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电影链接:孔子的述职报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02:50:51

 

 

 

 

   孔子的述职报告
  关键词:我——孔子  办学  做官  思想  言论

 内容提要:“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十五志于学

我的童年是很不幸的,我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兄妹三人(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的哥哥自小就是一个半残废人,家庭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的母亲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从我吃母亲的第一口奶起,我母亲就认定了我是一个像后来的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类的奇才,完全有理由实施“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孔家新政,所以母亲在我五岁时就送我去拜秦商生为师读书了,随后的十年间几乎每年换一个老师转一次学。十五岁以后,不换老师也不转学了,换自学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一思想理论就是我这个时期求学读书的写照。所以你们现在读书的学生,想要读书成功,就一定要不断的转学换老师,何况现在误人子弟的学校老师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而且如果到了无校可转、无师可换时就得自学了。

所以“十五志于学”不是说我十五岁了才开始读书。而是说直到我十五岁时,我才终于明白了,要学到能改变命运的知识,就要立志自学 。

“十五志于学”更是说直到十五岁时,我才终于明白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无读书人,官从何处来”、“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大堆硬道理。

十七岁时,我的母亲颜征在去世,家境进一步衰落,以致在季氏家宴请士一级贵族,我去赴宴时,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让我蒙受有生以来第一次奇耻大辱。这又使我不得不再一次坚定忍辱负重、靠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发家致富理念。

为了撑起我们这三口之家,我开始了勤工俭学。十九岁时,我娶妻亓官氏,亓官氏虽然没有倾国倾城之貌, 却有贤妻良母之德,并由此我提出了“贤贤易色”、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家庭和睦、男欢女爱方向的系列思想理论。

第二年,我喜得嗣子,是时正好鲁昭公赏赐鲤鱼给我们,所以就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这年我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涯,当上了委吏,管理仓库。由于我从小就经历了各种磨难,这使我的综合素质很好,很多事情我都能做,而且每觉游刃有余,所以一年之后我又改作乘田,升到市级畜牧局管理畜牧。

就这样我一边工作养家,一边自学创新,公务员工作虽然待遇微薄,却也清闲,有时无聊也和兄弟伙打打麻将,下下棋,我发现这种娱乐消费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于是我提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一健康积极的休闲娱乐文化消费理念,顿时全国就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学习孔子思想的热潮,上上下下无论干部群众、男女老少都十分的认同我这一理念,因为这不但是拉动内需,增长GDP的最佳途径,也从理论上大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文化生活的档次,使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在中央精神下面,光明正大的休闲娱乐消费了。

悠闲自得的公务员工作还让我有很多的剩余时间自学和伺机第二职业——做家教。到了二十七岁时,我觉得是我应该独立开创事业的时候了,于是我敢为天下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私人办学。不过,关于是否教育部审批,有无教师资格证,软硬件是否达标,“十条干肉”的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双基、四率”如何考核……这些“今月”那能照古人。所以幸好我是生逢其时,要是现在叫我办学,肯定连一个用“134或者135、136……”那里搞到这“证”那“证”的文盲都干不过。

二、三十而立

到我三十岁时,我私人办学已经相当规模了,而且效益也越来越好,它已经使我孔家完全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直奔小康了,我也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孔夫子(教授级别)了。所以我说“三十而立” ,我的悟性不错,十几二十年的“悬梁刺股”式的极端自残式励志学习,书没有白读,凭我读书学到的知识,我完全能够独立于社会了。也从中体验到了读书的成功与快乐,后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真不知“苦”从何而来。所以我要大声地告诉世人:“学也,禄在其中也。”不过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必读之书和可读之书,一本书反反覆覆地读——“《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思考就出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唯物辩证治学理论。

 所教学生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鴷等几个特优生,尽管他们对很多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理论一知半解,但借助我的名气已在社会上混得不错了。你看,就连齐景公和晏婴来鲁国访问时,都特意来和我就秦穆公是否与基地组织有关一事进行政治磋商。这些使我明显感觉到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了,所以我说“三十而立”。

