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狙击手柳德米拉丈夫:郝娜：有关中印经济增长的几个误区

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建国前的政治、经济状况相似，两国改革开放前都奉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中国改革早于印度十几年。1991印度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2006年前后摆脱“印度增长速度”(3%)进入“东亚增长速度”(8%及以上)，2007年达到9.5%，增长率排名全球第二。一时间有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十几年印度的发展速度将有可能超过中国。【1】 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唯GDP主义现今备受争议，印度改革晚于中国启动而能后来居上，且后劲十足，恰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如此，当西方世界有关“印度崛起”的话语盛行时，一向以新近崛起的世界大国心态自居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一时间难以接受世界的印度印象，更难接受城市一片脏乱差、到处是贫民窟、乞丐与贱民、没有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与通讯覆盖网的印度，有与中国并驾齐驱之势。真实情形到底如何，中印在未来的发展中各自需要面对什么样的重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利弊何在，未来需要作出怎样的政治、经济政策与制度调整，才能保持自己的持久优势，这便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印度与西方：谁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坐标?

印度外长贾斯旺星指出，在亚洲以及世界外交的场域中，真正能决定全球议程的是印度与中国——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同时也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而两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不俗，但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印度正面对着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s)，农业发展减缓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中国的问题则在于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稳定与秩序问题。

但印度相对于中国有种种劣势：印度的市场改革起步晚，底子薄，GDP不过是中国的1/4，识字率仅为66%，大大低于中国的93%，更不用说基础设施破败，腐败横行，政府远不如中国政府有效率，等等。所以基于两国之间在基础设施、吸引外资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使印度如今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8.5%，并可能在未来加速，即使许多经济专家预测未来3-5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中国，但无论是中国的主流学界还是官方仍拒绝认真了解印度，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增长方式是否优于中国，作为严肃的问题来对待。中国社会普遍认为，即使中印两国同在亚洲，国情、地位甚至经济增长速度相当，也不足以证明中国需要向印度学习：我们自19世纪中期开始就确立了向西方学习的目标，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学西方。

所以，表面上看来，中国不屑于与印度作比较，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比印度优越，但从根本上说，这样一种态度与中国一贯的“赶英超美”心态和向西方学习的政治立场一致。“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以欧美经验为主。”以欧美为方法，并将欧美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未来唯一的发展方向的预设，使得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是以超/赶(超英赶美)的基本姿态学习欧美，学术思想、知识生产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环节。【2】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西方政治制度在各国的实践差异证明，根本不存在欧美普世主义与成功的西方制度移植，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在欧美以外寻找新的、与自己国家所处的发展情境类似的参照坐标。印度与中国国情相似，都处在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中，经济增长速度都让世界眼前一亮，而两国经济增长方式各有优劣，是再理想不过的坐标。

人口与国内企业：是负担，还是动力?

薛涌认为印度赶超中国的本钱，一在人口，二在制度。中国的经济奇迹不过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却使中国迅速进入了老龄化。以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被扶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计，中印两国在1960年前后都达到甚至超过了80%，日后急剧下降。到2010年，中国被扶养人口的比例跌破了40%，充分兑现了“人口红利”，印度则仍然在56%的水平上，负担比中国重得多。再加上极其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极少的外资，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能大体和中国持平相当了不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被扶养的人口会急剧回升，而印度则会继续走低。到2020年左右，两国被扶养人口的比例大致相当，但印度将增加1.36亿劳动人口，中国则只能添加230万。到2030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比例将达到50%，印度则为45%左右。若再推算到2050年，中国的被扶养人口比例将高居62%-63%左右，印度则将在48%上下。【3】也就是说，未来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比中国更年轻。

印度高等教育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法律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而印度巨大的年轻人口为20年后国际制造业向印度转移提供了可能性。正如海牙社会学院教授塞思(Ashwani Saith)：“更大规模的人口究竟是经济的机会还是负担，关键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以及制度是否有能力为新进入的劳动力创造相应的就业。由于持续的低收入、人类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低素质和低技能，印度很容易在需求和供给方面都遭遇到这些人口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 【4】不过即使没有劳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印度新世纪以来的产业结构发展也充分显示了它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巨大潜力。

