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结局:毛泽东一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08:55:37

 


毛泽东
1893.12.26——1976.9.9湖南湘潭人。字咏芝(后改润之)。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18931226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父亲:毛贻昌母亲:文七妹)

1913 20岁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1918年同何叔衡、蔡和森等成立新民学会,开始接受马列主义。

1919年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

1920年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 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同年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3年在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局秘书。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6 5月至9月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11月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年在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4月率部同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在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委书记。

1930年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中共总前委书记。

193111月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0月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5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1936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军委书记、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在以后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

19489月至19491月,亲自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

194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95057岁命令志愿军奔赴朝鲜抗美援朝,并亲自指导了第一至第三次战役。1951年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461岁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5966岁时自动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

196370岁确定在农村进行四清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1966年至1976年错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197699零时1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毛泽民 1896.4.3-43.9.27湖南湘潭韶山人。毛泽民是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他是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1933年5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他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动人的赞歌,他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壮丽的解放事业。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他的英名将永远留存在共和国的丰碑上。他那不怕艰难困苦的跋涉、英武不屈的拼搏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位于乌鲁木齐南郊风景优美的燕儿窝,这是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届党代会决定,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于1956年修建的。

        家庭 历任妻子:王淑兰(烈士)、钱希均、朱旦华。有女毛远志、子毛远新。

        王淑兰:毛泽民的结发妻子。1896年生,是一位缠过足的旧式女性,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毛泽民结婚,虽然是包办婚姻,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婚后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都先后夭折。毛泽民离家参加革命后,她成为上屋场家中唯一的女主人。后来,又和毛泽民一起去了长沙,在家料理家务,抚育儿女。几年之后,回韶山生孩子,刚满月,便投入农民运动,任韶山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并以大胆泼辣而著称于韶山冲。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毛泽民常年在外,而提议离婚,双方解除婚约。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无法安身,又到长沙,后来离开湖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在狱中被选为临时党支部女监党小组长,并带领大家与敌人开展斗争。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被营救出狱。由于是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组织上叫她就地隐蔽。从此带着孩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要过饭,当过佣人,乞食补衣,历尽了人间沧桑。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12月在八路军长沙驻湘通讯处,找到了徐特立。 随后,任湖南省委的秘密交通员。全国解放后,因没有文化,加之年纪也大了,经毛泽东安排回到韶山,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1964年逝世。

         钱希钧:毛泽民的第二任妻子。1905年生,浙江省诸暨牌王家宅人。1924年在上海松江女子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怡和纱厂工会秘书兼夜校教员,同时在上海大学读夜校。参加和领导“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活动,为声援国民革命军北伐和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做了积极工工作。1926年起在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曾任秘密交通和发行科长,协助毛泽民创建并扩大中共在上海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1926年底与毛泽民结婚。1931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合作社主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国家银行会计,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总支副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红军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后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检察员、中央红军纵队运输大队指导员,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秘书长及支部书记、新疆新兵营图书馆主任。到新疆不久提出与毛泽民离婚。后回到延安,改嫁周小鼎,并任延安工业合作社妇女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年,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组织部长、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国家轻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食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1982年以副部级待遇离休。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委员。1989年9月11日病逝于北京。

        朱旦华:毛泽民的第三任妻子。1913年生,祖籍浙江宁波,在上海长大。原名姚秀霞。20年代考入上海务本高中师范专科学校。在这里,接触到上海地下党,并开始参加进步活动。毕业后,任学校教务处办事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坚决要求到抗日第一线去。1937年冬被党组织送往延安,同时,将名字改为朱旦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搞统战工作,曾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女子中学教导主任。1940年经邓发介绍与毛泽民结婚,婚后生有一子毛远新。1942年与毛泽民同时被捕入狱,一直到1946年张治中主政新疆时才被释放,后回到延安,任全国妇联干部科科长。1949年由帅孟奇介绍,改嫁方志敏堂弟、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志纯。建国后历任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主任,江西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毛泽覃 1905-35.4.26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人。受长兄毛泽东的影响,1921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到常宁县水口山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赴广州,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广东区委工作。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任书记。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是年冬被派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1928年初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后奉命带队参加接应朱德、陈毅部队与井冈山部队会师。同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31团3营党代表,参加了龙源口等战斗。经受战争实践的磨练,毛泽覃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1930年1月任红6军(后改称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5师政治委员。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其间,与邓小平等一起,同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卓有战功,曾获一枚二级红星奖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毛泽覃率部转战于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风餐露宿于山谷密林,不断寻找战机,打击敌人。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英勇牺牲,时年29岁。

    毛泽建(1905-29.8.20)1905年10月生,湖南湘潭韶山人,从小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做女儿,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担任耒阳县游击队队长。1928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毛泽建和陈芬先后被敌人逮捕,敌人杀害了陈芬。不久,毛泽建被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救出。面对敌人的猛烈反扑,为了不拖累同志们,身怀有孕和负伤的毛泽建坚决要求留在当地隐蔽,产后,不幸再次被捕。敌人抓到毛泽建后,以她“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均负共党要职”,把她从耒阳押到衡阳,后又押到衡山,使用封官许愿和酷刑拷打,梦想从这位共产党员、女游击队长身上捞到我党的重要机密和军事行动计划,但毛泽建始终坚贞不屈。她在狱中写下了“誓死为党”,“毛泽东是大有希望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等血书表达自己对党的赤胆忠诚。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24岁。

        杨开慧  1901.11.6-30.1.14名霞,字云锦,著名学者杨昌济教授独女。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追随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在极为艰苦、险恶的条件下从事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杨开慧按照党的安排,带着孩子回到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斗争整整3年。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面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开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砍头只像风吹过!死,只能吓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位于现今长沙市芙蓉路浏城桥识字岭处,有其纪念石像),年仅29岁。 “我失骄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这首写于1957年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词中热情怀念的“骄杨”就是他的夫人和战友杨开慧。 也可以说,杨开慧在毛泽东的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毛岸英 (1922.10.24~1950.11.25),朝鲜战争烈士,毛泽东与第一任妻子杨开慧长子,湖南湘潭人。1922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8岁时,由于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以后,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从来不以领袖的儿子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和普通劳动群众打成一片。

        彭德怀司令员称其为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50年10月,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彭德怀,便要求入朝参战,并得到毛泽东支持。随后,他到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除了彭德怀等几人了解他的身世,其他人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

  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因“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发报甚多而被美军测出,认定有重要机关并派飞机前来轰炸。当时,毛岸英等四人在木板房中。燃烧弹落下瞬间,形成上千度高温。有两人先后跳出后,木板房便化成灰烬。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毛岸英牺牲当天,有人便提出要把遗体运回国内。彭德怀虽然难过得一天没吃饭,还是决定就地安葬。后来,彭德怀又提出为他立碑,说明他自愿参加志愿军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在与彭德怀见面时也强调“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并说“你们做得对”。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一块一米高的花岗岩石矗立在墓前,正面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毛岸英简历

   1922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

  1925年10月举家迁往广州

  1930年10月24日,与母亲杨开慧一同被捕

  1931年春节前夕,由地下党安排到大同幼稚园,化名杨永福

  1936年由东北军将领李杜将军带到法国

  1937年从巴黎来到莫斯科

  1940年加共青团,后任团支部书记、伊万诺活市列宁团区委员

  1942年5月进入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学习

  1944年夏转为正式党员担任某坦克连指导员

  1945年底,经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随同两名苏联医生回国

  1948年进入河北建屏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

  1949年调中央社会部工作

  1949年10月15日与刘思齐结婚

  1950年10月,毛泽东决定毛岸英入朝

  10月8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彭德怀飞抵沈阳

  10月19日随志愿军司令部到朝鲜,担任司令部俄文翻译兼机要秘书,任党支部书记

  1950年11月25日上午,牺牲于朝鲜战场,年仅28岁。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 1930年出生于湖北,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毛岸英的婚姻生活虽然不长,但他们两家却有着深厚的渊源。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知道她结婚才3天,就开玩笑说:如果你生了女儿,我们就要"对亲家"。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成了事实。不仅刘思齐与毛岸英喜结连理,她的妹妹邵华与毛岸青后来也组建了家庭。