虽然这时我可以说是取得了人生的巨大成功了,可比起丁某人那两杆子球来,我也确是“算个毬”。看来竞争激烈呀,要使“前浪不死在沙滩上”还得“继续教育”啊!即使不能带薪进修,函授也行。这正是“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有人说我就在这一年去拜师了一位具有真才韬略的、负责过古代图书典籍收藏管理的楚国王室要臣李耳,尽管李老夫子德高望重,名声显赫,年龄也比我大了许多,可我还是赢得了李老夫子的喜欢,这不仅在于我的真诚求教,IQ高乎一般。更在于我说了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学无止境”,感动了李老夫子,于是李老夫子不但毫不保留地传授了我高尚深邃的礼教思想、以人为本的教育理论和赚钱的办学理念,还免费给了我许多图书典籍,对我后来做学问和办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现在我仍然认为我独立开创的基本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后人叫儒家思想)体系的基本成型,就是因为曾经拜师过了不起的老子,我还要继续继承和发展老子主义。因此,我的学问是和老子分不开的。所以我说做学问,不但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更要不耻上问。这就是我的经世之唯物主义学问辩证法。

    后来司马迁根据传说,在《史记》中详细记载我曾经于公元前518年赴东周京师洛邑向李老聃求教这个故事,这就是在大张旗鼓告诉世人:要不是老子的话,你孔子能有今天。其实我也就和老子探讨过几个问题,绝没有报名注册“执弟子礼”。不过“问乐于苌弘”倒是有其实,我的塑像至今还在苌老师的故乡——内江资中(文庙里)一站千百年,洗耳恭听着苌老师的天籁之音。

    所以对这个“适周问礼于老聃”说得如此有板有眼的故事,我是无口无从辩。尽管如此,有机会我还是要说一说的,还是要找司马迁讨个大家说法的!

在我三十五岁时,我们鲁国发生了内乱,昭公率师攻打季平子,季平子联合孟孙氏、叔孙氏两大家族攻打昭公,昭公兵败,国家大乱,我也只好跟随鲁昭公,裹挟着难民流,到了齐国。在齐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最高统治者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还打算把整个尼溪之田封赏给我呢。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人间天籁之音的《韶》乐,让我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尽美也,又尽善也”一时叹为闻止。

但这样的好景只过了两年,齐国的大夫大概出于嫉贤妒能,怕我端了他们的饭碗,也许是我的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学术理论,让他们感到高深莫测,有压力。于是要加害于我,我见机不对,赶快撤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又返回内乱基本平息了的祖国——鲁国。誓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艺复兴贡献我颇为强大的力量,也堵一堵那些说我有弃国求荣之嫌的人的嘴。

三、四十而不惑

又过了两、三年,我四十岁了。回首往事,风雨坎坷几十年,有些感怀。现在看来我拼命做学问办教育,逐步形成我独立开创的思想理论体系——儒家思想之中庸之道,回报社会,回报祖国和人类的思想是正确的。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很有些可圈可点的成果的,比如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端木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樊须等等,皆将会逐步成为理论先锋,社会表率,国家栋梁。

特别是在鲁国的内乱时期,我主张“邦无道,危行,言孙”。所以我顺势而为,因祸得福。因为内乱,才得以出国留讲两年。在留讲国外期间,我见识了外国的许多新鲜事物,大开了眼界,也学习了国外的许多先进的思想和创新理念,对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深刻的认识,再不象以前那样,对很多事情都迷惑不解,以致飘摇浮躁,怨天尤人,所以我说“四十而不惑”。

