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妻子1韩国在线:斯蒂格利茨对中国经济发展如是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中国经济发展如是说　　

                                                     司马无痕 

2007年，听了一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 ph  Stiglitz）的精彩演讲。我同许多听众一样，感慨良多。老实说，对于斯蒂格利茨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我们并不熟悉。十年前，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学者，即便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权威的《西方经济学文库》介绍了众多的西方经济学界学者，其中也还没有没有对他的介绍。斯蒂格利茨是在2001年，因“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分析”，同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rf）和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分享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才引起人们主意的。他的研究领域跨越信息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等诸多领域。他冷静、客观、睿智的经济思想，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的思想和观念。

曾几何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著述尤如山洪暴发、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学术书架上，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青年学者。一时间，从亚当·斯密到后凯恩斯主义，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你方下台我登场。对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生吞活剥者有之，囫囵吞枣者有之。即便今日，对于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古董”，也还有许多学者和专家在面红耳赤争吵着如何“刻舟求剑”。

听了斯蒂格利茨的讲演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过去，对于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我们虽然有过疑问，但毕竟只是我们小人物的管见，是否具有“话语权”，我们自己往往也没有把握。大师演讲中的一些观点时时激起笔者的共鸣；听了他讲演，重读了他1991年出版的《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一书后，许多观点、观念都给我们以极大的冲击。他虽然是西方经济学家，但许多观点与观念常常与我们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反而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相近。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今天，许多人却以嘲笑政治经济学为荣。蒋学模先生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改过好几版，但今天学术界鲜有人提起。然而著名的学者反而发现，研究经济问题，不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常常会闹出许多荒唐的笑话。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约瑟夫·熊彼得其实也是西方为数不多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是继凯恩斯之后，强调政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的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先生此次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他认为中国新增长模式必须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注重社会公平，应该惠及更多的人。如果财富增加了而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样的增长是不正常的，也是值得重视的；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环保，如果经济增长了，而环境受到破坏，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有问题的。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当今世界和今后的社会、政府、百姓分担了得利者破坏环境的成本。他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也就是说政府在计算GDP时，应该扣除环境受损和修复的成本，在比较政绩时要使用“绿色GDP”这一指标；三是他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注重“创新体系的建立”；四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要从出口依赖转为扩大内需。这些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一、国外的经济理论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　　

斯蒂格先生在此次演讲中如是说：“中国的经济政策因为同别的国家的经济情况不一样，因此别国的经济政策拿到中国来用一定要进行改造。”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成绩的地方，常常是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和别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相结合、相适应的情况下才取得的。其实中国老祖宗早就知道“桔生南为橘，生北则为枳”的道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纵观当今中国的医改、教改、房改，哪一样不是生搬硬套外国理论而造成的失败和教训？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过去那些所谓言之凿凿的经济学观点：“房改是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教改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医改必须走市场化道路”等等，其改革思路和理论前提，常常就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在实行了多年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改革的，且初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日不长，有自己特有的国情，哪能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

斯帝格利茨先生指出：“西方的一些发展经验对中国来说，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西方的问题在于不注重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对环境的需求特别高。劳动力是生产的成本，他们注重减少劳动力，这对劳动者来说并不是好事，但对实业家和公司来说，减少成本意味着得到更多利润。”作为“经济人”的资本家，他当然希望用很少的人，经常发动“减员下岗活动”，付很少的报酬让劳动者干更多的事。但是对于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能走这样的路。他认为西方实业家、企业对牺牲环境索取利益特别偏爱，甚至达到滥用的程度，随时、不限量排放污染物。其后果是“政府、百姓为他们的得利，而承受污染的恶果”，这显然是天理难容的。实际上是政府和民众分担了他们的得利成本。因此，他认为非常有必要“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征税，这样对全球气候改善将有重大作用。”这同我们近年提倡的发展必须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

