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纪实

    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掺案，杀害无辜青年学生。我当时曾参与学生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惨案发生时，我也身在现场。这个惨案是段祺瑞及其帮凶蓄意策划的一场血腥大屠杀，绝不是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楚溪春先生所写的那样，是什么偶然发生的"意外不幸事件"。下面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作一个证明。

    "三一八"惨案的直接导火线是三月十二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但是，在大沽口事件发生以前，段祺瑞早就杀气腾腾地决心要向爱国青年学生开刀了。当一九二五年段政府教育部因禁止纪念"五四"遭到学生反对之后，段棋瑞在下令"整顿学风，严肃纪纲"的同时，曾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八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感篇》的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倘不加制裁，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

   这篇充满杀机的文章发表之后，接着公布了“决不姑贷”的整顿学风令：

"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与此同时，段政府的国务总理贾德耀也致电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此时冯玉祥已下野)，要他对“受赤化之毒“的北京爱国青年学生"严加管束"，实行镇压。三月六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诬蔑学生爱国运动说:"学风日下，士习日偷。··…¨请执政设法抑制。"三月九日段政府复电"嘉许"，电文中有"维持秩序，转移风化，亦为地方军警之责"等语。

   从三月初起，北京空气顿形紧张。公共娱乐场所及各大学所在地区，翠花胡同、南花园、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前后，布满了头戴黑呢礼帽、身穿灰布大褂、鼻梁上架着墨镜的密探。马路上，不时有陌生的人在后面叫你的姓名。但是，爱国青年学生不但没有被段祺瑞的白色恐怖所吓倒，斗争情绪反而更为激昂。三月十二日，学生、工人及广大市民群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上，高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誓不买卖日货"，"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段祺瑞的绳骑四出，如临大敌，当时虽末动手，但杀机毕露，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月十二日，日舰炮击大沽口消息传出的当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已决定在三月十六日示威游行。迨十五日八国联合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通谍提出后，更加激起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十六日请愿游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严厉拒绝"八国联军"式的最后通牒。

    十六日凌晨，马神庙、沙滩、厂甸、石附马大街、清华园、南沟沿、顺城街、府右街、二龙坑、朝阳门大街一带大专学校所在地区，被大批荷枪实弹。手持铁包木棒的步骑警察包围。上午九时，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疯狂截击，师范大学、女师大、清华等校的同学，受重伤者四十余人，仅师范大学受重伤的就有黄道等十余人。相持到黄昏。警察撤走后，才将受伤同学送医院救治。

    当晚，学生联合会在翠花胡同八号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及各校代表基层组织负责人共三十余人。会议决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仍继续举行第二次请愿示威游行。

    十七日，段祺瑞为了进一步制造杀人的借口，曾在《顺天时报》等报纸上大肆诬蔑昨天学生的请愿游行是"赤化分子的暴民行为"，诬蔑赤手空拳的学生 "手持铁皮包的木棒等武器打伤警察"，等等。学生联合会为了预防敌人破坏游行，事先曾作了一些组织工作：接地区分别组织宣传小组;参加游行的人预先编定小组，在游行时手挽手地前进。

十七日这一天，空气异常紧张，段祺瑞的狗腿子四出散布恐怖气氛，恫吓学生，说如果再游行，政府一定用武力制止。记得当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朋友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有要事面谈。他见到我，带着惊慌的口气对我说:"刚才有个常到我家揩油抽大烟的侦缉队上的人，是外右二区的侦探长，对我露了几句话，我很替你着急。他说这几天很麻烦，上面有密令，要他们好好盯梢。明天如果学生游行时，要干掉一些捣乱分子，给那些整天胡闹的学生看看颜色。"他还特别提醒我说:"这话不假啊！昨天老段方面有个朋友也对我说，段老总这儿天火气很大，表示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我马上到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部里的人，大家决定仍按既定计划进行。

    十八日上午，我们在天安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记得到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学校、农业大学、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志成申学、师大附中等校的学生，此外还有京绥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约二千余人。大会结束后，随即出发游行，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刘清扬带头高呼口号，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沿途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纷纷脱帽鼓掌表示支持。十二时许，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这时，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排列站定之后，派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会见段祺瑞。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从他那副冷酷阴森的神情看来，好象他在等待着什么举动似的。

    当代表们继续要求会见贾德耀时，我跑到军队后边的石狮子上去拍照，发现军队所持的步枪里已经装上了子弹。我意识到情况很严重，要同学告诉代表们注意。

    当我刚刚拍了一张游行队伍的照片后，突然听到 "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声)，大屠杀的信号响了。大门口的军队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对准群众平射，枪声密如连珠。不到两百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

    我和邓飞黄先冲向东辕门，可是辕门口的军队正在密集开枪，死伤的人堆起很高，冲不出去，只得转到广场南面的影壁背后躲避。这时影壁背后的马厩里，已经堆满了倒下去的人，有的还在挣扎，其中有我认识的几个北大、女师大同学倒在马槽下，只见一个军官还用驳壳枪继续对准他们射击。持长枪的士兵继续开枪，有的士兵大概因为人太挤了，回不过手来开枪，便用木棒对着受伤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冲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伤者趴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把我拖了一把，说，"赶快从西辕门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着向西挤去。子弹呼呼地从头顶乱飞。挤到西辕门□，看见死伤的人比东辕门口更多。正在犹豫间，看见离我大约五十米的海军部门前的士兵忽然卧倒了，准备继续射击。我连忙跳出西辕门，沿铁狮子胡同向西跑，子弹仍然不断掠空而过。