四十岁以后,我基本专心做学问——发展完善儒家思想。同时致力培养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亢、公西赤、卜商、言偃、曾参、颜幸、歂孙师等等,他们走上社会后,就是一股强大的上层建筑的建设力量和发展我儒家思想的推动力,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他们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必将对我鲁国乃至华夏过去几千年文明的传承和未来文明的开启作出巨大贡献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我四十八岁时,有一次在路上遇见季氏家族在朝廷里面做大官的阳虎,他对我说:凭他的势力再加上组织部、人事部的关系,出来做官吧,教书匠没有什么出息,并且有人说你非法收授留学生,有卖国的嫌疑。我用学生子夏的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委婉回绝了阳虎的引诱。因为此时我正在研修《诗》、《书》、《礼》、《乐》,研究生的生源也很好,也的确有很多是从国外慕名而来的留学生。那里还有时间精力去做官呢,更是因为国家政治不清明,阳虎等人玩弄权术,官场黑暗。所以我想说当时没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后来有人说我当时没有明确表态,纯属炒作。对卖国一说更是子虚乌有,从一开始办学,我就制定了不分贵贱、贫富、老幼、国籍之“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比如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经常“三天不煮饭,十年不添衣”的曾参,还有坐过大牢的公冶长等等,我均收而授之。在我“有教无类”教育方针和“因材施教”教学方法指引下,我的教育活动气势如虹,基本已经产业化了,从它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来看,我可以说是在鲁国乃至华夏改变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四、五十而知天命

在不断地读书做学问和带研究生的紧张工作和学习中,我迎来了“人生五十古来稀”的古稀之年,但依我看来这“人生五十古来稀”的说法怕要从我这里改一改了。你看我体格健硕,精神饱满,思维敏捷,象是即将“归天”之人吗?我说“五十而知天命”,不是说满了五十岁的人就要颐享天年,等待“归天”,我说的“天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五十岁了,才真正懂得了很多很多的世间万物之自然定律,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我们的统治者还是一般的老百姓行为做事都要遵守客观规律,不要违背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人有到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言行,就很是有些强“天命”之难,所以我要建构“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之反急功近利唯物主义思想理论,这是我后来的十年规划。

我五十一岁时,是鲁国基本结束了阳虎之难时代的新时期,经过鲁定公这两年的治理,政治比较清明,因此我做了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不仅GDP增长20%,而且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空前绝后,以致老百姓有口皆碑。

五十二岁时又由中都宰升任小司空,后升为大司空协助国家总理。这年夏天我作为鲁定公最信得过的人物,一起到夾谷,与齐国的侯相会晤,解决一场外交纷争。由于我事先对齐国的阴谋有所警惕,并在我创立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反恐思想指导下,早早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结果不仅使齐国劫持我定公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且还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了侵占我们鲁国的包括郓、鄵、龟阴在内的汶阳之田,维护了我们大鲁国的国家主权和我们敬爱的定公以及我大鲁国人民的人权尊严。

 这样以来我不仅有了至高无尚的学术地位,政治地位也是一路飘红,直线上升,几至官监会要对我实行涨停板限制了。以致很多人来问弄官儿的秘诀,特别是子张,官迷心窍,扭到不放,不得已,我告诉他:“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所带的研究生也更加的优质,比如冉鲁、伯虔、曹坅、颜高、叔仲会等。

五十三岁时,我再次升官,做了鲁司寇兼任教育部长,上台七日,我就大刀阔斧的解决了思想言行极其反动的少正卯,少正卯犯有五大罪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是属罪大恶极,不可不诛。(特别声明一下:在我办学的初级阶段,少某利用他民办公助的绝对优势,和我争抢生源,致使我的教育产业化推迟了十年,这件事情与五大罪行无关。)之后我们紧密团结在以鲁定公为首的奴隶主中央周围,在我和我带领的团队的精诚团结协助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两手一起抓,两手都是真正地硬,使得我们大鲁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又一个大治新局面,一时间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完全展现出了和谐社会的万千气象。“学习孔子思想”、“用孔子理论武装头脑”、“孔子圣人”、“孔子主义万年万年万万年”的标语口号响彻山川河谷,街头巷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于是我抓住机会创立了“礼之用,和为贵”、“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的一系列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理论。我的政治生命也由此登峰造极。

这时老子说:小心“物极必反”。果然——

五十四岁时,我遭遇了第一次政治失败:为削弱三桓,我发动了堕三都的运动。叔孙氏和季孙氏两家为了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了我们的这一主张,但却受到了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致使堕三都的运动半途而废。

