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手梨花 肠流:《孙子兵法》新解与史证（之三）

《孙子兵法》新解与史证（之三）

攻篇第三
先译—遍: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用兵的指导原则是：完整地征服敌国为上策；毁灭敌国次之；使敌人投降为上策，消灭敌军次之；抓到敌人俘虏为上策，杀死敌人次之，俘虏整编制的敌人为上策，抓到散兵游勇次之。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懂战争，不经过战争就能让敌人屈服，才是最理想的结局。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所以，用谋略达到目的为上，用外交方法征服敌人次之，用对阵消灭敌人又次之，最下策就是攻城。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 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攻城是不得已的办法，设计攻城的器械，需要用三个月时间，三个月才能修造完成；将要投入大批激动的兵力攻坚，如果士卒伤亡三分之一而城仍未攻破，此次攻坚就是彻底失败。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所以，懂兵法的人，不靠战场交兵能使敌人屈服。不靠强攻能夺拔取敌人的城池。
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毁灭敌人的国家不是长久之计，征服完整的敌国才能征服天下。所以，兵力不受过大损失而缴获又多才算圆满胜利。这就是以谋攻敌的法则。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战〕之，
        所以，用兵打仗的一般法则是：十倍于敌，围而歼之；五倍于敌，则可攻取；两倍于敌，亦可交战。
敌则能(战)〔分〕之，少则能(逃)〔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若与对方势均力敌，就分而攻之，兵太少，就逃生，若兵力少于敌人，就避开其锐；所以，兵力少的时候，不可与敌硬拼，否则极易被敌人擒获。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将帅是国家的辅佐，考虑得周密，国家就必然强盛；计划有缺陷，国家必然会衰败。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
        国君横加干涉，对军队造成伤害有三种情况：不了解军队不可以进攻而强令进攻；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后退而强令其退却，这叫“瞎指挥”。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
        不了解军队的具体事务而参与军队的管理，将士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不懂军事的权变之道而干预军队的指挥，将士就会对战局生疑。三军将士既不明白意图又胡乱猜疑，别国就会来犯，灾难就会降临。这就是做自乱其军，给敌人可乘之机的道理。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所以预知胜负的因素有如下五条：知道自己可以打和不可以打者胜；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灵活使用者胜；全军上下同心同德者胜；以有备之师而对无备之敌者胜；将帅有才能而君主不横加干涉者胜。这五条，是预知胜利的方法。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所以说，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每战必胜；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胜负各半，没有全胜把握，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
再议论—遍: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用兵的指导原则是：完整地征服敌国为上策；毁灭敌国次之；使敌人投降为上策，消灭敌军次之；抓到敌人俘虏为上策，杀死敌人次之，俘虏整编制的敌人为上策，抓到散兵游勇次之。
        千百年来，人们研究《孙子》，都认为这是孙武思想的精华，其实，若不是出于民族间的深仇大恨，〈如成吉思汗的子孙对西夏〉，若不是出于野蛮的报复行为，〈如顺治的清兵江南屠城〉，没有哪个战争是要把对手从地图上抹去的。这就有—个战略目的的问题。
        消除威胁，扩展疆界，以保国家安全。补充兵员、增加给养，壮大实力，以充实国力。这是—般战争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有待修的城池建筑、不能有受伤的需人照料的俘虏，不能有流窜于四野的散兵游勇。用战争手段占领敌国的主要目的是要“为我所用”占领—片废墟、敌败兵日夜骚扰，不但不能自给，反而麻烦不断，〈如苏联占领阿富汗、美国占领伊拉克〉，这就达不到战略目的。
        “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伍为上，全卒为上。”是实现这个战略目的具体分项，从一个城池到一个俘虏，首先不需分精力人员去恢复和养护，才是“为我所用”的前提，日本鬼子打烂南京，不但未从中得到补充，反而激发了全世界的声讨和全国的抗日士气，德国鬼子迫法国投降，从中获益无数，即是此理。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懂战争，不经过战争就能让敌人屈服，才是最理想的结局。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文的点睛之笔，“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伍为上，全卒为上。”最有效的手段即此“不战屈人”—句，故孙子说其是最理想的结果。敌迫于压力而投降，不但马上可得到供给，而且少了多少后来的麻烦，实为最上策，刘备取西川之后能迅速立足，自号“汉中王”，皆是诸葛给刘璋施压所置，傅作义献北平，亦是一理，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不战而屈人之兵”从实际的条件而言，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从实际的力量而言，我军在数量上要多于敌军；从实行的手段而言，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实行的范围而言，既适用于春秋末年的诸侯国与城池，也适用于当今世界；从实行的目的而言:“安国全军之道”是孙子理想中至高无上的战略原则。