  1946年,毛岸英秘密回到延安。不久,他遵照父亲的嘱咐,去乡村劳动。因胡宗南进犯延安,毛岸英才回到毛泽东身边。建国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1949年10月15日与刘思齐结婚。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同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样永远的留在了那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主动请缨,要求去朝鲜前线。但是毛岸英对刘思齐说的却只是去执行任务。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岸英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可是自始至终,刘思齐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三年后,她才知道毛岸英当时出差去的地方是朝鲜,而岸英已经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后来刘松林请示毛岸英遗体如何处理,毛主席写的电文稿中引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的诗句,表明了他胸怀天下,不徇私情的对儿子遗体的处理意见。

  毛岸英牺牲后,刘思齐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去苏联留学。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思齐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1961年秋天,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某部从事翻译工作。1962年2月,刘思齐与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结婚。后来,经过“文革”的曲折坎坷,刘思齐被分配到军科院工作,直至退休。

  《人民日报》5月27日刊登毛岸英烈士生前的妻子刘松林(即刘思齐)的文章说,在不久前毛岸英烈士亲属代表团访问朝鲜期间,她来到了朝鲜北方靠近鸭绿江的大榆洞,以完成毛泽东的嘱托。

  这里是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司令部的第一个所在地。岸英就牺牲在这里!爸爸生前就要我去看看岸英牺牲的地方!

毛岸青生平(1923-2007.3.23)

  192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汉族,是毛泽东与其第一位妻子杨开慧的次子。

  1927年何键在湖南开始清党,杨开慧带着3个儿子到板仓乡下躲避。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何键捕杀后,毛岸英与毛岸青兄弟被保释出狱。后来寄养在牧师董健吾家中。

  1932年寄养在牧师董健吾(其实是地下党员)家中。

   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后,经济资助中断,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流落街头,毛岸青曾被上海警员击伤头部,造成精神病。

  1936年,在上海流浪5年之久的毛岸英、毛岸青被张学良部下李杜带到巴黎,后来再被中共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进入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毛岸英主动要求参军上前线,毛岸青积极参加挖战壕、运伤员等支前活动。在苏联留学期间,曾用名杨永寿。

  1947年,毛岸青回国,在大连养病。后来由李富春、蔡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遵照父愿参加了黑龙江克山县土地改革试点,时间长达8个月。

  1949年7月,毛岸青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任俄文翻译,他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

  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结婚。

  1967年江青到北京大学万人大会演说,声泪俱下控诉邵华“主动送上门”勾引毛岸青,当时邵华就在台下。

  1970年1月17日育有一子毛新宇,时年已经47岁了。

  2007年3月23日凌晨4:18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5岁。

生活概况

   1947年,毛岸青回国,由李富春、蔡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遵照父愿参加了黑龙江克山县土改试点。1949年7月,毛岸青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任俄文翻译,他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

  长期以来,毛岸青夫人邵华怀着对父亲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对事业的忠诚,先后共同主编了纪念文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大型纪实文学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参与策划摄制了《杨开慧》等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纪念文章。

  岸青和邵华有个儿子叫毛新宇,小名毛毛,在北京一所中学住读。他喜欢历史,是班上的历史课代表。虽然只有这一个孩子,但邵华对他要求很严格,有时作业没做完,邵华就不让他吃饭,岸青却很溺爱儿子,常站出来袒护地说:“没听说不吃饭就能做出作业来的。”有一次岸青实在没法救儿子了,就跑过去说:“我来帮你做!”两人趴在了一块,邵华又好笑又心痛丈夫,只得让步了。

  晚年的毛岸青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祖国统一,拥护改革开放,热心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多次夫人邵华、儿子毛新宇重走长征路,到革命老区、到工厂、到农村调研,并以多种形式帮助失学儿童,支持创办了多个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毛岸青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坚持读书、作词、谱曲。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顽强的毅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他会说一口地道的俄语。在苏联长期的学习和回国后的工作使他养成了用俄语思维问题的习惯。与人交谈时,找不到词就冒出一句俄语来,弄得对方不知所措。这次在京山游览空山洞,县里请他题字,他用流利的俄文写下了“我热爱京山人民。”然后用中文签了自己的名字。

  岸青平时在家休息,翻译就成了他的一种消遣,他常翻译点小东西,由刘松林(摘者注:刘是岸英的夫人,岸青的嫂子)负责找资料。不仅如此,他在音乐上也颇有造诣,会作曲,常在家编编曲子,如果出去听一次音乐会,回家他就能在钢琴上把主旋律弹下来。他在家喜欢下象棋,中国象棋他有时下不过妻子邵华,但国际象棋,他在家里所向披靡,谁也不是对手。

毛泽东与毛岸英、岸青之间的“鸿雁传书”

  为了革命事业,父母四处奔波,毛岸英兄弟从小就过着“吃百家饭、走万里路”的生活。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为杨开慧所生,曾用名杨永福。1922年10月生于长沙,1950年10月牺牲于朝鲜前线。

  1922年10月,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当时,杨开慧怀有身孕,已经足月,却迟迟不见分娩。毛泽东正忙于领导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每天回家很晚。有一天,他见杨开慧愁眉苦脸,就建议她别成天坐在屋里,出去到岳麓山一带转转,或许可以生得快一些。第二天,杨开慧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出去走一走,果然,第三天即10月24日,孩子生了下来。毛泽东抱着这个又白又胖的头生子,高兴极了。正巧,那天是泥木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的日子,真是双喜临门。“就叫他岸英吧!”毛泽东给孩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岸英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1924年到上海,1925年回韶山,1926年去广州。之后,又赴长沙,奔武汉,直到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开完八七会议,才秘密把妻子杨开慧、保姆陈玉英(人称孙嫂)和岸英三兄弟送到岳父家———板仓杨宅。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为了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又远离亲人了。此后,整整三年,毛岸英在妈妈的身边读书、成长。

  1930年10月24日凌晨,岸英在梦中被枪托撞门声和杂乱的吆喝声惊醒了。他睁开眼爬起来,看见妈妈正被提枪的大兵从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推了出来,押着朝外走去。岸英站到妈妈面前,口里嚷嚷着:“不去不去,我妈妈是好人,哪也不去!”为首的敌人一把将他拖开,凶狠地说:“好,把你这小共产党也一起带走!”孙嫂赶紧出来阻挡,也被敌人一起抓走。

  敌人把三人关进协操坪监狱。杨开慧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种种酷刑,但她坚贞不屈。

  在狱中关押20天后,即11月14日上午,杨开慧被反动派杀害,年幼的岸英哭喊着妈妈,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经熟人出面说情、作保,毛岸英和孙嫂被释放,但板仓杨宅受到了特务的严密监视。鉴于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所处的危险境况,党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到上海。在周密的安排下,60多岁的杨老太太和20多岁的李崇德舅妈扮着走亲戚的样子,领着岸英三兄弟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改乘轮船到达上海。

  当时,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夫人钱希钧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们亲自把三个孩子安排到上海大同幼稚园,这是我地下党领导的中国互济会办的。1931年4月,因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解散,岸英兄弟暂时寄养在董健吾家。后因白色恐怖严重,董健吾又去武汉工作,岸英兄弟生活无着落,开始流浪街头。老三毛岸龙在几次迁移中病死(亦说失踪)。岸英、岸青曾在烧饼铺当学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逃出店铺后,两人靠卖报纸、拾破烂、拣烟头、帮助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岸英和岸青,两个流浪儿见到亲人,倾诉着一肚子委屈,伤心地哭了。党组织想尽办法,通过在白区的统战关系,由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介绍,乘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的机会,带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一同出国。

