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2kol大卫罗宾逊98版:中国人的群性之三：未发之中

说到中国人的唯唯诺诺、不够直率，大家都会想到中华传统一种古老的为人处世之法：中庸。但是，这样的想法，都是不了解真正的中庸思想所致。孔子自己都说：天下、国家可以统驭、治理，爵位福禄可以辞掉以显高洁，甚至引刀自绝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唯有 “中庸”之道不是轻易能够修习到手的。

      千百年来，多少士族子弟标榜中庸，很多人也把这种和事老的“中庸”姿态看成中庸之道的传承，而往往就是这样的一批人最终真正践踏了中庸的精髓。

      为人的中庸

      中国人为人体现的中庸着实体现出了交流的无奈。中国人的小群体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生活存在于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要与同样的一群人打交道。这样，久而久之，每个人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戴上了面具，这就是面子。我不仅要顾及自己的面子，也要顾及别人的面子，以免别人某天不顾及我的面子。权衡利弊，取其中，这就是道德夫子们所谓的中庸。因此，这样的对话，即使是面对面的交流也完全显不出真心，更谈不上亚里士多德所谓灵魂的接触。所以，交流的无奈正因为交流只是一个神话。

      他们的中庸一点都不直率，只有唯唯诺诺，每个人都是和事老。不明辨、不审问。这样的中庸也就只能在那些专作道德文章的士子之间有用，他们对于中庸有着同样的理解。党争固然可怕，但在朝堂之上，牛李二党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和和气气的，大家见面也不至于扭打在一起，见面也当然是拱手问好。但是这样的情形往往预示着更可怕的后果，越是如此中庸地“面和”，背地里就越是不知道对方做着什么样的勾当。然后，百般猜测敌方会有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几近于心理变态，在疑惑、心理斗争中自取灭亡。在唐王朝党争中变态得比较利害的就要数牛党的一批人，为整垮对方不择手段，已经到了不顾大局的地步。我认为历史上的人对于“中庸”都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说现在根据考证证明我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那我会觉得中国的历史还是有点希望。

      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乡下婆娘身上。两个乡下婆娘为一个男子汉争吵，厮打在一起，在泥巴里滚来滚去，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头发，还骂骂咧咧地吼着最下流的脏话。这时候跑过去一个“中庸”之士前往劝架，她们肯定也会把他摁在泥巴里痛扁一顿，然后换个地方继续，或者干脆各回各家，等明天继续。

      中国人所谓为人的“中庸”最终只不过是在“群”的环境里遮掩真实的“自己”，这就是不“慎独”。《中庸》开篇便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诚于中，形于外，是为意诚，慎独则意诚。”刘少奇曾经将慎独提到一个很高的精神层面要求***员，这是实际的，就是看到了中国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诡秘。当面一套，显出和事中庸的伪善，背后脊椎骨里不知道装了多少算盘珠子。

      观世事的中庸

      把这个意思说得马克思一点，就是认识世界的中庸之道。如果说在为人方面，中国人还多少有点中庸的样子的话，在认识世界的方面，中国人就完全算不上中庸，连毛皮都算不上。

      中国人看事情最大的特点就是走极端，就连提出“中庸”的孔子也不例外。把人平分为“君子”与“小人”，把事分为“善”与“恶”，势力就是“强”与“弱”。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具备了矛盾论的哲学思想，但是，这样的矛盾在思维中停滞太久而不能解决，越积越多就会导致心灵扭曲。我认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集体心理里最真实的写照就是“自卑”与“自大”的矛盾集合，这就是心灵扭曲。与日韩的“心灵扭曲”不同，日本所谓的“心灵扭曲”是长期孤立于大陆之外的大和民族长期以来善于学习、独有的精神世界；韩国则是一个长期被压抑、从属于他国，借外力一夜暴富之后的暴发户式的精神难以一下子适应的精神变异。而中国则是一个长期养尊处优惯了的、养肥了身躯，而突然面临灾难的破落户式的心灵扭曲，这与传统意义上那些没落的贵族的心境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也与韩国恰恰相反。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行事怪诞、走极端、半途而废的中国人多了，那些口口声声呼号着“中庸”也大多乏善可陈。中庸之道，大多不被中国人用对地方；看别人的时候，每个人也难以做到中庸。中国人习惯于对别人“严格要求”，对自己“宽宏大量”，名曰“严于律人，宽以待己”。他们有太多看不惯的事情，也喜欢把这些事情拿来调侃一番，娱乐自己从属的小群体。我至今还被这样的流毒所感染，生出一些不明不白的想法来。

      处事的中庸

      中国人所谓处事的中庸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反中庸”，说得折衷一点，也就是历来所行的中庸都是“未发之中”（总算点了题）。《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按照真正的中庸之道，这才叫中庸。而中国人往往只将脚步踏入到“中”便不继续前行了，也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当然，为人处世，我只作壁上观，不发表意见，总可以吧。所以，有人偷盗，我看着；邻居杀人，我也看着；天灾人祸，我全看着；天下大乱，我还看着。至于，当有人敢于撼动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就不管什么中不中，拼了命也得护着。这也就是爱看热闹的、麻木的中国人。

      只要“事不关己”，我就“高高挂起”，这其实就是“中”。再好笑，咬牙切齿，抿着嘴，把笑改为腹语；再不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看杀头，摸摸自己的脖子还在，就我自逍遥，继续逛窑子还得去逛。把中庸之道另一半扔在一边，谁要谁捡。结果，几千年下来，中国每一个角落掉满了“和”，无人问津。

      中国人练就了一身“未发之中”的本事，而“中节之和”却一点都没学到。因为中节是一门很高超的生存艺术，它要求为人处世，事事都能做到点子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治本之术。因此，在孔子的眼里，就只有舜和自己最得意的徒弟颜回勉强做到了。中国人缺乏这种治本之“和”的精神与勇气，而多了这种 “中”的慵懒与颓废。其实，要做到中庸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做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描绘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样高超的“中节之和”的为人处世的艺术确实不是常人能修习的，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在现代社会也能被称之为“圣人”。可惜，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自我标榜、被吹捧的“圣人”太多，我们也往往将他们奉为神明，所谓的“大师”、“导师”只不过是掩饰自己有多么不足的金缕玉衣，闪闪发光只不过为掩人耳目，千百年后，有好事者开棺掘墓之后，窥见其真面目，也许才发现，我们曾经是多么愚昧，将太多太多的无耻之徒奉上神坛，把自己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我们，需要真正的能行中庸之道者，如果说往往别人是神秘莫测而难于窥伺，那么，我们也来做做看。即使做不了舜与颜回，最起码不伪善、能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