         第一，“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心理学上的威慑，使敌人在心理上产生畏惧作为基础的。
         第二， 以优势的实力和充分的迎战准备作为全胜的物质基础。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有可能实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
        第三， 以非军事手段的“伐谋”、“伐交”作为达到全胜的有效手段。
        第四，以周全的“修道保法”措施作为达到全胜目标的可靠保证。
        海湾战争多国部队战区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在战后说，“我们的胜利得益于在战略运筹和作战指挥上对《孙子兵法》的成功运用。”
        然而事隔八年后，基辛格博士在针对核查危机导致的“沙漠之狐”行动时却说，“华盛顿胜的是战役，而萨达姆赢了整个战争。”
        自称领悟了孙子兵法精髓的美国人其实完全没有弄明白孙子所强调的全胜上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推行的是强权政治，维护的是一己之利，动辄以武力相加，怎能做到屈人之兵于不战呢?
        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指在“服战于民心”的前提下，将“伐谋”和“伐交”摆在首位，把军事斗争的“伐兵”和“攻城”放在次要地位，而以综合国力作为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去争取“全国为上”的“不战”。
        过份夸大军事上的绝对威慑力，认为凭借单纯的军事实力便可以去“伐交”、“伐谋”，以威相胁，达到屈人之目的，这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意。纵观古今中外，凡是穷兵黩武，推行强权战略，妄图以武力攫取世界霸权，无视和不尊重人民起码生存权利的不义之师，即便用尽各种手段而一时得逞，但最终无不遭到惨痛失败。
        曾依靠武力强极一时的希特勒、东条英机在当时都具有强大的军队和战役、战术上的先进理论，也使西欧、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被迫不战而屈，对其唯命是从，但由于他们战略上脱胎于谋求霸权，最终都土崩瓦解。
        当年伊拉克师出不义，基本没有动武便吞了科威特之后，仅短短４２天便一败涂地。而当时维护联合国决议、伸张正义的美国在战后却利令智昏，重蹈霸权行径复辙。战后超越常规无休无止的经济制裁使伊拉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二十多倍，非但没有推翻萨达姆政权，美伊之争反而愈演愈烈，危机频繁。
        美国由于其根本利益，渐渐失去了海湾及其它国家的支持而陷入了尴尬境地。在其用尽了武力恫吓，外交斡旋仍无济于事之后，终于气极败坏地采用了下下之策“伐兵、攻城”。结果跨出了越过联合国而动武的危险一步，引起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伊拉克人民的坚决反对。
   要想制止暴力，需要更加强调“以强大的实力来形成遏制霸权行径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和平与正义只有用武力才能保证，离开了军事实力的一切威慑、打击和外交斗争必定是软弱无力，无以自保。
        孙子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只有具有了战则必胜的力量，有能够以战匡正的意志和手段，便能让不义者明白若战对其更不利，从而放弃挑起战争的企图，不战而遁，屈服于我，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髓。
        抗美援朝中，第五次战役双方投入百万大军，不仅是我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也堪称二战后最大的战役。在近两个月的作战中，志愿军歼敌8.2万人，虽然摆脱了第四次战役所处的被动局面，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8.5万人，是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次我军伤亡多于敌军的战役。　　仗打到这个份上，不总结教训不行。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对付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大歼灭战是打不得的，得采取打小歼灭战的方针。”他5月27日起草了一份指示电报：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5月27日，毛泽东接见陈赓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又对这一指示精神作了进一步阐述。“打这么大不行，打这么大会影响经济稳定……打仗的规模要和经济问题相适应。”他形象地把采用打小歼灭战的办法，称之为“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在打歼灭战的方法样式和规模上，他说：“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它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季将敌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　　1951年6月10日，美国政府提出在朝鲜谈判停战的要求。
        彭德怀在7月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
        彭总根据他上述构想，即指示志司作战处拟制准备第六次战役的作战计划，预定先以第1梯队10个军发起战役反击，集中兵力歼灭美军第3师和土耳其旅。第二步，伺机歼灭美25师（两个团）和南朝鲜军第2师。另以5个师作为战役第2梯队，视情况继续发展战果。志司作战处遵照彭总的意图和指示，即拟制了第六次战役预定方案，准备待朝鲜雨季过后，于8月中旬实施。这就是“第六次战役计划”。第六次战役计划，是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是配合停战谈判的。　　7月27日，彭德怀正式下达作战命令，计划出动志愿军13个军和人民军4个军团，以及航空兵22个团，一举攻破“联合国军”防线，然后打到三八线以南。进入8月后，大军已箭上弦、刀出鞘，蓄势待发。