  1937年初,岸英、岸青来到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先后在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医院和在伊万诺夫城的国际第一儿童医院等地学习。这时,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时常眺望西北方,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的照片。毛泽东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书写了一信,托人捎去。

毛泽东的信件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

  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三月四日

  事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并随带自己的照片。信的一开头就询问:“早一月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收到了,写点回信给我……”一种盼儿心切,急不可待之情跃然纸上。

  从此之后,父子之间“鸿雁传书”,频频往来。

  1939年8月26日,毛泽东又有一信: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为了让这些革命的后代学到更多的知识,毛泽东几次托人买书,在戎马倥偬、炮火纷飞的境况下送往苏联。1939年他寄了一批书,遗憾的是中途遗失了。这次他又亲自挑选了21种60本书,既有哲学、经济、历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

  自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悍然向苏联发动闪电战以来,毛岸英十分关心战争的发展。每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广播,然后回到房间里,在世界大地图上作红白标记。

  这一时期,毛岸英担任国际儿童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夫市列宁区团区委委员,为配合战争这个中心任务而开展工作。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5月,他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你一定批准我的请求!”落款写上“谢廖沙”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信发出后十天无音讯,他又写了第二、第三封信,都石沉大海。

  正当他万般焦急之时,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了。毛岸英因同他有过一面之交,就主动缠住他,最后将军同意他进学校学军事。于是,毛岸英先后来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并于1943年1月加入全联盟共产党(布)(1947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军校毕业后,毛岸英获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千里长驱,英勇击敌,穿越了波兰等好几个东欧国家,在毛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他,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一次最高奖赏。

毛岸青:一生都不能忘记毛岸英

  毛岸青是毛泽东和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的二儿子,1923年11月13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板仓。

  刚满月的时候,毛泽东奉命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多聚少。毛岸青4岁那年秋天,在参加完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后,毛泽东秘密把妻子杨开慧、保姆陈玉英和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送到岳父家——长沙板仓杨宅,奉命去发动秋收起义。

  直到20年后,毛泽东、毛岸青父子才得以重逢。

  毛泽东走后的三年,毛岸青是在母亲杨开慧的身边,住在长沙板仓成长的。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捕杀,毛家三兄弟跟随外婆向振熙生活。不久,远在上海的毛泽民来信,让向振熙将孩子送至上海。在周密的安排下,60多岁的向振熙老太太和20多岁的儿媳李崇德扮成走亲戚的样子,领着三兄弟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改乘轮船到达上海。

  到上海后,毛岸青三兄弟被送到中共地下党办的上海大同幼稚园读书,后因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解散,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被寄养在董健吾家,二人饱受生活艰辛之苦。

  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凄惨生活时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更不幸的是,在这一时期,毛岸青由于被人殴打,脑部受到伤害,留下了脑震荡的毛病,这几乎影响了他一生。

  1936年,在董健吾为首的上海地下党人的帮助下,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乘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的机会,取道法国,然后抵达苏联。

  1937年初,两兄弟抵达莫斯科后,先后在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医院和伊万诺夫城的国际第一儿童医院等地学习。这时,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的照片,毛泽东喜出望外。不久,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书写了一信,托人捎去:“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

  也是这一年,在苏联的毛泽东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和毛岸青兄弟联系上,经常照顾二人。

  1947年,毛岸青回国,由李富春、蔡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遵照父愿参加了黑龙江克山县土改试点。

  1946年7月,毛岸青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任俄文翻译,他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但是,脑袋在上海受到的伤害无法根除。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有一次,在对毛泽东进行健康探视后要离开,毛拿出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信封,递给了他。

  王鹤滨把大信封拿回宿舍,抽出来一看,是毛岸青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详细叙述了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小家伙”,他与脑子里的“小家伙”无休无止地纠缠。

  此后,毛泽东不得不送毛岸青去苏联治病,“本来不愿意为孩子的病去麻烦苏联政府”,但实在别无良策。

  2007年3月24日电 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于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4:18在北京304医院逝世,终年85岁。

  毛岸青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默默奉献的一生。毛岸青同志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同他的哥哥毛岸英一起,度过了苦难的童年。1936年,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被我地下党组织送往苏联学习。他先是在共产国际儿童院学习,后考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深造。毛岸青在童年时代没有机会上学,到苏联后既要学习俄语,又要补习中文。经过勤奋学习,他娴熟地掌握了俄语,中文水平也有了很大进步。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他认真钻研马列著作,为后来从事编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1947年,他回到祖国,被分配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工作。1949年7月,他调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工作。从此,他开始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努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毛岸青同志就参与翻译了列宁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等著作。他还参与翻译了苏联学者写的一些政治理论著作和《联共(布)关于青年工作的两个决议》等历史文献。此外,他还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20多篇介绍苏联政治理论和文学的文章。他参与翻译的列宁斯大林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曾经大量发行,广泛传播,成为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毛岸青同志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实践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经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以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全面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透彻理解原文的含义,真正弄通原著的理论内涵,还要用规范的汉语准确地表达原著的内容。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这项工作要求译者在原意把握、史实考订和语言表达三个层面反复斟酌,反复推敲,决不能有丝毫的随意和疏忽。毛岸青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他对党的理论事业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同时又有很高的俄文造诣。他参与翻译的列宁和斯大林著作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这些著作后来稍经修改被收入《列宁全集》和《斯大林文集》。毛岸青同志的翻译经验是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

  我们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党成立之初就着手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马列学院成立编译部,专门负责翻译马列著作。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勉励翻译工作者,“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和中央俄文编译局相继成立。1953年,经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中央决定将这两个部门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在我国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涌现出灿若繁星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翻译家,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党的理论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毛岸青同志就是建国初期在这条战线做出重要贡献的翻译家,他的业绩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留下了值得铭记的篇章。

  毛岸青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战线的前辈,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凡是与毛岸青同志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赞赏他的学风和人品。他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工作期间,风华正茂,才思敏捷,俄语水平高,翻译能力强,备受人们敬重。但他并不因此骄傲自满,而是谦虚谨慎,埋头苦干。毛泽东主席对毛岸青的工作非常关心,要求他努力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以便能够准确翻译马列著作。毛岸青同志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为了弥补自己汉语功底不够深厚的弱点,他刻苦学习,虚心向同事求教。在工作中,他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对自己的译稿总是字斟句酌,一再修改,使译文质量不断提高。毛岸青同志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在朝夕相处、团结协作中结下了深厚友谊,赢得同志们的广泛赞誉。

  毛岸青同志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离开经典著作翻译岗位之后,他仍然坚持学习和研究理论,同时创作理论电视片、电视剧、诗歌、散文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精神财富。

  毛岸青同志离开了我们,他的高尚品格、革命精神和宝贵的翻译经验永远熠熠生辉,激励我们前进。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党中央正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校订工作是中央理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事业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今天,我们深切缅怀毛岸青同志,就要努力学习他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孜孜不倦的求知热忱,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邵华 (1938~2008.6.24)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的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正军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于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二十八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邵华原名张少华,湖南石门人,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生于革命圣地延安。父亲陈振亚,一九二七年参加平江起义;母亲张文秋,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父母按照党的指示前往苏联,邵华和姐姐随行。途经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扣留,从此开始了严酷的铁窗生涯。父亲在狱中牺牲,使邵华种下了对敌人的仇恨。她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参加过集体绝食。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党中央的营救下,邵华随母亲和难友们集体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中,她随军转移,从延安到太行山,从西柏坡到北京,她当过小宣传员,在革命战争中成长,在马背上和硝烟中度过了少年时代。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邵华随姐姐刘松林和姐夫毛岸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的关心下,邵华进入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读书。一九五三年,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学习。邵华从小爱好文学,一九五四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节日的夜晚》等作品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一九五六年,考入北京女一中高中学习。一九五九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学业中,受到毛泽东的指点、教诲和熏陶,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功底。一九六○年,邵华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在大连结婚。一九六二年春,受毛泽东主席的嘱托,邵华和毛岸青一同回湖南老家,到韶山看望乡亲,到板仓祭扫母亲杨开慧烈士墓。