    我在路北一家大门口躲了片刻，只见人们象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枪声渐渐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份的人，鲜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挣扎。我看见师大的一个同学足部受伤，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辆洋车让他乘上。他说:"我的伤不要紧，还有爬不动的，你进去看看。"我又折回向东走，在海军部门前被挡住了，只得绕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时已有许多同志到了，一个个愤慨万分。看看表，已经四点钟了，大家商量如何抢救受伤同学，我们拉下一块白布窗帘，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几个人直奔铁狮子胡同。跑到东辕门口，仍被持枪的军队拦阻不许入内。此时，来抢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还不准我们抬走啊！"于是接着就有人喊"冲进去啊！"军队立刻拉开枪栓，对着我们。

    正在相持不下时，有人提议找红十字会，我们便跑到北京红十字总会，请他们出面交涉。我们这才随着他们进去，救出奄奄待毙的七个人，分别送协和医院、同仁医院抢救。其余的死者堆在东墙根下，军队禁止我们去看。

    已经八点多钟了，我们决定先分头回到各校，清查死伤人数和姓名。我回到师范大学时，黄道、邵式平等，正在学生会办公室商量对策。当时，只有范士荣还没有消息。范士荣是和我同住一寝室的同学，等到深夜十二时仍不见回来。我约同杨春洲冒着风雪到宣武门外云南会馆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

    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学校停课了。清晨，我和杨春洲杯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铁狮子胡同。一进辕门，触目惊心的是一排一排的薄皮棺材摆在东墙根下，棺盖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痛心;影壁上的弹痕，密如蜂窝。

    有的棺材上标着姓名，有的没标。我们先查看标着姓名的棺材，都没有范士荣的名字。回头再把未标姓名的棺材，一个个揭开来看，仍然没有发现范士荣的尸体。最后发现一个标着姓张(名字记不得了)的棺材，有一角衣服露在棺盖外面，我们认出这是范士荣的衣服。打开一看，果然是他!

   当时被打死的共有四十七人，除范士荣外，其他四十六人的姓名，我所认识和记得的只有刘和珍(江西)、李兆珍 (湖南)、李敏学(甘 肃)、杨德群(湖南)，其余的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还记得，有广东国民外交团的两个白发苍苍的团员，也死于非命。受重伤的一百五十七人，轻伤的一百余人。

    惨案发生后，刽子手段祺瑞为了开脱责任，掩饰其血腥罪行，竟然在大屠杀的当天发表了一遍颠倒黑白的公告，说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

    但是，谁能相信段棋瑞这种骗人的鬼话呢！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1979年9月)

弥天碧血溅京华，风雪正凄迷，哀我和珍，悼我德群，千古渺归期。豺狼磨牙，竞食人肉，吞噬谁能避。泪雨潇潇燕月冷，国魂招无地。鲁难未纾，庆父未去。没面犹视知君意，华里家山，凄冷孤儭，更念着高堂白发倚闾，悲遗像在筵，血衣在箧 ，抚棺一恸君知未，只记取平生约誓，待他日元凶授首报君知。

(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4月3日)

杨春洲

    1926年3月18日惨案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是学运的积极参加者。

    那天早晨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前集合开群众大会。

    我与师大国文系同学范士融同住一个寝室。他在我之先加入国民党，担任图民党宣外区党部执行委员。我之加入国民党，正是受他的影响，由他和另一山东同学张郁光介绍的。我和范士融，既是同乡，又是同志，交情很深。那天早晨，我与范士融手持小旗，在出发之先，跑到各个自习室去动员同学们参与集会。我们大喊大叫:"不愿做亡国奴的同学，赶快集合去。我们快出了。"有的同学听到呼唤，就放下书本，跑出自习室集合去了。也有少数同学，不睬不理，照样读书。

    队伍大约在早晨9点钟左右出发。参加的同学相当踊跃，留校未去的不及十分之一、二。范士融和当时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如邵式平(解放后任江西省主席、省长，已病故)、张郁光(抗战初期在山东聊城牺牲)等是学生会的负责人，担任领队。我从那年开始学照相，拿着照相机在队前队后乱跑。

    天安门前搭有临时主席台，北京各大中学生高举校旗，队伍整齐，精神焕发地高呼着口号。由四面八方潮涌而来。估计到会群众不下一、两万人。大会大概是10多钟开始，主席台上有好些位人士演讲。我印象深刻的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徐谦的讲演。我曾挤上主席台，为徐谦照了一张像。另外，刘清扬女士的清脆、嘹亮、富有激情的讲演，虽已事隔半个世纪以上，至今犹有印象。

    大会决议:游行示威，并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些中小学校的学生也来参加。因为游行路线太长，由大会劝阻他们不必参加游行，但好像芝文中学等校的学生还是参加了。