1991年印度政府启动经济改革，提出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亦即“华盛顿共识”)目标，逐步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2000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发展服务型知识经济的设想，2002年计划委员会推出了未来20年印度知识经济发展规划的“十五”计划。2006年，印度信息产业的增长率是50%，在GDP的增长中占到了1/4;2007年印度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收入达到了363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28%，占GDP的比重也增长到7%;2008年，印度软件业的产业值约为850亿美元;到2010年，印度信息产业的产值将接近1,030亿美元，约占GDP比重的20%左右。印度的产业结构中，高新技术、软件业占据了相当大比重，符合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5】

黄亚生提出，印度的国内企业部门，是超越中国的重大竞争优势来源，而其优势，则来自于法治、民主程序和相对健康的金融体系。2005年印度摆脱了长久以来3%的增长速度，2005年4-6月，GDP增长了8.1%。但印度是在建新厂和设备的国内投资只及中国的一半水平，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也只及中国10%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一成就。2005、2006年，中国的GDP维持了高增长，但在2003和2004年，中国将近50%的GDP投资到了国内的工厂和设备上，差不多与印度的整个GDP相当。这样一种差别表明，中国的增长源自庞大的资源积聚(投资驱动型)，而印度的增长则来自于不断提高的效率与坚实的国内消费。伴随着印度经济持续走高的是印度股市近年来猛涨，而中国股市却在GDP年增长超过9%的情况下急剧下滑，卓越的宏观经济表现和惨淡的微观经济表现让人大惑不解。【6】

投资驱动型与消费驱动型，谁更持久?

最能表明印度经济优势的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无需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手段便平稳渡过了危机。它第一轮的经济刺激为40亿美元，并采取减税政策，第二轮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还是减税。而中国投放了6,0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还不断上马大量的高额投资项目。2009年11月，印度宣布结束经济刺激措施，银行加息防止通胀。2009、2010年印度的GDP增长率都很高，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增长靠国民个人收入与消费和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投资。世行评估印度是所有主要国家里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1】

印度中产阶级在过去的20年里增长了4倍。2007年的数据显示，印度现在有8,000万个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按5口人来计算，印度中产阶级的人口约为3亿人，至少不少于2.5亿。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目前约为2,500万，是印度的1/10。【5】 不同于中国的资源动员型投资与外向型发展方式，印度致力于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基础，向传统工业、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所以即使中国经济的规模总量大于印度，资本单位的效率和大众消费的增长方面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高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所以储蓄率与消费同时比中国高。中国的经济总量中，进口加出口占GDP的60%，GDP结构不良而又危险。【5】

1993年市场化改革推行之后，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道路。伴随GDP增长的，是日益严峻的社会贫富分化，社会保障缺失和劳动人口残酷恶劣的生存状况。印度的GDP与个人收入增长总的来说基本同步，虽然它同样存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而中国的劳动报酬在1983年占GDP的57%，2005年下降到37%，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一水平，GDP增长呈现出与个人收入脱节的状况，并且工人的相当一部分工资不得不用来承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空缺。【1】

不与人民福祉挂钩的GDP增长使得经济增长的受益人群覆盖面越来越小。与GDP增长率相伴的，是中国在平等、福利、反贫困、健康与人均寿命等方面状况的持续恶化。【4】 中国的收入与财富的高度不平等，和城乡、劳资、地区间的不平等，政府部门普遍而严重的腐败状况，都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日益棘手。而因了中国制造业中遭受压榨而缺失个人基本权益保障的劳工状况，遍及全国的黑煤窑和死于非命的童工与矿工人数逐年增长，各种制造及重金属行业的伤残、职业性绝症和因普遍性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地域性绝症等经济发展“后遗症”，中国GDP的增长越发显得血腥。如果再算上因盲目疯狂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暴力强拆与强征，——这一点，无论是阿玛蒂亚·森，还是印度总理辛格，还是对比中印发展模式的印度与西方经济学家，都会特别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过于高昂。而这恰恰是中国长久以来所津津乐道地，能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发展方式。

外资与基础设施：中国奇迹的关键?

