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宏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湘军的理学经世思想

引    言
    本文主要从湘军的思想角度出发，总结湘军与理学的关系，与经世学的关系，重点研究湘军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并探讨这种思想对晚清西学东渐的影响。

一、湘军理学经世思想产生的基础

    湘军建立伊始 ,曾国藩乃“纯用书生为营官 ,率诸生员、文童 ,以忠诚相期奖”，[1]大肆网罗封建知识分子 ,使之不拘一格地充任湘军各级将领 ,造成“士人领山农[2]”的局面 。作为湘军之首 ,曾国藩出自文臣 ,投笔从戎 ,决心以挽救清王朝于危亡为己任。“迨曾国藩以儒臣治军长沙 ,罗泽南、王鑫皆起诸生 ,讲学敦气谊。[3]” 据罗尔纲先生统计 ,湘军各级将领及幕府、帮办主要人物共 183 人 ,其可考的 179 人中 ,书生出身的104 人 ,占总数的 58 %;武途出身的 75 人 ,占总数的 42 %。主要将领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都生书生出身 ,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有不等的功名资格。统领 13 人 ,书生出身的 8 人;分统 43 人 ,书生出身的 28 人;幕府重要人物 15 人全系书生出身[4]。
龙盛运先生曾对湘军建立初年（咸丰三、四年） 文武骨干人员进行列表统计 ,所列79 人中 ,51 人为士人出身 ,其中举人、进士 12 人 ,生员、贡生、监生之类有 26 人 ,无功名的士人 13 人。士人出身的占文武骨干人员的 65 %,有大小不等功名的又占士人的75 % 。当湘军进入鼎盛时期 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 ,龙盛运先生再次对湘军的军政骨干人员进行了列表统计。人员包括军事、幕僚两大类。幕僚一类 ,又分为行政包括税政 ,粮台 、幕宾、学者三种。此次共列出 324 人 ,出身可考者共 183 人 ,在出身可考者中 ,士人出身的有 137 人 ,占可考者的 75 %。[5]在士人出身者中 ,举人、进士55 人 ,生员、贡生、监生、廪生、秀才之类有 49 人 ,无功名的士人 33 人 ,有大小不等功名的占士人的 76 % 。[6]
上述统计数字说明 ,湘军是以士人为核心组建起来的 ,湘军各级将领及幕府帮办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封建知识分子出身 ,这就决定了湘军集团整体上一个重要特征:浓厚的儒学色彩。为维护封建统治 ,为维护几千年来以纲常伦理名教为核心的礼 ,同时 ,为了立功进入仕途 ,这些封建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 ,他们互相影响 ,相互讨评 ,逐渐形成一个风格一致的集团。他们标榜理学，崇尚经世致用，对晚清儒学两大流派的合流以及湘军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的文化来源


