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羔羊医生百度云资源:《大秦帝国》褒扬与批评

自1840年以来，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新价值评判思潮，已经以种种形式弥漫了160余年。这风雷激荡的160余年，我们打破了不知多少藩篱，却仍然没有获得普遍性的文明价值共识。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认真，我们必然会继续接近真理的境界。

作者：全球商业经典 来源：东西 (http://dongxi.net/)

　　文/孙皓晖 （《大秦帝国》作者，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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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秦帝国》问世以来，褒扬与批评俱在。
　　自《大秦帝国》2001年第一部问世，到2008年4月全套11卷出齐，多年来，包括网络批评在内，许多媒体都曾经发布过批评文章，包括近来集中出现的一些激情批评文章。所有这些批评意见，都表明了一种趋势：当下社会对中国文明史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审视，正在继续深化，实在是一件好事。这种深化的可能性之一，是走向理性地思考与评判，并由此渐渐建立我们这个民族接近于真理性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
　　对于这样一种趋势，我深感欣慰。
　　从基本面说，十年来的批评意见，集中于对作品历史观与作者创作理念的批评。而我的创作理念与批评者之间的岔道，是文明价值标尺的不同。
　　中国文明史的根基在哪里
　　自1840年以来，理清中国文明史的艰苦努力，已经历经了160余年。可是，立足高端文明视野的我们，依然对中国文明史的根基所在莫衷一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里，中国文明流变的关键转折在哪里，中国文明的基本优势在哪里，中国文明的内在缺失在哪里；凡此等等基本问题，我们面对世界民族之林，都呈现出文明话语权的缺失。所以如此，根本点就是我们没有社会共识性的文明价值评判标尺。我们对几乎每一个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有着种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统一文明奠基时代，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发展历史阶段；我们只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人物，我们只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事件。在全世界创造了各自文明形态的所有民族中，只有我们这个东方族群，对自己的文明根基保持着如此混乱的争执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健康的多元争鸣，而是文明价值观在基本方面的分裂失衡。
　　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价值标尺，任何民族都无法理清自己的文明历史。
　　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所在，就是确立共同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
　　我在创作中所坚持的，是历史主义的文明价值标尺。
　　什么是历史主义？就是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为根基，以历史发展的实践性为尺度，去审视中国文明历史的遗产，去分辨其中的良莠，去确立值得当代的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这一文明价值评判体系，其具体的展开方式是：依据特定时代的主流性社会需求，依据当时的社会实践结果，依据历史元素在后续发展中所呈现的文明辐射力，去综合衡量该时代所有构成元素（事件、人物、思想等）的文明价值，并确立它们的历史地位。
　　据此，一宗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种历史思想，融入了当时的社会潮流，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给当时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利益，且在后世具有持续激发民族生命状态的历史辐射力；这样的历史元素，就具有正面的文明价值，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融入当时社会的程度愈深，对当时社会的推动作用愈大，其历史辐射力愈强，其文明史的地位就愈高。
　　反之，一宗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种历史思想，隔膜或脱离于当时的社会潮流，没有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甚或直接间接地带来了社会破坏，带来了历史倒退，给当时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利益流失；这样的历史元素，就不具有正面的文明价值，不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它们所留下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教训的那种东西
　　这一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是基于历史实践原则而确立的。
