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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鱼铜镜—女真篇
女真又称“女直”，其先祖为周秦时东北地区古老的肃慎、挹娄人。辽代把女真分为“熟女真”（已入辽籍的）和“生女真”两部。生女真异常勇猛，三人可搏猛虎。辽末，生女真完颜部在首领阿骨打率领下举兵抗辽，1115年建立“大金国”，迅即由东北进入北方草原灭辽，继而进入黄河流域灭北宋。1234年，金为南宋联合蒙古军队所灭。其后，女真人仍活跃于东北地区。
女真与前代游牧民族不同，除了牧养牛马外，还大量养猪，并从事农耕、冶铁、采金业，经济实力较雄厚。女真人崛起后，着力吸收发达的汉、辽文化，为己所用，又有所创新。女真人继承辽代五京制，又开科取士，颁布成文法典，发行纸币交钞，修前代（辽）国史等。同时亦保留一些本身的制度，如在契丹和北宋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以千户号为猛安，百户号为谋克，率领女真人屯垦荒地。
女真人依照汉字和契丹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女真文，形同汉字，但笔画有所增减，读音为女真语。用女真文翻译了《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新唐书》等经史著作。
随着对宋、辽文化的日渐接受，女真对佛教、道教、太阳神、孔子都备加尊崇：雕刻《大藏经》，收佛藏6900余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盛事；道教空前繁荣，出现了“全真”、“大道”、“太一”3大教派；每月朔望，百官集合皇宫门外，面向太阳行礼膜拜；皇帝还诏令各州县建孔子庙，并在孔子故里维修孔庙和孔子墓。
女真人继承了契丹的火药制造技术，并发明铁火炮，因杀伤力巨大，被称为“震天雷”。又发明飞火枪，用绑在矛枪上的厚纸筒喷射火药和铁屑，射程为数丈。这两项重大发明在中国军事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女真在农具改造、丝绸纺织、烧制瓷器、采煤、炼铁、印刷、天文学、医学、数学等方面，都在吸收宋辽文化的基础上达到更高水平。
为了保持尚武和骑射传统，女真推行猛安谋克制，按五、十、百、千的人数把女真人和契丹人、汉人组织起来，平时畋猎、生产、练武，战时出征，壮者皆为兵士。
金朝为了防御蒙古各部，在北方修筑军事堑壕，即金界壕，总长度约7000余公里。金界壕工程浩大，至今尚有许多遗址地段保存较好，被牧民称为“成吉思汗边墙”。
内蒙古地区金代村落和城市遗址较多，许多荒地被辟为农田，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在呼和浩特白塔的金代捐资碑铭中，发现金代丰州城有四坊、两街、甘八巷和两关厢，城中街巷名有酪巷（制作乳酪）、染巷（印染加工）、牛市巷、麻市巷等，反映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
在大青山下，曾出土金代铜镜，上刻“富民县官”等字款；根据白塔捐资碑，可考出许多金代村名，如北渔阳、薛家村、长寿谋克在、蒲察宣武谋克寨等。由此知道，当时阴山南麓有许多汉人和女真人的村寨。在白塔捐资碑上还发现一批女真高级官员的名字，有千户辅国上将军、谋克、提点、县令等职事官。金代在今内蒙古东、西部还没有不少州县、村寨，这对草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意义重大。
此外，在内豪古东部陆续发现许多女真文墨书题记，这是研究女真文的宝贵材料。金代铜印也多有发现，其中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的“行军第三万户之印”，是金朝重要武官的官印。
金代的女真人墓均朴实无华，多为火葬。如赤峰敖汉旗清理的“镇国上将军”皇族宗室之墓，其骨灰置于石棺中，并没有什么随葬物品。在呼和浩特野马图清理的金代班氏家族墓地，均用石棺盛放骨灰。在赤峰巴林左旗，曾发现金代家族墓地，内有石人、石碑，外有围墙，出土的残碑上有“金奉国上将军”字样。还发现一座较完整的女性墓，墓为方形土圹，从圹中清理的石棺中，发现木制骨灰匣，内有骨灰、铜镜、化妆用的漆盒、小箱等。该石棺底部穿有5孔，这与后世满族人在棺下钻孔的风俗有关，孔为灵魂出入的道路，是萨满教的遗风。
金代的印钞铜版、铜市和银铤等在内蒙古陆续发现，是研究纸币和金属货币的珍贵实物。金代铜镜由官府铸造，花纹多为双鱼、双龙和双凤，与东北黑龙江两岸女真人的生活环境有关，是具有女真特色的珍贵文物。 ***姓氏遗传的南北差异
当代拥有近12亿人口的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汉族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中，向四处不断的迁移，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外族基因不断地流入，不同地区文化的互动，地理环境的影响和隔离，方言林立且差异悬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许多各具社会文化特色的汉族亚群体。
我国汉族的亚群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但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依据和标准，而是各学科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标准来划分的。官方的划分中，最著名的为语言学的划分，语言学家根据方言，把汉族分为北方、湘、赣、吴、闽、粤和客家七大方言区人群，每一方言区再被细分若干亚方言区。而其他学科因没有相应的标准，往往以长江为界，把汉族简单地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更多的情况下，以省(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为单位来区分汉族亚群体，如河南人、山东人、上海人等。也有以大行政区划为单位结合人类文化学的特征来区分汉族亚群体，如华北人、华南人等。
民间存在着不正规的划分现象，主要表现以家谱或几姓联谱的形式存在，这在我国的东南和南方地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侨中十分盛行。民间的家谱类的传统资料是研究中国汉族亚群体的重要材料，以美国犹他州国际家谱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国际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收集中国人的家谱，一直结合各种学科的需要。研究着中国人家谱的历史、今天和将来。我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收藏了中国年代最古、质量最高的家谱，全国图书馆收藏的家谱种类达2万多种，总数大约有20万册，这还不包括民间收藏的和1949年以后重修和新修的家谱。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具有持续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源。
华夏民族在迁移和进化的过程中，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羌、蒙古等属北蒙古人种的民族；两广、闽、台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越、交趾等属南蒙古人种的民族。北方地理地形平坦，人群迁移容易，人群间的同化和语言统一要比南方地区快；南方丘陵起伏，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人群迁移困难，人群间的同化时间长，互相交往困难，造成地理上的隔离状态，语言变化很大，形成无数的“族群岛”。近12亿人口的汉族，分布于全国各地，虽同为汉族，南北之间方言杂乱，几乎到不能通话的地步；几千年的汉族进化历史也证明了南北地区的汉族存在差异，而且是一种群体遗传基因进化上的差异。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的差异，政府通过政策法令，可以在不长的时间改变或缩小这类差异，这类差异不是根本性的；几千年的不同程度的隔离和遗传基因进化中所造成的不同地区汉族亚群体之间的差异才是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汉族姓氏在历史上的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所展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特别是代表男性的Y染色体的遗传具有基本相同和平行的表现。因此，用群体遗传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分析汉族姓氏。我们对各省姓氏分布的数据进行生物遗传距离的分析，获得了宋朝、明朝和当代的汉族人群的三张聚类图。并发现汉族从宋朝开始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群体(袁义达等，1999年)。
宋朝16个省划分为两大区域：南部的广东和福建与北部的14个省。这两区域间的遗传距离十分大，说明了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其地理分界线应在中国南部福建省与江西省交界的武夷山和广东省与湖南省交界的南岭一带。北部14个省又明显的划分为两块，其中浙江、江苏、江西和安徽四省形成了东南地区人群，其聚类的顺序也很合理，反映了古吴越民族与中原地区南下人群混合的历史痕迹。剩下的10省进一步可划分成两块，其中湖南和广西二省组合在一起，在宋朝时该地区是一块很荒凉的“蛮”地，其余的8个省包括了全部北方省份和西南省份，其特点是，北方省区和西北省区的人群之间的姓氏遗传距离都较小，反映了该地区人群经历了长期频繁的迁移、混居和融合，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北方人群。而西南省份的人群在历史上一直主要与北方省份的人群进行交流，四川地区(包括贵州和云南)的聚类位置也反映了这一历史。湖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省份，它处于长江的中游，北面河南和陕西，西接四川，东临安徽和江西，南靠湖南，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总而之，宋朝姓氏频率分布的聚类图反映了在1 000年前，中国人群已经形成了南北二大人群，其基本的人群分布区域与现代的分布基本一致。
