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娱乐圈的日子剧情::2011-11-11王尧基：“重回报”才是A股市场治本之道

 2011-11-11王尧基：“重回报”才是A股市场治本之道

记者：马翠莲　　来源：上海金融报 2011-11-11

　　今年以来，由于国内股市持续走低并剧烈震荡，使得多数投资者的长期亏损状况"雪上加霜"，因而对市场丧失信心的投资者与日俱增，已危及股市的可持续发展。而汇金公司在股市迭创新低时开始购进银行股、证监会批准新基金的节奏加快以及即将实施的"转融通"等，似乎都是提振市场的治标之举，并未真正触及"重融资、轻回报"这个A股市场的"痼疾"。在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离职履新，郭树清成为证监会新一任主席之际，探讨什么才是国内股市治本之道显得很有意义。记者为此采访了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

　《上海金融报》：请您谈谈现阶段A股市场的根本问题以及重视回报的意义。

　　王尧基：我们知道，股票市场的正确定位应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它既是筹资者融资的场所，也是投资者获取回报的场所。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既然投资者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上市公司发展，那么真诚回报投资者就是上市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长期以来，A股市场的融资量逐年增大，但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股息率远低于存款利率，炒股博价差成为国内股市主要的获利途径，投资者大多长期亏损。今年市场持续走低并剧烈震荡，以致现在对A股市场丧失信心的人越来越多。而汇金公司在股市迭创新低时开始购进银行股、证监会批准新基金的节奏加快以及即将实施的"转融通"等似乎都是提振市场的治标之举。既然是"重融资、轻回报"严重伤害了投资者，那么我们应该想到"重回报"才是股市危局的治本之道。
　　通常用股东总回报率来衡量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提供的价值回报。股东总回报包括：股票价格投资收益；股息红利。其中，股息红利不仅包括支付给股东的正常股息，还包括支付给股东的现金红利、特殊形式或一次性的分红，以及股票回购。因为回购本公司股票进行销毁缩股，让本公司股票填权升值，也等于回馈投资者。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尽管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美国股票总体的年回报率（去除了通货膨胀后）在每一阶段都保持在6.5%—7%的水平。
　　由于股票的本质就是借之获取股息红利的出资凭证，至于转让差价则是衍生品。因此，股息红利是投资者获取回报及流动性的最重要渠道。例如，成熟股票市场长期总回报的大约40%来自分红派息。就股票投资回报的两种途径资本利得与股息红利而言，股息红利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是因为，股票获得资本利得的可能性受到当年市场表现的显著影响；而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上，不管整个市场是上涨还是下跌，通常都会分红派息，且按季度支付。可见，股息红利的可靠性是投资者购买股票时考虑的重要原因。股息红利还具有的吸引力是它可以逐年增长。增长的股息红利流不仅可对冲通货膨胀，还可加速投资的回收。


　　《上海金融报》：您对A股上市公司的回报现状是如何看待的？

　　王尧基：从国内许多上市公司回报太少的情况来看，回报投资者似乎不是尽责任，更像是"恩赐"。
　　从股价方面来看，上证综指2000年末的收盘为2073点，2010年末的收盘为2808点，十年的名义涨幅只有35.5%。而过去十年间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累计上涨了22.3%。除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投资者带来的额外收益，上证指数仅比 　　CPI涨幅高出13.2%，即过去十年股价指数的实际涨幅仅为13.2%。而在过去10年间，名义GDP的涨幅约为380%。可见，长期以来A股市场的广大投资者并未真正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好处。
　　从从分红方面来看，1990年至2010年末，国内A股累计融资超过4万亿元，累计完成现金分红总额约1.8万亿元。而普通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不超过30%，其所分享的红利不超过0.54万亿元。即21年来A股市场给予普通投资者的现金分红总额占融资总额的比率不足13%。而如果按照现在3.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复利计算的21年储蓄回报高达105.9%。而且，对普通投资者而言，他们还需支付"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这几项交易成本甚至超过了红利。据2010年年报，A股上市公司的总体回报情况比以往有所好转，现金分红总额有了新的增长，但整体分红水平仍然太低。


　　《上海金融报》：请您谈谈中国上市公司分红回报状况与美国市场的差距。

　　王尧基：中国股市一直被抱怨"圈钱"，根本原因就是上市公司的"重融资、轻回报"使投资者难以通过分红回报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统计显示，1990年至2010年，A股融资总额约为分红总额的2.3倍。近年来，A股市场的分红情况有所好转，出现了少许高比例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但与美国上市公司大多能给予投资者高于银行利息的分红回报的情形存在极大反差。
　　现金分红是美国上市公司最主要的红利支付方式。由于该国投资者持有股票得到的分红高于银行利息回报，许多投资者是为了分红才进入股市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市公司的现金红利占公司净收入的比例在上个世纪70年代约为30%~40%；到80年代，提高到40%~50%。如今，不少美国上市公司税后利润的50%~70%用于支付红利。伴随着分红比例的提高，美国股市对新资金保持了持续的吸引力，并使股市投资的吸引力逐渐超过了银行储蓄。在美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以季度为周期对投资者进行分红的。如可口可乐公司自1950年上市以来始终坚持"按季分红"，而且分红金额稳步提高。又如，自1998年起的十多年间，标准普尔500成份股一直坚持连续稳定的分红，其分红额也稳步增长（近年的增长率维持在10%以上）。即使是在发生次贷危机的2008年，标准普尔500成份股也是稳定且略有增长地进行了现金分红，吸引了部分价值投资者在股市低迷时也坚守自己所购买的公司股票。
　　从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力的管理措施和良好的分红环境，A股市场的分红状况备受指责。同时，由于上市公司很少进行现金分红，投资者获得回报主要靠买卖股票博价差，这样越来越削弱投资者对市场的长期预期。而与A股市场投资者对分红不抱希望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美国投资者对公司是否分红十分敏感，分红政策往往被其作为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重要参照，大多数的投资者购买股票后长期持有、着眼于每年的分红或5年后的资本利得，仅有少数投资者会在短期获利后卖出股票。对他们来说，除了卖出股票，收到现金分红也是收回投资成本的重要方式。