　　什么是历史实践原则？就是依据已经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社会实践结果，去检验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去评判他们的文明价值，去确立他们的历史地位。这里，某种史书的既定评判，某种泛化古今的绝对道德理念，某种舶来的绝对目标理念，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文明价值标尺。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思想做出价值评判，我们的标尺只有一个——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任何一个当代人，只要他对历史元素在进行价值评判，无论他引用了多少名家的结论，都不足以抹去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这一命题，当代中国曾经进行过一场最为广泛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曾经帮助我们廓清了许多莫名烟雾，帮助我们中止了许多无端争论，使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变革与建设的新洪流中去。应当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独是适用于当下社会的价值标尺，同样也是适用于历史评判的文明价值标尺。以历史实践原则为根基，形成我们民族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是妥当而坚实的。如果脱离了历史实践，或者忽视了历史实践，对历史元素的文明价值评判，必然陷进空泛的概念化的泥沼。
　　历史主义的价值评判体系，有它的认识论根基。
　　这一认识论是：承认人类文明的生命根基是社会实践；承认人类的精神活动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并不具有绝对真理的意义；承认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的，而不是囫囵化的，不存在具有永恒意义的文明价值标尺；承认国家活动的正义选择，在每个时代都是相对性的，不存在永远具有正义性的绝对价值标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支柱：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我们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发掘民族文明在不同时期的合理内涵，历史活动的创造性才会展现出复杂宏阔的总体前进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我们才能超越个体意识的评判，最大限度地接近特定历史活动的普遍本质，从最为广阔的视角去审视文明历史遗产的真实价值。
　　文明价值评判，是历史研究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终端体现。这种研究与评判，如果不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其研究成果，其评判结论，则必将对现实社会失去任何启迪意义，只能堕入一种空泛的绝对化的学术呓语。因为，面对绝对学术化的绝对精神标尺，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群，包括我们自己，都将无所适从，都将无法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
　　绝对精神的泡沫
　　历史主义标尺的对立面，是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
　　这种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就当下社会而论，通常的形式是两种：一种是绝对人道理念，一种是绝对目标理念。前者，主要表现为以人道主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后者，主要表现为以民主制度为永恒至上的绝对目标，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明。他们好像上帝的代言人，总是教导我们用超越历史阶段的天国标尺，去评判历史，去对待当下。
　　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许多自以为永恒的绝对精神标尺。
　　譬如王道理念，譬如道德理念，譬如仁政理念，譬如人道主义，譬如人权主义，譬如民主至上等等。就这些理念产生的根源而言，就这些理念的合理内涵而言，它们本身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是无疑的。如果将这些理念作为一种高远的目标，从而使人类在历史活动中能够自觉关照自己的缺失，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这些理念被绝对化，被当做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被当做超越历史阶段并脱离历史实践的绝对价值观念，并以其作为实际标准，作为唯一尺度，去衡量具有无比丰富性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时，它们本身立地显得非常苍白。从本质上说，这是将某种绝对精神作为唯一标准，去检验历史的真理，去评判社会的实践。其结果，必然使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使人类历史的实践性，使文明价值的相对性，使真理的相对性，尽皆荡然无存。
　　绝对精神的泡沫在恣意飞扬，泡沫下面却是一片废墟。