        此时邓华提出，“如果就地停战的话，并不吃亏，美军所占东线地区面积大却全是山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西线中朝方所占面积虽略小却是平原，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离汉城也近，对敌人威胁同样很大。”  “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坚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不可小视。我们如果以现有力量和装备发起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了战斗。不管哪一结果，伤亡和消耗都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相反的，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力量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彭德怀说：“你的建议有些道理，你写个书面建议给主席，第六次战役不是非马上发动不可，也可以缓一缓嘛。”　　8月18日，邓华的建议送到了毛泽东案前。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长，对“第六次战役预案”慎重研究后，以军委名义给彭德怀下达指示，确定9月战役计划，“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
        2天后，毛泽东电示彭总，让彭总考虑邓华8月18日的建议。邓华在建议中还提出：“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毛泽东电令彭德怀予以认真考虑：“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　　8月23日，彭总复电同意，说：“可选择伪军突出部举行局部进攻。”这时美军为了配合其在板门店的谈判，正开始对中朝联军施加军事压力，向东线朝鲜人民军阵地实施局部进攻，即1951年的夏季局部攻势。紧接着又是秋季局部攻势。中朝联军在积极防御作战和战术反击作战中取得了很大胜利。3个多月歼敌16万余人。“联合国军”自认进攻失败，“得不偿失”，被迫于11月27日同中朝方面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
        此后，随着战场形势和停战谈判形势的发展要求，战争形式已重点转到阵地战，志愿军的作战指导思想重点也转到了打小歼灭战上。情况变了，第六次战役计划自然也就不再提及了。　　第六次战役虽然始终未曾发动，战后，美国公布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每半月向安理会送的“联合国军”作战报告中透露，当时美军得知志愿军备战活动后，内部惶恐不安。李奇微对刚到朝鲜时志愿军的攻势记忆犹新，他在报告中屡屡提醒说，“大批中共增援部队已开到韩国，强大的炮兵预备队已开到前线，正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敌人的人力、装备、补给品，足以试图发动一次重大攻势。”“敌人很快要发动第六次攻势”等等。　　美国专栏作家艾伦还大爆“内幕”，称“李奇微已向美国决策当局呈交了一份停战谈判进行以来最暗淡的报告。”李奇微“最关切”的问题是：“敌后的不祥发展，明白显示共产党准备一俟天时转好，即发动全面战争。……共产党利用战斗沉寂之时，不只是建立他们的地面部队实力。并且还大事扩充其空军的力量。现在从最低估计，共产党可能一次出动喷气战斗机600架……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同样令人郁闷。最近估计是，共军实力超过90万人。”　　据称，李奇微这个报告在美国决策当局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被志愿军的强大军力吓破了胆，“急于主张韩境停战，并力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检讨一下韩战的全盘战略”。这说明备而不发的第六次战役对美军的压力之大，束缚了李奇微的手脚。后来，美军采取所有世间能想到的无赖手段拖延停战谈判，却始终不敢使谈判破裂；在战场上尽管想方设法施加军事压力，以迫使志愿军屈服，也只能实施稀稀拉拉的局部进攻，而不敢放手实施像第四、第五次战役中的全面反攻，其战役决心常常朝令夕改，自打嘴巴，自相矛盾。充满神秘而备而不发的第六次战役，其准备活动体现了中央军委的高超指挥艺术，的确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再看看典型的“绥远方式”:
        “绥远方式”是用“北平方式”和平解决北平后，毛主席对这种方式的精辟升华，如果说用“北平方式”达到“不战屈人”之目的，还要采用大兵压境、打天津示威等手段，“绥远方式”则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因其除了全国大胜己定的威势外，并无一兵之损和一金之耗，确为罕见。
        4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将军时，首次提出绥远问题要用“绥远方式”解决。当傅作义询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时，毛泽东解释说：“就是不用打仗来解决绥远问题。解放军与董其武部队之间先划条和平线，互不侵犯，把铁路接通，贸易搞起来，然后看董其武将军认为方便的时候宣布起义。”这就是“绥远方式”的基调。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更进一步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临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实际上，1949年1月，在解放军代表和傅作义方面代表进行北平和谈中，傅作义方面代表即提出了“平津塘绥一起解放”的方案。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北平天津处于双方军事对峙形势下，面临各种复杂问题，要想将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困难很大，故决定先解决平津问题。于是在谈判中向傅方代表说明，“解决绥远问题可采用更缓和的方式。”
         绥远是傅作义长期经营之地，董其武、孙兰峰(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官)等将领都是傅作义的老部下。因此，北平和平解放直接决定着绥远问题的解决。