明朝中国人分为南北两大人群，形成福建、广东和广西三省为南方人群，其他14省为北方人群的局面。明朝的人群地理分布特征已与当代的分布基本一致，其南北两大异源汉族的地域分界线也应在武夷山和南岭一带，而不是在长江。与宋朝的地域人群分布相比较，广西已与湖南分离而与广东、福建聚类。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湖北和四川形成了一块更接近于北方的区域，而江苏、浙江和安徽形成长江下游区域，但仍与南方人群血缘较远，更接近北方人群。
当代中国汉族的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以及明显的分界地域在南部的武夷山和南岭一带。29个省市区分为南北两大块，而且其遗传距离很大，在图上用虚点表示。南方汉族包括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三省一区(包括海南省、香港、澳门)。北方地区的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河北、北京和天津、以及山东和河南之间的遗传距离很近，都聚集在一起。随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新疆聚在一起。安徽的姓氏分布表明其属于北方，但又接近长江流域的省份，所以安徽最后与北方的省份聚类。长江中上游的省份湖北、四川、湖南、贵州、江西、云南先后聚类在一起，形成一个亚群体，然后与北方的人群聚类，这是十分合理的。东部的浙江、江苏、上海聚类在一起，与南方的群体有一定的渊源，但几千年的进化使这一地区的人群更接近北方，所以最终与北方地区聚类。青海最后与北方聚类在一起，而不是先与陕甘宁聚类，这可能与青海的姓氏样本有关，青海的抽样点为西宁，西宁为解放后东部移民大西北的主要地区，所得到的样本可能为原先的上海和江苏地区的移民。
总而言之，宋、明、今三个时期的姓氏遗传距离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1 000年前的宋朝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区域的人群，从姓氏遗传信息上明显地显示出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结构的区别，表明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的不同源性，其明显的地域分界线在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而不是长江。中国人姓氏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年以上，主要起源于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并同化了各个时期周边各民族的姓氏，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汉字姓氏。根据1 000年来的中国人姓氏分布和对人群迁移、混居和融合情况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联合和进化的历史，也说明了中原地区的人群是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它融合了南北各个时期的民族成分，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民族成分，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当代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当代人群分布的情况基本上与明朝、宋朝人群分布具有很高相似性和渐变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区别点正是反映了这1000年期间人群进一步迁移与分化的结果。 ***传播人种学为“中华民族”及“汉人”寻根 东方不败
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
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
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
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
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 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也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关于文明的定义等问题请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
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中国史篇》)。
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 （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
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等人的相关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及《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等论文。
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国通史》）。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
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
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
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
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以及周及徐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等著作。
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
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
此外，象什么长孙，令狐，尉迟，都是胡人姓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
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1、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2、杀马祭天；3、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的成分。
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相似。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秦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被迫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
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
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总结：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亚人种看作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国外的学者认为，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关于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
高加索人种的分布如此广泛，是与其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早掌握的两项技术发明：驯养牛马和冶铁术（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东中亚的青铜冶炼术，车轮，两轮战车等等技术。
高加索人种的发源地通常认为在今天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带，故称之为高加索人种。在上古时代，高加索人种中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广泛分布在从东欧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哈萨克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库尔干文化时期，原始的印欧语系民族就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甚至远至北海道等地的早期高加索人种部落大概就是那时候来到当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又开始了第二轮以南俄中亚草原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辐射，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迁徙运动。
在西方，希腊半岛，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希腊阿开亚人和多利安人取代了早前居住在此的也可能是属于原始印欧语系或者是闪含语系的克里特人皮拉斯基人（希腊米诺斯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古典文明；
在中欧，西欧，北欧，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凯尔特人，拉丁人（含罗马人），斯拉夫人，日尔曼人，分别取代了当地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土著民族，创造了罗马文明和后来的欧洲古典文明。