    游行队伍秩序非常好，口号声此起彼落地喊个不断。午后一点多钟，队伍走到东四牌楼北面的执政府，由东面入口处(即东辕门)很有秩序地鱼贯而入。各校学生按学校单位由北到南列队在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执政府门前有一对石狮子，石狮子后面就是全副武装的四五排卫队，和学生的队伍面对面地站着。执政府的广场相当大，但全被有秩序的学生的行列站满了。各校的校旗都树立往队伍的前头。人山人海，旌旗招展，雄壮的口号声不断，真是振奋人心。卫队与学生之间并未发生任何争吵或谩骂。学生派代表团向卫队交涉，要求见段祺瑞。这些代表被引进执政府，久久不见出来。同学们站在队里有些疲劳，口号声不如初入场时那样热烈了，不少同学在谈心说笑。东边石狮子上有一位男同学用喇叭筒向群众讲活，说段祺瑞不肯见学生代表。群众应声而起，高喊:"一定要见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我看见西边石狮子上没有人，我就爬上石狮子照了一张。但那时我刚开始学照相，发现日光照射着镜头，我还不懂得照逆光和遮光，以为违背了照相原理，就跳下石狮子， 从队伍中向南边挤去，另觅角度拍摄。快到南面照壁前碰上了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同乡黄云谷，正握手寒暄之际，前面的队伍突然向后挤退，而且还听到前面的同学高喊:"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话音刚落，执政府的卫兵们就把枪打响了。站在东边石狮子上传话的同学，首先被射落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各校同学都向东西辕门奔逃。

    我跑到离东辕门还有二三十步的时候，一看东辕门被逃难的群众堵塞了。枪声大作，谁也顾不了谁。前面的同学摔倒在地，后面跑来的同学又被绊倒。于是人压人，东辕门的人堆有好儿尺高。

    我仍向东跑，快到达东辕门之际，跑在我前面的同学:被一个便衣侦探用木棒朝后脑打去，鲜血四溅，几乎溅到我身上。我若再继续向前，就要受到第二棒的打击。忙乱中，我转向南跑。跑到照壁的东南角，一看里面是个院落，院落的西面和南面是马厩。在枪声中，那些马都直立起来，但被缠绳拴在木槽上，挣脱不得。有儿个便衣侦探用鞭子一直追赶着向里跑的同学打。我亲眼看见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云南同乡姚宗贤被侦探打得无处可钻，又向马厩外面跑。姚宗贤同学也是这个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之一。他可能是由马厩旁向外跑时被枪弹射中的。

    院落的东面是一排三间小屋，靠北一间，门是向南开的。我奔到门前，屋门关着。我一推门，看见四个不相识的同学躺在地下避难。其中一个胖子，满脸通红，脸上汗珠像豌豆土般大;另一个较瘦的，面色苍白得可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忙将门关上躺下，并用脚将门顶住。原来这间房子是士兵的宿舍，屋里有四张单人床，自北朝南地平行排列着，白布单和白布棉被和一般兵营一样，铺叠得整整齐齐。有一个四十多岁的马夫模样的士兵也在屋里。在急促的枪声中她不时恶意地在喃喃自语：“他妈的，今天这些洋学生可遭心了。”我们看到屋内东墙高处有一道玻璃窗，就向他请求将窗打开，让我们逃出去。他指指窗子，意思是叫我们仔细看看。窗外还有铁栏杆拦着，如何逃得了。他仍惋惜又似恐吓地对我们说:"他妈的，今天你们可完蛋了。"

    枪声响了几分钟，突然听到哨子声，枪声立即停止。枪声刚停，一个持枪的士兵推开门，望望我们，匆匆忙忙地由一张床卑下面取出一把刺刀又走出去。这时，我的心凉了半截，我以为今天确实完了，外面杀完，就会进来杀我们几个"笼中鸟"。

    枪声停止不到两分钟。哨子又响，像爆竹一般的枪声又继续大作。屋瓦打得直响。在第一次枪声中，还掺杂着群众的惨叫声，令人十分心酸。射击约两、三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停。停不到两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起。这样一共三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枪声里，只听见屋瓦被打的响声，却听不见惨叫声了。第三次射击大约又是几分钟，哨子又响，-枪声又停。停了好儿分钟，不再听到哨音， 也不再听到枪声。这可怕的沉寂，使我的心慌乱起来了。我试探着将门轻轻打开，我的视线恰巧和一个持枪士兵的视线碰在一起。我好似触电一般，立即爬起，向外冲去。持枪的士兵忙着去打 "财喜"，他们没有管我。我由死伤者身上和血泊里跨越逃出。小院里和广场上横七竖八地躺满死伤的人，持枪的士兵正在忙着搜索死伤者的钱包、手表、眼镜等，连毡帽、 围巾他们也要。我逃出小院时，有两个士兵由广场上拖着一个死者的尸体进入小院。一个拖着左脚，一个拖着右脚，死者的头擦着地。可能也是为了打 "财喜"。我由他们侧边跑过，他们也没管我。

