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2k10怎么花式运球:丁默邨与李士群

1933年，中共“特科”决定锄杀丁默邨。丁默邨时任国民党CC派的刊物《社会新闻》社长。《社会新闻》是一本专以刊登所谓中共和汪精卫“改组派”秘闻的刊物，《社会新闻》的三大台柱的社长丁默邨、主编唐惠民、资深记者李士群，无不出自中共。其中尤以丁默邨对中共的攻击是不遗余力近乎疯狂。赵容（即康生）遂向潘汉年力荐李士群。赵容同时还提出李士群、叶吉卿夫妻俩要求回归组织的请求。潘汉年和李士群虽有介蒂，但也知道他曾是周恩来的警卫员，政治上是可靠的。不过，潘汉年处于谨慎，随即提出还是需要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考验李士群。回归组织的请求也要在通过考验后才于考虑。于是，赵容和潘汉年一起找到李士群，给他布置任务，要他协助组织，锄掉丁默邨。对于这个行动计划，李士群却提出自己不同看法。也许李士群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觉得《社会新闻》这两年能善待自己，实属不易；而且，记者这个身份既能很好地掩护自己，又能收集许多情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放弃。最后，李士群认为丁默邨造谣却不生事，并非罪大恶极。李士群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主意。他选中的人是马绍武即史济美。潘汉年起先不同意，他认为丁默邨是“反共”理论家，必须除之。李士群所说，都是借口和托词。赵容却同意了。他了解李士群，知道李士群胆大心细，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也认为马绍武（史济美）的确是心腹之患，除掉马绍武比除掉丁默邨更为重要。最终他和潘汉年商议后，采纳了李士群的建议。这个戏剧性的决定，却让人却看出潘汉年的优柔寡断和康生的狡猾和老练。“特科”决定，居然被李士群否定了。被一个还在观察考验的李士群给“调包”了。这一切的背后，其实都有康生的影子。李士群非常痛恨马绍武，其实还有他个人的家仇私恨。当初李士群和叶吉卿被捕后，为了逼迫李士群就范，马绍武居然准备当着李士群的面，轮奸叶吉卿。今天李士群就要“杀马”“放丁”，出出这口怨气。可康生哪!？他又有没有个人的目的和理由哪?客观地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来说。除掉马绍武的确比除掉丁默邨更为重要。几乎让当时的中共覆巢的是顾顺章。顾顺章有原在苏俄的受训的理论基底，又有在中共时期领导特科的工作实践，蒋介石让他编纂特工教材，培训高级特工，确实是用对了人。顾顺章的培训班第一期学员仅四名。1932年，学员之一的史济美前往上海，全面主持国民党上海地区的特务活动。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因脸上有点点麻皮，人称马大麻子。他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蒋介石钦点他来做特工，可见此人非同小可。史济美心领神会顾顺章的那一套特工精髓，他一到上海，就潜入租界的舞厅、夜总会和华界的妓院、饭店、澡堂等处，一面花天酒地，一面紧叮着社会底层的一举一动。他先用钱收买了公共租界的许多华捕，给警察局巨额奖金，这样他在上海的行动就事倍功半了。此后，他抓到共产党人便不用送往公安局了，而是先秘密在小东门的东方旅社审讯。愿意自首的，立刻放回，作为内线“细胞”，神不知，鬼不觉；不肯自首的，才送到公安局公开处理。他的这种“细胞”政策极为毒辣。史济美在上海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掌握了中共上海地区整个基层组织活动的情况。在一年的时间里，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密捕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在租界公开绑架红军师长陈赓、逮捕廖承志、罗登贤、李竹声、余文化以及丁玲、潘梓年等人，一时被誉为“中统”特务之明星。“细胞”政策的阴毒在于——它让中共的清洗、肃反运动从此不断。到了若干年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理论家张春桥、吹鼓手康生等都是“细胞”政策的带菌患者，他们的“细胞”早已变色，只不过长期“潜伏”，偶尔露峥嵘。如果不是“文革”的春雷惊蛰中华大地，也许他们还可能终生“潜伏”，“带癌生存”终生。从这点上看，“杀马”的决策正确又及时。至于那个丁默邨，日后为蒋介石所杀。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杀马”计划慎密研究后，“红队”决定由赵容现场总指挥。当李士群向丁默邨摊牌时，丁默邨吓得不轻，他答应从此开始收敛，并愿意配合“红队”博杀马绍武。1933年6月的一天，马绍武吃完花酒，醉眼朦胧，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外面守候多时的李士群便向马绍武一指，马绍武随即被提早埋伏于此的“红队”狙击手邝惠安当场击毙，而丁默邨亦佯装倒地，装做被击的样子，以便事后为自己辩解。但是，……
