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东部决赛第6场:刘长乐：只有幸存者 才可能成为建设者

2011年04月28日11:13南方人物周刊杨潇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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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未及弱冠的凤凰在一块坎坷蹭蹬机关重重之地闪转腾挪，发展壮大，而其领路人，正是老谋深算、深谙界限之道的刘长乐，他说：只有幸存者，才可能成为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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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30日，凤凰卫视环球新闻中心演播大厅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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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8日，拍摄于北京钓鱼台15号楼刘长乐办公室（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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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根据“派遣军事记者的相关条例”，刘长乐离开辽宁锦州的部队回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工作。
“很能抓军事重大新闻，还有重点报道的连续报道，”图书策划人、当年刘在中央台的同事金丽红说，“你可以去找当年的带子听一听，他的词汇量很大，报道的虽然都是主流新闻，但很能振奋人心。”
刘长乐在军事部最早开始了口播，在他的争取下，中央台第一次对发射卫星进行了现场实况报道。“当时在广播报道形式上引起了一些讨论，但与其说是形式的突破，倒不如说是在内容和知情权话语权方面的突破，”刘回忆说，“我们国家过去重大节日或者活动的现场实况报道是很少的，因为他老认为现场实况报道，一些东西出去之后就捡不回来，就犯错了，比如大家很清楚的林彪的‘5·20讲话’，他把很多话都念错了，但是在播录音的时候就给改过来了，广播电台那个录音室，改错字本事太大了，错话、错字，剪掉是很容易的，关键是它可以从别的地方找一个字填进去，林彪没说的话都能‘改’出来。”
“为什么？作为中央台，传递的不是记者的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是党的声音，”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刘当年在中央台的同事崔强说，“所以播出区是有武警站岗的，到现在也是如此。”
“在一个旧的体系中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希望不要出事，按部就班是最好的，现在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障碍，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刘长乐说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在游说、Push（推动）透明。“我认为透明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不光对受众有好处，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在广播电台，刘长乐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采访到了主要的军方高层，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说这可能和个人的秉性有关，“他们会看你是怎么做人，靠得住靠不住，如果你是个执着的、本分的、守信用的人，就会好得多。”又说，很多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光是人的问题，“有很多人，比如我接触的邓（小平）、杨（尚昆）这些老领导，他们本身实际上都很开放、很开明，关键是体制，这个体制让你基本上没法接近他，或者这个体制让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即便是他自己同意要播出的东西，你也播不出去。所以你面临的更多的情况是和这个体制的沟通与磨合，这个难度比较大，但也没关系，毕竟我们当时是体制内的人，至少体制是可以放心的。”
1987年，已是军事部副主任的刘长乐改《人民子弟兵》为《军事生活》，容纳了更丰富的内容，包括国外军事动态等等。也是这一年，他陪国家副主席杨尚昆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法国，除去早年在国境线上走过的一些地方，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国，“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访，主要是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差距，最主要的是看到需要改变了。”
第二年年底，副师级干部刘长乐下海经商，一年多以后，他回到北京，找到了崔强，动员他下海一起干。崔也是军转干部，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学生，受到导师王中的影响。王中是著名的新闻学学者，因为提出报纸的“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作用）被视作“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鼻祖”，一度遭到批判。崔强犹豫半天，也辞职下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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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香港商人于品海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办公室，这一年，他创办了全球首个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传讯电视（CTN）。美国有线新闻网（CNN）4年前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崛起让有志于做卫星电视的人看到了曙光，而中国市场则是人人垂涎的“肥肉”。
刘长乐也注意到了通讯卫星技术的革命让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拿到一个卫星频道，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电视台？”离开中央台后他通过石油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直没有完全离开文化产业。