    回到学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学李如锦的腿被打断了。被送进协和医院(即现在的首都医院)。后来李同学的腿终于锯掉，装上一文橡皮假腿。我的好友范士融却不见归来。当晚学生会忙碌地在死者名单中清查、打电话到收容受伤同学的各医院查询 ，都没有范士融。再了解，当天也没有被捕的学生，范为什么失踪了呢？大家焦急万状，学生会的同学忙乱一整夜，仍得不到结论。

    第二天，3月19日，一清早下起雪来。学生会派我和范的同班同学李世军再到执政府停尸场上去寻找，几十具白木棺材停放在执政府东北角的院落里。棺盖尚未钉钉，有武装士兵把守，这院落和东南角有马厩的院落相似。棺材侧面都用粉笔写上死者的姓名，在旧社会，一般知识分子都随身带着自己的名片 ，那些死者的姓名，就是根据在他们身上搜出的名片写下来的。范士融那天可能没带自己的名片，在天安门时可能新认识一位朋友，那位朋友给他一张各片。装棺时搜出这张各片，就在他的棺侧写上那名字。我们对每具棺材看过，就是找不到范士融。后来在一口棺材盖下发现一个死者的衣角，我一看是范所穿的长衫，而名字则是别人的（这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们请求守卫的士兵让我们揭开棺盖看看，士兵不许，经再三说明理由，最后终于同意我们揭棺，一看，果然是范士融！一颗子弹由他的前额洞穿过去，子弹入口处仅有筷子头一般大，但后脑壳却有拳头大的伤口。这说明他不是在逃跑中被打死，而是遭到突然袭击，由正面被击中的。

    这个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共42人，受伤者近二百人。这个死伤数字也说明一个问题，这次的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不是全部全部枪弹都向密集队伍平射，而是有重点有目标地射击，否则死伤人数就不堪设想。比如站在石狮子上传话的青年，是射击的对象之 一，范七融站在北师大队伍前面，手执小旗，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也就成了射击的目标。牺牲的女同学都是剪掉辫子的。当时的女同学都留着辫子，只有少数思想进步敢于革命的才剪去辫子。反动派正是最恨这些进步学生，剪掉辫子的刘和珍女士的牺性，尤令人悲愤。她中弹后，女师大的另两个同学杨德群、张静淑忙去救护她，反动派向这两位女同学射击，杨德群当场被打死，张静淑重伤。刘和珍当时没有死，手持木棍的便衣侦探跑过去狠狠打了她两棒才把她打死。

    我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的全过程，我有责任指出事实真相。如有不妥之处，请知情者予以指正为感。

李沐英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发生了名闻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我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我亲自参加了三月十八日反对八国通谍的示威游行，目睹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屠杀人民的暴行。在这次惨案申，有四十七名爱国者惨死，轻重伤者无数。我们女师大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和同学杨德群都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

    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我和彭援华同学正在俄文专科学校旁听，突然听到日本海军炮击大沽口炮台和英、美、法、日、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赔偿"的消息。大家愤怒地说:"这不行！到国务院找段祺瑞去！"我和彭援华来不及和女师大联系就和全市各大中学校代表到国务院去请愿，要求段棋瑞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请愿队伍到了国务院门前，我亲眼看到府卫队士兵用刺刀捅仿了一个男同学，并出动大批军警，把请愿的群众代表驱散。这就更加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

    三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市各界代表都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谴责段棋瑞执政府的卖国行径。主席台上挂着头一天被伤者的血衣，会场内群情激愤。徐谦是大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领导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都参加了大会。会后，大家就开始向执政府请愿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我们女师大的队伍拼到前面，各界的代表与门卫交涉，要求见段祺瑞。门卫回答说段执政不在。请愿的群众激愤万分，许多人都喊着，"到他家里去!"今天非要找着他不可。"五在这时，突然前面枪声响了。队伍立刻乱了，人群纷纷拥向执政府的大铁门向外跑，门卫却急忙去关大门，群众在门口与他们展开了搏斗。大门只剩下一条缝，一些自行车出不去挤倒在门口，人不断被挤倒下去，后面向外冲的人又摔倒在上边。一层一层地压着，倒了几层人，互相践踏着、挣扯着。严阵以待的府卫队有拿枪的;有拿刀的;有拿棍棒的，一齐动手，向群众乱砍乱杀。我们被压在底下的人，根本动不了，有的肋骨被踩断了。一会儿，枪声渐稀了，男同学在上边就一个个把我们从底下往外拽，我被拽出来后，一个男同学就叫我到对面街上找女师大的同学，跑过去看见了雷瑜，我说怎么办?这时敌人又开始打枪了。我们就跑进了马路对面的铺面，店员们非常热情，马上关上门，让我们趴在地上，等第二阵枪声过后，外面静了下来。我出来坐一辆三轮车回到女师大，这时才知道我们的同学刘和珍、杨德群在请愿时牺牲了;张静淑受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其他同学告诉我们，敌人开枪时，先击中了刘和珍，杨德群见刘和珍倒下，就急忙上去救助，敌人又向她开了枪，她也中弹牺牲，张静淑则是去抢拉杨德群而受伤的。听了这个经过，大家非常悲痛。