"文化大革命"中,邵华和她的一家受到迫害,后得到平反。一九七○年一月,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毛新宇出生。

  其父陈振亚,湖南石门人,是1927年参加平江起义的老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乌鲁木齐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

  其母张文秋,湖北京山县人。是位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巾帼英雄,是京山县党的创建人之一。现已年逾九旬,是中央组织部老干局离休干部。

  爱人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烈士的次子。他们1960年结婚,婚后生有一子毛新宇,现工作于中央党史研究室。

  1939年,邵华随父母途经新疆去苏联,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扣留软禁在迪化 (今乌鲁木齐)。1942年9月,盛世才将他们全家及在新疆工作的160多名中共产党员,一起关进了监狱,度过了四年饥寒交迫、铁窗牢门的狱中生活。在狱中,她同大一些的孩子,与长辈一起粉碎了敌人企图分化瓦解我们队伍的阴谋,并参加了绝食斗争。四年狱中生活,他们同父辈一样始终立场坚定、旗帜 鲜明,不愧 为“小八路”的光荣称号。

  1946年6月,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营救一下,敌人被迫无条件释放了这批政治犯,邵华和大家一起回到了延安。从此,她就跟随革命队伍南北转战。从延安到太行山,又从西柏坡到北京。在解放战争的征途上,土改时,她当过宣传员;在太行山区,她扭过秧歌,演过活报剧;在河北平山县,她演过“兄妹开荒”和“血泪仇”;她在马背上、在硝烟中度过了少年时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在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入中直育英小学学习,相继加入少 先队和共青团。1953年以品学兼优的成绩,被保送进师大女附中学习,曾担任过班长和团书。1956考入北京女一中高中部学习。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后转到大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61年再回到北京大学读书。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邵华从小酷爱文学。前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如《卓娜和舒拉的故事》、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进卫军》等等对她影响很大。她还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林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在这 些书的熏陶下,她的作文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被当作范文宣读。这些成功,引 发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在《少年文艺》上发表,紧接着又在该刊上发表了《节日的夜晚》等作品,邵华因此受到了学校的表扬,这更坚定了她搞创作的信心。 高中毕业以后,她选择了学文的道路,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走上工作岗位后她相继发表了一些传记作品,如《刘谦初传》、《陈振亚传》,还有《重读'远望’志更坚》、《爸爸希望我们壮健和进步》、《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两个九十诞辰》、《歌》、《滚烫的回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站在妈妈的塑像前》、《亲爱的妈妈,您好年轻啊》、《秋思》、 《无尽的思念》等文学作品。她喜欢写抒情散文,与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人中学语言课本。1984年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杨开慧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她主编了《娇杨画册》,并与家乡人民一起修复了杨开慧烈士陵园。1993年毛主席百岁诞辰时,邵华和岸青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画卷》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她与薛启亮同志主编了《我们的父辈丛书》, 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和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邵华和毛岸青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计27册600多万字,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江苏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五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受到国内外读者的赞许。不久前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风雨情》她担任总监制及文学顾问。1996年在红军长征60周年时,她参加了重走长征路的活动。并策划主编了七集电视专题片 《女红军女将军风采录》,她还是影视剧《杨开慧》、《寻觅娇杨》的总策划兼文学顾问,为剧本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主编了《娇杨画册》。和毛新宇主编了《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辑录。1998年12月,出版发行了散文集《红杜鹃》。文学创作是无止境的,今后她将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邵华兴趣十分广泛,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她尤其热爱摄影,其涉足摄影渊源已久。50年代初,为了将与毛主席在一起的难忘时刻永远留住,她用一台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的老式相机为毛主席拍照,开始学习摄影和冲晒照片,从此喜欢上摄影,参加工作后,在外出搜集资料和参加活动时,她都随身携带照相机,将工作与摄影紧密结合起来。近几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她以孜孜不倦的精神与超乎寻常的毅力,完成了人作专访、革命旧址、风光风情、纪念活动、舞台、花卉等十几个摄影专题,其作品曾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家》、《锦绣中华》、《解放军画报》、《舞蹈》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多次在重大摄影展播 活动中获奖。1998年12月,为纪念主席诞辰105周年,伟大的祖国成立50周年,首展与出版《我的祖国》摄影集。

  邵华担任全国第七、八、九界政协委员以来,她每年都要抽出大量的时间深入部队、工厂、农村、学校,到人民群众中公调查访问,了解群众疾苦,倾听人民心声。为政协写出了数十个提案。她脚踏实地工作作风和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2008年6月24日傍晚,邵华女士因乳腺癌扩散,在北京301医院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2008年7月2日上午9时,毛泽东儿媳、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

 

【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 】

        李敏(1936年─)原名毛姣姣,生于陕西省志丹县,籍贯湖南湘潭,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与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毛岸英与毛岸青的同父异母妹妹,李讷的同父异母姐姐;后毛泽东为逃避中国国民党追捕,毛泽东化名「李得胜」,继续与国军对抗,于是毛姣姣便跟随父亲改姓李,全名为「李敏」,「敏」字取自《论语》中的「而敏于行」。李敏在1959年与孔令华结婚,在1962年诞下长子孔继宁及在 1972年诞下次女孔东梅。孔继宁和孔东梅现在商界发展。在200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前夕,李敏与其他毛泽东遗属一同赴朝鲜拜祭在朝鲜战争阵亡的哥哥毛岸英。


        孔令华(1935-1999)陕西省西安市人,1935年出生,原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毛泽东女婿,李敏爱人,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曾供职于国防科工委。1999年,在广州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的路上出车祸,在手术时突发心脏病去世。

    贺子珍(1909-84.4.19)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1909年9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

  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

  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

  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攻打遵义城时,他断了一条腿。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她遍休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

  贺子珍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每到寒风凛烈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剜去自己身上的隐患。1937年10月,贺子珍与邓颖超结伴去西安,准备然后再去上海治疗。贺子珍匆忙间向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也就是李敏)告别,眼角挂上了盈盈的泪水。

  上海早已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得不象样了,其它各地形势也颇紧张。要是不碰上刘英同志,贺子珍准会一筹莫展。刘英染上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瞅准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偕他们同往。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子珍的信时,心怀忐忑。异国的民情,异国的语言,异国的饮食,异国的气候,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能抗得住吗?在作了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方面,他又接连给有关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费尽心机,最终辜负了毛泽东的嘱托--没能拉住贺子珍的后腿。

  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辗转北上,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

个人年表

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17岁)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18岁)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

  1928年(19岁)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此时,杨开慧在长沙。

  1929(20岁)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1(22岁)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医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48年(39岁)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1949年(40岁)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75岁)在上海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子女情况

   贺子珍和毛泽东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3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子女分别如下:

  毛金花/杨月花(1929年3月) ,长女,失散至1973年才被找到。

  1930年生一男孩,夭折。

  毛岸红(1932年11月)于福建生,长征开始后,由毛泽覃抚养,毛泽覃死后下落不明。

  王秀珍(1935年2月)长征时于贵州生下一女,下落不明。

  毛娇娇/李敏(1936年)生于陕北。

  廖瓦(俄文名)(1938年10月)被送到莫斯科后产下一子,不久夭折。

家族情况

  贺子珍一家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曾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因为去寻找贺子珍留在苏区的儿子未果,在赣南因车祸身亡,其子女被贺子珍抚养长大。

  贺子珍的表妹是贺珠玑

 

    毛远新(1941-)是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毛泽民中年得子,极为钟爱。不料,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才两岁多。

  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101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中学毕业,就读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逄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事后,毛远新深知这一谈话的重要性,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接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

  毛远新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被视为“可靠接班人”。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1975年9月,毛泽东病重,毛远新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远新被捕入狱。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运动”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

  “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报到时,所长的介绍可谓虚虚实实。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进所不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坐在办公室“岿然不动”,一位同事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开会?”

