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二摩托车多少钱:漫说水浒---匪魂话题（上）

1、四海之内皆兄弟

“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是中国民众并不陌生的一句话，它本出自《论语》，是由孔老圣人的弟子子夏提出来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它后来却成了许多大字不识只知杀人放火的草莽人物的人生信条。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也信奉这个，他们中的很多是一见之下，义气相投，便结为兄弟，这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最好注脚，不仅如此，有些好汉还明确讲出了这句话：
第二回中，盘踞少华山的跳涧虎陈达带人马要攻打华阴县，来史家庄借路，陈达见到史进，开口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可当时史进还并没有和他“皆兄弟也”的兴趣，反而出马交手捉住了他，不过最终倒是不打不相识，他们还真是成了兄弟；
又如第四十四回，石秀对萍水相逢便“赐酒相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谢时，杨林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还有第四回中，鲁达对热情款待的赵员外表示“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时，赵员外说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在书中也爱刺枪使棒的赵员外算是一个“准好汉”吧。）
……
还有不少好汉讲不出这话，但结交结拜、称兄道弟却也是家常便饭。于是便有不少人以为水浒世界真的是在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人平等的理想，把这当作水浒世界的一条重大精神。
例如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她的英译本《水浒传》于一九三三年出版时，即把书名改为《皆兄弟也》，对此，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表示了看法：
“近布克夫人（按：即赛珍珠）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先生的话是深刻的。
实际上，“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是仅限于好汉级别内部的。你可以相信宋江和李逵、和武松是兄弟，也可以相信武松和菜园子张青、和施恩是兄弟，但这绝不意味着李逵和被他一拳打得吐血的店小二、武松和卖水果的乔郓哥、史进和他的庄客是兄弟，甚至鲁智深和被他救护的金翠莲父女间也不是，那是恩人与受恩者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重逢鲁智深时，极为虔敬地分别“插烛也似拜了六拜”“倒地便拜”，兄弟之间哪用如此？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曾就此分析说：
“《水浒》虽然到处以兄弟相称，很多萍水相逢的好汉，一见如故，情逾骨肉，但这并不普施于所有人。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水浒英雄的打击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或朴刀之下，他们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因此，'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能够互相救助的自己人，或有可能加入自己的群体的游民的。换句话说，就是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属于自己帮派人的。”
正与在下看法相近。梁山好汉固然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但他们还有更为强烈的蔑视众生的心理，这一点，在下将在后面分说。
此外，即使梁山大寨内部，也决非人人平等的理想国。首先好汉与数万计喽罗间就不能说“皆兄弟”：第二十回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占据梁山后，派人下山去打劫客商，满载而归后，且看梁山大寨是如何论秤分金银的：
“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对这种分配制度，民国时期学者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分析道：
“他们（按：指梁山众头领）的经济生活是筑在喽罗制度之上。但是喽罗又和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不同，不是用'汗’来生产主人的生活用品，乃是用'血’来略掠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
这话让人听着不太舒服，毕竟梁山好汉不是坐享其成，他们作战是身先士卒的，但这话中又确实有合理成分。另外，第四十七回中交代，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拨定两所新屋让他们居住，又“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杨、石二好汉与伏侍他们的小喽罗恐怕也谈不上“皆兄弟也”。