当天夜里，我和程毅志等三个同学租了一辆汽车去执政府门前收尸，守卫执政府的卫兵见我们是几个女学生，即凶相毕露，不准我们下车，用刺刀敲着汽车冲着我们说:"你们再敢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一齐来，就一锅熬！"没有办法，当晚我们只好又回去找校长易培基帮助，办了收尸手续。 三月十九日上午，下着大雪，我们带着收尸手续又去了执政府。当时，刘和珍已经血肉模糊看不清了，从她口袋里翻出她的名片，才知道是她；杨德群身上只有一个洞，是打穿了心肺后死的。我们忍痛把两具烈士的尸体收了回来。她们身上还在往外冒血，我们先用药棉把杨德群身上的洞堵住，血才不流了。可是刘和珍身上到处是洞，都在往外流血，堵也堵不过来。我就给她擦洗，我的两只手因为沾血感染，后来都烂了。

    "三·一八"惨案后，当时在北京女师大任教，并始终热情支持女师大风潮的鲁迅先生，曾在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上写过一个挽联，后来又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称赞中国女子的勇毅，赞扬她们在枪林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损身而不恤"的精神。这些都给我们以启示。通过这次惨案，女师大的同学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三·一八"过后，赵世兰、刘亚雄、蒲振声、郑德音、彭援华、雷瑜、肖宣和我八个人，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女师大第一个党支部。

    "三·一八"惨案过去五十六年了，我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但刘和珍、杨德群为着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而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仍将激励我在新的长征路上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载《妇运史研究资料》3，1982年3月10日)

唁词

 

——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

闻一多

没有什么！父母们都不要号咷！

兄弟们，姊妹们也都用不着悲恸！

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

盛着他固然是好，泼掉了更有用。

要血是要他红的，要血是要他热；

那脏完了，冷透了的东西谁要他?

不要愤嫉，父母，兄弟和姊妹们！

等着看这红热的开成绚烂的花。

感谢你们，这么样丰厚的仪程！

这么多年的宠爱，矜怜，辛苦的希望，

如今请将这一切的交给我们，

我们要永远悬他在日月的边旁。

这最末的哀痛请也不要吝惜。

(这一阵哀痛可碟碎了你们的心！)

但是这哀痛的波动却没有完，

他要在四万万领心上永远翻腾。

哀恸要永远咬住四万万颗心，

那么达哀痛便是忏梅，便是警惕。

还要把馨香缭绕，俎豆来供奉!

哀痛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光明。

(载《国魂周刊》第10期，1926乍3月25日)

臧恺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因见奉军失利，公然以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卫大沽口的冯玉祥部队被迫还击，打退了日舰的侵犯。但蛮横的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国民军违背《辛丑条约》，纠集英、美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同时在天津一带集结各国军队，伺机武装进攻。

    三月十六日八国向我国递交最后通牒，激起了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的舆论沸腾了;各界民众在申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举行了示威游行，向执政府请愿，坚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

    我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文科班读书。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北师大出席代表，并担任上级党、团组织与北师大党、团员的联系人(当时党、团组织在一起活动)。一般都是由刘伯庄同志把上级的指示通知我，再由我转达给师大的有关同志，如黄道、邵式平等。

    三月十六日晚，上级党组织在北京大学一院红楼二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校的党、团员，共约二、三十人。我代表北师大参加。会议约在晚八点左右开始。会议的主持人是刘伯庄。他中等个头，瘦瘦的，南方人。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中心是说明我们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并向执政府请愿。

    第二天，我把十六日晚会议的主要事项传达给我联系的。学校学生会在这天也贴出大布告，通知第二天早上八点要到天安门集会。学生会准备了横幅、标语，大伙也都自己糊个小旗子，各式各样，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同学们情绪激昂。

    三月十八日早上，我连早饭也没顾得上吃，就赶到学校操场集合(操场在现和平门中学内)，约有四、五百人左右。我拿着个小旗子插在队伍中间，集合得差不多了，由邵式平打头旗，队伍从北师大出发，先向北再向东，由西河沿到前门，通过正阳门，顺着棋盘街，到边天安门。

    天安门前已汇集了各校来的学生两万余人，除大、中学生外，还有工人、市民、教授等参加。大会主席台上站着六、七个人，有徐谦、顾孟余、刘清扬等，徐谦在大会上讲话，慷慨激昂，广场民众群情沸腾。会议从十点开始，大约讲了一个小时，宣布游行开始。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向东，经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到帅府园鹿钟麟警卫总司令部，队伍一路上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高呼"反对卖国投降"、"打倒段祺瑞"、"坚决抵制最后通牒"等口号，歌声与口号声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沿途观众鼓掌助威。队伍到达帅府园，大家停下来等候接待答复。

    十二时许，上级传令，队伍改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国务院出发。队伍浩浩荡荡转向北，去东四直赴铁狮子胡同，到达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

    那时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国务院与现在的院子不大相同。执政府有东、西两个辕门，我们到的是东门。东门前条石铺地，两扇铁门不很大。进门是一个四方空场，北面是执政府国务院的大门，门里一排楼扇即执政府国务院，南边是一座青砖边白灰底的大影壁，大门与影壁之间的一片空地，就是后来惨案发生的地方。(今天的楼和大门还是那时的样子，大门前已成大街即张自忠路，影壁在路南"京津包子馆"后。执政府院子解放后归中国人民大学使用。)