  毛远新坦然地说:“我又不是党员。”

  “你怎么不是党员?”这位同事觉得不可理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转业到省级公安机关工作了多年的人,居然会不是党员?他满目狐疑。

  毛远新笑着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能为国家干事。”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

  “也许吧。”毛远新似是而非地微笑了一下。

  由于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4年,毛远新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了基层普选的日子,全所职工都要排队参加投票,一个人也不能缺席,怎么办?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顺便去检查治疗腿病。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毛远新和女儿李莉也经历了由完全陌生到父女情深的过程。

  女儿李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多么想把5岁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莉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

  后来,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是我连累了她……”自责使毛远新难以入眠。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李讷 (1940年—)江青独生女儿,生于延安;毛泽东幼女。据说“鼻子和眼睛酷似她的母亲”,清秀;但“脸型、额头和嘴却极像她的父亲,她的肤色微黄,像她的父亲”,身材较胖“也像她的父亲”。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肖力”姓名,供职于《解放军报》社。1967年1月13日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胡痴(其时任新华社代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宋琼以及杨子才等领导,左右了报社的运动方向。1月17日,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肯定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先后担任军报版面组(一说“中央文革记者站”《快报》)组长、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197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4年至1975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

  1976年后曾一度赋闲;两周探望一次母亲江青,1984年江青保外就医时一度与其同住。1986年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1990年代退休。住北京万寿路四室一厅单元房。有一专用书房,喜读史书。书法学其父、其母。除了参加家族祭奠活动以外,深居简出。200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有报道说她患有严重的肾衰竭和多种疾病,因透析费用昂贵而不克治疗。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遵其父嘱“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第一次婚姻(1970年)嫁给一位徐姓丈夫(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所属内部招待所服务员),毛泽东以一套马列选集相贺。育有一子徐小宁,离异而终;后与王景清(1929年生,陕西神木县人,延安警卫团战士,曾任昆明军区怒江军分区参谋长)结婚(1984年)。其子徐小宁改名王效芝,由打工而经商。

 

       张文秋(1903-2007.7.11)女,乳名张前珍,学名张国兰,曾用名李丽娟,张双喜、陈盂君、张一萍等,中国湖北京山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亲家,其大女儿刘思齐嫁予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其二女儿邵华嫁予毛泽东次子毛岸青。成为毛泽东的“双重儿女亲家”。

人物概述

  张文秋同志190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她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参加了湖北女师学潮,1924年3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文秋先后担任湖北京山县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县总工会秘书及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她先后任鄂豫边区宣传部部长、暴动分队长及党支部书记,湖北汉川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少共湖北省委机要秘书,上海浦东、沪西区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委妇女部部长,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全国第五次劳动代表大会办公厅主任。1932年2月起,她先后在上海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做国际情报工作,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上海浦东区委做机要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后担任延安抗属学校总务工作兼文化教员,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兼《生活星期刊》主编,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后方留守处主任、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任延安联防军政治部后方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组织科科长、干部科科长兼党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任中国银行人事室副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1982年9月离职休养。

  张文秋堪称世纪老人,她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全过程,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老人,她一生经历坎坷,曾两次坐过国民党的大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她凭着自己坚强的信念,不屈不饶地活过来了。张文秋对她的家乡京山怀着深厚的故乡之情。解放后,曾3次回京山慰问、探访。

  2002年7月11日晚9时,张文秋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特殊婚史

  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化悲痛为力量,又曾组织过两个临时“家庭”。

  

改名“李丽娟”和刘先源组成了第一个“家”

  1927年,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不久,就从故乡京山躺在棺材里装死人逃到武汉,寻找省委的一个联络点,接头暗号是请她的“表哥”介绍工作。一星期后,她与一个陌生男人对上暗号,那人对她的近况作了仔细询问后,便领她到了汉口,进了三德里一幢三层小洋楼,里面有个30来岁的男人正等着她。她正纳闷,那人却笑道:“你不是要找'表哥’吗?怎么见了面还不认识?”原来他就是常驻湖北省委的中央特派员唐戈德,代号为“表哥”。他指着领张文秋来的同志说,这位是新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同志。

  “表哥”通知张文秋:“组织已决定,你留在省委机关,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兼机要秘书,受刘先源同志直接领导。从今天起,你与刘同志伪装成一个家庭,以掩护机关工作。你的名字叫李丽娟,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目前没有教课,就在'家’里当'太太’。你有什么意见吗?”

  一下子变成李丽娟的张文秋说:“我一直是做公开的群众工作的,现在让我搞地下工作,还要装成'太太’,恐怕适应不了。” “表哥”说:“让你装成'太太’,是为了应付环境和对付敌人的。不以家庭名义就租不到房子。对外是'夫妻’,对内还是同志关系,但公开场合一定要装得像,不能让人看出破绽,这是党交给的任务!”

  “可是我已经结婚,有了爱人呀。” “正因为这一点,才让你装成'太太’,没结过婚的还不适合呢……组织上知道你有应付敌人的能力和经验,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你。”

  张文秋毅然说:“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于是,他们一起将房间使用、联络办法、文件收藏和警号放置等具体问题一一安排妥当。刘先源让她以女主人身份去置办家具,再雇一名女佣。一个新的“家庭”就这样建立了。 夜里,张文秋正在发愁,这“戏”该怎么演呢?“表哥”进来了,严肃地宣布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因工作需要,以假夫妻名义为掩护,又需同居一起的男女不准谈情说爱,更不得发生男女关系;如一方已有爱人,另一方绝对不准向其求爱;在保持假夫妻关系期间,对外要尽量装得像,保证不出漏洞,一旦工作结束,就解除“夫妻”关系。“表哥”最后说:“这都是保证党的安全的铁的纪律,任何人都得无条件遵守。如有违反,轻则给予处分,重则开除党籍直至处决。李丽娟同志,你没有做过秘密工作,这些纪律应该牢牢记住并绝对执行。”张文秋庄严地回答:“我都记住了,保证遵照执行!”

  从当晚起,他们在三楼临街窗口挂上两条肥皂作警号,正常时挂在那里,一旦发生险情立即取下。 刘先源送走“表哥”后,又带回一套被褥。张文秋心里总是不太踏实,如今只剩下他们“夫妻”二人,并且从此每日每夜共居一室,这“戏”可怎么往下演呢?

  刘先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轻轻地将被褥铺到小套间一张小床上,笑着说:“我睡这儿,你就在大床上安心睡吧。” 一会儿,刘先源就打起呼噜,可张文秋还坐在床边发愣。几个月来,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简直无法安身,如今忽然有了个“家”,还当上了“太太”,只是这位“先生”却不是自己的丈夫,两天前还根本不认识他,至今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和确切来历。而自己的丈夫刘谦初,也不知身在何方甚至存亡难测……快天亮时,她才和衣倒在床上迷糊了一会。 起床后,他们故意亲亲热热地一起洗漱和用早餐。“丈夫”出去“上班”了,“太太”让许妈上街买菜,自己在“家”收拾新居。

  晚饭前,“先生”和“表哥”又一起回来,还带了两只皮箱。深夜,他们打开箱子,一箱是等待分发或需密码转译、作技术处理的文件,另一箱全是绝密材料。刘先源认真地教张文秋处理文件的技术方法。在“先生”和“表哥”的指导下,张文秋开始了新鲜而神秘的地下工作。他们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省委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只是“先生”和“表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许多重要工作都是张文秋独立完成。

  当年秋天,“表哥”和“先生”奉命调往别处。“表哥”的工作由化名赵正卿的王为宪接替,刘先源的继任者叫李振亚(原名却不敢打听),他自称是李丽娟的“堂兄”。张文秋告诉许妈,她家“先生”去上海了,近期不回武汉,只得请“堂兄”来为“先生”代课。