理学与经世之学是湘军理学经世思想形成的两个文化来源 ,两者都是湘军人物所处的地方文化环境和时代文化环境交汇作用的产物。

（一）
、湘军与理学的关系：
“湘军”之称中的“湘”字 ,反映了湘军这个集团的地域特征。理学对湖南的学术思想影响很深。湖南省历来具有讲理学的传统 ,省内有影响的学者和书院都极力维护宋学 ,反对汉学。岳麓书院是湖南省固守程朱理学的堡垒 ,在学术和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影响。清代湖南省有声望的人 ,大多在此就读过。这些人回到各州县又往往是地方有权力的绅士 ,有声望的儒生 ,又各自影响着一大批人。岳麓书院的山长从王文清到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贺熙龄等 ,都是程朱之徒。此外 ,地位稍次的城南、石鼓两书院也无不是理学的阵地。后来成为湘军集团首领和骨干人物的 ,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李元度、陈士杰、江忠源、曾国荃等都在湖南各书院学习过 ,非就学于岳麓 ,即肄业于城南、石鼓 ,亦或别的书院。
湘军集团的成员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学习理学 ,相互切磋讨论对湘军与理学的密切关系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较典型的有曾国藩、罗泽南（字罗山）等人。曾国藩始在湖南读书求功名时 ,与他的好友郭嵩焘、刘蓉就“相尚以宋儒义理之学”[7]
。1840 年官京师后 ,曾国藩与唐鉴、倭仁等人的学术交往 ,更使他确立了对理学的信仰。此外 ,曾国藩还与治理学的窦兰泉、冯树堂、吴廷栋等人相往来 ,“日相与考德问业”[8]
。此后 ,曾国藩又以其理学思想影响造就了一大批学徒弟子 ,如李鸿章等。唐鉴是罗泽南的学术引路人 ,他对罗泽南非常器重 ,竭力劝他走研究理学的“正道”。贺熙龄、贺长龄兄弟也给了他非同一般的指导。罗泽南志趣相同的朋友很多 ,其中首推刘蓉（字孟蓉） ,1838 年前后 ,罗泽南与之相识 ,“先生与语《大学》明新之道 ,孟蓉叹服 ,订交莫逆。后闭户读 ,且十年 ,时与先生书札往来 ,彼此规劝 ,考求先圣贤为学之要旨 ,身体力行 ,时人咸慕倾焉。[9]” 罗泽南与左宗棠之间也有学术交往。左宗棠在《与杨雪沧书》中曾说:“长与罗罗山、丁秩臣为友 ,亦藉窥正学阶梯 ,不陷溺于词章、利禄之俗说。[10]” 罗泽南与精通理学的郭嵩焘、郭琨焘兄弟也有过学术交往:“是岁 1844 年 湘阴郭公嵩焘兄弟同在长沙 ,与先生往来同学 ,相得甚欢[11]” 。罗泽南本人又常年讲学四方 ,“与其徒讲濂、洛、关、闽之绪 , 口焦思 ,大畅厥旨。[12]” 这又影响了一大批学生皈依理学 ,如李续宾、续宜兄弟、蒋益澧　、钟近衡、近濂兄弟、易良斡、谢邦翰、朱宗程、罗信南等。与罗泽南相类似 ,唐训方、储玫躬等人也是授徒四方 ,只不过规模和影响不及罗泽南而已。上述人物 ,后来皆成为湘军的大小各级将领和行政骨干。从他们的理学思想形成过程可以看到 ,在湘军形成之前 ,在他们周围已产生了一个个的讲理学的知识分子群体 ,这些群体相互交叉 ,相互影响。这批人通过学术上的交往切磋 ,共同确立了对理学的信仰。正是对理学的共同信仰 ,使湘军集团各成员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际走到了一起 ,形成了誓死捍卫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理学团体。
（二）、湘军与经世致用之学的关系：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 ,在强调“义理”的同时 ,又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 ,走向了理学与经世实学并用的道路。考察湘军团体的经世思想同样离不开湖南这个特殊的环境。湖南士人一向注重经世之学 ,他们主张把视野转移到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上来 ,并在吏治、河工、海运、盐政、治军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这方面对湖南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有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 ,“三湘学人 ,诵习成风 ,士皆有用世之志[13]” 。而陶、贺诸人或以地方大吏的身份主持各项改革 ,实践经世致用思想或主持书院 ,授徒己学。湘军的主要骨干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罗泽南、刘蓉、刘长佑等都是陶、贺的门生故吏, 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由于湖南士人普遍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 ,因此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入仕愿望 ,修齐治平是他们的理想抱负。胡林翼年轻时“习闻绪论 ,有经世志[14]” 。罗泽南早年家境多难 ,但他“不忧门庭多故 ,而忧所学不能拔俗入圣;不耻生事之艰 ,而耻无术以济天下。[15]” 王公开宣称 ,“人生一息尚存 ,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16]” 左宗棠在自己科场失意之时 ,犹写下了“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读破万卷 ,神交古人[17]” 的对联，用以鼓励自己。
正是由于与湘军天然联系的理学，以及湘军在晚清的社会现实中所运用的经世致用之学两者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从而逐渐的形成了湘军即不同于只谈“义理”的虚空的理学，又不同于一味强调实践的单纯的经世之学这样一种儒学理论，当把这样一种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时，就逐渐的形成了湘军所特有的，融合儒家两大派系的，寓理学于经世，经世中体现理学的，理学与经世实学互为表里的理学经世思想，湘军这种思想独具特色。