紧接着一庄旷世的桃色事件,弄得我更是被动。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97年的春天,齐国送了80个美女给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鲁国中央,老百姓以为是齐国为了扭转几年前阴谋失败后的劣势兼而腐蚀我们的国家干部,但我们大鲁国中央一致认为是齐国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的不得已而采取的“卖女求荣”之下策。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是通过“超女大赛”层层选拔出来的个个肌肤嫩滑,臀肥乳满,动若春风扶柳,笑若洞口桃花,媚来令人销魂荡魄,嗲来令人筋稣骨软的80个处美人,于是鲁定公和季桓子笑纳了这80个处美人。从此鲁王宫日以淫歌艳舞,夜来拥香枕玉,情色满怀,伟哥壮志。君臣多日不理朝政,各部门办公室里常连喝茶看报纸的都找不着一个。一夜之间,我鲁国人民通过N次扫黄打非树立起来的柳下惠“坐怀不乱”之无性无欲形象荡然无存,我仰天长啸“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我看这样下去,定将江河日下、国将不国也,为此事我一次又一次地给鲁中央正面提出来,我说虽然“食、色,性也”是动物本能问题,但是“富贵不能淫”、“红颜祸国殃民”呀,可鲁中央总是置若罔闻,还说我预谋破坏来之不易的和谐社会大好局面。我看到情势与我已经越来越不利了,我看到我没有回天之力了。出于如此无奈的选择,我带着就此事件创立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大丈夫思想理论,愤然又一次离开了我亲爱的祖国,

到了卫国,去继续我的教育活动。可是没过几个月,大概就是当年的十月间,我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在学术上,说我这一套一套的思想言论,特别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类,就像绕口令样,妄图忽悠人民;在生活上,说我自己肾衰前列腺有病,就敢歧视打击性工作者企图挑起国际纷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类形而下之思想言论不但反动而且极其,坚决批倒批臭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是我又只好离开卫国,前往陈国,仍是不能走运,半路上,在一个叫匡的地方,被一股地方武装围困,他们误以为我就是当年进犯匡地的阳虎,当年阳虎曾经暴虐匡地人民,给匡地人民留下了刻骨的仇恨。害得我们四处找门子、托关系,结果仍被拘留了五天,才得以脱身,随后马不停蹄,到了一个叫蒲的地方,又遭遇上卫国的叛军公叔氏,被其围困不得脱身,见我们的财物早已在匡地被掠夺一空,没了油水,才放了我们。我们也是钱尽粮绝,没了去处,不得已又返回卫国都城。

回到卫国后不久,局势有所缓和。有一次卫灵公夫人南子因仰慕我的学识,要召见我,我为了更进一步的和卫国政府搞好关系,更加上此时我们得罪不起卫国政府。就去拜见了南子夫人,但是我的学生子路却对此有很大的意见,直接地批评了我,说:我们现在的确很是落魄,但您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就拜倒在一个娘们儿的石榴裙下,弄的绯闻四起,很是被动,所以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高度保持无尚的先进性。子路批评得对,我也是被接连不幸的打击弄昏了头。

不久,我率领弟子们回到鲁国,这年鲁定公去世,鲁哀公立位。又过了一年,吴国发现了我的思想理论很有实用价值,就派了专人来接聘我去吴国讲学,我因出国签证受阻而没有去。

后来,我带领我的课题组在国内完成了一个难度系数世界级的考古课题——“骨节专车”。之后去了卫国,卫灵公就军事布阵问题讨教于我,被我婉言拒绝,由此,我无法在卫国正常地开展工作,只好采取战略转移,经曹国到宋国去,因为在宋国我有些远房的亲戚可以依靠。不曾想宋景公与我一见面就向我发难,更倒霉的是我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而得罪司马桓魋。因此他几次三番扬言要做了我,“消灭孔老二”的口号此起彼伏,气氛越来越紧张,逼得我不得不设法再次战略转移。为了顺利的实现这次生死存亡之战略转移,我们煞费苦心的乔装打扮,混在民工中,才摆脱了司马马统的搜剿。 

五、六十而耳顺

原本打算到陈国,但在途经郑国(简直就是战国,天下战国)时我与弟子们被乱军冲散,我考虑到我已经六十岁了,又独自一人,还筋疲力尽,无可奈何,只好坐在郑国都城东门下,以其奄奄待其惶惶,不料被城里涌出的难民们瞧见我这幅狼狈相,说我“累累若丧家之犬”。我又不敢和他们争辩——我是世界首才还不之一的孔丘。于是我苦笑着“——然哉,——然哉!”眼睁睁地看着惊恐拥挤的人流挤掉了我前面的“不”字无法找回来,只好自我安慰“然也,然也”。再一想,我都六十岁了,什么没听过——打倒孔子/批臭孔子/寝孔子皮/吃孔子肉/孔老二无奈/孔老二小人/孔丘孔丘,多事之秋……。