  不久,省委另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发现,新任中央特派员的王为宪不幸被捕。李振亚立即通知“李丽娟”迅速转移,将所有文件带走,又要走得不露声色。张文秋先将挂在三楼窗口的两条肥皂撤掉,又将所有的材料锁进箱子,“家”里的生活用品则一切照旧。她让许妈去叫来黄包车,说今天要送一个表妹去外地,并将她存在这里的两只皮箱带走。说着又给许妈留下一些钱,关照她看好家。

  此时,王为宪之妻褚志元正在医院临产。张文秋化名“陈孟君”带着箱子来到医院,悄悄向褚志元报告了刚刚发生的紧急情况,又故意声称王为宪在上海,托自己为他照顾产妇。几天后,“陈孟君”带着箱子、产妇及婴儿转移到了一个新地点。

  李振亚指示张文秋,马上把文件和褚志元母婴安置好,离开武汉去上海。 原来这次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已有30多位同志被捕且惨遭杀害,王为宪同志也在其中。两天后,张文秋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乘船离开了武汉。

  

改名“张一萍”和林育南组成了第二个“家”

  1930年4月,张文秋奉命去指定地点找一位叫“赵玉卿”的同志接受任务。到达目的地,见到的却是一位30来岁的身着西装革履架着墨镜的洋阔佬。她正犯嘀咕,那人却取下墨镜,用一口湖北话问:“怎么,认不出啦?”张文秋仔细一看不由得“啊呀”一声:“是你呀!几年不见,怎么在这里冒出来了!这不是做梦吧?”“不是做梦。这下子我们还要天天在一起呢!”

  原来这位“赵玉卿”就是大革命时期张文秋在武汉工作的老乡、战友、领导林育南。他将作为“苏准会”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张文秋工作。

  林育南说,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南洋归侨资本家,张文秋将装成他的“太太”共同主持一个不小的“家庭”,为了掩护,她应改名为“张一平”。张文秋说,自己连年东奔西跑,飘泊不定,不如取个浮萍的“萍”字。林育南点头赞成。

  至此,先后叫李丽娟、陈孟君的张文秋更名为“张一萍”,并且成了一位阔气的“资本太太”。 30年代初,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央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中央机构,以统一领导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为此,必须组织一次相关的会议(简称“苏准会”)。于是中共中央便抽调和集中了一批得力干部负责筹备。化妆成“侨商”及其“太太”的林育南、张文秋就是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

  他们“夫妻”二人,先是寻租合适的房子,他们选中了现在叫北京西路和常德路口的一处两栋相连的三层楼房,前有院墙和铁门,进门后是一片树木花草遮掩着小楼,更可取的是另有后门和通道,既气派又安全,是一处闹中取静、外人难进的理想之地。

  按照身份和工作需要,“老板”与“太太”住在二楼的豪华卧室,里面有高级钢丝床、红丝绒沙发、大小衣柜和写字台、穿衣镜、梳妆台,还有书橱、衣帽架及茶几等等,又陈列着各种摆设和盆花等欣赏品,下铺进口地毯,墙头挂名人字画,顶上吊着琉璃华灯,好一副富豪气派。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由林育南陪同进行了检查,觉得十分满意。周恩来细心地关照张一萍:在卧室的衣帽架挂上男人的睡衣睡帽,在床前再放上男人的拖鞋。使人觉得确是“赵老板”的住处。

  当时,林育南不仅另有住家,还有妻子和女儿。妻子叫李莲贞,孩子已3岁,她们和林育南的秘书李平心夫妇住在愚园路全国总工会机关里。林育南原是“全总”秘书长,调来“苏准会”后,只能在夜间悄悄回去看望妻子和女儿,“赵老板”从来没有在“夫妻”共有的豪华卧室里住过。这套房子实际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秘密交谈和批阅文件的专用地点,晚上则由张一萍独自享受了。

  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赵公馆”秘密召开了,来自全国十九个革命根据地的代表都是当地党和苏区的负责人。开幕时,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为了掩护,周恩来等设计了非常巧妙的伪装办法:由“赵老板”和“太太”对外宣称要为赵家“老太爷”过八十大寿,海内外赵氏子孙、亲友将前来拜寿。他们营造了一个颇有排场的“寿堂”,还特意请了一位老同志扮作“赵老太爷”,全体与会人员都统一了口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口咬定是来“庆贺老太爷八秩寿辰”。于是,中华全国第一个最高红色政权的筹备会议,就这样在充满封建色彩的掩护下,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顺利召开了!

  这次会议开得十分圆满。可惜后来由于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立三路线”而被批判否定,原来决定的活动被取消,有关人员受株连,有的机构、组织也奉命撤销甚至解散,其中也包括了林育南、张一萍主持并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苏准会”。“赵老板”林育南与“太太”张一萍也解除了“夫妻”关系。

  不久,党内又出现了“王明路线”即第三次“左”倾错误,把一大批立场坚定的革命同志当成“异端分子”,受到无情打击。林育南等也不幸被列入其中,结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党内外联手造成的历史悲剧。 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等24名党的领导人与杰出活动家在上海龙华遭到秘密杀害,史称“龙华惨案”。

  张文秋和林育南的“夫妻”关系虽然不是真的,但她对失去了林育南这样胜过亲人的生死战友的悲痛并不亚于李莲贞等同志。更没想到,她正关在济南监狱中的丈夫刘谦初,不久也壮烈牺牲了!

  当时叫做张一萍的张文秋,在不足两个月中连续经受了失“夫”又丧夫的心灵苦痛,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和牺牲。

  

她与德籍华人李照高组成了第三个“家”。

  “苏准会”的工作结束后,张文秋调到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联络处。当她去董秋斯家探望女儿思齐时,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后来女作家将张文秋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送到国外发表了。著名情报专家理查德·佐尔格看了张文秋的故事,对她非常感兴趣。一天,周恩来带着张文秋来到佐尔格处说:“从今天起,张文秋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远东四局。”从此,张文秋就在佐尔格的领导下工作了。

  原来佐尔格领导的情报小组是专门搜集各地特别是国民党上层的军政动向和社会情况,整理后报给莫斯科,作为共产国际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张文秋报到后,又奉命与一同志结为“夫妻”,“丈夫”是德籍华人吴照高,他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负责人。

  吴照高和张文秋在法租界租下了一处三层小楼,置办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还雇了一位老女佣,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男女主人的卧室在二楼。

  这里有严格规定:凡到共产国际机构工作的人员,都得与原来所属党组织切断联系。张文秋等中国同志,不仅不能与中共党内的组织和同志相互往来,也不准与所有亲友私下接触,连上街遇见熟人也不能打招呼,更不准暴露现在的工作地点及其活动情况。

  张文秋的工作是负责搜集和阅读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报纸,将其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报道分门别类摘录出来,整理成文字资料,交给佐尔格处理,佐尔格审定之后,译为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陆续发往莫斯科。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又悄悄回到二楼,谁知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一萍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张文秋离开吴照高的第一次任务是去香港传达一项重要指示并取回一批秘密情报。由于这一指示极其机密,不能见诸文字,她反复背熟后记在脑子里,化装成贵妇人去了香港,口头传达了指示,又把情报资料制成缩微胶卷、缝在贴身衬裤里带了回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接着,张文秋又连续执行了几次任务,一再受到佐尔格等人的赞扬。由于她工作出色,佐尔格打算将她送去国外学习,将她培养成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哪知此时佐尔格奉命调往日本,张文秋出国一事就被搁下了。

  不久,吴照高也调去日本。离华前,张文秋为他饯行,还应吴的要求将女儿思齐带给他看看。吴照高抱着思齐亲了又亲,并十分动情地说:“我永不忘记我们一道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特别珍视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后我们不必再装成'夫妻’了,不过我想当你的哥哥,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而高兴,如果你同意,就让孩子叫我'舅舅’行吗?”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张文秋也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吴照高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对你关心照顾很少,那次对你的批评很过分,希望你原谅。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游行庆祝,那时我一定争取再来,和你们一起欢呼胜利!”