        七届二中全会后，在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的直接领导下，经中共方面代表李井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张友渔(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潘纪文(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长)和傅作义方面代表王克俊(原华北“剿总”秘书长)、周北峰(原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绥远省政府厅长)、阎又文(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的多次谈判，于5月28日在北平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俱乐部华北局会议室签定了《绥远和平协议》。
        6月8日，毛泽东批准《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生效。
        当时国民党在绥远的驻军有8.6万多人，其中董其武、邓宝珊部有5万人，是起义的主要力量；地方杂牌军约2万余人，军纪涣散，内部复杂。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军1万余人，其领导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反对起义。
        8月25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派亲赴绥远促成起义。8月26日至9月10日，傅、邓分别接见了驻归绥和包头的国民党部队高级将领和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及对绥远的方针政策，颁发了中共赠送的慰问金和慰问品，并对董其武所部军政干部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至此，起义的条件和时机已基本成熟。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39人，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起义通电。
        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董其武等发出贺电。
        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指示的“绥远方式”实施后，绥远不再用军事管制方式，而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中共代表)、乌兰夫(中共代表)、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傅作义兼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两个军(第36军、37军)、一个骑兵师(骑4师)。
        “绥远方式”的胜利实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它标志着中共用“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开始，也证明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战略决策，由此带动了各地国民党军官兵的起义和各地的和平解放，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二)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所以，用谋略达到目的为上，用外交方法征服敌人次之，用对阵消灭敌人又次之，最下策就是攻城。
        （孔子有言:上士杀人用笔、中士杀人用嘴、下士杀人用石，是从小的角度说明征服者的策略，孙子之谓的四个层次，确实利弊分明，不可不详察之。
        迫敌无条件就犯，我方人力物力并无大损，敌屈之后立刻可为我所用，上上策也。用外交方法则免不了讨价还价，有些不血腥的损失，但不失为上策。调大兵施压，自己已先有损，故为中策，双方开战，我攻敌守，已是不利，即使攻下城池，敌伤三千、自损八百己非全胜，况且还要有一个烂摊子要打理，实不得己之下策。当年林帅考虑不周，三打四平，其惨烈令天地为之泣，就是下策，后来他在攻锦的决策犹豫不决，史载也是受了这个阴影的影响。
        没有哪个对手会在没有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不战而投降，“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要有极大的优势条件，二战时，若不是德军绕过了法国人经营十几年的马其诺防线，使法国无险可守，想他也不会打出白旗，留下永远的耻辱记录。《三国》中许多小城都是在大军压境时不战而降，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力，是攻击前造成的“势”，但这都属“伐兵”之列，并不算最理想的上上之策。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 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所以，攻城是不得已的办法，设计攻城的器械，需要用三个月时间，三个月才能修造完成；将要投入大批激动的兵力攻坚，如果士卒伤亡三分之一而城仍未攻破，此次攻坚就是失败之灾。
        伐谋不成，伐交不成，只有最后一招儿:攻城（刀兵相见），老子说，用兵是不得己，孙子说，攻城是不得己，其理亦然，—个是从国家角度讲，—个是从战争角度讲，从古至今，凡“不得己”，都是无奈之举，胜利者非有巨大损失不可胜，失败者自是损的一败涂地，古战且不必说，近代打四平、打榆林、打包头之败皆是实例，就算打赢了，锦州、天津、太原也都是一片瓦砾，加上攻城前的大量准备，除了战略上有利之外，其实并不算全胜，故围长春、围沈阳数月不攻，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天津百劝不从才打，亦是无奈之举。
        (三)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所以，懂兵法的人，不靠战场交兵能使敌人屈服。不靠强攻能夺拔取敌人的城池。
          毁灭敌人的国家不是长久之计，征服完整的敌国才能征服天下。所以，兵力不受过大损失而缴获又多才算圆满胜利。这就是以谋攻敌的法则。
     围而不打，待其自败是一种比攻击好的办法，但也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仍算不得最佳，但大多数成功的围城战役皆以此胜，何也?