也许下面一处叙述可以称得上触目惊心，在第二十回中，黄安率官军征讨梁山军败，大批士卒被俘，梁山“把这新拿到的军健，脸上刺了字号，选壮浪的分拨去各寨喂马砍柴，软弱的，各处看车切草。”这算什么？军用奴隶？普通兵丁还不都是下层出身，受命差遣，不得已而为之，一旦被捉，全成了这种奴隶或准奴隶（注意他们并不是被收编做战斗人员），有何“阶级感情”可言？有些学者是很乐于将梁山描述成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谁知这乌托邦背后一样有残暴和压迫。
其实即使是好汉内部，也决非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兄弟友爱、亲如一家，虽然书中在一百单八将大聚义后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但列位看官真的相信小旋风柴进、大刀关胜会和白日鼠白胜、鼓上蚤时迁拍着肩膀亲如兄弟吗？一般儿兄弟相称只是令人陶醉的表面现象，实际上至少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分出了两个等级。
再看具体的排座次。鼓上蚤时迁屡建奇功，却排名倒数第二，大刀关胜一个打了败仗的降将却高居第六，就连白日鼠白胜这样的酒囊饭袋也排在时迁前面，还不是因为他资格比时迁老？其实还有比白胜更酒囊饭袋的的人物，此人不用远找，宋江的弟弟铁扇子宋清便是。白胜好赖还有些功劳，智取生辰纲时他的比较出色的表演起了重要作用，江州劫法场之役他也是个参与其事的头领，梁山大排座次后，给众好汉分配职务，白胜是“军中走报机密头领”，大概是负责侦察、联络的吧，总还不是个白吃饭的。而宋清哪有半点功劳？排座次前后，两次安排职务，都是“排设筵宴”（也许宋江也知自己这个弟弟草包一个，所以才给安排一个不用上阵无生命危险的后勤美差？）但就是这位铁扇子宋清，却在七十二地煞中排第四十，总排名第七十六。没羽箭张清的两个副手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位居其后。他们原是官军将领，论武艺肯定当在宋清之上。梁山泊初建时的元老宋万、杜迁、朱贵也排在他的后面，至于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更是远在其后。要论身手，大概有三五个宋清也靠不到顾大嫂的身前吧？但宋清既然是总头领宋江的弟弟，排在这个位置，众人也便不觉有何不妥了－－倒是我们这些代人抱不平的现代读者多事？
所以，不要过于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它有真实的一面，在好汉自由地闯荡江湖时，他们往往会因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便“皆兄弟也”。但是一旦都上了山，组织成一个类似帮会的集团，等级便必然要建立，权力的分配也就开始，而分配权力排座次则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一门大学问。(注：值得注意的是，梁山大寨这种一方面兄弟相称以示平等，另一方面暗含等级的组织模式，被后来绝大多数的秘密社会组织所效法。)
也许上述关于排座次的议论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更准确，即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诚地希望在他的水浒世界里缔造出一个温暖而又平等的梁山泊的，而且是真的相信已经缔造出来了。但是一旦落笔到排座次，那些久已无形地沉积在他心中的古老的价值信条就在起作用了，悄悄地瓦解了他那初始的人人平等的梦幻，于是一张座次表便传达出他始料不及的丰富的信息，成为了解某些社会历史观念的一把重要钥匙。当然，它也说明了，“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其实只是个美好而不可能全然实现的梦幻。

2、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美国学者杰克逊在他的英译本《水浒》之“序言”这样说道：
“《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水浒传》也可以作为人类本性反抗非正义现象的一个例证。”
这种评述符合一般大众对《水浒传》的印象，即有一条重要精神贯穿着《水浒》，这就是：平不平。
在第四十四回中，挑着一担柴进城来卖的石秀见一群无赖围殴病关索杨雄，便奋勇来助杨雄，将众无赖打得东倒西歪，赢得了路经此地旁观了这一幕的戴宗、杨林的赞赏：“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
又如第五十八回中说道，大名府画匠王义带女儿到华山进香，被华州贺太守强夺了女儿，并将他刺配远恶军州。途经少华山，恰遇九纹龙史进。史进杀了两个防送公人，将王义救上山，又去华州冒险行刺贺太守，事虽不成，但他奋身所为，正是典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再如第三十回中，武松醉打蒋门神后，对众人宣称：“我从来只打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与此相似的是，戴宗也曾向宋江介绍李逵说他“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
当然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达。当侠义慷慨的鲁达一开始便在水浒世界里大踏步地出场时，这种平不平的精神就被他一腔热血燃烧着带到了鬼蜮横行的人间：先是救护金翠莲，打死镇关西，此后便亡命江湖展开了一系列锄强诛暴的行动：痛揍小霸王，火焚瓦官寺，大闹野猪林，……一路上“禅杖打开生死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展示了人间最充分的义侠精神。
这一切都说明。梁山好汉中确实有可敬、可爱的汉子，如奋身忘我、锄强扶弱的鲁智深，如单纯豪爽、勇敢而富有血性的九纹龙史进，他们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好汉”－－好样的汉子。
只可惜，梁山泊中这样的好汉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只是因为开篇鲁达故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使人误以为梁山好汉个个如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梁山好汉的普遍行径。实际上，通读一下《水浒》，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即便是拔刀相助，它的正义性有时也要打个折扣，这就是下面要说的：

3、混乱的侠义观

梁山好汉中颇有一些人是喜欢以侠义自居的，尤其是武松，动辄宣称自己专打不明道德的人，而一般人心中，也往往会以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是他们在溷浊的人间主持着正义。
这种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如上节所说，梁山好汉中确实有慷慨正直的汉子，奋身忘我地去诛锄人间的邪恶，但这部分人事的比例实在不应高估。
许多好汉心里，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崇高的道德律令的，这些江湖人物的行事，更多地是为一己之恩怨情感所支配。
这一切信息在水浒世界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九纹龙史进的故事中就已透出。史进最初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无疑是与附近的少华山强人在立场上是相对的。所以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家庄借路，跟他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史进毫不买帐，出马便擒了陈达。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杨春行了一条“苦计”，来史家庄跪请受缚，愿与陈达同死，史进受了感动，将他们都放了。但再接下来故事的演进就耐人寻味了：

