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2k18大当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际操作与体系重构 　http://www.gmw.cn　2011-10-09 15:54:19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字号：大 中 小]

二、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

扩大内需取得显著成效，突出表现在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物价水平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等方面。名义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6倍，但CPI增加不足20％，实际GDP(以1998年为100)增长2.1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1.2倍和1.9倍，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7.6和9.7个百分点，汽车和住房成为新一轮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扩大内需的源泉和持久动力存在萎缩趋势。

(一)经济增长的成果偏向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增加速度慢于政府和企业

财政收入由不足1万亿元增加到6万亿元，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则相对缓慢。1998年各项存款为95697.9亿元，其中，城乡存款占55.8％，企业、财政和机关团体占37.6％。2007年，各项存款总额达到389371.2亿元，其中，城乡占44.3％，下降11.5个百分点，而企业、财政和机关团体存款所占比重上升7.5个百分点，呈现出城乡居民存款比重下降，企业、财政和机关团体上升的特点。

(二)人口增长下降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

马尔萨斯反对人口增长，是因为人口增长有使经济发展的努力集中在生活资料的发展方面，从而使资本积累和摆脱低水平陷阱变得更加困难。凯恩斯主义者欢呼人口增长，是因为人口增长是有效需求增加的原因，能够扩大消费，为企业家提供乐观预期，打开投资通路；人口增长的下降则关闭了投资通路。我国控制人口增长，其原因之一是增加社会总供给、控制总需求过快增长，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已经摆脱短缺经济，进入以买方市场和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消费应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因素，但消费能力则成了稀缺资源，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对走出短缺困扰特别有利，而对消化吸收过剩生产能力、扩张消费能力不再是一个利好因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变得不太需要。但严格的人口政策进一步固化了人口增长的下降趋势。10年来，出生人口数由2000多万减少到近年来的1500多万，净增人口数由1200万减少到600多万，自然增长率由1％减少到0.52％，人口增长的下降对培育更为稀缺性的消费能力意味着减少了消费者人数，使得以满足少年儿童为主要对象的投资变得不再必要。随着这种趋势的加剧，长期中的投资通路也将因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而关闭。

(三)大幅度增加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以扩大内需的做法遇到诸多限制

1998年来通过非义务教育的发展，虽然使得居民支出不断增加，短期内对扩大内需产生了正效应，但这种效应很快就被支出预期扩大所带来的负效应抵消。实践证明，在通货紧缩期，人力资本投资试图要居民取代政府、或者是政府或社会少花费而让居民多花费的做法对扩大内需是适得其反的。另一方面，高考生源的逐年减少、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突出也对通过非义务教育实现扩大内需的做法提出了巨大挑战。

(四)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城镇化进程对扩大内需的积极效应可能出现边际收益递减

我国城镇化尽管仍然处于中期阶段，但经过10多年的高速发展，迟早会进入调整周期。10年来城镇化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每年约1.3个百分点，但2008年比往年的平均水平几乎下降过半，遇到外部环境冲击和国外需求的下降，城镇化速度将会放缓。国内外经验表明，城镇化具有驱动投资和消费的效应，经济的每一次高涨，都伴随着城镇化的推动。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农民变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虽然仍在继续，但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回调，农民工回流问题有突出之势。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城镇化的内需效应将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趋势。

三、扩大内需的新策略

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制度变迁。立足内需推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10年来，扩大内需政策除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多项措施以外，从人口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积极推进城镇化、大力提升人力资本也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大战略措施。但从近期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看，城镇化的推进、居民人力资本投资遇到农民工回流、大学生就业难等一些瓶颈，因此，继续扩大内需必须寻找新的源泉和动力支持。

(一)扩大内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我国有13亿多人口，年均净增人口600多万，虽然比印度少一半，但仍是世界第二人口增长大国。13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是扩大内需的源泉和长期动力，也是扩大内需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人的需要、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联系出发，扩大内需必须着眼于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的扩大内需战略要注意两点：一是关注我国人口动向，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我国正在经历急剧的人口经济转变，少子老龄化趋势快速发展，年出生人口稳中有降，而死亡人口逐年增加。2008年死亡人口达940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100多万，“十二五”期间将超过1000万人，由此将对消费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为不同企业、行业和产业带来不同的机遇或挑战。因此，把握人口发展动向，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把需求引导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适时培育适合老年人发展的产业。二是注重藏富于民，国民收入应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特别是通过初次分配和减税、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二)通过财政支持，兑现承诺的奖励补助和优惠政策