　　譬如，历史上的基本现象之一：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政府，为了抗击外敌侵略，领导人民奋起反击，民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个国家要发展国防，要修建大型国防工程，国家耗费了很大的财力，工程也死伤了很多民众。对于此类基本的历史元素，作为对其文明价值的评判，绝对人道理念者们会作出严厉地指斥：这是不人道的，是人民的累累白骨成就了元首与将军的勋章，是无数的生命牺牲撑起了这些宏大工程；这样的元首是残暴的，这样的统帅是屠杀者！如果这样的元首或统帅恰恰死于非常之祸，则绝对人道理念者一定会写下激情宣判——他们该死，他们的死没有价值！在如此指斥之下，绝对人道者们甚至会为历史凭空添彩——编一个故事，让一个服徭役丈夫的女人哭倒长城，以显示绝对人道者的指斥是有根据的。故事流传久了，似乎就变成了真正的历史。
　　可是，要放弃抵抗呢，要放弃战备呢，要灭亡了国家，灭亡了民族呢？果真如此，这些绝对人道者们会有更加强力的说辞，去斥责那些元首与统帅，去斥责当时的政府，去彰显自己的正义。至于人类在国家时代选择行动方式的价值评估的相对性，至于国家正义的阶段性，绝对人道者们是从来不予考虑的。填充他们头脑的，只有他们的绝对精神；为了证明这种绝对标尺的正确性，他们大可以施展春秋笔法删削史书，小可以玩弄几个民间故事作为培养基，使这些故事成长为历史。至少，春秋战国秦帝国以来的近三千年，这种颇见滑稽的手法太多了。孟子为了证明“以至仁伐至不仁”的轻松性，为了掩盖历史革命的残酷性，大胆地删去了武王伐纣中的“血流漂杵”的记载，昂昂然宣布：“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
　　这就是他们的大脑，只有鞋子的标尺，从来没有长在自己身上的脚。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爱国主义者，许许多多的抗御外侮英雄，都被这种空泛的绝对理念否定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是偏狭的，历史上的反侵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屈原不再是爱国主义者了，岳飞也不再是民族英雄了。凡此等等，皆见空泛理念的泡沫灾难。以如此绝对精神为标尺，当今国家的变革图强，会在转瞬之间变得毫无意义；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任何一代人的发奋努力，也都会在转瞬之间变得毫无意义。
　　这，不是一种灰色的、幻灭的价值标尺吗？
　　但是，它却以高扬的泡沫，肆意吹撒度量着我们伟大的文明史。
　　在这种虚幻的泡沫价值观下，除了泡沫吹撒者们所尊奉的绝对精神，除了历史上的泡沫吹撒者同人，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所有人类历史实践，都是没有价值的。历史实践算什么，只要某一时代死过许多人，流过许多血，你这个时代就没有价值。泡沫吹撒者们的绝对精神逻辑，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客观地说，没有任何人赞成无端流血，赞成无端牺牲。我们要强调的是：当民族存亡、国家危难之际，或社会发展的急难时刻，需要一个族群付出一定牺牲时，这种牺牲就是壮烈而有价值的，就是有延续文明生存的巨大历史意义的；无论是作为组织者的领袖，还是战场与工程牺牲的人民，都是有价值的，有历史地位的；以同情人民牺牲为绝对标尺，指斥当时的领袖与当时的英雄，这是一种很荒诞的绝对精神标尺，也是一种玷污当时人民选择正义性的不正当评价；其对人民的同情，最终也只能陷于空泛的自我道德表白。
　　假如，美国社会因为人民流血而否定了独立战争，否定了华盛顿，那一定是非常滑稽的一桩世界文明丑闻。可是，此类现象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我们竟丝毫不觉其丑。何谓“常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宁非如此哉！
　　任何文明，都是历史在阶段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文明。没有永恒的绝对价值，没有永恒的历史标尺。对于我们的文明历史遗产，要做出具有相对真理性的评判，就要以历史主义为坚实根基，以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为相对标尺，以历史实践的相对真理性为依据，去评判历史元素的历史价值。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才能在深重漫长的历史烟雾中真正地建立起来。也只有这样，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历史，才能真正说得清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淹没于某种绝对精神的烟雾里不能自拔，那是一种魔障，那是一种梦魇。这种绝对精神，为我们树立起了绝对价值的标尺，然后以消解历史实践真理性的方式，消解我们的实践探索勇气；以否定最伟大文明遗产的方式，否定任何时代的创造力；以漠视丰功伟绩而崇尚一切生命的方式，弱化我们民族为正义生存而敢于付出牺牲的强势生存精神。凡此等等弥漫开来，以至年深月久，最终，我们将在绝对精神的漫天泡沫中，浸渍出彬彬有礼而华彩四溢的软骨症；面对世界竞争，我们只有团团作揖了。
　　《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
　　对《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其本身都必然会直接地深入到中国文明史的价值评判讨论之中。思想，总是在相互碰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性的。自1840年以来，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新价值评判思潮，已经以种种形式弥漫了160余年。这风雷激荡的160余年，我们打破了不知多少藩篱，却仍然没有获得普遍性的文明价值共识。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认真，我们必然会继续接近真理的境界。
　　历史的烟雾，不会永远地遮蔽一个智慧勇敢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