二、“蛋糕”再大也没有人的贪心大

斯蒂格利茨先生如是说：“有人说经济增长了就会扩散到其他部门和其他地区。实际上这并不符合经济理论也不符合社会现实。”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做大蛋糕”的理论。这种观点是谁发明的已不可考，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常常受到质疑。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蛋糕”做大了，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许多人也怀疑其欺骗性，但毕竟小人物还没有话语权。经大师点拨，深究一下，应该是有道理的。旧社会不管是丰年还是灾年，都有穷人饿死。“蛋糕”再大也还是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美国的“蛋糕”应该算是很大了，西欧的“蛋糕”也不算小，但也还是有乞丐，又是为什么？！“先富带后富”的前提是先富者为“圣贤”，然而以“经济人”为理论根据和前提的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又怎么会去带动后富呢？从中国富翁们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经济人”的制度规范，没有国家、政府的干预，没有惠民的国家政策，那“蛋糕”做得再大也与穷人、穷省无缘。

三、没有必要为借你钱的人去打工　　

斯蒂格利茨先生如是说：“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采用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了，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用中国的内需和国内的投资来完成。”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其中的经济学理论，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扩大内需。但是作为老百姓，有一点我们是明白的，这就是中国的东西拿到外国去比别人的便宜。记得在深圳听一位企业家讲课时，有人问深圳的繁荣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他指向门外拉着集装箱的货车说，这门外每分钟就有十多辆集装箱车到港口，从一斑可窥全豹。但当他讲到他们公司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公司与外商的利润比仅为2:8,有时甚至更低。按他的话说是“外国老板吃肉，我们啃骨头，有时连汤也喝不上；我们出口的产品只是外国老板雇佣搬运工的钱”。货物到了国外，20多个国家还要反我们的倾销,还要课我们的高额税。斯蒂格利茨先生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荒唐的故事：一伙欠债的破落贵族，凭着借穷人的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还用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买穷人的东西，又嫌穷人的东西太多了，要课“东西太多、太便宜税”（反倾销）。

斯蒂格利茨先生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虽然其中有些是正常的贸易交换（如必要的技术），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购买的外国证券是不是真的太多了。我们是应该考虑有没有必要“又冷又饿地去为财主们缝狐皮长袍”工作的必要？何况他们付给我们并不等价的报酬还是从我们口袋里借去的。我想或许斯蒂格利茨先生是认为这种“模式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了，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其真正含义是提醒我们没有必要去干这种“利人不讨好的事了”。

四、创新才是立国之本　　

斯蒂格利茨先生如是说：“创新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是资源的差别而是观念的差别。”　　

对于创新的问题，其重大的意义，从中央到基层，官员、学者都说得太多了，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创新”呢？有些人把创新当作一种时髦的口号，把创新庸俗泛化了。我认为斯蒂格利茨先生在这里所讲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即创新理论创始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原旨是要探索“企业家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经过研究，他把所有利润来源都归结为五个创新之中，即“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新来源的创新、制度创新”这五个方面。他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这五个方面的创新而发展的。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没有创新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没有发展。”同时他还研究了影响创新的三条定律：一是垄断创新方法和技术成果可以延长获得超额利润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创新利润的耗散。二是必须不断创新才能保持超额利润。三是创新的耗散程度与投资大小、技术复杂程度、科技先进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即投资大、技术复杂、科技先进的创新，其创新利润的耗散就相对小。

他认为一切超额利润必然来自五个创新，有时是单方面创新，而有时需要综合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可以单方面存在，而“制度创新”必须在市场创新获得成功之后，否则产品没有市场。制度创新虽然可以提高效益，但产品生产得又快又好，如卖不出去哪来的利润呢？