　　《上海金融报》：请您分析一下国内上市公司分红太少的主要原因。

　　王尧基：A股上市公司分红太少的主要原因是控制大部分市值的国有股股东缺乏动力。中国上市公司的大部分市值由国有股股东控制，实际控制人往往以掌控资源为最高目标，因为国有企业做得越大，政绩也越大，高管的级别也就越高，其相应的各种福利待遇及补贴、在职消费、仕途升迁机会等随之增加，尤其是行政职务升迁对国企高管的吸引力往往超过薪酬。因而他们不以广大股东的回报率为最高目标，不愿意让资金以分红形式离开自己的控制，故分红率很低甚至不分红。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外成熟市场上市公司的股东大多是私人股东，股价的涨跌直接影响其财富和利益，因而他们愿意通过分红来吸引投资者，从而提升公司的股价。
　　从在海外成熟市场上，主要还有两方面的外部压力促使上市公司积极创造价值并积极分红。一方面，机构投资者要求其能够提供长期价值创造。另一方面，资金实力雄厚的收购者（私人股权基金）如同"掠食者"始终盯着并随时准备低价收购业绩不佳的公司。而在国内市场上，大部分市值控制在国有股股东手里，这些股东对股价的变动并不敏感、对上市公司高管施加的稳定股价的压力很小。同时，A股市场也缺乏成熟市场的那种"掠食者"般的私人股权基金，来追踪并随时准备低价收购业绩不佳的公司。因此，A股上市公司也缺少分红压力。
　　与此同时，A股上市公司的"有红不分"导致投资者只能通过投机获取收益，而投机行为反过来又强化了上市公司"有红不分"的行为。由于A股市场投机之风盛行，对短期投资者而言，现金分红并不能为之带来任何价值；同时，在A股市场中受到追捧的股票多为成长性的所谓"概念股"、"题材股"，红利分配很难影响到估值，故上市公司也就更没有动力发放红利。这样，就强化了投机盛行的"恶性循环"氛围。
　　从此外，A股市场的监管还有漏洞，分红机制还远不够完善。如证监会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要求"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提高了有融资需求的公司的分红比例，但对那些短期内无公开再融资要求的上市公司却缺少约束力。


　　《上海金融报》：请您谈谈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回报状况的对策建议。

　　王尧基：针对以上情况，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回报状况： 　　
　　 一是我们应尽快建立上市公司强制现金分红制度，并适当降低红利税。目前，在已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盈利必须分红之后，进而实行上市公司强制现金分红制度已有"铺垫"。管理层可参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对再融资上市公司的分红要求，明确所有A股上市公司在持续盈利情况下每年要有一定比例分红。如未按规定比例分红，须将其作为特别信息单独披露并说明理由，还需提示投资风险。而对长期不分红公司可采取特别警示等监管措施。同时，还应增强分红信息的及时性、透明性，且重大资产重组应设置现金分红"门槛"。另外，为了鼓励上市公司对投资者进行现金分红，还应适时修订《个人所得税法》，适当降低红利税税率。
　　二是以国企带头分红来带动民营企业分红。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制度，要明确的问题就是制定分红制度的指导原则，即确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经验，建立国资监管部门的利益和国企经营绩效的联动机制，强化它们对国企的监管意识。考虑到上市国企特别是央企多为成熟大企业、具备稳定分红的条件，国资委应借鉴成熟市场分红情况，颁布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每年都按一定利润比例进行现金分红或回购本公司股票的强制性规定，从而以国企分红来带动民营企业分红。
　　三是应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分红情况挂钩，抑制"高管拿高薪、股东低分红"的现象。近年来，英国、澳大利亚等不少欧洲国家纷纷开始强化股东投票决定高管薪酬的制度，美国也从今年开始实行。尽管我国有股东决定高管薪酬的现成制度，但我国的公司高管和大股东之间存在人员和利益双重一致化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派出"高管人员的控股股东在高管薪酬议案上的投票权进行限制。同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及行政管理费用应与公司效益挂钩，应将其控制在公司年总利润的一定比例之内。
　　另外，需尽快建立健全多方监管机制。我们应在上市公司利润分配上特别是在重大分红等事项上采取公众股东类别表决，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吸引更多股东参与，以增强对公司的市场约束。同时，应借鉴成熟市场经验，尽快引入集体诉讼制度，以便投资者藉此维护自身权益；还应进一步发挥中介机构、媒体等对股利政策、上市公司派现等方面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