在南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创造了赫梯文明，最早进入铁器时代。同时压迫喜克索斯人向南迁徙，结束了埃及的中王国时代。
在东南，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米底人，波斯人，与当地的依兰人融合，创造了早期的波斯文明，后又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人就是今天伊朗人的祖先。
在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取代了当地可能含有高加索暗白人种和尼格罗人种混血成分的达罗毗图人（印度早期的哈拉巴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印度古典文明。
在东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吐火罗人，塞人等，一路途经中亚，新疆，阿尔泰，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地区，与当地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藏缅语族融合，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前面说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在其大迁徙中得益于其掌握的驯养牛马，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先进技术，特别是在迁徙至中国地区并创造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并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地区，其中驯养马的技术，以前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也有认为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如《世界史纲》），不过近年来通过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是同源的，都来源于南俄罗斯草原上雅利安人最早驯养的马种，中国地区也是如此，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一轮雅利安人大迁徙运动中，奠定了世界上各主要古典文明的基础，紧接着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历史上第一轮思想大爆发中，产生了同属于雅利安民族的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释伽摩尼），中国的孔子等一大批圣哲，其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世界上使用的大部分语言，包括日耳曼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罗曼语，凯尔特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印度语，伊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前面说过了，古汉语很可能也是与印欧语系同源的语言。
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和闪米特语系各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的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简单事实。虽然这一点曾经被希特勒部分地利用，作为屠杀犹太人的借口（实际上犹太人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闪米特语系民族），所以，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现在人们已经避免再提及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都无法否认。
华夏文明的创始也是来源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国地区人种中的一部分成分也来源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华夏族，只不过因为地理位置的封闭和跟中东中亚文明母体之间文化传承的断绝，以及文化上的自大心态，我们逐渐忘却了我们民族及文明的原始来源。
前面说了，秦汉时期开始了中国地区第一轮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原地区早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直到汉末两晋时仍有残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第二轮民族大融合，不过其融合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时迁徙南下参与融合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都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就是高加索人种成分，如羯族。所以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地区的人种结构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越来越占主要成分，但是仍残留了不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中国地区的人种成分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是到了辽，金，元三代时才完全实现的。在这几百年中，来自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较纯粹的北蒙古利亚人种，继“五胡”时代匈奴鲜卑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而原本生活在此的含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混和成分的杂化了的“汉人”则不断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各族融合。
实际上，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地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商，西周，春秋战国，为一个阶段，其种族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文化上属于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较深的系统；秦汉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种族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融合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文化上以逐渐摆脱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而成形的独特的“汉文化”为主；而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种族上以蒙古利亚人种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含有的高加索人种的新鲜成分之间又一轮融合为主，文化上也表现为“汉文化”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胡文化（游牧文化）”的又一轮融合为主；到了辽，金，宋，元，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种族上已经完全转变为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文化上则转变为了形式上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但内涵上则是胡汉混和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的“汉文化”，一直保持到今天。
***杂说中华民族变迁鲜卑人（2005年7月）
探究中华民族的变迁是个很大的历史命题，许多历史学家有过专门论述，细节和史料浩如烟海，非普通人所能理清。然而一般意义的涉猎却远没那么复杂，这里我就斗胆说说，或许会对我们了解民族历史、理解民族文化乃至研判民族发展的走向有所帮助。
一、外来部族的朝代——商朝
美国人斯里夫斯阿诺斯编著的《世界通史》是美国很多大学的必修课。该书叙及的中华文明是从3700年前的商朝开始的，这是西方流行的中华文明起始时间，比我们5000年文明的习惯说法大约少了1300年。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本位主义影响，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来自中东，人种来自蒙古，即所谓的蒙古人种。斯里夫斯阿诺斯稍好，认为即便说中华文明源自中东，但在商朝之前的黄河流域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文明了。
西方史学界认为商朝商族来自中东的理由，我不十分清楚，但从《史记》的《殷本纪》记载看，至少有这样一些理由：
⑴ “殷契，母曰简狄，有狨氏之女，为帝高辛次妃”。简狄、有狨氏、次妃，这些词语使人联想到商族应该是一支少数民族部落。
⑵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作《帝诰》”。频繁迁徙确实是游牧民族的特征。商族起初居于河南商丘南，成汤建立商朝时定都毫，一般认为毫在山东曹南县。如果认为商族来自中东，那么他们是怎么迂回到河南的哪？会不会和后来定居河南现已被完全同化的犹太人走的一样的路线？我们不得而知。
⑶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崇尚白色，这是伊斯兰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崇尚白色在古代也是很特别的。路车为善，说明商族修路造车工艺先进。这和当时中东地区金属加工技术先进也是吻合的。留意商代青铜器，我们很容易发现外面的花纹与我们经常见到的伊斯兰图案很接近。电视剧《汉武大帝》也有张骞出使西域了解炼铁加炭技术的细节。