过了十数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罗，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好意送来，受之为当。”……又过半月有余，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喽罗连夜送来史家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史进寻思到：“也难得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就是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侠义观、道德观，重人情，遂至立场不分。因此豪侠的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的黑店里，一旦与张青结为兄弟，那就任由他们夫妇将做人肉包子的黑店开下去，不再过问干涉。

同样，地方恶霸金眼彪施恩能凭几顿好酒好肉，就请武松平了蒋门神，替他夺回黑道地盘（参见“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金银话题”中“黑道攫财”一节），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更妙的是，任何版本的《水浒》，讲说这一段时，回目统统是：“施恩义夺快活林”。可这“义”字从何说起呢？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三国演义》关羽华容放曹那段的回目是：“关云长义释曹操”，这里的“义”字又是从何说起呢？

答案很简单，是从个人的情感说起。《水浒》中是频繁地使用“义”字的，如仗义疏财，如聚义，如结义，等等。可这里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对《水浒》中的“义”剖析得很清楚：“义”字确实有“正”、“宜”、“善”的意思，如“义士”、“义举”、“见义勇为”等，但它还有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假”，如义父、义兄、义足、义肢等。

因此所谓的结义不是“结伙伸张正义”，而是说“结为义兄弟”，至于结为义兄弟以后干什么，那可就难说了，固然可能是同去伸张正义，但结伙为非作歹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如宋江发配江州时在揭阳镇先后遇到的混江龙李俊、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儿张横等这群混世魔王

。“聚义”的含义也不外如此，绝不是如某些人一厢情愿地理解得那样“聚而起义”，所以孔明、孔亮两个地主少爷因私忿杀了另一个地主后上山造反，书中也称为“聚义

”。(注：第五十七回中，武松见到孔亮说：“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又如第五十八回写的是二龙山鲁智深、武松、杨志与桃花山李忠、周通再加上白虎山的孔亮聚集人马合力攻打青州，此回回目作“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

问个时期，有两位知名学者在所著《宋江析》一书中，分析此回说：“呼延灼逃到青州，继续真牙当地农民军，最后二龙山、桃花山等当地农民军与梁山军联合起来，终于捕获了这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翻动将领。”按：这种解释显然是赋予了“聚义”一词以特殊含义，但这样一来，又出现了难题，就是白虎山的孔明、孔亮兄弟既是地主出身，又是大投降派宋江的徒弟，实在不便让他们也镀上“农民起义”的金，于是“三山聚义”就被处理成了“二龙山、桃花山等当地农民军”，用一个“等”字，“等”去了地主出身的孔明、孔亮，将破绽遮掩了过去。)
总之，水浒世界里轰轰烈烈的好汉故事里，真正的侠义精神，虽不能说没有，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少，推动这一幕幕江湖故事演出的，更多的是：

4、快意恩仇

“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这些都是在侠义小说中最容易见到的话，把它们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
早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就可看到对“快意恩仇”的演绎，传中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为报恩慷慨赴死，为报仇亦慷慨赴死。他们惨烈的行动，固然有如荆轲刺秦王那样兼及力抗暴秦的天下公义的，但更多的是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游侠列传》中的大侠郭解，则“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
到了唐传奇中，快意恩仇更是成了那些来去倏忽的侠士行侠的主要动力，或报主人之恩，或酬知己之情，或复家族之仇，演绎不尽的是个人恩仇，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谢小娥、贾人妻……，莫不如此。
《水浒传》也不例外。晁盖等为报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一在梁山扎稳了脚跟，就派刘唐给送去百两黄金；宋江为报坑陷之仇，江州法场上刚捡回一条命，就带众好汉攻破无为军，活捉活割了黄文炳；梁山好汉为报朱仝几番相助的情分，不惜使出辣手，派李逵劈死小衙内，强拉朱仝上山；石秀为报被冤屈之仇，怂恿杨雄将老婆潘巧云开膛破肚……
水浒世界里，最能体现这种快意恩仇精神的是行者武松。他的人生行旅，几乎就是报恩与复仇的双重变奏。为报兄长无辜被害之仇，诛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报施恩几顿好酒好肉之恩，醉打了蒋门神；为雪张都监倾陷之恨，鸳鸯楼连杀十五人，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刀光血影里，武松俨然如一座威风凛凛的金甲的复仇之神。（在“好汉话题”中“武松”一节里，对此将细为分说，请参看）
整个梁山大寨更是要讲究快意恩仇。除了要对宋江、朱仝、柴进等人先后报恩外，更不忘的是血腥报仇：只要是梁山好汉的对头，无论是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只要庄园或城镇被破之日，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一定是不分良贱、满门尽灭！(注：金圣叹在第四十回中，在侯健于攻打无为军前向宋江汇报说黄文炳一家有男子妇人四五十口句旁，批示曰：“报仇至杀其四五十口，可称大快，然杀之而后数之，不若数之而后杀之尤快也。”可称国民心理快意恩仇之绝佳注脚。)
说到这里，也许列位看官中有的朋友已经从这“快意恩仇”中嗅出了阴冷的气息。对此加以深省，不能说没有必要。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

