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36回概括200: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历程[1]

五、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向

1、学科发展不足问题

虽然有上述成就，但目前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发展不足问题。

发展不足的主要表现是专业人员少，研究成果少。由于从事该学科对学者的学术功底的要求较高，加上发表成果较难、拿项目和经费难、研究生招生也较难等因素，一些该专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同时兼搞其它专业的研究，有一部分人已经完全转行。学科恢复20年来，专业人员的增加是十分有限的。目前，专业研究人员主要分布于综合大学的政治学专业、师范院校的政教专业、以及少量的历史专业。在专门的政治学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样基础学科研究的人员几乎没有。

由于专业人员少，所以20年中的研究成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据我们初步统计，20年中共出版了近50部著作，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法学、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人员的作品，纯粹由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人员撰写的占其中的三分之二。

专业人员不足便不能形成较为稳定的分工，不能造就一批专家，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常见的是，专业人员今年搞古希腊，明年就可能跳到当代的某个新兴思潮，然后又回过来搞近代某个思想家研究。所以，直到今天，多数人仍然停留在编写通史类的教材上，只有个别学者涉入了撰写专著的境界。在近50部著作中，教材占23部，平均每年一部多，而在这当中由政治学工作者撰写的仅有13部。专著只有10部，其中有份量的仅寥寥数种。国别史至今仍付阙如，断代史也基本属于教材类型。发表的文章的数量也不多。在90年代，《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每年四期，每期间或出现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一、二篇(包括题目索引)，有时一篇都没有。在专业翻译方面，这20年当中，由专业研究人员翻译的西方政治思想原著是很少的，至今还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没有中译本，这是与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不相称的。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这种发展规模和水平与未来政治发展和政治学的发展是不适应的。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在政治学研究实证化程度不高的时代，也就是政治哲学在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时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直到50年代，美国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仍然把多数课程和大部分人员用于研究政治学说史上”。[16]而在其它学科(哲学也许是例外)对本学科历史的研究却远没有这样大的份量。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属于政治哲学的一部分，与政治哲学的发展需要相联。我国未来几十年，将进入重大的政治变革和新型政治文化形成时期，它必然带来对政治的充分关注和活跃的政治思考，对政治哲学研究的强烈需求。发展政治哲学将成为政治文化建构的主体工程，它要求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充分发展，进一步繁荣。

2、提高研究水平的几点建议

除发展问题外，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还面临迫切的提高研究水平问题。

第一，要加强对基本材料的占有和使用。

目前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占有材料上还不能符合最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许多研究者还不能充分使用外文材料，对于一些没有中译本的政治学著作的引述依赖于第二手资料，像柏拉图的《法律篇》、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布丹的《国家论六卷》等一批属于一流的政治学名著，在我们出版的几乎所有教材中，作者都没有依据对原著的阅读来转述和概括其思想。这种情况在学科恢复初期较为普遍，现在已有所改善，但直到近年来出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包括材料相对较为丰富的教材，仍然大量引述二手材料。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需要加强对原著的翻译工作，另外还需要我们明确树立起一种观念，即没有依据第一手材料的研究成果是不过关的，至少是一个大的缺撼，有了这种认识在心中，我们就能尽快改变这种现象。

第二，按学术规范开展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

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不遵守学术研究规范的现象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有大量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质量。在本专业为数不多的著作和论文中，也符合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成果的评价：成果很多，但值得看的并不多。一些文章选题和立意一般化、没有新材料和新见解、新视角，不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不能推进该领域学术研究的进步。有的连题目也太一般化，如“论**的政治思想”，或“论**的**思想”等，有的干脆是讲义中的一段，有的是抄拼而成。作者往往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不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一些论题大家不断地反复炒作，却没有新意。论题也集中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卢梭等人的研究，其中对卢梭的研究在这20年中已经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但真正有新意、使用了新材料的只有寥寥数篇。不尊重学术研究规范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一些领域虽然发表了一些著述，但却没有产生相应的累积进步的效应。如果我们尊重学术研究基本规范，按学术研究规范展开研究，就能消灭一些低劣的研究成果，从而推进整体研究水平。

第三，摆脱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依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那些较多使用外文资料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专著和少量论文)目前基本上停留在吸收、整理、介绍和消化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的阶段。表现在材料使用上，我们往往直接利用西方人的专著和论文，很少自己独立地对材料进行的鉴别、考释、挖掘，更不要说利用手稿、笔记、挡案，以及碑文、石刻、传单、私人信件、官方文书、小册子等零散材料了。在分析和评价上，我们也受到西方学者很大的影响，往往将西方学者的分析直接嵌入自己的著述中。应该承认，在这个领域，西方学者有着明显的优势，在目前阶段，引进和消化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是必要的。但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目的，最终是要摆脱对西方研究传统的依附，形成我们自己独立的研究。只有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的研究，才能有益于中国的学术发展和政治发展，也只有形成中国学者特有的风格、观点，才能有资格与西方学者平等地交流和对话。