尽管我倾向认为商族来自中东，但我还是认为在商以前，黄河流域已经进入了十分发达的农耕文明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文明的被野蛮勇猛的打败，这早已不是什么希奇的事了。希腊被罗马占领、罗马被日耳曼人打败、宋朝败于辽金、明朝亡于满清，这种事太多了。不能因为认定中华文明历史久远，就否认商族源自中东的可能。这是我最先说的一次民族融合，但远不是第一次。
公元751年，中国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的军事较量，
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再也没能回到中亚去，
唐朝的军事惨败使被俘的将士带去了火药，造纸，印刷和罗盘，做了西方文化的接生婆。
今天，美国人也频频的跑到中亚也想再去试试手，
历史发展到今天，多少年的历史轮回终于重新开始了
二、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分流
根据学者王大有先生的研究，中华文明远不止5000年，而是7000年甚至10000年。承载黄河流域中华文明使命的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相比，更接近于一个外族入侵者。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靠的是武力，《史记》对此据实记载。“于是轩辕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平者去之，这是司马迁交代的关键。炎帝是北方氏族部落的首领，控制黄河流域，蚩尤则是南方九黎的领袖，是南方最大的氏族部落首领，黄帝打败他们后采用的是“平而去之”，也就是说把他们赶跑了。王大有先生研究发现，现在云南、贵州等南方少数民族至今依然保留着纪念蚩尤的节日和礼仪，而这种节日礼仪竟然和北美印第安人不谋而合。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证明，在5000～10000年以前，由于冰川周期的影响，白令海峡是可以走过去的陆地，那么北美印第安人很可能和云南贵州少数民族一样，属于被打败的炎帝和蚩尤部落的后裔。
由于历史的局限，世界史学界多年被西方学者把持，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因此他们称我们为蒙古人种，而实际上铲型门齿才是东方民族的特征，严格讲我们应当称为中华人种。《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晕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迁治史是极其严谨的，黄帝以上虽有《尚书》等文献记载，但多不录用，而独称匈奴源自中原，这也是黄帝平炎帝、蚩尤而去之的又一佐证。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侵华时期，为了寻找侵略的合理性，曾自认是炎黄子孙，并组织一些史学家著书立说并加以考证。我读过几部这样的著作，很多插图形象地描述了日本民居、礼仪与云南傣族的相似性，确实有几分道理。我曾在山东潍坊、浙江嘉兴和云南西双版纳先后住过，发现有一个口语“噶”，在这些地区几乎表达相近的意思，使用频率都很高。如果你不会当地话，只要会说“噶”，然后用不同的语调，就能表达很多意思。更有趣的是，如果一群嘉兴人在一起说嘉兴话，你粗粗地听和日语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语言学家考证，日本首都东京的读音“TOKYO”基本就是古吴语“东京”一词的发音，类似的词例还有很多。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民族是在炎帝、蚩尤战败后从江苏浙江一带登船东渡的战败者后裔。
三、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形成
商朝后期，周兴起于陕西歧山，至文王时迁都于丰，至武王灭商后建都于镐，都在西安附近。公元前771年申侯联系犬戎攻杀周幽王，次年平王东迁至河南洛阳。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所谓春秋五霸之所以成为霸主，几乎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抗击戎狄、勤王保驾。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史记》《晋世家》记载了山西境内犬戎杂处、民族融合的状况。“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缇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母亲就是少数民族，可见民族融合的普遍和深入。
春秋战国结束于秦的统一。秦兴起于河西走廊甘肃地区，是为周朝养马的部族，名不见经传，几经迁徙来到渭水河岸的肥沃周原，开始了一通天下的霸业。渭水流域和西蜀的肥沃土壤、商鞅变法废除奴隶制度带来的活力以及对西域冶炼制造技术的学习掌握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西方人了解中国就是从秦朝开始的，他们知道东方有个秦帝国，他们称其为CHIN，后来演变成CHINA。有人认为是英语“中国”一词来自瓷器CHINA，那纯粹是本末倒置，瓷器出口始于隋唐，盛于南宋，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秦末汉初，很多少数民族曾在刘邦的军中作战。我在陕西咸阳博物馆留意那些出土的汉兵马俑，里面有很多脸型独特胡俑，可见当时民族融合的痕迹。汉朝是中华民族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很多文化礼仪习俗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汉族、汉语、汉字、尊孔重教、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都是自汉代以来约定成俗下来的。然而民族问题却始终是困扰汉朝统治的核心问题。高祖刘邦的几十万大军曾惨败于匈奴，吕后也不得不忍受匈奴的书信侮辱。汉武帝励精图治，兴兵抗击匈奴，却一不小心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败于卫青、霍去病的匈奴大部残余狼狈西串，在大漠以北一路向西，最终在匈牙利平原找到肥美牧场，在那里集结休整，繁衍生息，开始了向罗马帝国的进攻。正是由于遭受匈奴（西方人称HUN）的打击，强大的罗马帝国才一下子土崩瓦解，西方才开启了中世纪的时代和欧洲列国的迭起。
在地球的这一面，残存的匈奴部族一部分和汉族逐渐融合，很多人被赐了皇族姓氏刘姓和王姓等，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另一部分则在塞北生存下来，成为后来鲜卑、辽金的始祖。抗击匈奴把灾难转嫁给了西方，但也使汉民族遭受重创，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逐渐衰落的帝国终于经不起北方少数民族的打击，一个四分五裂、惨绝人寰的所谓“五胡乱中华”时代开始了。
四、民族大融合和新生的中华民族
东晋永嘉之乱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是一场浩劫。这场持续200多年的南北分裂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王羲之的《丧乱帖》对此有切肤般的感触：“羲之顿首…丧乱至极…锨墓荼毒……”。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带领数万士兵在山西境内与胡人遭遇，全军覆没，王旷本人从此下落不明，历史学家分析王旷极有可能作了战俘，因为既无他阵亡的消息，史书上也对他再无记载。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形象地作了这样的描述，整个长江以北的广大黄河流都变成了牧场，人们骑着马、操着阿尔泰语，几乎看不到汉人的影子。有钱的汉人东渡长江、钱塘江，靠着两道江水阻挡凶猛的胡人，广东福建一带常见的姓氏如梁、陈、何、曾、钟、包等就是在那个时代避难南方的望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接近于真正意义的汉人。对多数的汉人平头百姓，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从自北魏以来佛教在中国境内大范围的兴盛，就可以看出百姓的灾难有多么深重。
永嘉之乱又称五胡乱中华，所谓的五胡指的是匈奴、羯、鲜卑、羌、氐五个少数民族。其中的鲜卑族成为后来北魏和隋唐统治者。鲜卑族最早居住于黑龙江阿城一带，后沿内蒙古、新疆天山以北西迁，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三国时代曾多次作为雇佣军参加曹操的军队作战。后逐渐强大，定都山西大同，后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领导的汉化运动是北方少数民族主动的与汉民族融合。历经200多年的融合，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诞生了。史书对隋炀帝杨广贬斥颇多，但我在毛泽东评点的二十四史上却看到许多赞许。事实上，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和他首创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大地改善了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正是隋炀帝奠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才有了唐初的全面繁荣。有人把唐朝理解为纯粹的汉人统治，其实不然，包括李世民在内的皇族本身都是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产物。这从李世民一朝重臣的姓氏就可看出来，上官仪、尉迟敬德、令孤等等，这些都是北魏鲜卑的姓氏。
从历史上看，北魏鲜卑的融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全新和开放的理念，带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不仅对亚洲周遍国家，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鲜卑民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