  哪知吴照高一去就没再来,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谜……

  

在上海浦东与李耀晶组成了第四个“家”

  还在吴照高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张文秋派去上海浦东,打入英美烟厂,专事搜集所需情报。

  时任浦东区委书记的李耀晶,让张文秋作为英美烟厂子弟小学教员并参与区委领导工作,以便掌握全面的工运情况,又在工厂附近为她租下了住房。李说,单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义才能办理手续,并要求她将女儿思齐也带来居住,这样才更像一个“家”。

  张文秋想,自己与吴照高的“夫妻戏”还没演完,又要与李耀晶建立个像样的“家庭”,真成了“戏中戏”。她同意了,于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

  新“家”组建后,订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对外李耀晶是这家的“先生”,但平时不在这里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来此与“太太”见面,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张文秋每周去一次共产国际机关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资料,平日在学校授课并在厂区和家属中活动。思齐接来后,无疑多了份拖累,便请房东照料孩子,房东见他们“夫妇”都是正派人,思齐又长得惹人喜爱,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来了。张文秋严肃地问:“今天不是碰头日,你怎么来了?……”李耀晶忙插紧门,笑道:“按规定,我晚上不能来,更不准在这过夜。可是今天我应该来。”“你可不能违反纪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来,外人反而会怀疑我们,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这里是我的'家’,我常来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么事,你快说吧!”李耀晶却卖关子似的,掏出香烟慢慢地抽,十分开心地说:“我这不是回'家’来了吗?在'家’里还不让宽松些?”待思齐睡了觉,他才极其机密地说:“共产国际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打算对你进一步培养深造,中央负责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国外去学习。我先同你通个气,组织上将会正式找你谈。”张文秋喜不自禁:“谢谢你先来告诉我!……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给谁呢?”李耀晶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索性把思齐当作我的孩子,让我母亲负责抚养他。母亲早就催我结婚,正盼着抱孙子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文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讨妥切的办法。不觉已经夜深,张文秋警觉地说:“这么晚了,你该走了!”“这么晚我更不能走!人家会说,你'先生’很少回来,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怀疑,暴露目标。”“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遵守党的纪律!”说着就抱起一床闲着的被子铺到墙角地板上,倒头便睡。张文秋见了,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担忧,敬重,怜惜,她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后,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 不久,组织上跟张文秋谈了准备送她出国学习的事。她也同意将思齐交给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马上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早已在上海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跟奶奶过。那位盼孙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给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女”寄来了盘缠,让她们赶紧回老家。

  岂料就在这时,李耀晶和张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坏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区开会,被叛徒告密,当场被捕关进监狱并惨遭杀害。组织上让张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处理了烈士的后事。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机构被撤销了,张文秋奉命回到中共党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组织上才决定让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党中央这个“家”。

  踏上西去的列车,张文秋心头异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个又一个“家”,一个又一个比亲人还亲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的不幸牺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闭上泪眼,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李耀晶、吴照高、林育南、刘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婚姻家庭

  1931年4月5日,张文秋的第一任丈夫年仅34岁的刘谦初被枪杀,女儿刘思齐出生时。

  1937年冬天,张文秋和彭德怀的老部下陈振亚结婚。第二年秋天,张文秋又生一女,取名少华(小名安安),后来叫邵华。

  1939年春,年仅41岁的陈振亚被毒害致死。张文秋生下第三个女儿少林。

  1949年,张文秋的长女刘思齐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

  1960年,次女邵华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

主席亲家

  在武昌,张文秋初识毛泽东杨开慧夫妇

  1927年2月,时任中共京山县委妇女部长的张文秋奉县委委派去武汉找董必武和省委代购枪支弹药。她到武昌时,正赶上毛泽东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各省代表、武汉三镇各界代表、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各位教员和来宾数十人,款款登上了主席台,走在前面的两个青年男子,一个全副武装,好不威武;一个布衣长衫,风骨清秀。

  张文秋问身边的未婚夫、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刘谦初:“打头的那两位是谁呀?”

  刘谦初介绍说:“那个穿军服的是邓演达先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那位穿长衫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典礼结束后,刘谦初把张文秋介绍给了毛泽东:“毛委员,这是我的朋友张文秋,是京山县委的妇女部长。”

  “好一个巾帼英雄!”毛泽东热情地和她握手,笑道:“京山的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啊?”

  张文秋报告说:“毛委员,我们京山成立了农民协会,给土豪劣绅戴了高帽子,还审判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很高呃!”毛泽东赞扬说:“京山的农运搞得很不错嘛!”1927夏,杨开慧和母亲孙玉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武昌。正怀着身孕的杨开慧帮助毛泽东整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不久,杨开慧在医院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取名毛岸龙。

  张文秋先后几次去拜访毛泽东和杨开慧,杨开慧热情地给她沏茶,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围着她,天真地穿来跑去。临别时,毛泽东夫妇把她送到门口。

  “思齐。思念齐鲁,思念父母……”

  1927年4月26日,张文秋与刘谦初结为伉俪。这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撕下了国民党左派的伪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张文秋被迫转移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自新婚一别,张文秋再也未见到丈夫。从武汉向上海转移途中,听说刘谦初负了伤,张文秋心急如焚。

  其实,这时的刘谦初并未负伤。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通知他前往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当他赶到九江时,因为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只好撤回武汉转赴上海。这年冬,中央又调他任山东省委书记。

  1929年3月,刘谦初得知张文秋在上海的消息后,当即请示中央,请调妻子到山东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张文秋和丈夫团聚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6月,刘谦初再次奉中央指示前往青岛、博山、维县、淄川等地发动罢工斗争。不久,张文秋和刘谦初双双在济南被捕入狱。

  8月中旬,张文秋见到了戴着手铐脚镣的丈夫,心如刀戳,泪如雨下。刘谦初鼓励她说:“不要哭。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

  张文秋擦干泪水说:“我也准备牺牲。”

  “对你,敌人尚无证据。”刘谦初郑重地说:“你腹中还怀着咱俩的爱情结晶,一定要活着出去!”

  张文秋默默地点点头。铁窗岁月,风刀霜剑。这年冬天,在山东省委多方营救下,张文秋作为“怀孕的嫌疑犯”获释出狱。离开监狱前,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典狱长答应让她和刘谦初见一面。

  刘谦初问妻子:“你出去后到哪儿去?”张文秋茫然地摇了摇头。刘谦初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是回上海'娘家’吧。”张文秋当然明白丈夫所指的“娘家”是什么,会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谦初,你给咱们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吧。”刘谦初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脱口而出:“不管是男是女,就叫牢生吧!”

  “这算小名,你再给起个大号吧。”

  刘谦初沉思片刻,说:“思奇。思念齐鲁,思念父母……”出狱后,张文秋辗转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这年冬天,她生下了女儿刘思齐。

  1931年4月5日清晨,山东军阀韩复榘将刘谦初、邓恩铭、刘小甫等21位的共产党员杀害。34岁的刘谦初没有机会看上女儿一眼就离开了张文秋和刘思齐。

  毛泽东对小思齐说:“你是烈士的后代,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

  “西安事变”后,张文秋奉调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介绍她认识了陈振亚,由他护送她们母女到延安。

  不久,张文秋到抗大学习,编入第八大队(也称女生大队),女生大队举行成立典礼时,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等二十多位领导同志都出席了,毛泽东并作了演讲。张文秋凝视着演讲的毛泽东,一时感慨万千。武昌一别,已有十载。在这十年间,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留下了岸英、岸青、岸龙三个没有妈的儿子;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也被杀害了,留下了一个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刘思齐。散会时,她随着人流从毛泽东身边经过,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她:“张文秋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张文秋激动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到延安已快一年了。”