三、湘军理学经世思想的特点

湘军人物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思想遗产，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使其理学经世思想具体体现如下三点明显特征。
第一，积极面世的精神。
在传统社会，这一价值的体现就是经邦治国，成就大业。是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在走进仕途之前，确具有经邦治国的宏大理想。
他们生当封建的衰世和社会的大变乱之中澄清天下，消弭社会翠¤，建立封建盛世的统治秩序，始终是他们的政治信仰，也是他们以书生起而练军，决心为挽救清朝的统治而献身的动力。曾国藩出生寒门冷籍，“自明以来，学业发明者[18]”，“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19]”。进仕做官，成为曾氏家族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父亲曾玉屏就曾赋诗云：“只将艰巨负儿曹”，寄托了很大希望。曾国藩自己也有“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斩蛟龟”[20]的强烈功利欲望。他中进士为翰林后，虽位尊而职闲，与他有做一番大事的希望相距甚远。故而多有牢骚：“磬折以决素心违，璞献况逢俗眼白！”他期待着“要将万舞夸辉光”[21]的日子的到来。在他为京官的后两年，他连续上奏言事，相继上了14篇奏折，其中议论时政，向皇帝提出建言主张的有《应诏呈言书》，《议汰兵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等，集中反映了他对朝廷的看法以及他的经济，政治主张，也可以说他不愿久司京官，空无建树的表现。从这一系列的情况来考察，创建湘军，是曾国藩经世致用，面世精神的自然表现。
与曾国藩一起创立湘军的左宗棠，彭玉鳞等人，也都是从小立有经世大志的人物。左宗棠在科场不甚得意，但他留意经世之学，立下了“读书只为经世之学的宏愿”，关心时务，留心时事，成就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学问。这就使他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天下危累”的时刻，出而从幕，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内。赞襄军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的极高评价。最终出幕领兵，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罗泽南在入湘军之前，虽为乡村塾师，但他抱有经世济世之愿，具备经世致用之才，“忧无术以济天下”，也是一位志在鸿鹄的隐逸之士。当曾国藩起而创军之时，他不但自己出山，且率领一批弟子共同加入。由此可知，湘军文化中的经世济世精神，在湘军人物中得到发扬光大，并成就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第二，忠君爱国的价值取向。
湘军人物包括曾国藩，左宗棠一些重要人物对清政府的政治是多有不满的。曾国藩就曾经直言民间三大疾苦，所谓“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申[22]”，且官场也存在“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弊端。并预言：“将来一有危险，国家必有乏才之患[23]”，所言不为不尖锐。左宗棠甚至走的更远。他认为农民起义仍在于官吏的逼迫：“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24]。”曾，左的这种言论，并不表明他们同情农民起义，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希望清政府革除一些弊政，以消弭农民的反抗。而对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他们是坚决主张镇压的，也正是这种原因，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兴起以后他们便不约而同的聚集在湘军的旗帜下，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悍之旅。湖南士人的这种双重的心理性格，在于他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传统士人，即是儒家思想濡染出来的士大夫分子。一方面，恪守儒家的忠君爱国伦理，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标准来辅佐君主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等级社会；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又是儒家所追求的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人人恪守本分的社会，因而对导致这种秩序失范的现象，包括官吏的诛求，朝廷的失教认为都是要抨击的。正是这样一种儒家人格，使他们可以不满皇帝，朝廷的失当，却不能容忍推翻或不忠于王朝的举动。对于来自农民的挑战他们主张坚决镇压；而对于自身的非分之想，也是决不可以容许与存在的。因此，当曾国藩终于率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拥有可以和清政府抗衡的势力时，面对政敌的猜忌，民间的传闻，部将的暗示，都更加小心谨慎，以裁汰湘军，自释兵权来消除朝廷的猜忌。这一举动，固然有曾氏及其将领保持晚节的自保因素，更有这一批儒生将领出自内心的对清王朝统治的忠心耿耿的逻辑表现的因素。
第三，取笃实践的务实精神。
曾国藩对理学有独特的偏好，但他继承了唐鉴的“取笃实践”，“守道救时”的实务精神，并不主张空谈“义理”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没有理学家空谈性命的恶习，更具有经世学者的实干精神。他以“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作为座右铭，注重于从小事做起，踏实苦干。在实际生活中，曾国藩特别注重从小事培养人的品德与情操，主张力戒浮躁，“不说大话，务虚名”。以治学论，他认为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需专守一经；志在做制义，则需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做古文，则需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诗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骜，一无所得[25]”。这种治学态度便是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体现。以为人论，曾国藩也特别注重以小事磨练人的品行。例如，他无论教子弟还是幕宾，都特别注重“早起”，认为早起体现了为人的“勤”和“实”。他把“早”与书，蔬，鱼，猪，扫，考，宝列为兴业立家的八字诀[26]。在军中，曾国藩每日黎明必与幕僚同食早餐，非齐不食。
湘军人物笃于实践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勇于探索。湘军人物是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开先河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下，曾国藩以传统文化背景出身的理学家身份，率先创办了第一家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率先奏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这是笃于实践最突出的表现。左宗棠则进一步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不但创立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如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化机器工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民办工业的思想。这些，都反映出湘军人物顺应时代，勇于探索的精神。
构成湘军理学经世的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湘军的崛起。正是湘军的这样一种士人性格与素质，决定了湘军对晚清西学东渐的重大影响。