哎...“三省吾身”——

的确我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就很有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而且我办学专业就一个咬文嚼字专业,使指南针不能用于航海航空,火药不能用于机枪大炮……。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二十世纪末润之先生说了“大学还是要办,主要是工科”煽起民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东风压倒西风后,才倒转乾坤,致神五神六上天。但一直以来没有一个“诺贝尔”,我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凭这一点,把我碎尸万段或流放到南极北极耶路撒冷都不为过。

的确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由于我没有及时申报版权和最终解释权,一再获罪反人道主义,千百年来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不能健康发展之罪魁祸首,凭这一点,把我扔向九天云外十八层地狱深深太平洋底也是罪有应得。

的确我也过分地宣扬了一些“克己复礼”这类十分保守的思想言论,这就很有碍改革开放的步伐;何况我们又不是在死胡同里自鸣得意或是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勇往直前!?

的确我也说过一些迂腐落后的话,比如“不患贫而患不均”、“君子固穷”这些话就很不利于发展经济,只是比老子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好那么一点点,老子的话让老百姓一听就像跌进了宇宙黑洞般超晕并倒。还是小平同志说的实在“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老百姓一听这话就有搞钱的冲动,其鼓动性、号召性和可操作性,我和老老就只能望其项背而莫及了——“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又一想,在此时此地,我不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般自慰一番,还多出得几口匀气儿。

唉,人啊人,人也好狗也好,其实有时候人还不如狗呢,再说老庄都扯不清自己和蝴蝶的关系,我此时此地还管它人模狗样,还是狗模人样。我和弟子们能捡条生路,活着离开此地就谢天谢地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就这样,“六十而耳顺”的人生之“宠辱不惊”大成境界由此练就。

后来弟子们找到我后,一路颠簸,到了陈国,在陈国折腾了一年,又离开陈国去到蔡国,在蔡国奔波了一年,还是感到社会动荡,风雨飘摇,不能安心办学,不能宣扬发展我的思想理论,就又与弟子们卷起铺盖卷儿到了叶国,叶公倒是一个好人,他很喜欢龙,常说他是龙的传人。叶公与我探讨了许多政治问题,但随着探讨的深入,逐渐和叶公也有了分歧。看来这里也不是可以把我的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言论放之四海而普度众生的理想之地。

我们离开了叶国,又回到蔡国,第二年我们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飘忽不定,在一次逃亡中又一次被困而钱尽粮绝,很多弟子伤病累累,惨不忍睹,大家都说我们散伙吧,我说:后人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最后的胜利往往就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学生曾子接过我的话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立刻说:‘就是就是!’这才不致我等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作鸟兽散。

 后来还是遇到楚国的人救了我们,我们就在楚国混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返回了卫国,卫国政府打算要我给他们献计,我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他们说我又在说绕口令忽悠人民,实际是跑官要官,违反组织原则,还有道德问题。卫国因此又要把我驱逐出境,后来看在我的学生有若参了军,并屡立战功的面子上,才让我们在卫国留居了好几年。 

就在我妻子亓官氏过世后的第二年,我六十八岁。在这一年,齐国对我们的祖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我的弟子冉有挂帅抵抗侵略军,最后打垮了齐国侵略军,史无前列地捍卫了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东方鲁帝国形象。季康子问冉有如此出神入化、克敌制胜的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从孔子那儿学到的,这引起了季康子对我的高度关注,说孔子一人至少能当五个师的兵力,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孔子找到并请回来。于是,季康子立即拨出巨款,组织了一支高级特工部队和一张高级间谍网络,在华夏列国中寻找孔子。找到后又派了专人带上金银财宝迎接我回国。