斯蒂格利茨先生似乎在告诉我们，今天经济学的“操作平台”应该是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这或许是我们今天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动因。在这里又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是今天经济理论的不成熟的版本，有如电脑的操作系统，过去的理论就好像WIN32、WIN95、WIN98，在一定的阶段它是最优秀的，但从今天新的操作系统来看，它又是有局限性的或者说是不成熟的。显然，对过去的经济理论，我们今天的做法应该同我们扬弃WIN32、WIN95一样，果断的扬弃它。对于它们的历史功绩、地位作用，让研究专门史的专家进行研究即可。在我们的教材中，在我们的课堂上，更多的应该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经济“操作系统”，而不是那些老掉牙的经济学家只讲那些老掉牙的理论。或许斯蒂格利茨先生一再强调创新原因也就是在此吧！

五、“权变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原因，也是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斯蒂格利茨先生如是说：“中国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现有‘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已经知道河对面是什么了。现在，事实上的市场经济是有很多模式的。有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等，这些模式都是有很大差异的。”他还说“市场经济有很多模式，采用何种模式将会导致产生什么社会。”斯蒂格利茨先生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非单一的一种模式，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在这一点上，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模式，也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过去常常以为它们都是一样的，只有与计划经济相比较时才能发现其不同。

众所周知，早期的市场经济发展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的，其理论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即X理论）假设为前提的,但近百年来,众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一致认识到了“经济人”理论的局限性。人不仅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政治人”（即Y理论）。用传统的市场经济X理论来指导今天的“权变人”（即Z理论），显然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之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其实应该是一种“权变经济”。何谓“权变经济”？“权变经济”应该是一种自动适应现实环境，自动选择最佳目标和路径的方式。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权变”是中文对于“函数”的意译，其理论逻辑基础是“如果——那么”。简单说，它的理念是不承认绝对的最优模式，它把现实情况和经济体制及机制这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作动态的考察。比如，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种理论思维并不形而上学地认为谁优谁劣，而是考察它是在哪种重要条件和环境下运行。在目标和宗旨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环境和条件，采用什么样的运作体制和机制才有利，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进行“自适应式”权变的。适应的就是好的，不适应的就是不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变”和“创新”强调的都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因为创新的目的是“效益最优化”（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而“权变”的目的也是“变而通之以尽利”。

六、“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理论作指导？　　

斯蒂格利茨先生在回答提问时说：“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理论认为信息是完美的，其实‘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错误的，市场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说：“政府的决策是非常重要，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个经济增长主要方面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大学里完成的，大学是政府的，私人部门的强项是能够把创新市场化。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联合，将一个‘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从西方经济发展史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一种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经济”。以亚当·斯密为首的“不应干预论”一方认为：“只要有了人类的自私的动机，一个私有的企业，一个竞争的市场”，政府只要做好提高分工的程度，增加资本数量，改善资本用途，保护好社会，保护好私人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维持公共事业设施即可。这其实就是前些年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市场小政府”的观点。这一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政府”概念与中国的“人民政府”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业协会”，这个“行业协会”是以其资本所有者的广泛“民主”来实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只是资本所有者的“守夜人”而已。这种以为由“看不见的手”就能自动完美地调节和支配经济的天方夜谭式的田园风光，在3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龙卷风”中，已被无情地撕得粉碎。而作为另一方的凯恩斯学说，就是在批评经济发展的无政府主义的呼声中崭露头角的。凯恩斯认为，政府必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以弥补自由市场的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政府“干预经济论”的理论取得了成功。于是乎人们又重新重视了政府干预经济学派的理论。　　

哪一种经济理论有道理呢？显然“小政府大市场”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政治体制下的产物，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意义。走“小政府大市场”的路是没有前提条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有产阶级的“行业协会”，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政府”，“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的观点，完全是在迷信、夸大“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意味着那些一切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通通都不能作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如果说有用的话，一是在研究特定国度的一定阶段的经济史时有用，有一定的案头研究作用。换句话说，这些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全部“打包”作为经济史的教科书。而对于用以指导经济发展，我们应在“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同盟经济学家中去寻求理论支撑。