  “嘿嘿嘿,你不够朋友哪!”毛泽东说话依然是那么幽默:“来延安都一年了,也不来看望老朋友?”半个月后,张文秋特地去杨家岭拜见毛泽东。这次会面,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她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还关切地询问了她个人的生活情况。张文秋在西安与陈振亚相识并结伴同行到了延安后,在抗大第三期学员支援抗大女子大队挖窑洞时,他们又相见了,并燃起了爱情的火焰。经过半年多的接触,1937年冬张文秋和陈振亚结婚了。

  193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在延安党校的礼堂里,话剧《弃儿》正在上演。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坐在群众中间观看演出。演到一对革命者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剧情达到了高潮:寒风中,一个六七岁的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惨淡昏暗的街头奔跑哭喊:“妈妈,妈妈!”这孩子演得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在场观看的中央领导被深深地打动了。戏演完后,毛泽东派人把小演员叫到身边来,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我叫刘思齐。”小女孩高兴地朝人群中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毛泽东回头望了望,张文秋和陈振亚赶紧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陈振亚:“这是你的孩子吗?”陈振亚赶紧说:“报告主席,这是张文秋和烈士刘谦初的女儿,我只是她的继父。”毛泽东表情严肃,他指着思奇叮嘱陈振亚:“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地教养她。”说到这里,毛泽东弯下腰笑着对思齐说:“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思奇向妈妈爸爸投去了征询的目光,张文秋和陈振亚朝她点了点头。于是,思齐羞羞答答地喊了一声“爸爸”。

  1938年冬,张文秋生下了第二个女儿,随母姓叫张少华,后来改名叫邵华。

  陈振亚的左腿由于长征途中负伤时弹片和碎骨没有取出来,经常发炎、肿痛,1939年初春,中央军委决定让他去苏联治伤,并让张文秋一同前往,同时将思齐和少华送到苏联保育院去。不料,飞机途经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扣留。

  1941年5月21日,陈振亚与几个同志结伴去迪化东郊水磨沟郊游。陈振亚在一座桥上刚刚坐下,这座年久失修的小桥就倒塌了,将这位南征北战的独腿将军砸伤在河水之中。同志们急忙把他送进迪化南关医院,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6月13日不幸在医院去世。陈振亚死后半年,张文秋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张少林。

  1946年春天,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派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中共人员回延安。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看望了新疆归来的全体同志。他一眼就认出了张文秋,深情地说:“你回来了,不容易啊!思齐呢?怎么没见到她?”张文秋便把站在身后的刘思齐拉到主席跟前,要她向主席问好。

  毛泽东拉着刘思齐的手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记得吗?”刘思齐点点头,说:“我记得。妈妈常提起您呢!”两天后,毛泽东派人把刘思齐接到家里去玩。当时,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不久。在主席的窑洞里,毛岸英和刘思齐相识了。

  这年秋天,毛岸英和刘思齐在西柏坡重逢。毛岸英长成了一个粗犷英俊的棒小伙,刘思齐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久别重逢,谈不完的离情别绪,说不完的知心话。他们相爱了。

  在西柏坡时,毛泽东派人把张文秋接到他的住所。见面后,毛泽东问起了张文秋的家世和家庭情况,张文秋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事上来,他说:“听岸英讲,他和你的大女儿思齐很要好。他说,他很爱思齐,他们要求订婚,我很同意,现在就看你对这个女婿满不满意。”

  张文秋回答说:“他们通了很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订婚,主席既然同意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担心思齐年轻幼稚,配不上岸英。”毛泽东说:“我看思齐比较懂事,她年纪虽轻,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干女儿,我很同情她,也很喜欢她。”张文秋应道:“将来思齐和岸英能结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儿媳妇,经常在主席身边受教育,会非常幸福的。”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张文秋面前,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党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千千万万新中国的建设者站到了志愿军的队伍里,毛岸英也果断地向组织打了报告,并得到了父亲的批准。临行前的那天晚上,他去协和医院看望结婚只有8个月因病做了手术的爱妻刘思齐。从医院出来,已是晚上11点。毛岸英又骑车来到岳母家辞行:“妈妈,我来告辞,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张文秋关切地问:“去哪里呀?”

  “爸爸派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保密咧。”毛岸英担心岳母和爱妻挂念,所以这么说。张文秋有些不放心地说:“希望你保重,早些回来。”毛岸英说:“我就是不放心弟弟,他的身体不好,以往都是我照顾的。我这一走,就只好托付给您了。我俩是供给制,每月才四块钱。您是薪金制,您给点钱,让他买衣服吧。”

  “你放心,我养活得了他。”

  “我这就放心了。”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毛岸英走了几个月,一封信也没有来。不久,张文秋去协和医院看病时,正好遇到一位刚从朝鲜归来的将军。将军把张文秋悄悄拉到一边,半天才偷偷告诉她:“你那个女婿在朝鲜牺牲了,彭总让保密。”张文秋听后默默地哭了。回到家依然装出高兴的样子,让泪水往心里流。在毛岸英牺牲后的那段时间,张文秋几次去怀仁堂听毛泽东的报告,留心观察他的表情,但什么也看不出。其实毛泽东早已知道毛岸英牺牲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一直瞒着儿媳刘思齐,以便让她安心学习。他格外疼爱刘思齐,时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每次通信都称她为“我的大女儿”。

  毛泽东握着张文秋的手说:“我们是亲上加亲,双重亲家!”

  邵华是在监狱和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的,在战争中一直没有机会上学。新中国刚成立,张文秋特别忙,顾不上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那时,邵华常随姐姐刘思齐和姐夫毛岸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虽然国务缠身,工作很忙,但很关心儿子和儿媳的学习,每次见面都询问得很详细。这引起了小邵华对学习的强烈愿望。一次,邵华突然对毛泽东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泽东转过身来,看着十多岁的邵华,认真地说:“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帮你办。”

  邵华问:“真的吗?”

  “孩子,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很快会办好的。”

  “谢谢您,毛伯伯!”邵华高兴地笑了。

  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交给邵华一封介绍信,她就这样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毛岸英赴朝作战后,毛岸青来张家更勤了。他在音乐上很有天赋,每次来张家总要弹上几支曲子,有时兴致好,还会给大家唱一曲俄文版的《喀秋莎》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张文秋努力履行着她对毛岸英的承诺。每次毛岸青来张家,她都要准备足够丰盛的饭菜招待他。毛岸青生活自理能力差,她就让他每星期把脏衣服、被单、枕套拿来,该洗的洗,该缝的缝,周一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拿回去。临走时,张文秋会问毛岸青缺不缺钱花。因为毛岸青回国不久,有些国外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完全改掉,开支难免会大些。对张文秋,他就像对自己的亲妈妈一样,从不见外,需要钱,他会大大方方地开口。张文秋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毛岸青在生活上舒服一些。家里的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三个女儿的衣服几乎没有新的,但毛岸青的零花钱却从没断过。

  毛岸英牺牲的噩耗传来,毛岸青一下子被击倒了。他们兄弟俩从小和妈妈一起坐牢,一起在上海街头流浪,一起赴苏,又一起回国,因此他们的手足之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人向毛泽东建议,把毛岸青送到苏联去治病,毕竟那里的医疗条件要好些。毛泽东同意了。当时,刘思齐正在苏联留学。她去疗养院看望毛岸青时,毛岸青要求她向父亲转达他想回国的愿望。回国后,毛岸青就被安排在大连治病疗养。

  在大连疗养的毛岸青,给邵华的来信越来越频繁。渐渐地,字里行间多了一些温情。起初,邵华还以为是自己的敏感。直到有一天,那些爱慕的字明明白白地印在暗色的信笺上,邵华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大连气候宜人,风光旖旎。毛岸青和邵华的爱情之花,也在悄悄绽放。

  作为父亲,毛泽东为了小儿子的终身大事又一次征询张文秋的意见。

       张文秋说:“只要孩子们幸福,我没意见。”毛泽东握着张文秋的手,笑着说:“你同意就太好了。从前,我们是老亲家。现在,我们是新亲家。老亲家加新亲家,我们是亲上加亲,双重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