女真又称“女直”，其先祖为周秦时东北地区古老的肃慎、挹娄人。辽代把女真分为“熟女真”（已入辽籍的）和“生女真”两部。生女真异常勇猛，三人可搏猛虎。辽末，生女真完颜部在首领阿骨打率领下举兵抗辽，1115年建立“大金国”，迅即由东北进入北方草原灭辽，继而进入黄河流域灭北宋。1234年，金为南宋联合蒙古军队所灭。其后，女真人仍活跃于东北地区。
女真与前代游牧民族不同，除了牧养牛马外，还大量养猪，并从事农耕、冶铁、采金业，经济实力较雄厚。女真人崛起后，着力吸收发达的汉、辽文化，为己所用，又有所创新。女真人继承辽代五京制，又开科取士，颁布成文法典，发行纸币交钞，修前代（辽）国史等。同时亦保留一些本身的制度，如在契丹和北宋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以千户号为猛安，百户号为谋克，率领女真人屯垦荒地。
女真人依照汉字和契丹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女真文，形同汉字，但笔画有所增减，读音为女真语。用女真文翻译了《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新唐书》等经史著作。
随着对宋、辽文化的日渐接受，女真对佛教、道教、太阳神、孔子都备加尊崇：雕刻《大藏经》，收佛藏6900余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盛事；道教空前繁荣，出现了“全真”、“大道”、“太一”3大教派；每月朔望，百官集合皇宫门外，面向太阳行礼膜拜；皇帝还诏令各州县建孔子庙，并在孔子故里维修孔庙和孔子墓。
女真人继承了契丹的火药制造技术，并发明铁火炮，因杀伤力巨大，被称为“震天雷”。又发明飞火枪，用绑在矛枪上的厚纸筒喷射火药和铁屑，射程为数丈。这两项重大发明在中国军事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女真在农具改造、丝绸纺织、烧制瓷器、采煤、炼铁、印刷、天文学、医学、数学等方面，都在吸收宋辽文化的基础上达到更高水平。
为了保持尚武和骑射传统，女真推行猛安谋克制，按五、十、百、千的人数把女真人和契丹人、汉人组织起来，平时畋猎、生产、练武，战时出征，壮者皆为兵士。
金朝为了防御蒙古各部，在北方修筑军事堑壕，即金界壕，总长度约7000余公里。金界壕工程浩大，至今尚有许多遗址地段保存较好，被牧民称为“成吉思汗边墙”。
内蒙古地区金代村落和城市遗址较多，许多荒地被辟为农田，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在呼和浩特白塔的金代捐资碑铭中，发现金代丰州城有四坊、两街、甘八巷和两关厢，城中街巷名有酪巷（制作乳酪）、染巷（印染加工）、牛市巷、麻市巷等，反映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
在大青山下，曾出土金代铜镜，上刻“富民县官”等字款；根据白塔捐资碑，可考出许多金代村名，如北渔阳、薛家村、长寿谋克在、蒲察宣武谋克寨等。由此知道，当时阴山南麓有许多汉人和女真人的村寨。在白塔捐资碑上还发现一批女真高级官员的名字，有千户辅国上将军、谋克、提点、县令等职事官。金代在今内蒙古东、西部还没有不少州县、村寨，这对草原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意义重大。
此外，在内豪古东部陆续发现许多女真文墨书题记，这是研究女真文的宝贵材料。金代铜印也多有发现，其中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的“行军第三万户之印”，是金朝重要武官的官印。
金代的女真人墓均朴实无华，多为火葬。如赤峰敖汉旗清理的“镇国上将军”皇族宗室之墓，其骨灰置于石棺中，并没有什么随葬物品。在呼和浩特野马图清理的金代班氏家族墓地，均用石棺盛放骨灰。在赤峰巴林左旗，曾发现金代家族墓地，内有石人、石碑，外有围墙，出土的残碑上有“金奉国上将军”字样。还发现一座较完整的女性墓，墓为方形土圹，从圹中清理的石棺中，发现木制骨灰匣，内有骨灰、铜镜、化妆用的漆盒、小箱等。该石棺底部穿有5孔，这与后世满族人在棺下钻孔的风俗有关，孔为灵魂出入的道路，是萨满教的遗风。
金代的印钞铜版、铜市和银铤等在内蒙古陆续发现，是研究纸币和金属货币的珍贵实物。金代铜镜由官府铸造，花纹多为双鱼、双龙和双凤，与东北黑龙江两岸女真人的生活环境有关，是具有女真特色的珍贵文物。 ***姓氏遗传的南北差异
当代拥有近12亿人口的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汉族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中，向四处不断的迁移，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外族基因不断地流入，不同地区文化的互动，地理环境的影响和隔离，方言林立且差异悬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许多各具社会文化特色的汉族亚群体。
我国汉族的亚群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但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依据和标准，而是各学科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标准来划分的。官方的划分中，最著名的为语言学的划分，语言学家根据方言，把汉族分为北方、湘、赣、吴、闽、粤和客家七大方言区人群，每一方言区再被细分若干亚方言区。而其他学科因没有相应的标准，往往以长江为界，把汉族简单地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更多的情况下，以省(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为单位来区分汉族亚群体，如河南人、山东人、上海人等。也有以大行政区划为单位结合人类文化学的特征来区分汉族亚群体，如华北人、华南人等。
民间存在着不正规的划分现象，主要表现以家谱或几姓联谱的形式存在，这在我国的东南和南方地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侨中十分盛行。民间的家谱类的传统资料是研究中国汉族亚群体的重要材料，以美国犹他州国际家谱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国际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收集中国人的家谱，一直结合各种学科的需要。研究着中国人家谱的历史、今天和将来。我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收藏了中国年代最古、质量最高的家谱，全国图书馆收藏的家谱种类达2万多种，总数大约有20万册，这还不包括民间收藏的和1949年以后重修和新修的家谱。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具有持续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源。
华夏民族在迁移和进化的过程中，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羌、蒙古等属北蒙古人种的民族；两广、闽、台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越、交趾等属南蒙古人种的民族。北方地理地形平坦，人群迁移容易，人群间的同化和语言统一要比南方地区快；南方丘陵起伏，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人群迁移困难，人群间的同化时间长，互相交往困难，造成地理上的隔离状态，语言变化很大，形成无数的“族群岛”。近12亿人口的汉族，分布于全国各地，虽同为汉族，南北之间方言杂乱，几乎到不能通话的地步；几千年的汉族进化历史也证明了南北地区的汉族存在差异，而且是一种群体遗传基因进化上的差异。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的差异，政府通过政策法令，可以在不长的时间改变或缩小这类差异，这类差异不是根本性的；几千年的不同程度的隔离和遗传基因进化中所造成的不同地区汉族亚群体之间的差异才是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汉族姓氏在历史上的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所展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特别是代表男性的Y染色体的遗传具有基本相同和平行的表现。因此，用群体遗传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分析汉族姓氏。我们对各省姓氏分布的数据进行生物遗传距离的分析，获得了宋朝、明朝和当代的汉族人群的三张聚类图。并发现汉族从宋朝开始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群体(袁义达等，1999年)。
宋朝16个省划分为两大区域：南部的广东和福建与北部的14个省。这两区域间的遗传距离十分大，说明了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其地理分界线应在中国南部福建省与江西省交界的武夷山和广东省与湖南省交界的南岭一带。北部14个省又明显的划分为两块，其中浙江、江苏、江西和安徽四省形成了东南地区人群，其聚类的顺序也很合理，反映了古吴越民族与中原地区南下人群混合的历史痕迹。剩下的10省进一步可划分成两块，其中湖南和广西二省组合在一起，在宋朝时该地区是一块很荒凉的“蛮”地，其余的8个省包括了全部北方省份和西南省份，其特点是，北方省区和西北省区的人群之间的姓氏遗传距离都较小，反映了该地区人群经历了长期频繁的迁移、混居和融合，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北方人群。而西南省份的人群在历史上一直主要与北方省份的人群进行交流，四川地区(包括贵州和云南)的聚类位置也反映了这一历史。湖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省份，它处于长江的中游，北面河南和陕西，西接四川，东临安徽和江西，南靠湖南，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总而之，宋朝姓氏频率分布的聚类图反映了在1 000年前，中国人群已经形成了南北二大人群，其基本的人群分布区域与现代的分布基本一致。