但是，潘汉年的内心深处也是有对李士群内疚的地方。
“杀马”后几个月，潘汉年提出要暗杀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蔚如时，李士群表示为难。因为前事尚未了结，李士群希望风头过后再动手，时间向后拖一拖。
潘汉年不同意，他说就要这样接二连三才能对敌起到震撼作用。此时，赵容已离开上海去苏联，李士群面对潘汉年这个老“冤家”，只能无奈服从。
执行任务时，正逢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丁玲被敌人逮捕，上海中央局决定潘汉年临时紧急转移到中央苏区，由王世英代理其情报科领导工作。那天，继续由丁默邨和李士群出面约陈蔚如到三马路（现汉口路）老半斋吃饭，准备故伎重演。席终已至夜深，陈蔚如由李士群单独送至广西路中段，但是埋伏于此的王世英一枪下去并没击中陈蔚如要害，正待补射，随即站岗的巡捕已经赶来援救了。
陈蔚如中弹倒地时，李士群也佯装中枪，待枪手撤退后，李借机撤离。
孰料百密一殊，陈蔚如并没有死，恍恍惚惚地想起了什么，当晚李士群就被中统逮捕。
涉及到李士群身上的种种不解之谜，加上马绍武的案子，徐恩曾对此起大疑心。分析下来，马绍武一案与陈蔚如一案如出一辙，两案可能都是丁默邨与李士群所为。
不几天，丁与李被作为重大嫌疑犯，一起被捕押到南京。
丁默邨在CC系中地位较高，又有国民党要员吴醒亚、吴开先鼎力相助，故立即获释。只是苦了李士群，一因人微言轻，无权无势，二来也需要有一个人为这件事负责，于是，李士群只好老老实实地吃官司。
但是，无论徐恩曾怎么大刑侍候，三堂会审，李士群总归是—个死不承认。徐恩曾弄不到口供，又无旁证，不好结案，只好将李士群关押在南京走马巷CC特工总部。
对李士群这样曾多次被捕的人，共产党内其实也有不同看法。当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李士群的妹妹李维英找到王世英请求营救李士群和仍被关押的谢云巢时，王世英以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为由，表示很为难有所作为。王世英的做法无可非议。潘汉年感到内疚的是当时走的太急，自己的确没有方方面面交代清楚。走投无路的叶吉卿当时即将临产，遂找胡绣枫求助，胡绣枫接济了她，并劝她回老家把孩子生出来再说。叶吉卿于是回浙江遂昌老家待产。女儿出生后，叶吉卿便带着她再次来到上海，住在胡绣枫家。她再次请求地下党营救李士群时，王世英表示李士群已被转移关押到南京，营救颇有难度，得慢慢来。叶吉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变卖了家产和首饰，来到南京。大把赠金，大把赠银，到处送礼，层层贿赂，终于走通了徐恩曾的门路。据说叶吉卿以一夜的露水情，换得徐恩曾的一纸手谕，不再追查李士群。但把李士群降为侦查员，让股长马啸天严加看管。想到这里，潘汉年终于开始感觉到李士群对自己怨气冲天的缘由了。
1938年夏，李士群曾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见周恩来，说有要事汇报，并提出自己要求回归共产党组织。
接着，李士群说自己这些年怀有特殊使命，一直在执行周恩来交付的秘密任务。如今回归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准备就此脱离国民党，重新回到共产党来。
事实上，对于脱党、叛党的人重新回到党组织，内部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于李士群这样历史特别复杂的人，他的归队，在程序上格外严谨。
经过仔细研究后，武汉八办的办事员出面告诉李士群：他的“归队”应由潘汉年负责，李士群可以向潘汉年提出。
这个回答避开了李士群要见周恩来的请求。把这个棘手的“皮球”推给了潘汉年。
此时，潘汉年时受中央派遣，担任香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经常滞留在香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寻常人要到香港去，绝非易事。武汉八办的这种回答，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婉言推脱。
然而，作为国民党中统的高级官员，此时的李士群已经有了交通部专员的公开身份，持有一张可以在中国免费乘坐各种车船的“特许证”。去香港这一点，难不倒他。随后，他径直等上火车去了香港。
在香港皇后大道18号，李士群找到了潘汉年。
潘汉年没有同意李士群归队的要求。
在武汉，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李士群的历史特别复杂，现在还不清楚他这些年究竟搞些什么，他的归队，在程序上必须格外严谨。
因此潘汉年明确对他讲：组织上需要时间来调查和核实这些情况。即便如此，还有一个考核的过程。