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观点角度看，在西方主要有三大经济学名人，一个是凯恩斯，一个是熊彼待，另一个应该就是斯蒂格利茨先生了。凯恩斯虽认为政府应干预经济，但他的理论背景和前提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一个有效机制的前提下，提出应该干预经济的。在理论上，他也过分强调“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认为自由放任经济的主要缺点之一在于存在大量失业，而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源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 造成的。而这一切的观点，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和经济理论有天壤之别，根本就没有多少可借鉴的地方。即使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凯恩斯经济模型”，其实也是有局限的。正如日本著名思想家小室直树所指出的那样，凯恩斯的经济模型是以几个假设为前提的。一是没有外国，二是没有政府，三是没有时间，四是只有经济人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在政府越来越发挥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在“经济人”理论早已被抛弃而代之以“社会人”、“政治人”、“权变人”（ “权变人”的意思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候（或不同的时空），在不同的前提和背景下，他可以是经济人、也可以是社会人，可以是高尚的人，同时也可以是小人。），他的理论的前提条件已经完全改变，若用凯恩斯理论指导今天的经济，显然是“缘木求鱼”。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就有如“刻舟求剑”一样没有多少意义了。或许这就是凯恩斯、后凯恩斯主义淡出的原因。

熊彼待的创新理论虽然对创新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且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的，但他提出的“创新”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中是否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为创新的原动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我们今天的创新理论，在利益的价值观上，不仅包括经济效益，而且还有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显然，斯蒂格利茨先生的发展思想比凯恩斯、熊彼得以及他的老师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的理论也是非常崇敬的，1948年他还把那些难懂的凯恩斯理论整理成了一本 “连马都能懂”的书，但他的学生斯蒂格利茨先生显然并不赞成凯恩斯过分强调“看得见的手”的理论）更为深化。他在演讲中指出，“看得见的手”必须与“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才能使经济社会得到良性发展。其实，每一种经济理论的成功之处都在于它符合当时社会的环境和现实，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多年的封闭，出现“万家争鸣”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已经看清了当今时代的本质之后，就不能再以那些过时的思想和观念来分析、指导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如韩非子所言：“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七、“科斯定理”能否指导我们的经济发展？　　

斯蒂格利茨先生在演讲结束回答提问时说：“科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但‘科斯定理’中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的经济理论没有考虑销售是有成本的，而信息是不完美的。事实上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的理论只有在信息完美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而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完美的，因此，他的理论是没有任何借鉴意义的。”　　

对于“科斯定理”，或许我们许多人都不一定熟悉，但在一段时间以来，只要讲“明晰产权，促进发展”、讲“界定财产归属，明晰经济成分”，“建立产权明晰的股份制经济”、“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等等的观点，其实都与“科斯定理”有关。虽然“科斯定理”有许多方面的论述（如自由交换论、交易成本论、完全竞争论），但其核心是产权界定或产权清晰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也就是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产权不清，或产权没有被清楚界定，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受损，就会不关心财产的增值不增值。这样一来，由于产权不清，经济效益就不会高。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知道经济效益不高（即没有利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产权清晰只能解决“制度创新”问题，从利润理论的角度来看，制度创新在产品没有市场的前提下，效率再高、管理再好、制度再完善，也没有利润可言，没有利润当然也就没有发展可言。因此，作为一个企业的发展，除了制度创新之外，还需要有市场的创新、产品的创新、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有新的来源或新的配置方式的创新等等。是的，在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甚至是普遍出现，因此，我们许多经济学家就认为，从“所有制改革”入手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认为只有将产权不明晰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制，才是经济发展的捷径。但是，所谓产权明晰的深层意思还是把生产效益的动力来源寄托在个人私有心理上，实际上还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生产发展的动力那一套理论。由于我们今天的“人”早已不仅仅是“经济人”（X理论）而是“权变人”（Z理论）。因而以“以科斯定理”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指导作用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事实表明，那种以为“一股就灵”、“一包就灵”、“一改制就灵”的想法，其实是十分幼稚的。对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只能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择其适我者而用之，切记不分环境和条件而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