明朝中国人分为南北两大人群，形成福建、广东和广西三省为南方人群，其他14省为北方人群的局面。明朝的人群地理分布特征已与当代的分布基本一致，其南北两大异源汉族的地域分界线也应在武夷山和南岭一带，而不是在长江。与宋朝的地域人群分布相比较，广西已与湖南分离而与广东、福建聚类。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湖北和四川形成了一块更接近于北方的区域，而江苏、浙江和安徽形成长江下游区域，但仍与南方人群血缘较远，更接近北方人群。
当代中国汉族的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以及明显的分界地域在南部的武夷山和南岭一带。29个省市区分为南北两大块，而且其遗传距离很大，在图上用虚点表示。南方汉族包括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三省一区(包括海南省、香港、澳门)。北方地区的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河北、北京和天津、以及山东和河南之间的遗传距离很近，都聚集在一起。随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新疆聚在一起。安徽的姓氏分布表明其属于北方，但又接近长江流域的省份，所以安徽最后与北方的省份聚类。长江中上游的省份湖北、四川、湖南、贵州、江西、云南先后聚类在一起，形成一个亚群体，然后与北方的人群聚类，这是十分合理的。东部的浙江、江苏、上海聚类在一起，与南方的群体有一定的渊源，但几千年的进化使这一地区的人群更接近北方，所以最终与北方地区聚类。青海最后与北方聚类在一起，而不是先与陕甘宁聚类，这可能与青海的姓氏样本有关，青海的抽样点为西宁，西宁为解放后东部移民大西北的主要地区，所得到的样本可能为原先的上海和江苏地区的移民。
总而言之，宋、明、今三个时期的姓氏遗传距离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1 000年前的宋朝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区域的人群，从姓氏遗传信息上明显地显示出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结构的区别，表明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的不同源性，其明显的地域分界线在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而不是长江。中国人姓氏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年以上，主要起源于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并同化了各个时期周边各民族的姓氏，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汉字姓氏。根据1 000年来的中国人姓氏分布和对人群迁移、混居和融合情况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联合和进化的历史，也说明了中原地区的人群是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它融合了南北各个时期的民族成分，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民族成分，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当代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当代人群分布的情况基本上与明朝、宋朝人群分布具有很高相似性和渐变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区别点正是反映了这1000年期间人群进一步迁移与分化的结果。 ***传播人种学为“中华民族”及“汉人”寻根 东方不败
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
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
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
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
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 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也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关于文明的定义等问题请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
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中国史篇》)。
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 （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
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等人的相关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及《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等论文。
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国通史》）。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
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
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
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
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以及周及徐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等著作。
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
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
此外，象什么长孙，令狐，尉迟，都是胡人姓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
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1、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2、杀马祭天；3、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的成分。
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相似。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秦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被迫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
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
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总结：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亚人种看作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国外的学者认为，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关于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
高加索人种的分布如此广泛，是与其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早掌握的两项技术发明：驯养牛马和冶铁术（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东中亚的青铜冶炼术，车轮，两轮战车等等技术。
高加索人种的发源地通常认为在今天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带，故称之为高加索人种。在上古时代，高加索人种中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广泛分布在从东欧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哈萨克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库尔干文化时期，原始的印欧语系民族就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甚至远至北海道等地的早期高加索人种部落大概就是那时候来到当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又开始了第二轮以南俄中亚草原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辐射，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迁徙运动。
在西方，希腊半岛，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希腊阿开亚人和多利安人取代了早前居住在此的也可能是属于原始印欧语系或者是闪含语系的克里特人皮拉斯基人（希腊米诺斯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古典文明；
在中欧，西欧，北欧，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凯尔特人，拉丁人（含罗马人），斯拉夫人，日尔曼人，分别取代了当地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土著民族，创造了罗马文明和后来的欧洲古典文明。
在南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创造了赫梯文明，最早进入铁器时代。同时压迫喜克索斯人向南迁徙，结束了埃及的中王国时代。
