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威的怎么样:细说粉碎“四人帮”（上篇）

【收藏】细说粉碎“四人帮”（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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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林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而载入史册。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批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一行。此时，他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会见只进行了10分钟，简单地寒暄几句，就草草结束了。6月初，毛泽东突发心肌梗死，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之后，中共中央向世界公开宣布，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9月6日，中共中央向高级干部发出第23号电报，通报从9月2日以来，毛泽东心脏病复发，病情严重。9月8日下午，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之后完全无法说话。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去向毛泽东告别。

根据医疗抢救记录，9月8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四肢发凉”。9月9日0点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点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点10分，毛泽东“心跳停止”。同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电视里播出了人们悲痛欲绝哭泣的画面。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早在7月下旬，纪登奎、姚文元就已经代表中央政治局让中央办公厅的李鑫、周启才起草了毛泽东的讣告和悼词文稿。当时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9月16日，讨论悼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夕，汪东兴突然对周启才说：“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主，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所谓“三要三不要”，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华国锋听了汇报，表示同意。叶剑英、李先念也表示赞成。“四人帮”都不做声。没有出席会议的汪东兴听周启才汇报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

追悼会召开前10分钟，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华国锋让周启才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后转，面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张春桥突然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人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周启才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气愤地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这当然是捣乱。屁股不对着广大群众，就要对着毛主席像，别无选择。

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的同时，在全国城乡、厂矿，在行进的列车、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像父亲一样主宰着他们命运的毛泽东，更因为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沉重隐忧，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剑英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说：在毛泽东逝世后参与治丧后事中，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问题的困扰苦恼着，便劝华国锋“站出来，和他们斗”。华没有表态，继续在思考。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叶还劝华国锋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并告诉他找谁先打个招呼。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涨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华国锋曾回忆说：9月10日（应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书、《李先念传》作者之一程振声的文章印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李先念怀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以上说明，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华国锋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斗争，并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事实上，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逝世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最后决策人。

叶剑英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他在党和国家及军队中的长期威望和广泛人脉，产生巨大威慑力，保证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顺利进行及党和国家、军队的稳定，所以时称“红花（华）绿叶”。粉碎“四人帮”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向军队将领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

除了华国锋、叶剑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参与和预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这里按时间先后来排序参与决策者。

第一个是李先念。还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李提出要去外地养病。华国锋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希望不要离开北京。9月11日，华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喧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

第二个人汪东兴。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是毛去世前能够随时见到毛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又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第三个是吴德。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吴德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的决心。此后并与华、叶进行了多次具体商议。此外，吴德在粉碎“四人帮”的具体部署中，还起到了控制北京卫戍区部队采取行动和防御北京外围的重要作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五人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其他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一行动，也有间接的支持和与闻。

陈锡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当时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军队的调动必须由他下达命令。据吴德回忆，华国锋曾经对他讲，毛泽东逝世后，华曾先后四次与陈锡联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说陈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公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9月16日那次会议上，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向他明白地预报了将要采取行动。粉碎“四人帮”那天，陈永贵坐立不安，不时问有没有电话；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开会的电话通知，立即要车出发。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2日，吴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倪志福和苏振华一起，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明这一行动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资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1976年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陈云，陈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行动）”、“守住阵地”、“等待电动机，要有事件”。

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是一个焦点问题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毛泽东在纸上写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只传达了前两句，后一句没有讲。华国锋传达这两句话时，江青、王洪文等都作了记录，没有提出异议。

然而，毛泽东逝世后的9月16日，经姚文元修改审定，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用黑体字推出了一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写道：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斗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姚文元于9月17日、19日、20日、23日连续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姚文元在电话里特别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之后，“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在中央报刊全面铺展开来，特别是上海的《解放日报》，通栏标题是《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设四个小标题，分别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定好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但是，华国锋在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里，并没有写这句话。

其实，“按既定方针办”本是一个错误记录，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7月30日晚上，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等人接见出席会议者。华国锋讲话说：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给大家传达一下。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刚说到此，王洪文插话说：第二句后面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说，对，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由于王的这一插话，在场几位记录者都没听清华国锋那句“照过去方针办”。当时也没有录音机，于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写成“按既定方针办”。整理稿送审时还说明，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但主审者也没有改动，便批准发出。华国锋看到后马上说：不对，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传达的也是“照过去方针办”，怎么变成“按既定方针办”了？但他并没有当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

当“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华国锋、汪东兴开始出面纠正。

姚文元后来在审讯中交代说：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多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讯员问姚文元：“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姚文元回答：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了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9月30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将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用急件送给华国锋审查。10月2日，华看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画了一个大问号，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本来乔当天就要在联大发言，因为时差，才赶上修改。但随后，张春桥却批示：“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也同意张的意见。

然而，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文中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金光闪闪，字字千钧，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前进的指南，胜利的保证。”“谁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主，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史著把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帮”下的杀气腾腾的战书，公开向华国锋宣战。此事促使华国锋加快了解决“四人帮”的行动。

抓捕“四人帮”后，1976年10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对《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隔离审查，责成其交代《永》文的发表经过和与姚文元的关系。198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常委报中宣部批准，对莫艾作出结论：《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命题、内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莫艾才知道 “按既定方针办”不准确。在华国锋10月2日批示指出错误后第二天下午，姚文元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姚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10月4日晚，鲁瑛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其间谈的，传得的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钱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鲁瑛找人核对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如卫生部长刘湘萍也说记得华国锋就是讲的“按既定方针办”），还派人去找主持会议的谷牧，要他“讲真话”，企图洗刷责任。

然而，王洪文在审讯中的交代，却说出了另一个来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应当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告别。根据当晚护理记录，再加上抢救医生回忆，证明毛“在逝世前几小时，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所以，毛不可能对张春桥说此话。况且，从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员是分组值守，毛若对张说此话，其他人不可能都没有听到。华国锋曾问过许多在毛泽东病重其间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嘱咐，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针办”起初确实是记录错误，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四人帮”拼命宣传此话，是想施加舆论压力，希望不要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以这根救命稻草保他们的“稳定”。

“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加快此事时也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9月27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9月17日，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给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前来吃了闭门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如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借毛泽东的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等等。她还提出，要毛远新留下参加筹备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中全会也未确定日程，理所当然地被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拒绝，要他回沈阳。

这一时期，江青还四处游说。9月末，她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离开大兴分校时，她又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从“准备学习公报”一句看，这些“盛大节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讯”应该是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一类等已经在考虑中的事。

归纳起来看，“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国锋和中央施加压力，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他们已经感到有被抓起来的危险，在作最后的挣扎。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缺少关键的力量——军队不听他们指挥，这是他们无法逾越的根本障碍。所以，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舆论宣传、寻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拨闹事等活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