第三，加强专业分工与合作。

要深化西方政治思史的研究，目前最需要的是分工。要改变现在专业人员不专，研究领域过宽的现象。要有一批人能够克服急功近利、虚骄浮躁的情绪，长期专心于某一领域，深入研究，从而成长为专家，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由于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广阔，内容庞杂，在目前的情况下，一部高质量通史著作非个人所能完成。以往通史著作多数为集体成果，但参编的人员参差不齐，强弱不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出现研究人员的自然分工，形成断代的、国别的、人物或流派的、专题的和重要范畴的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国内各领域专家或其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完成高质量的政治思想通史。

目前，由天津市教委和天津师大资助的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计划五卷)作为学科建设的跨世纪工程已经启动。该项目由徐大同先生主持，组织了国内一批本专业的研究骨干合力攻关。但由于学科研究基础尚很薄弱，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尚有很大的困难。

第四，继续拓宽研究视域。

拓宽研究视野，需要我们关照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需要。随着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要求西方政治思想史为其提供基础理论的支持。比如当代地缘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对地缘政治思想史进行考察，挖掘思想史上丰厚的地缘政治学思想；当代政治文化理论的研究，需要我们对政治文化理论的前史予以梳理；适应我国对培育公民文化的需要，对西方历史上公民观念进行总结等等。

拓展研究领域还意味着我们必须跳出对大思想家及其名著进行介绍、诠释的狭小圈子。我们要认识到，政治思想史并非由一个个思想家和经典文献构成的发展系列，它应该含蕴更为丰富的内容。如乔治·卡特林所指出的：“仅仅根据思想史，即使是柏拉图称为成体系的思想史，去力图说明价值观念的传统，也是不够的。价值观念的传统在民间习俗中表现得更为广泛，在艺术形式中也许表现得最为丰富。”此外还有宗教等。[17]所以我们今后应该从更广阔的领域挖掘各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比如挖掘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中的政治思想；史学著作中(修昔底德、塔西佗等)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如民谣、传说、笑话等)甚至艺术作品中涵蕴的政治思想等。[18]我们应该区分“政治学说史”和“政治思想史”。前者以政治学取向为主，是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史；后者以历史学取向为主，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在内容上有一定偏离，研究方法上也不尽相同。我们需要这两种研究取向兼顾，各自分工而又相互补充，从而超越政治思想史成果的贫乏与苍白，展示出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真实而生动的面貌。

3、加强对现实政治发展及政治学发展的关照

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需要两种关怀，即对现实政治发展需要的关怀和对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关怀。有了这两种关怀，学科发展才会充满生机。我们今天处于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需要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仅是文化的考古学，它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如美国政治思想史专家萨拜因指出的，“至今还保有活力的政治哲学，是那种可以把自己结合进这门学科的发展传统的政治哲学。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是那种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和对了解其他形势有所启发这两方面都是高超的理论。”[19]我们要从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出发，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来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通过我们的历史考察，从已成文化化石的思想体系中提取有价值的活性基因，为人们思考现实政治问题和构建当代政治学理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使人们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或激活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这样，这门以史为特征的基础学科才不负于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

 4、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在抛弃了苏联舶来的主导理念之后，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真空时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认真探讨过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特有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在西方，学者们发展了多种研究方法，诸如乔治·萨拜因和昆廷·斯金纳的历史主义方法，列奥·施特劳斯的理性主义方法，皮埃尔·梅斯纳德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斯金纳的历史语义学方法等。围绕各种研究方法，形成了一个个的学派。在我们看来，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点，都能够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做出独有的贡献。各种方法并存，才能相得益彰。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任何自觉的研究方法。我们没有文献学派，因为它要求尊重原著，向读者再现原著的思想内容，尽管完全再现是不可能，但要尽可能接近原著的本来面貌。可是我们的研究者对原著掌握不够，许多人不能使用外文材料，而大量重要的原著又没有中译本，更不要说一般性的原始材料了。即使对中文译著，我们的研究功底也不深。此外还存在着学风不够严谨，转述、归纳和概括原著都有较大随意性的情况，这是文献学派所极为忌讳的。我们也没有真正使用历史主义方法的学者。因为我们的研究者对一般历史以及各个时代的一般思想状况了解很有限。我们一般都重视历史条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但不能把思想史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思想文化的背景)有机结合，不能将历史背景与政治思想发展特点的内在联系充分揭示出来。至于借助各种专门知识对各个时代思想文化背景的深度考察，我们更是显得学力不足。而像历史语义学的研究这样对学术功底要求较高的方法，就目前的研究队伍来看，还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

没有成熟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就如无根之浮萍。它也标志着学科发展的不成熟。这也是我们今后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