    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外大院，满满地站了一院子，估计有几千人。进门一看，大门前横着儿排武装士兵、约有数百人，手持步枪上着刺刀，地上架着机关枪，怒气冲冲地面对着请愿的群众。我当时认为政府机关有武装士兵保卫也是常事，不足为奇，群众请愿他们不会动武，没有什么可怕的。

    请愿队伍在执政府门前等候交涉，时间不短了、我从早晨就没吃饭，腹内空空，饥肠辘辘，我想久等无动静，不如先去买点吃的，回来再等。因此，我向队尾走去，快到东门时，忽听枪响，人群大乱，我被人群拥倒在地上。这时我的前后左右倒卧下许多人，又有人压在我身上，成百上千人从上边踏过去;我手脚被压得不能动弹，脸贴在地上，连呼吸也很困难，我左边趴着一位女同学，眼见着就断气了。我忽地一转念"完了！" 正在迷惑中，不知谁拉了我一把，把我拉出门外。我死里逃生 向北跑去，跑了一段路;枪声还在响，路旁正有一个澡堂子已经关门，我踹门闯了进去。我当时浑身泥土，脸带血痕，澡堂伙计同情地接待了我，给我打水洗脸，脱衣服掸去泥土，让我躺下来休息，又为我沏茶续水。我清醒地知道身上没有枪伤， 只是脸被擦伤有些血痕，也就放心了。

    躺了大约两个小时，我向澡堂伙计付钱道谢，伙计说我没 有洗澡不收钱，我只有再三道谢。出了澡堂，我雇了一辆黄包 车回师大，车一颠簸浑身疼痛，肠子好象被踏得变了位置，肚子特别疼。晚上脱衣上床才知道胯骨、大腿、小腿、脚都有擦 伤，后来养了一段时间的伤才恢复过来。

    几天以后才得知，段棋瑞政府下令开枪，请愿群众被打死四十多人，受伤者无数。我们北师大同学范士荣遇难，另一个同学被打折了一条腿，执政府门前酒满了烈士的热血，三月十八日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后”，全市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北师大也在风雨操场为范士荣同学举行了追悼会。会场上挂满了挽联。同学、教授、职工以及附中、附小的学生约五、六百人参加，校长张贻惠致悼词。学生、教职员及各方代表讲话，全体向范士荣遗像三鞠躬致哀。会后，在北师大二门外花池中村立了"范士荣烈士纪念碑"。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天降大雪，满城素装，也象是为死难者哀悼。

    鲁迅先生在惨案发生后写了《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不朽文章，揭露了段祺瑞政府的凶残本质。斥责了反动文人陈西滢之流所谓学生“受人利用”、“自蹈死地"等无耻谰言，表达了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怒和对死难烈士的沉痛悼念。

    "三·一八"反帝示威游行，被卖国贼镇压了。但是烈士的鲜血换来了人民的觉醒。消息传到全国后，大泽、上海、广州等地的群众纷纷集会，发表宣言，声讨段祺瑞，声讨北洋军阀。在全国民众的抗议声中，双手沾满爱国青年鲜血的段祺瑞政府，只在惨案一个月之后，就被赶下了台。                                       

                       一九八二年一月

    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相聚是短暂的，但我们的友情是永恒的。青年时代的挚友——瑜，在我认识你之前，就钦佩你和你在一起的进步的姐姐们的斗争精神，为驱赶女师大的反动校长杨荫榆，你们不怕风险，不怕开除。当时，我还在北京女一中上学，心想如果早点毕业，就能和你们一起战斗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北京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卅日傍晚，我参加在浩浩荡荡的女大(党组织要我暂在女大上课，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同学的队伍中，打着。“公理战胜强权”， "伸张正义"， "欢迎女师大返校"等旗帜，边走边呼口号，把你们从宗帽胡同接回石附马大街原校。第一次见到你那说话平静的沉稳性格，穿着士林布罩褂的朴素装束，短短的剪发，锐利的目光，就感到你是个办事利落的人，不愧是名闻全国的 "女师大风潮"中的骨千之一。随着光阴的流逝，你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了。

（原载《学府丛刊》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刘和珍出生于贫民，自小养成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品德。1918年秋以优异成绩考人南昌女子师范学校。时值"五四"运动前夕，她受到革命思潮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认识到新的女性，肩负着改造旧中国、旧制度的责任，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实践之中。"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如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起而奔走呼号组织同学走上街头讲演，抵制日货，于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当时，南昌女师校规森严，她与进步同学一起同南昌学生联合会联系，成立了女师学生自治金，学校被迫取消了不合理的校规，而带头人之一的刘和珍，则受到了"记大过"处分。1921年，刘和珍继续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公刀宣战，在江西首倡女子剪发。女师很快掀起剪发高潮，三两天内剪发者不下百人，学校当局认为她"首倡剪发，有伤风化”，被勒令退学。同年冬，刘和珍等人在南昌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觉社"，并主编《时代文化》月刊和《女师周刊》。