在东南，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米底人，波斯人，与当地的依兰人融合，创造了早期的波斯文明，后又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人就是今天伊朗人的祖先。
在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取代了当地可能含有高加索暗白人种和尼格罗人种混血成分的达罗毗图人（印度早期的哈拉巴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印度古典文明。
在东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吐火罗人，塞人等，一路途经中亚，新疆，阿尔泰，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地区，与当地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藏缅语族融合，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前面说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在其大迁徙中得益于其掌握的驯养牛马，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先进技术，特别是在迁徙至中国地区并创造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并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地区，其中驯养马的技术，以前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也有认为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如《世界史纲》），不过近年来通过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是同源的，都来源于南俄罗斯草原上雅利安人最早驯养的马种，中国地区也是如此，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一轮雅利安人大迁徙运动中，奠定了世界上各主要古典文明的基础，紧接着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历史上第一轮思想大爆发中，产生了同属于雅利安民族的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释伽摩尼），中国的孔子等一大批圣哲，其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世界上使用的大部分语言，包括日耳曼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罗曼语，凯尔特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印度语，伊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前面说过了，古汉语很可能也是与印欧语系同源的语言。
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和闪米特语系各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的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简单事实。虽然这一点曾经被希特勒部分地利用，作为屠杀犹太人的借口（实际上犹太人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闪米特语系民族），所以，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现在人们已经避免再提及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都无法否认。
华夏文明的创始也是来源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国地区人种中的一部分成分也来源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华夏族，只不过因为地理位置的封闭和跟中东中亚文明母体之间文化传承的断绝，以及文化上的自大心态，我们逐渐忘却了我们民族及文明的原始来源。
前面说了，秦汉时期开始了中国地区第一轮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原地区早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直到汉末两晋时仍有残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第二轮民族大融合，不过其融合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时迁徙南下参与融合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都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就是高加索人种成分，如羯族。所以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地区的人种结构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越来越占主要成分，但是仍残留了不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中国地区的人种成分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是到了辽，金，元三代时才完全实现的。在这几百年中，来自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较纯粹的北蒙古利亚人种，继“五胡”时代匈奴鲜卑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而原本生活在此的含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混和成分的杂化了的“汉人”则不断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各族融合。
实际上，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地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商，西周，春秋战国，为一个阶段，其种族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文化上属于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较深的系统；秦汉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种族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融合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文化上以逐渐摆脱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而成形的独特的“汉文化”为主；而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种族上以蒙古利亚人种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含有的高加索人种的新鲜成分之间又一轮融合为主，文化上也表现为“汉文化”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胡文化（游牧文化）”的又一轮融合为主；到了辽，金，宋，元，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种族上已经完全转变为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文化上则转变为了形式上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但内涵上则是胡汉混和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的“汉文化”，一直保持到今天。
***杂说中华民族变迁鲜卑人（2005年7月）
探究中华民族的变迁是个很大的历史命题，许多历史学家有过专门论述，细节和史料浩如烟海，非普通人所能理清。然而一般意义的涉猎却远没那么复杂，这里我就斗胆说说，或许会对我们了解民族历史、理解民族文化乃至研判民族发展的走向有所帮助。
一、外来部族的朝代——商朝
美国人斯里夫斯阿诺斯编著的《世界通史》是美国很多大学的必修课。该书叙及的中华文明是从3700年前的商朝开始的，这是西方流行的中华文明起始时间，比我们5000年文明的习惯说法大约少了1300年。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本位主义影响，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来自中东，人种来自蒙古，即所谓的蒙古人种。斯里夫斯阿诺斯稍好，认为即便说中华文明源自中东，但在商朝之前的黄河流域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文明了。
西方史学界认为商朝商族来自中东的理由，我不十分清楚，但从《史记》的《殷本纪》记载看，至少有这样一些理由：
⑴ “殷契，母曰简狄，有狨氏之女，为帝高辛次妃”。简狄、有狨氏、次妃，这些词语使人联想到商族应该是一支少数民族部落。
⑵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作《帝诰》”。频繁迁徙确实是游牧民族的特征。商族起初居于河南商丘南，成汤建立商朝时定都毫，一般认为毫在山东曹南县。如果认为商族来自中东，那么他们是怎么迂回到河南的哪？会不会和后来定居河南现已被完全同化的犹太人走的一样的路线？我们不得而知。
⑶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崇尚白色，这是伊斯兰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崇尚白色在古代也是很特别的。路车为善，说明商族修路造车工艺先进。这和当时中东地区金属加工技术先进也是吻合的。留意商代青铜器，我们很容易发现外面的花纹与我们经常见到的伊斯兰图案很接近。电视剧《汉武大帝》也有张骞出使西域了解炼铁加炭技术的细节。