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但问题是，今人觉得恶心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却受到了赞美，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那就是：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

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

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

使他这个老见湖竟而在了

，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奇异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也正因如此，水浒世界里，宋江攻破祝家庄后，一度要下令洗荡了祝家庄，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不过总算有曾得钟离老人之助的石秀求情，祝家庄数千人众，(注：第四十六回中，祝家庄店小二对杨雄、石秀、时迁三人介绍说：“庄前庄后，有五七百家人家，都是佃户。”)才终于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免遭尸横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梁山大军的刀斧下的厄运。

5、劫富济贫

说起梁山好汉的行事，人们最喜欢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替天行道”是飘扬在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似乎这便是梁山武装的本质。
可什么是“替天行道”呢？
书中并无解说。也许是代老天伸张正义？
但梁山大寨中的众好汉似乎并不太信这个。他们上山的动机，主要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一种是待到朝廷招安，去边庭一刀一枪博功名，前者拿来吸引草莽英豪，后者用以劝诱庙堂将佐。至于纯出于大济苍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因此，在下对这“替天行道”，卑之无甚高论，倒是对“劫富济贫”，想说上两句。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多次讲到了好汉的劫富济贫。
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如鲁达资助金氏父女，如宋江在郓城时，“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
一种是没有济贫而纯粹的劫富：如智取生辰纲，如火并王伦后晁盖派人下山打劫客商（第二十回），如梁山人马攻破高唐州、华州、曾头市后，将金帛钱粮尽行装载上车，扬长而去；
此外第三种情况就是劫富而又济贫：如宋江打破祝家庄后，本打算屠庄，被石秀劝转了性，反而各家赐粮米一石。（其实这点所为只是牛身上拔了根儿毛，梁山好汉破庄后“得粮五十万石”，而分给祝家庄五七百家佃户的不过每家一石，施舍了千分之一，但好赖也总算是济贫了）；如攻破青州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认真地说，这只能叫赔偿损失）；如攻陷东平府后，先是“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而后才“将太守家私，表散居民”，这种济贫更是如九牛拔一毛，比祝家庄那段济贫还不如；再有就是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并没有多少象在下这种不怕劳神的主儿，去钻具体情节。而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在下所感兴趣的，要与列位看官探讨一下。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天完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割富济贫”“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
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来剥削一切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九是不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注：一次，在下和几位朋友闲谈，其中一位说到某某地所建商品房质量奇差，房顶竟会塌陷下来，幸好住户还未迁入才没出事。一时众人愤愤。但另一位却道，那房顶塌陷的，其实不是一般商品房，而是有钱人的别墅，大家听到这话，又微妙地心平气和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做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且仁的。
其实前者当中可能确实有不仁之辈，如强赖去解珍、解宝兄弟打死的老虎并对他们加以陷害的毛太公。但也未必尽是如此，如祝家庄，书中就没说他们有何劣迹，但宋江却早就打了主意要去破庄抢粮；而梁山好汉中的那些阔人也未必就仁，如柴、卢、李等，他们对好汉级别的人物可能出手大方，“仗义疏财”，但这些人对他们的庄客、佃户来说是否真的就仁，就很难说了，至少可以肯定原揭阳镇的财主恶少穆弘、穆春兄弟，他们荼毒地方，是绝对不仁的，但也没见哪个好汉出头打劫他们的庄园来劫富济贫。
也许，重要的还不是如何看待梁山好汉对“为富不仁”所持的双重标准，而是“为富不仁”这命题本身，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话题，如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是否富人都可以定性为剥削者？是否定为剥削阶级的人包括唐宗、宋祖、包拯、海瑞、李白、杜甫等一概可以斥为不仁？“仁”的标准又是什么？“为富不仁”为什么会为一般大众认同？它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到了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四个字呢？等等，等等，这些加起来，那就可以再写一本《漫话为富不仁》了，所以在下这里不可能统统予以解答，那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去思考吧，对此如有何高见，还请不吝赐教。“匪魂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其它内容，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