   1923年秋，刘和珍从江西来到北京，考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预科，后升人女师大英语系。学习期间，她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授的《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回校后广为传播。她也是鲁迅先生作品的忠实读者。由于她思想进步，成绩优异，善于团结同学，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信赖，被大家推选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

   女师大的校长杨荫榆由于极力维护封建礼教而引起进步师生的不满，于1924年11月爆发了驱杨运动，这就是我国妇女运动史上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刘和珍作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是这次风潮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她受同学们的委托起草驱杨宣言，撰文揭露反动文人陈西滢的无耻抵赖，有理、有力、有节。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唆使下，刘百昭竟然率领军警闯进学校，雇佣女流氓打手百余人殴伤学生，断电、断水、断炊逼迫学生离校。8月10日，教育部颁发了停办女师大的命令。

   女师大"停办"以后，在鲁迅等著名教授的支持下，于西域宗帽胡同继续开课，刘和珍等二十余人，联名呈文，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公诉章士钊等人。北方革命运动不断紧张，段祺瑞政府要员纷纷逃离北京，章士钊也逃往天津，经过艰苦斗争，女师大仍回石附马大街旧址复校，学生们整队从宗帽胡同回校，于12月11日正式开课，在刘和珍主持下，三百余人召开大会庆祝斗争的胜利。

   1926年3月12日，日舰驶人我大沽口挑衅，继而纠集列强各国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进行无理要挟。北京各界无比愤慨，刘和珍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非有枪不可";"军阀不倒，教育事业就搞不好，打倒军阀后，我再当教师不迟。"

   3月18日上午8时许，林语堂教授接到刘和珍的电话，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请准停课一日。这天，刘和珍正患感乱 时时呕吐，她不顾病痛，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她把标语小旗分发给同学们，发表了简短而激昂的演说，然后高擎校旗，带队出发。女师大的同学来到天安门 国民大会尚末召开，主席台上悬挂着前一日请愿被刺伤代表的血衣。会后，正午12时，两千多群众开始示威游行，刘和珍担任女师大队伍的指挥。

   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卫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几个士兵对手擎校旗的刘和珍指指点点。把罪恶的枪口瞄准了刘和珍。枪声响了，一场预谋的大屠杀开始了。倾刻间，刘和珍身中数弹，卧于血泊之中。同去的张静淑、杨德群急扑过去救助，她说:"你们快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依然是那样温和地关切着同学。一排枪弹射过来，张静淑、杨德群倒在她的身边。凶残的士兵冲过来，复用木棒猛击刘和珍……

   刘和珍烈士牺牲时年仅22岁。

   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 "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陨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刘和珍烈士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是北师大人的骄傲!

    1913年，杨德群考大湖南女子师范学校，在杨昌济、徐特立等著名进步教师的教导下，她开始接受新思潮，并立志要为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为妇女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刻苦学习，成为学校中成绩优异的 “高材生”。

    1918年，杨德群毕业之后应邀赴向警予同志创办的淑浦小学任教，在与向警予共事的日子里，她学到了许多新的思想，并将其融汇于自己的行动之中，被誉为"任事勇而抚幼慈，教人尤注重人格"的好教师。1924年，杨德群为提高自己的水平，考人武昌高等师范，1925年她来到北京，考人艺术专科学校学习。

    1925年秋，杨德群考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国文系预科乙班学习。

    杨德群在女师大期间，潜心于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寻找改造社会、解放妇女的途径和方法。她对自己所负的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她曾对好友雷瑜说:"我们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呵!……我们知道世上的女子除了在俄国的最少数的女子外，其余都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而大多数的男子亦复如是。陷女子及大多数男子过这非人的生活的原因，当然是万恶的礼教的束缚，和不人道、不平等的法律。而这种万恶的礼教和不人道、不平等的法律能久远存在的原因，又是封建制度及宗法社会经济阶级的流毒。要恢复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使男女均能过人的生活，非根本推倒现在的社会制度不可。""我真痛恨一些自命知识阶级有觉悟的女子，天天只谈怎么穿，怎么玩，怎么吃。当处女时父母有钱给她，当为妻为母时，男子有钱给她，便以为是莫大的光荣。你说可悲不可悲，可恨不可恨呢?!女子隔着光明的道路还是远着，我们应该怎样 的努力呵!怎样的奋斗呵?我们还须知道努力奋斗，不是空口可以作到的，我们应该找到适当的方法和步骤来。""我们一面应该潜心向学，一面还要以冷静的头脑去考察社会情形，尤须注意社会制度和人类生活的关系。"

    杨德群非常敬仰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她利用课余时间，悉心于三民主义的研究。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一 周年的纪念日时，她挥毫写下"行不惑，教不倦，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中山革命精神。研究革命，宣传革命，实行革命，是中山革命步骤"，以表达自己献身妇女解放，社会解放事业的志向。

    杨德群入学不到半年，同学们就为她勤奋刻苦，沉默好学的精神所折服，称她 "富有思想，大有作为"。她秉性温和，虽然沉默寡言，但遇事从不畏艰难;待人诚恳和蔼，却从不出风头。她对国家大事和同学的事情，总是充满热'清，以舍己为人和救国救民为己任。