因为这已是比较理想的胜法，不动兵而屈敌的机会必竟太少了。
        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将议驻守渭水北岸，以待蜀军渡河来战。司马懿指出，百姓积聚皆在渭水南岸，此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引军而济，背水为阵，与蜀军对峙。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诸将皆怒，欲与亮决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心力交瘁而死。蜀将自烧营垒遁逃。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这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的运用。
        “兵不顿而利可全”追求的是以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战争，而不是追求以战争手段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因此，孙子兵法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保全自己，把战争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诸葛亮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曹魏集团才是司马懿的真正对手。司马懿在与诸葛亮的战争中保全司马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发展壮大自己。这才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深层次的思想所在。
(四)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所以，用兵打仗的一般法则是：十倍于敌，围而歼之；五倍于敌，则可攻取；两倍于敌，亦可交战。
   若与对方势均力敌，就分而攻之，若兵力少于敌人，就避开其锐；兵太少，就逃生，所以，兵力少的时候，不可与敌硬拼，否则极易被敌人擒获。
        这一节是具体的战术原则，纯以兵力述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要有一个兵力素质的分析，打包头倍围—月之久而不克，城内同仇敌忾也，塔山阻击敌十倍之兵而不屈，我处死地而拼命也，所以，以数量相比仅是一个方面，不闻“以一当十”乎? 军情是个大问题，故绝不可单纯以数量对比预测胜负。
    (五)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将帅是国家的辅佐，考虑得周密，国家就必然强盛；计划有缺陷，国家必然会衰败。
        本段为上文小结，是对将帅缜密思考的要求，同时又一次强调了将帅用兵对国家的重要性，实是为下文铺垫。
    (六)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国君横加干涉，对军队造成伤害有三种情况：不了解军队不可以进攻而强令进攻；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后退而强令其退却，这种“瞎指挥”影响了军队的调动，打乱了计划。
        不了解军队的具体事务而参与军队的管理，将士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不懂军事的权变之道而干预军队的指挥，将士就会对战局生疑
        三军将士既不明白意图又胡乱猜疑，别国就会来犯，灾难就会降临。这就是做自乱其军，给敌人可乘之机的道理。
        由此以下诸节是另—个内容，孙子主张为帅者独断专行，不可有任何来自内部的干涉，特别是上级〈君主〉的干扰，帅在外治军，如君在内治国，当然有自己的—套设计，谁也不愿被无端改变，治国之策不妥，尚可徐徐改之，大军在外，情况瞬息万变，一旦未能按设计运转，那损失就不可挽回，弄不好还会全盘皆输，但国君势大，又不可违之，怎么办呢? 只好大讲危害性，以让他少干涉。
        他讲了国君不该干涉的三个方面，一是指挥权，二是管理权，三是位置。你不要不了解具体情况就行使君威，对外瞎指挥，这是其一，对内瞎干涉，这是其二。你亲自带兵，我为军师是一回事，若你施令却把我推成平等位置，下属会疑惑你对我的信任度，所以我带兵你最好不要在军中。这是其三。否则，“后果很严重”。“三军既惑且疑，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军心由疑惑而至混乱，那引起的麻烦就大了，这可不是我的责任。故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抗上之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 尽管这个国家是君王的，但将帅用兵是为了国家而不是君王，为了国家而不听君王之命，才是用兵的“正道”，非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品质的人不可胜任。
        解放战争可谓是近代中最大型的战争，双方犬牙交错，相互穿插，都是大兵团作战，在国共两军之中，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现象。
        蒋因部下有嫡系和杂牌之分，故战将多有小九九，嫡系要保存实力，杂牌又怕充当炮灰，总以“自保”为宗旨，从辽沈到平津，无数的不肯救援和有意拖延断送了一个个战机，使八百万大军—个个被分而食之。蒋满天飞亦难扼制，这除了部队编制（军情）有关系外，战将目的非国而私，恐怕是个要命之病。
        我军抗命的虽不多，也弄得毛大发雷霆，林帅为先例、栗裕随之，但二者动机与蒋军却大相径庭，盖都是因庙算不能全胜而犹豫，毛亦体谅之，骂是骂，却给了他们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君之信任和帅之“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品质，正是使中共三年拿下中国大部的“用兵正道”。相比之下，蒋之将帅就差得多，君不见，忠烈者多战死，被俘者怨气冲天，反戈者不可胜数乎?