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力度很大，职工参保人数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也从中受益不少，但覆盖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扩大。比如，全国有2/3的省、市、自治区曾经规定对城镇独生子女父母给予年老奖励补助，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由此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3]。多数部门都有类似规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问题。建议各部门尽可能落实已经出台的规定，审慎出台新的奖励措施。经费有困难且合理的，应考虑纳入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统一解决。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补助应纳入财政渠道。站在贯彻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以及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高度上，加快解决步伐，注重兑现、少说多做。

(三)实现由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扩大内需向允许人口适度增长的扩大内需转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扩大内需的国家一般不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国家一般不扩大内需。既控制人口，又扩大内需，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更没有成功的案例。日本扩大内需战略比我国至少早了10年，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走向衰退。为此，日本采取了包括鼓励人口增长、零利率等多种扩大内需的措施，但成效甚微。其原因在于人口增长的持续低迷，从发达国家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到老龄化程度最严重国家的急剧转变，是对其陷于深层次衰退的最好诠释。正如克鲁格曼所述，日本的衰退完全可以从人口学的角度解释[4]。在没有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怎么能使内需得以扩大呢？在内需驱动的模式下，只有经济的增长，而要求人口不增长或负增长，那么从长远和更广泛的角度考察，这样的经济增长可能对市场有效益。凯恩斯曾经警告，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人口增长趋势改变对繁荣的影响可能是大灾难。人口增长的快慢影响衰退时期的长短，从人口渐增时期进入渐减时期，则衰退时期将延长。应该说除人口增长外，国外采取的做法中可以扩大内需的办法我们都已经采用或正在采用，唯一没有采用的可能就是放松人口控制、允许人口增长了。在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内需的影响日渐式微、城镇化对内需的影响边际效应递减以及我国人口经济转型接近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转折关头，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内需枯萎的教训值得深思。实施由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扩大内需向允许人口适度增长的扩大内需转变，应该成为未来扩大内需的重要选项。

(四)增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政府性投入，提振居民信心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不仅要解决就业岗位不足、失业率上升的现实问题，也要解决居民对前景的担忧问题，为今后长期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物质资本投入十分必要，但就我国国情讲，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更是亟待加大。增加入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政府性投入，不仅能增加现实的需求，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提升未来边际消费倾向，更重要的是为今后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储备。内需不足不是商品不足，而是收入不足，收入不足的症结在于对创造物质财富的人的投入不足。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就是投资于消费者信心，进而也是对投资者信心的投资。我国扩大内需的实践证明，在通货紧缩或反衰退的时期，试图通过增加居民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消费，而政府尽可能少花费以达到扩大消费的做法难以奏效。社会性人力资本作为主体之一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5]。

(五)把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作为扩张内需政策的重中之重

经济危机的根本表现是消费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是生产不足、供给不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虽然是政府部门不断强调的，但具体落实在投资方面似乎更多，而针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较少，从上至下这种倾向更突出。因为培育消费需求效果较漫长，而投资需求虽然是中间需求，效果容易看得到，如基础设施、道路、交通通信能迅速彰显地方政绩。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需要工作细致，需要多予少取，还富于民和藏富于民，要让百姓能消费、敢消费，通过释放手中储蓄主动消费，这就需要把钱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扩大内需，投资率越高而消费率越低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消除这个原因，消费率还会继续下降，投资率还会继续升高，生产能力过剩、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要大幅度增加民心工程的福利性、保障性投资，从根本上杜绝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投资。当然，消费的启动离不开收入和社会保障，包括对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农民的直接补助等。就目前的情况讲，能否启动最终消费，房地产市场至关重要。应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力度，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由此将对房价回归和住房消费增加产生积极影响，并拉动其他消费需求，达到保增长、调结构和改善民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