与中国上演的各级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招商引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没有“能力”吸引FDI。在有些邦，农民反对引进外资破坏当地环境，所以政府决策无法强有力地推行。但黄亚生指出，没有证据说明FDI与“负责的经济政策、教育投资、健全的法制和金融制度相比，是经济发展的最佳道路”。【6】 20世纪60年代外国投资者的宠儿巴西，以政治经济溃败而收场;日本、韩国与台湾得到的FDI很少，却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

黄亚生提出，那种将中国的成功归于基础设施投资和FDI的观点，源于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的观察。如果我们回顾80年代中国经济的状况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很有活力，人口加权后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90年代，80年代中国的FDI只有30亿美元，经济表现却远远超过印度。并且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不如印度。1989年，印度的公路通车里程是140万公里，而中国只有86.2万公里，印度的铁路交通也更为发达。在1975年，尽管面积比中国小，但是印度拥有6万公里的铁路，中国只有4.6万公里。到了1995年，中国的铁路仍然比印度的短，电气化铁路里程数也少于印度。但基础设施上的落后并未妨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印度。【1】

中国是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力资源积累后，才有了建设基础设施的成果，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原因，FDI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应该归功于“大胆的经济自由化与制度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带来了竞争，并培育了私人创业家。” 【6】 而现在，印度正在复制中国奇迹，“一旦它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一段时间，FD I就会进入这个国家，无论它的基建状况是怎样的不尽如人意。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将被随后用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FDI，FDI流入已经从6、7年前的60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300亿美元。而它的基础设施也在明显改善。【1】 但它要提防的，正是中国走过的路：太过醉心于建造世界级基础设施的背后，都会导致对更重要的领域的投入减少，比如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沦为大规模投资项目的牺牲品，这有可能导致未来中国在良好的熟练工人方面丧失其在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

应该说，一国经济的持久增长，不取决于FDI、世界级的基础设施，或者是劳动人口规模，也不取决于能快速集权的决策机构，而在于“该国是否有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以及相对免受粗暴政治干预的商业环境”。【1】 因为印度有保障创造力与创新精神的教育与政府机制，所以印度能有一批世界级企业，如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Ranbaxy)、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Bajaj Auto)，以及汽车装配业的马欣德拉(Mahindra)。而中国赖以成名的世界级的制造企业，几乎全是FDI的产物，没有中国本土公司，无法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高端产品的“中国制造”不过是“在中国制造”，而未来将要出现的“印度制造”将等于“由印度制造”，“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会把利润也留在手里”。【1】

印度的金融体系公开透明使其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受到的冲击很小，尽管印度的经济总量与资本总额不如中国那般庞大，但它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人企业。信息系统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时，创办者在没有硬资产或者政治关系的情况下，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和股票市场获得了创业资金。【6】 而直到今天，中国银行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依靠垄断与非正常竞争获利的巨无霸国企，导致大量的银行呆坏账与资金亏空，经济发展30年仍是国企化，民营经济仍难有发展空间。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发达，它可以引入外资，但却会影响本土企业的成长。【7】

中国与印度：GDP比拼民主政治?

在现实世界里，政治与经济耦合在一起，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所以我们讨论中印经济增长，必然要落到国家如何管理经济的政治问题上。中印的经济增长，谁更有持久的优势，比较的逻辑基础显然不是GDP或者出口数据。许多中国人把印度GDP的低增长归咎于其民主制度，郎咸平有个著名的逻辑混乱的判断：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所以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8】

黄亚生指出，这种观点除了证明自身政治体制的优越之外，根本站不住脚。民主不能用效率来衡量，也只有中国式的观点才会把民主与GDP增长率直接挂钩来衡量政治制度是否有经济效益与价值。“印度增长速度”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失败(当时正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而今日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高增长率得益于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1】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体制，它当然不会像曹思源所评判的那样完美：是最完善的宪政民主体制，宪法与法律完善且有效保障公民权益，政党政治活跃且日益成熟，底层政治参与高且认同感高，阶层自由流动打破种姓制度。【9】 姚洋曾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对经济增长有三个方面的消极作用：造成了印度经济生活高度政治化，导致很多经济努力与经济决策因遭到地方性民众的反对无法落实;民粹主义泛滥，政府极度照顾人们眼前的利益，忽视国家的长远利益;法制效率低下，无法落实，地方政治黑社会化的问题十分严重。【10】

从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来讲，印度民主基本做到了和平交接政权，避免大的政治动荡，但远远谈不上对人民负责任。但印度的民主政治教会了民众与各个社会团体、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相互之间宽容【11】 ;社会的发展非常厚实，基层不靠政府可以自己运作;印度还拥有自由的媒体，阿玛蒂亚·森认为这是印度自独立以来没有发生大的饥荒的最重要原因，媒体会帮助政府发现饥荒的问题，政府的应对措施才能及时有效。【12】