潘汉年要李士群耐心等候，并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不料，李士群却大为不满。
李士群一味认定潘汉年对自己有成见，用这些套话来敷衍自己。他脸色铁青，马上把话题转到袁殊身上。
李士群举出袁殊归队一事与自己比较。首先表明自己比袁殊坚强，经受了敌人数不清的严刑拷打都没有出卖组织，他还把自己浑身上下的伤痕显示给潘汉年看，可是潘汉年还是不同意。
这时候，李士群开始沉不住气了，矛头直指潘汉年。
他指责潘汉年“任人唯亲”，包庇袁殊。
袁殊出卖了自己的女友还能归队，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党不利的事，为什么还不能归队呐？
潘汉年忍而不发，还是不松口。
李士群大骂潘汉年排斥异己，败兴而去。
从此以后，李士群与潘汉年积怨更深。
几天后，潘汉年北上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被留在延安工作。
193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的筹建。第一任部长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潘汉年与李克农同为第一任副部长。
这样，康生就又成了潘汉年的顶头上司。
袁殊属于潘汉年的情报网，原是机密的事。
但是李士群既然提及了他，潘汉年回延安时汇报香港争执的同时也把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
康生在中央特科时期也知道袁殊。
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突然有一天，毛泽东召集康生、潘汉年、李克农三人。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和我都认为，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和蒋介石崩裂，突然出走重庆，此举必定和国民党的整体战略部署有关。你们社会部必须高度重视这件事。听说，汪精卫最近在上海，积极准备组织一个亲日政府，这是件大事。你们要想尽办法，及时地了解所有有关汪精卫的第一手情报。
就在潘汉年和李克农俩人还在思考之际，康生马上接口说：“这不是难题。”
康生接着说：“汪精卫现在全力依靠76号，而76号的李士群一直在和我们断断续续保持着秘密联系。只要策反李士群，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策反李士群？他可是顾顺章的人啊!”潘汉年感到不惑，反对的话脱口而出。
“为什么不可以？”康生立即反驳潘汉年。“他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他并没有出卖过党组织啊。李士群这段历史，当时特科也审查过。”
“但是，李士群和罗章龙的关系也很密切啊！”潘汉年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将年仅27岁的王明硬扶上中共领导层的高位。于是，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连跃两个台阶，进入政治局。为此引起了罗章龙、何孟雄等许多干部不满。罗章龙时为全国总工会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代表了许多城市的产业工人，是党的组织成员基础。但罗章龙等人为了反对六四全会的决定，错误地另外成立“全总”中央，最终被开除出党！
罗章龙本人从此以后再也不过问政治了。李士群作为江浙两省“全总”的代表之一和“打狗队”成员，一直接受罗章龙的领导，而且深得罗章龙的信任。
“罗章龙搞的是阳谋，那个米夫搞的是阴谋！更为可恶的是米夫他凌驾于整个中国共产党上面，以老子自居，把中国共产党当作儿子来随意处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泽东插话了。
潘汉年心中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对米夫批评这么尖锐，用词这么严厉。
1933年夏季，潘汉年奉命进入江西苏区以后，也曾和毛泽东多有接触。那时候的毛泽东虽然还挂着一个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大权早已旁落。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并不信任。毛泽东在党内特别是在军事上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指挥权了。毛泽东的处境不佳，却仍然显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他在逆境中那种胜似闲庭信步的政治家风范，使得潘汉年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潘汉年还是有所提防。