    杨德群对卖国政府疾恶如仇，对满目疮痰、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忧心忡忡，她曾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乱外侮交相通近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

    1926年，日本帝国主义以兵舰炮击大沽口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 并纠集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 府提出"最后通牒，"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杨德群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等八国最后通谍的运动。

    3月18日，杨德群清晨起床，利用参加天安门国民大会前的空隙时间，修改自己对学生会新章程的意见，同学进门问她"去参加国民大会吗"?她坚定地回答 "要去的"。

    上午十点，天安门前的国民大会汇集了各校各团体的代表，杨德群和同学们簇拥着校旗站在大会的群众行列中，她目睹受伤代表的血衣，玲听讲演者的慷慨陈词，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她对身边的同学说:"我的血都要沸腾了。"大会结束后，杨德群与同学们参加了游行，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在全副武装的执政府卫队前，她和请愿群众一起高呼着"驱逐八国公使"，"打倒卖国贼!"等口号。

    突然，段府卫队的枪声响了，连珠似的子弹呼啸着射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广场的秩序顿时混乱了，人群夹着杨德群往后退去，当她发现自己的同学刘和珍被枪弹击中而倒下时，她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逆着枪弹，向血泊之中的刘和珍跑去，就在她扶起刘和珍的瞬间，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她。

    杨德群牺牲时年仅24岁。

    杨德群烈士以自己的生命说明了中国人民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坚强意志。她的斗争精神，高贵品质激励着后来人。在女师大的追悼大会上，学生们宣誓"待他日元凶授首报君知"。

    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了杨德群舍己救人的高贵品德，他写道"中国的女性临难竟然能如是从容，是出于我的意外"。"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敢。"他悲痛杨德群的牺牲 "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骨为证。"

    1931年，学校师生们为纪念这位巾帽英烈，在她学习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并刻上了《正气歌》中的千古名句 "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以安慰先驱者，激励后来人。

   他在教学实践当中，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就决心刻苦自学，经常到书店找寻新的书刊，孜孜不倦地读书，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22年考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预科。从边远的云南，来到文化故都北京，住进高等学府，使他眼界大开，以极兴奋的心情和刻苦顽强的精神投入学习。

   他迸人师大学习后，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国内军阀混战，争权夺利;对外屈辱卖国，任帝国主义欺侮、瓜分。他忧国忧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军阀的腐败十分痛心。他遍读进步书籍，努力寻觅拯救 中华民族的道路，认识到"其愿中华民族而沉没乎?其愿中华民族之复兴乎?惟在我之自力耳。"决心奋起，担负起救国的重担，擎起振兴中华的大旗，做孙中山的"劲卒"。他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思想升华到很高的境界，他说"我以为人生是多方面的，家庭的幸福，不过是人生的一面，而且是最小的一面。我们的最大努力和奋斗，是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标准的。"他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不肯努力向前去建设更光明的社会，那就白费了一生。"他认为一个热血青年应该有雄心壮志，并应尽力去实践，如果只是空谈，那就是"银样腊枪头"。"即令新社会能从我们手中造成，我们已经没有资格为这新社会中之一分子了。"由于他奋力拼搏，不断进取，于1924年，经高君宇介绍，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他深深懂得革命理论的重要，孜孜不倦地学习，善于汲取书中的精华。他认为不读书的人，不能做一个革命者。他不仅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反对空谈，提倡脚踏实地地干，干，干!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改造中国，干出一番事业来。他认为只有“站在干的水平线上的才是好汉”，并以骆驼的刻苦耐劳、埋头苦干的精神要求自己。他除了刻苦读书完成学业外，还担任了国民党北京第七区党部书记等职务，承担了繁重的工作，认真负责，努力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毫无怨言。当朋友们为他发愁，劝他解除几件工作时，他认为组织交给的任务，当尽力去做，如若推诱，便是可耻。

   在师大期间，他待人诚挚热情，和蔼可亲，善于团结同学。他认识到只有个人的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大规模的联合"，才能拯救整个民族。他主张"革命家的思想是要引导民众的。"所以，他不仅自己参加革命团体的活动，而且不厌其烦地向同学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同窗好友探讨真理，寻求革命道路。"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乐于求教于他，不少的同学受到他的启示和影响，而走向进步。他善于向别人学习，他人只要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就认他为友，向他人学习。

   他善于严格要求自己，他曾对同学说，"在求学方面不应居于人下，而在处世方面则可居人下，不应去争权夺利。"他经常用这一点来检查自己 因此他学习不在同学之下，而办事不在同学之后。参加爱国运动尤其不落人后。

   他家乡是偏远的云南，许多从那里出来求学的人，学成之后不再返回，他认为这是对云南的背叛，比逃兵还可怜。他决心完成学业后回到祖籍做一个勇猛的战士，"将现状推翻，另创局面"，即使为此牺牲也是值得的。

   1926年3月，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炮击我国大沽口， 他四出奔走宣传救国道理，3月18日当天，他带头组织同学参加天安门前的集会和会后的游行，并高举旗帜，走在队伍的前面，不幸在段棋瑞镇压学生的枪弹中牺牲。

                                                                (原载《碧血溅京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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