与中国从未将贫困人口纳入进来的城市发展规划与城市化进程相比，印度各大城市的1,000万流动摊贩与“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组织向最高法院状告“不准摆摊”的新德里市政府并赢得诉讼、乞丐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或者是因农民反对而搁浅的经济开发区，都让中国人觉得陌生。【13】 这是否是姚洋所说的“民粹化”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回想中国各个城市都还在扩充且公务员编制化的恶贯满盈的城管队伍，回想各地城乡以推土机为武器推进的拆迁与征地运动，还有为此丧命的急剧增多的普通中国人，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只对于GDP与政府公共消费支出【8】有意义的“多快好省”的中国城市化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会有多优越。

经济增长≠政治进步

无论是阿希斯·南迪、巴格沃蒂，还是辛格都提出，即使中国可以比民主国家更快地转变政策框架，中国的体制优势也不会长久。权力集中可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也可以成为改革的重大障碍，比如它无法培育出独创性的高新技术产业。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政治需求会开始滋长，中国政府如若不能进一步采取高压政策压制社会的政治要求，就需要开放政治进程，也要走到民主化的轨道上来。并且，因为它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它会遭遇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更大政治民主和经济开放与透明的压力。【14】中国的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居高不下的房价、东南沿海日益告急的劳动力短缺和政治特权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肆无忌惮，都在昭告人们其经济增长方式所面临挑战。

印度的优势正如辛格指出的那样：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比较稳固，对法制有一种承诺，虽然效率缓慢，但一旦做出决策便具有持久性，所以可以把经济改革坚持下去。【5】印度所有的政治改革措施都是在它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动乡村自治的方式(五人长老会)推进农村地区的民主，使得选举权普及全民。《知情权法案》1997年在泰米尔纳德邦和果阿邦通过，2000年推广到其他邦，2005年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1】由此可见，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在印度是良性的正相关关系。中国2009年也通过实施了《政府信息条例》，但公众的知情权至今并无大的改观。

塞思对中印未来的经济发展都持谨慎态度，但他指出中国与印度正在互相效仿彼此的一些负面特征，两国呈现出了诸多反常趋同的现象：妇女的地位，包括强烈的性别劣势、卖淫和可怕的出生性别比的倒退;国家的环境状况;贪腐横行;农村人口越来越无法享受到医疗和教育，由此引发地方性的农村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膨胀;不平等加剧，且中国的情形恶化得更快。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公共利益都被彻底私有化了，两国未来的发展，在印度，是有待于民主政治的更好表现，全面民主地分配经济成果;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议程也在决定着其未来。【4】

经济的繁荣何种程度上会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各种社会政策，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而不是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发展，但政治发展决定着未来的经济增长路途是否平稳。中印两国有着不同的现代化蜕变之路，但能否殊途同归，实现持久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取决于谁能具备一个民主、开放、稳健的政治体制。

注释：

【1】黄亚生，<中印发展前景和发展模式比较>，《南方都市报》，2010-7- 25。

【2】陈光兴，<作为方法的印度>，《读书》，2010年第12期。

【3】薛涌，<印度超越中国，不再是危言>，《南都周刊》，2010-10-20。

【4】塞思，<中国和印度：成就不同的制度根源>，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10-5-15。

【5】夏业良，<中印经济模式到底谁优谁劣?>，凤凰网，2010年5月10日。

【6】黄亚生，<中国能向印度学什么?>，《东亚经济评论》，2006-1-25。

【7】黄亚生，<大国崛起的龙象之争>，燕山大讲堂，2010-2-11。

【8】郎咸平，<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中国经营报》，2010-8-19。

【9】曹思源，<印度的宪政之路>，来自作者博客，2010-5-11。

【10】姚洋，<印度的民主问题>，凤凰网，2010-3-1。

【11】陈韵，<印度民主不完善，但让社会更柔软——对话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11-1-9。

【12】阿玛蒂亚·森，<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印经验比较>，《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

【13】王利平，<印度能超越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吗?>，2010-10-31，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4】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印度短期内能超越中国吗?>，财经网，2010-12-2。

作者简介：郝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的铁路与集权国家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