四、湘军理学经世思想对晚清西学东渐的影响
   
首先，湘军理学经世思想对晚清西学东渐的影响，体现在晚清政府决策层思想的变化上。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借用洋枪洋炮打败了太平军。与此同时，清王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又再度领教了洋人的“船坚炮利”。因此，在经世之学中获得“务实”精神和“开明”意识的湘军，认识到西人的长技，他们打破了天朝自大的观念 ,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 ,使整个时代观念为之转变。
第二，湘军集团掌权以后在中国推行近代新式教育。
湘军集团创办的影响较大的西式学堂有十多所 ,包括语言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三种类型。语言学堂主要有 1863 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军事技术学堂主要有曾国藩赞助、容闳主持的附设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上海机器学堂 ,李鸿章在天津创立的天津电报学堂和天津医学堂。军事学堂主要有左宗棠、沈葆桢创设的福州船政学堂 ,李鸿章创设的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湘军集团创建西式学堂 ,从学堂和学生的数量来说 ,都是微不足道的。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 ,这些近代学堂的出现 ,毕竟是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 ,至少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和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 ,打开了若干窗口。
第三，湘军集团在国内兴办西式学堂的同时 ,还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
1872 - 1875 年清政府派出 4 批计 120 名官费留学生 ,留学美国 ,这是由容闳发其轫 ,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大力支持与筹划而成的。这是湘军集团一致合作的结果。1875 - 1897 年 ,福州船政局前后又派出 4 批计 88 名官费留学生留学英法 ,学习造船驾驶 ,这一次是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李宗羲、丁日昌等人通力合作的结果。另外 ,1876 年李鸿章又派遣 7 人赴德国学习陆军技艺。清政府派出的留学生 ,不但学习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 ,而且得以直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他们当中的不少人 ,在以后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这一切与湘军集团的强烈的经世意识、开放意识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第四，设翻译馆和印书处。
1867 年冬 ,曾国藩采纳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意见 ,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该馆中翻译人员主要有湘军集团中的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徐建寅等人和一些外国人。翻译馆的译书“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 ,罔不搜罗毕备 ,诚为集西学之大观[27]” 。翻译馆所译之书 ,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极大兴趣 ,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 ,也正是这些科技书籍 ,培养了我国近代早期的一代甚至两代的科技工作者。这些译著的问世 ,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 ,为中国近代许多学科奠定了基础 ,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为我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变法革新提供了思想武器 ,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最初接触西学 ,就是从这些基本书籍入门的。
第五，鼓励和组织近代的发明创造。
湘军在发明创造中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湘军大营内云集了一批自然科学家和能工巧匠，他们在湘军领袖洋务思想的指导下，热心于科技活动，研制出一系列近代兵轮枪炮。
早在1853年，为组织有别于绿营兵的湘军，曾国藩在衡阳“造船制炮”。又在湘潭设一分厂，在长沙设一炮局。
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后之，曾国藩立即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制枪炮。招募国内“智巧之匠”和著名科学家华衡芳，徐寿等“绘图测算”，试造洋器轮船。1862年，华衡芳，徐寿等人密切合作，终于试制出火轮船蒸汽机。以后不久，由中国人自行制造的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便在安庆内军械所诞生了。
1863年冬，曾国藩委托容闳前往美国购办“制器之器”。1865年，联合李鸿章正式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总之，湘军从船炮入手寻求自强之道，从土法制造旧式船炮，到发明创造出近代兵轮枪炮，从简陋的安庆内军械所的设立到大规模的较为现代化的江南制造局的建立，都说明湘军确实为晚清发明创造做出巨大贡献，在科技文化领域处在当时中国的前列。
湘军集团突破“夷夏之防”的陈腐观念 ,主张“新经世致用之学”,这是企图利用西方较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维护和挽救清王朝反动的封建统治。作为封建士大夫 ,引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来为封建统治服务 ,是湘军集团对儒家文化和西学调和会通的初步尝试 ,是晚清儒学发生的重大变化 ,表明儒学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 ,是整个时代观念发生转变的表现。湘军集团掀起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 ,虽然并未涉及改变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纲常名教问题 ,但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因此受到冲击和挑战 ,人们逐渐不满足于“船坚炮利”的学习范围 ,开始要求在政治制度上实行某些改革 ,要求学习和仿行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宪和议会制度 ,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初造舆论 ,为中国文化向近代转换创造条件。


结    论

综上所述，湘军集团是一个文人集团，它与理学和经世致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为其理学经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湘军的理学经世思想的的产生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是湘军人物面对清王朝严重的统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做出的一种救国救民的反映，故而湘军思想的特点十分突出，对晚清东西方文化技术的交流影响深远。
还应当指出的是，湘军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努力，其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是为维持腐朽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历史的发展却走到了湘军初始愿望的对立面，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暂时支撑了摇摇欲坠的晚清封建统治，又在西学东渐中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推动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制造了晚清统治的新危机。历史就是这样的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