        帅之下的将，也有不听帅令的现象。东北战场上，师长钟伟连接林帅三个即时东进的电报，竟不为所动，回电主题只有一个：你的命令我暂不能执行，就因为眼前有大仗打。
        钟伟违令，不是杀红了眼，而是抓住了林帅没有料到的战机，毫无个人私欲，此举竟使林帅改变了计划，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全胜。〈后人称:调动了林彪!〉林彪并没有因他抗命而处理他，而是大加提拔，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的一个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员（军长）的。可见以严厉著称的林帅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确实有过人的理解。
        总之，只要相信你拜的将帅，就不要多管，放手让他们去干，你插手，本身就有不同意或不信任之意，先伤将帅之忠心、后使下属生疑惑，乃“不道”之举，把这样做的后果说得再严重，也毫不过份。
        没有哪国之君要把自己的大军指挥到绝境，他与帅的见解不同，是因为二者观点不同，往往君是从全国考虑，而帅是从这场战役考虑，故有分歧，林帅不想打锦州，是怕不能全胜，毛则是考虑不让东北国军南下。彭不想打四次战役，毛则是从全球政治考虑必须要打，蒋飞来飞去指挥是四处救火，长官们则是在考虑保全实力，这种种矛盾冲突，则要看君与帅的素质和相互的信任程度，对错只在—念，国之存亡亦在此—念之间。
        做为一个军事家，孙子反感国君插手，这是正常的，我以为，为帅者若与君心思相同，大概他也不会乱插手，除非有一等蠢才，见帅大胜，于是智昏，令其办无法办到的事，或功高震主，于是心怀阴暗，令其自败，这都是另类，不在此论。
    (七)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所以，预知胜负的因素有如下五条：知道可以打和不可以打者胜；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灵活使用者胜；全军上下同心同德者胜；以有备之师而对无备之敌者胜；将帅有才能而君主不横加干涉者胜。这五条，是保证胜利的前提。
        此节是对上节的又一次强调，京城的雍正帝根本不知道青海的年羹尧在干什么，但他信任他这个家奴，他能做的只有提供银子，扼止流言和痛苦的等待，所以才能有西北的大捷。倘耳根一软，令年帅X日必须出击或X日开始退兵，年岂敢违抗，如果真是那样，恐怕大清朝的历史就得改写。
        这就是君与帅应有的关系，孙子绕了一大圈，其实想说明又不能太直接说的，仅此—个意思。
    (八)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所以说，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每战必胜；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胜负各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
        这一句话，是显而易见的大实话，被无数人引用过无数次，可用于任何地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孙子是个大“诡道家”，大白话之下潜藏着他深奥的用意，这就是:一旦自己用兵时，国君必须任他行事而不得插手，因为他自信，没有人比他更懂兵法。——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君主制御将帅是用兵弊法，是兵家之大忌。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十分重视对战争指挥艺术的把握，充分赋予前方将帅战场指挥临机决断的全权，发挥了前方将帅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解放战争各战场取得辉煌战绩的重要原因，。
宋太宗赵匡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作“无能”、“此人不知兵”，可见他深知帅在外的难处，是有道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