传讯电视对刘长乐有很大的诱惑，但更大的诱惑来自星空卫视（Star TV），此时，这家默多克高价从李泽楷手中买下的电视网正陷入不能在中国落地的困境。默多克认为刘长乐的经验和人脉可以帮助他进入中国，而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把所有品牌的价值回归到零来谈判，同时让中方拥有控股权。“是不公平，但他们也明白，要想进入中国，必须找对合作方，我们能提供这个机会成本。”全程参与了三十多轮谈判的崔强说。
最后，刘长乐说服了默多克，之后成立的合资公司中两人分占45%的股权，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窗口公司，“他希望央视能够入股，如果央视能入股的话，将来在内地的推广会更容易些，于是我们又说服广电部和央视入股10%。”
1995年年底，27岁的窦文涛接到李一萍（早年珠江经济台著名主持人，最早筹办凤凰的核心成员之一）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去香港工作。那时他正和广东电台闹辞职，无心工作，立刻就答应下来。“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也没有公开招聘，都是内部推荐。”1996年3月31日，“卫视中文台”的台标被“凤凰卫视”取而代之。根据时任总理李鹏1993年10月签署的国务院第129号令，除了海外人士，国内只有军事、新闻、科研、教育、金融的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普通市民禁止拥有卫星天线，但事实上，国内有大量的城市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政府也默许了这个灰色市场。
“我们是一群好心人做好事……（对于境外卫星电视）国内也有人觉得麻烦，不如封死你算了，但他们也有改革的动力，也想走出去，发出声音，正面展现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他们也可以妥协，”崔强说，“但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业这30年也在与时俱进，我们非常感谢新闻行业的改革和开放。”
凤凰卫视成了幸运儿，传讯电视却不是。于品海重金在全世界建起了二十多个记者站，他们首先报道了邓小平的逝世，比新华社还快40分钟，但始终无法获得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权。1997年，在烧掉1亿美金后，于品海卖掉了传讯电视，后来他接受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专访时反思：高估了中国市场开放的速度。
这一年，凤凰卫视大张旗鼓地直播了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挑战，而在香港回归时更是“60小时播不停”，奠定了从偏重娱乐的“城市青年台”向新闻资讯类媒体转型的基础。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国内媒体面临是否直播的问题。央视争取到了直播权，提前很长时间就在西安、北京、桂林、上海4个城市准备，确保万无一失。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到了最后关头，有领导同志担心直播出问题，影响国家形象--最终的解决办法富有中国式的智慧：凤凰获得了独家直播权。在央视设备和人员的保障之下，凤凰卫视只派出了几位主持人，就进行了12场直播，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若干年后，有媒体报道，于品海在北京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学位。一位熟悉于的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分析，他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地政府的思维，了解内地，但是这位人士又对媒体说，“学习马列主义，不等于能猜到内地政府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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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凰的头两年，窦文涛没有找到自己，“进了香港的套子，学港台主持，整天大惊小怪。”
有一次台里开会，商量明年要办一个3个人的谈话节目，每天一集，然后就谈到，谁来主持呢。不知谁说了句，文涛吧。会场哄堂大笑，笑声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文涛自己说说，觉得怎么样？”那是刘长乐。窦文涛从后边探出头来，“‘我觉着也行，但是……’我刚准备说但是呢，他就把我打断了，说行了行了，我就不喜欢婆婆妈妈的，这事就这么定了。”
于是就有了“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做了13年，他从来没说过我应该干什么，从没要求我接受过某个嘉宾，他可能是特别害怕伤了你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因为他知道他说话的分量，他说让你缩一寸，你可能就会缩一尺了。”
“自由感有多重要？百分之一千百分之一万的重要。这就是一切啊。没有自由感，根本做不出好东西。我记得有一次阿城对朱天文说，你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对我来说，限制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的冲动，你敢想点什么，我觉得我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不是生活在精神枷锁里。他也会告诉你各种底线和规矩，但他不会吓唬你。”
董嘉耀则说，做华人媒体，没有比凤凰更宽松同时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平台，“每个人都各取所需，我们从内地来的，少了很多束缚，而从港台来的，会发现自己的眼界还有影响力扩大了。”
“我们开玩笑都说，哦，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丁雯静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起来，“凤凰一直在打擦边球，台湾政治的报道是它最好的利器，政治新闻恩怨情仇，最有戏剧效果。”她是台湾人，曾在凤凰台北记者站供职8年，报道过民进党的选战，更拍出了《1949大迁徙》、《民进党进退二十年》这样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并通过在台湾本地电视台播放实现了“假性落地”。“在纪录片上，刘长乐给了很大空间。2006年赶上红衫军抗议，凤凰大视野要拍民进党成立20年，这肯定要说到他们当年为台湾民主做的努力，全是客观讲述，胆子很大。大视野播出后，我记得刘春当时一听到电话响就担心是上头打来的。”
黄金时间播出的纪录片《凤凰大视野》如今是非常赚钱的一个栏目，这正是刘长乐的高明之处：他用耐心、坚守高端和对话语空间的最大利用换来了品牌，也换来了广告。
“我和他有距离，我也并不了解他，我甚至不见得同意他某些具体的做法，”窦文涛说，“他的心很软，对人宽容，其实对破坏规矩的人宽容客观上等于欺负老实人，可他是性情中人，他的管理方式自有他的因果，因为他等得起，有人最后就成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类似情义的东西，后来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每个主持人都认为自己和他有一种情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