1934年初，潘汉年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又兼任中共赣南宣传部长，常去闲居赣南鄠都的毛泽东处登门拜访。那个时期，毛泽东尽管对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十分不满，但批评时的语气和用词都很谨慎，也许，他对潘汉年还有所堤防。
如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如此严厉地指责米夫，折射出他蒸蒸日上的政治地位和旭日东升的领导地位，散发着一种王者十足的底气。
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谁去策反李士群。
“解铃还需系铃人！”
仍然是毛泽东一语定乾坤。
潘汉年感到在毛泽东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后面，近年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往往一句玩笑话，就能使艰深复杂的事情和理论，彻底地盖棺定论。
说实在的，潘汉年实在不太愿意是自己去和李士群打交道。
就个人关系而言，潘汉年认为康生和李士群的关系就密切得多了。康生和李士群，在上海大学就是同学。以后又在一个党支部。1926年起，在上海沪中区委，康生就是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的直接领导。白色恐怖时期，李士群的亲妹妹李维英还成了康生的专职秘密交通员，长期为他传递信息。
但是，如今的康生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已经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的核心。如今的康生须臾不离毛泽东前后，成了毛泽东的最重要的左右手，他理所当然是坐镇延安了。
潘汉年和李士群的关系一向不好，特别是在香港翻脸争吵后，潘李两人形同水火。事实上，对于象李士群那样脱党、叛党的人要重新回到党组织，内部有非常严格的程序，不是他潘汉年一个人所能决定的。而且，李士群连这点考验都经不起，转而迅速投靠日本人，毫无民族气节，更让潘汉年坚信自己对李士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潘汉年和李士群之间的情感如此对立实是秘密工作的大忌，可是为了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命令，潘汉年还是义无反顾地潜入沦陷区，站到了秘密战争的最前线，时刻准备和李士群面对面谈判，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
现在的问题是: 李士群不愿见潘汉年！
这种抵触情绪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
想着想着，潘汉年心里烦躁起来。
他打开收音机，里面正放着萧友梅指挥的民乐《雨打芭蕉》，短促的断奏，犹似雨打芭蕉淅沥之声，极富南国情趣，可是今天这叮叮当当的琵琶声却让潘汉年更加心烦意乱。
李士群说他愿意和中共接触，也愿意和中共进行秘密情报的交换，但延安派来的人必须是让他能够放心的人。李士群只提出一个人选，那就是胡绣枫。李士群只同意让胡绣枫自由进出76号，作为他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员。李士群这样做，除了胡绣枫夫妇是他患难之交外，更是给潘汉年出了个难题。
情报工作有自己的规矩，不同系统之间尽可能不要窜线。
潘汉年是特工大师，深知这其中的重要！而且，延安派自己来，总不见得立马换人吧！
潘汉年知道：胡绣枫与他丈夫李剑华都是直属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情报人员，他们已经深得原国民党军调局局长贺曜祖的信任，进入了国民党上层。李剑华在国民党陪都重庆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同时还兼任了国民党组织部的顾问。为此，胡绣枫绝无可能脱身前来上海。如果就这样向延安汇报的话，那我潘汉年就犯了大忌！
如果胡绣枫与李剑华因为我就此暴露的话，那我潘汉年更是在责难逃啊。
不行!
不能这么办！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
不知什么时候，《雨打芭蕉》结束了。收音机里开始放起电影《十字街头》里的插曲《春天里》来：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和暖的太阳在天空上，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关露！”
潘汉年脱口而出。
一个今天让他困惑和烦躁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潘汉年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