尽管我倾向认为商族来自中东，但我还是认为在商以前，黄河流域已经进入了十分发达的农耕文明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文明的被野蛮勇猛的打败，这早已不是什么希奇的事了。希腊被罗马占领、罗马被日耳曼人打败、宋朝败于辽金、明朝亡于满清，这种事太多了。不能因为认定中华文明历史久远，就否认商族源自中东的可能。这是我最先说的一次民族融合，但远不是第一次。
公元751年，中国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的军事较量，
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再也没能回到中亚去，
唐朝的军事惨败使被俘的将士带去了火药，造纸，印刷和罗盘，做了西方文化的接生婆。
今天，美国人也频频的跑到中亚也想再去试试手，
历史发展到今天，多少年的历史轮回终于重新开始了
二、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分流
根据学者王大有先生的研究，中华文明远不止5000年，而是7000年甚至10000年。承载黄河流域中华文明使命的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相比，更接近于一个外族入侵者。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靠的是武力，《史记》对此据实记载。“于是轩辕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平者去之，这是司马迁交代的关键。炎帝是北方氏族部落的首领，控制黄河流域，蚩尤则是南方九黎的领袖，是南方最大的氏族部落首领，黄帝打败他们后采用的是“平而去之”，也就是说把他们赶跑了。王大有先生研究发现，现在云南、贵州等南方少数民族至今依然保留着纪念蚩尤的节日和礼仪，而这种节日礼仪竟然和北美印第安人不谋而合。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证明，在5000～10000年以前，由于冰川周期的影响，白令海峡是可以走过去的陆地，那么北美印第安人很可能和云南贵州少数民族一样，属于被打败的炎帝和蚩尤部落的后裔。
由于历史的局限，世界史学界多年被西方学者把持，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因此他们称我们为蒙古人种，而实际上铲型门齿才是东方民族的特征，严格讲我们应当称为中华人种。《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晕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迁治史是极其严谨的，黄帝以上虽有《尚书》等文献记载，但多不录用，而独称匈奴源自中原，这也是黄帝平炎帝、蚩尤而去之的又一佐证。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侵华时期，为了寻找侵略的合理性，曾自认是炎黄子孙，并组织一些史学家著书立说并加以考证。我读过几部这样的著作，很多插图形象地描述了日本民居、礼仪与云南傣族的相似性，确实有几分道理。我曾在山东潍坊、浙江嘉兴和云南西双版纳先后住过，发现有一个口语“噶”，在这些地区几乎表达相近的意思，使用频率都很高。如果你不会当地话，只要会说“噶”，然后用不同的语调，就能表达很多意思。更有趣的是，如果一群嘉兴人在一起说嘉兴话，你粗粗地听和日语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语言学家考证，日本首都东京的读音“TOKYO”基本就是古吴语“东京”一词的发音，类似的词例还有很多。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民族是在炎帝、蚩尤战败后从江苏浙江一带登船东渡的战败者后裔。
三、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形成
商朝后期，周兴起于陕西歧山，至文王时迁都于丰，至武王灭商后建都于镐，都在西安附近。公元前771年申侯联系犬戎攻杀周幽王，次年平王东迁至河南洛阳。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所谓春秋五霸之所以成为霸主，几乎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抗击戎狄、勤王保驾。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史记》《晋世家》记载了山西境内犬戎杂处、民族融合的状况。“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缇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母亲就是少数民族，可见民族融合的普遍和深入。
春秋战国结束于秦的统一。秦兴起于河西走廊甘肃地区，是为周朝养马的部族，名不见经传，几经迁徙来到渭水河岸的肥沃周原，开始了一通天下的霸业。渭水流域和西蜀的肥沃土壤、商鞅变法废除奴隶制度带来的活力以及对西域冶炼制造技术的学习掌握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西方人了解中国就是从秦朝开始的，他们知道东方有个秦帝国，他们称其为CHIN，后来演变成CHINA。有人认为是英语“中国”一词来自瓷器CHINA，那纯粹是本末倒置，瓷器出口始于隋唐，盛于南宋，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秦末汉初，很多少数民族曾在刘邦的军中作战。我在陕西咸阳博物馆留意那些出土的汉兵马俑，里面有很多脸型独特胡俑，可见当时民族融合的痕迹。汉朝是中华民族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很多文化礼仪习俗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汉族、汉语、汉字、尊孔重教、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都是自汉代以来约定成俗下来的。然而民族问题却始终是困扰汉朝统治的核心问题。高祖刘邦的几十万大军曾惨败于匈奴，吕后也不得不忍受匈奴的书信侮辱。汉武帝励精图治，兴兵抗击匈奴，却一不小心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败于卫青、霍去病的匈奴大部残余狼狈西串，在大漠以北一路向西，最终在匈牙利平原找到肥美牧场，在那里集结休整，繁衍生息，开始了向罗马帝国的进攻。正是由于遭受匈奴（西方人称HUN）的打击，强大的罗马帝国才一下子土崩瓦解，西方才开启了中世纪的时代和欧洲列国的迭起。
在地球的这一面，残存的匈奴部族一部分和汉族逐渐融合，很多人被赐了皇族姓氏刘姓和王姓等，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另一部分则在塞北生存下来，成为后来鲜卑、辽金的始祖。抗击匈奴把灾难转嫁给了西方，但也使汉民族遭受重创，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逐渐衰落的帝国终于经不起北方少数民族的打击，一个四分五裂、惨绝人寰的所谓“五胡乱中华”时代开始了。
四、民族大融合和新生的中华民族
东晋永嘉之乱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是一场浩劫。这场持续200多年的南北分裂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王羲之的《丧乱帖》对此有切肤般的感触：“羲之顿首…丧乱至极…锨墓荼毒……”。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带领数万士兵在山西境内与胡人遭遇，全军覆没，王旷本人从此下落不明，历史学家分析王旷极有可能作了战俘，因为既无他阵亡的消息，史书上也对他再无记载。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形象地作了这样的描述，整个长江以北的广大黄河流都变成了牧场，人们骑着马、操着阿尔泰语，几乎看不到汉人的影子。有钱的汉人东渡长江、钱塘江，靠着两道江水阻挡凶猛的胡人，广东福建一带常见的姓氏如梁、陈、何、曾、钟、包等就是在那个时代避难南方的望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接近于真正意义的汉人。对多数的汉人平头百姓，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从自北魏以来佛教在中国境内大范围的兴盛，就可以看出百姓的灾难有多么深重。
永嘉之乱又称五胡乱中华，所谓的五胡指的是匈奴、羯、鲜卑、羌、氐五个少数民族。其中的鲜卑族成为后来北魏和隋唐统治者。鲜卑族最早居住于黑龙江阿城一带，后沿内蒙古、新疆天山以北西迁，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三国时代曾多次作为雇佣军参加曹操的军队作战。后逐渐强大，定都山西大同，后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领导的汉化运动是北方少数民族主动的与汉民族融合。历经200多年的融合，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诞生了。史书对隋炀帝杨广贬斥颇多，但我在毛泽东评点的二十四史上却看到许多赞许。事实上，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和他首创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大地改善了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正是隋炀帝奠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才有了唐初的全面繁荣。有人把唐朝理解为纯粹的汉人统治，其实不然，包括李世民在内的皇族本身都是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产物。这从李世民一朝重臣的姓氏就可看出来，上官仪、尉迟敬德、令孤等等，这些都是北魏鲜卑的姓氏。
从历史上看，北魏鲜卑的融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全新和开放的理念，带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不仅对亚洲周遍国家，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鲜卑民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