排在最后。八旗以骑射得天下，骑射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康熙帝、乾隆帝本人也极重视骑射，并经常敦促八旗要演练骑射，这是他们统治亿万汉人的看家本领。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他们不愿意引进、普及先进的欧洲文明来启蒙、武装汉人，因为欧洲先进的火器可以轻易地击败落伍的骑射。清朝皇帝不引进欧洲文明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恐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当以汉人为主的清军开始装备先进的火器后，清朝政权就开始岌岌可危，然后迅速崩溃。

　　乾隆五十七年，当时英国派遣以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首的庞大使团以庆祝乾隆帝万寿的名义访问中国，要求清朝开放贸易口岸、互派使节、减免并公开外贸税率，他们赠送给乾隆帝大批先进的仪器、马车、大炮、步枪、舰船模型等礼物。按照清朝的惯例，所有外国使节都要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但被马嘎尔尼坚决拒绝，这让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非常不快。虽然乾隆帝被英国文明的先进所震撼，但他仍然故步自封，坚决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一切要求，并将赠送的礼物封存在圆明园，直至60多年后英国军队在抢劫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赠送给乾隆帝的步枪、大炮仍然保存完好；乾隆帝及其子孙们不仅没有想到要仿制，甚至也没有想到要进口，以至几十年后，面对配备先进武器的英国侵略军时，清军使用的武器甚至还不及一百多年前的康熙时期先进。当乾隆帝骄傲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而拒绝英国通商贸易的要求时，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有过一丝惶恐，但即使有，82岁高龄的乾隆帝也已经无暇顾及了《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34。。

　　在中国长达几个月的旅行让英国使团充分了解了大清帝国的虚弱与贫穷，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忙忙碌碌的一群，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连面部表情看上去都没有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孩子惧怕父母，百姓惧怕官吏，官吏惧怕皇帝”；“所有与我们有过接触的官员，无一不表现得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然而，他们虽然礼貌周全，却都不诚实”。“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想凌驾于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为半野蛮人。……(清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在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这些外来者的观察不仅非常生动描绘了康乾盛世末期衰败、贫穷、绝望的景象，而且是对过去150年历史的恰当总结，以及对未来准确的预言。康乾盛世是中国帝制时代绝对专制的最高峰，它集中国历代统治术之大成，主要依靠三位谨慎、能干、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船长的卓越领导，以及八旗统治集团的团结、高效来维持，它是在一个相对封闭体系中发展而来的盛世。纵向比较，康乾盛世创造了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空前高峰，它不仅统一了中原汉族地区，也统治了东北亚、中亚广大的游猎地区，建立起一个版图空前广大而且稳定的大一统帝国，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2亿、3亿；但不幸的是，从横向比较，它却与当时世界最先进文明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帝制的最后一抹斜阳，最后一首挽歌，虽然辉煌，只是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