我这才终于结束了周游列国14年的漂泊生涯,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教育思想体系完全成型,以致后来董仲舒硬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充分地证明了我孔丘敢于革命、敢于创新、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大智慧革命精神,而且,这必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必将是我贡献给鲁国、华夏乃至全人类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七十岁了,再次回首往事,蓦然发现人生苦短,而且“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但是,这时我认为我已经圆满了修身之大成,铸就了文明之传承,开拓了思想之源泉。所以我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人们已将我的思想言论作为真理标准,几致神化,以致我的臣民们、弟子们、粉丝们无不顶礼膜拜,奉为神明。后来凡读书学子必拜我孔子像,到21世纪初全世界已有上百所专门研究我的思想言论的“孔子学院”,我已成为华夏文明的形象大使,已经办理ISO9000认证而荣登世界十大思想家榜首,周游世界列国了。

我对自己一生中最为满意的还是“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以及开办教育“诲人不倦”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行动。“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虽不能和21世纪点控网络的博导硕导们的“产业化”同日而语,但在结绳刻竹的年代,如此广泛的独立授徒规模以及高标准的优生率,将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山仰止。

更能让后人盖棺论定: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而且“半部《论语》治天下”!

(这虽有浮夸之嫌,但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用我的思想言论孔化洗礼过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大大的良民“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如若你不信,请看一生只为养生保命玩儿女人的明朝的嘉靖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照样四海统一,国泰民安,就是最好的例证!)

故此,我无愧吾此一生!无愧吾此一心!我无愧于衣食父母!无愧于山川河海!无愧君王黎首!无愧于日月天地!

噫吁嚱!圆乎满哉,满乎盈哉!

 (注: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终年72岁,一说73岁)
                                                   白水千树 2009年——————————————————————————————————————————————————————————————————添加阅读:                     中国需要摆脱的两个人

 

                        许锡良

 

  中国如果要发展,需要从对两个人的迷信中摆脱出来才会有希望。从远古来说,中国第一个要从中摆脱出来的人就是孔子。如果中国人还要迷信孔子,这等于中国仍然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以前的世界里,是不可能走出困局的。从近现代来说,中国人要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走出来。这一点,从表面上容易做到,但是从骨子里,特别是精神上做到不容易。对这两个人的迷信,说明中国人仍然是处于蒙昧之中,仍然是没有能够以独立的人格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孔子的迷信或者说对儒家创造的迷幻世界的迷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软肋,也是造成中国几千年来处于蒙昧之中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现在还仍然口口声声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回到孔子的智慧那里去,那就连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中国的进步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摆脱孔子,摆脱儒家文化影响的过程,摆脱多少就进步多少。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绝对,也非常不受人欢迎,但是却是一个铁律。曾经受过孔子儒家影响深远的韩国、日本的发展经历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韩国、日本只有接受普世价值,实现民主宪政之后,脱亚入欧,去中国化,让孔子及儒家成为思想文化古董,摆进博物馆,而不干扰政治经济与文化价值观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发达起来了。当然,在中国,摆脱会更为困难,因为,中国是孔儒的发源地,因此,我这里说摆脱,不是彻底断绝关系,从客观事实来说,中国人无法完全做到与儒家及孔子无关,但是却可以在主观上做到去尽力摆脱它。

  对毛泽东的迷信,其实是中国弊病的另一个极。中国恐怖文化——法家的现代版。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文革”期间极力反对过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曾经掀起过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但是其反对的目的显然是要使中国的专制极权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让他进一步走上神坛,使全国对他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从而达到全能极致地对社会每个人进行控制。而儒家的专制显然要温和一些,至少还给专制极权一点温情脉脉的面纱,不使专制极权过于暴露其丑陋的一面,于是这一点温和妨碍了进一步达到全能极致的控制的目的,因此,当然要极力反对。其实毛泽东代表的就是秦始皇中国法家的现代形象,他自己也不讳言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比秦始皇,且要胜他一百倍。同时提出从对两个人的迷信中解脱出来,意味着中国人要开始新的视角的思考,意味着开始走出新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来,而且是高质量地生存下来。

  如果中国人仍然陷入在这两个人的迷雾中,那么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从蒙昧中走出。而且我们的宿命注定了我们只能如此痛苦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