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校女神:[转帖]中国两千年专制术的始作俑者：商鞅与《商君书》 【猫眼看人】

转帖]中国两千年专制术的始作俑者：商鞅与《商君书》713 次点击4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 hbhd 于 2011-12-19 23:52:1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中国两千年专制术的始作俑者：商鞅与《商君书》(2011-11-07 20:14:46)

原载新浪博客——潄杯水于沧溟

《商君书》之所以被列为天下第一禁书，我想因为它的皇帝专用。在帝制时代，商君书是太子的教材，只有皇帝和准皇帝才有权力阅读与学习，而民间禁止染指。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四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统一六国；就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能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即便一个稀松平常的王朝，也能一统治两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令人惊讶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而是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窥见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
《境内第十九》：“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 “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杀人机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二十二场大战，斩首一百八十余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也证明了秦军在横扫六国时为何狂杀俘虏。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术，而其治国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更新，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国家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为什么秦朝之后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现代科技文明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和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悲哀的是，秦亡了法家却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君书》在专制君主的脑袋里传承下来了。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法家变法儿整人，儒家用臆造的天理愚人，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自从西汉确立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来，儒家的确一直处于主流无可争议。但我认为，中国专制制度下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从秦时期开始的法家。中国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即讲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儒家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宣传用的，法家才是起实际作用的。
法家的地位是在秦朝建立过程中形成的，秦是专制体制的初创期，还不大懂得用美丽的词藻掩盖专制的本质，所以显示的是赤裸裸的恶。西汉时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妙处。所以，讲儒家讲仁政讲王道，而行法家行专政行霸道。认识中国的专制制度就必须先了解法家思想，这种思想的根在秦朝，在商鞅，在《商君书》。
 
必须强调的是，商鞅的的法，与现在法治社会的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法”。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强调依法来规范一切人的行为，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政府可以依法来治民，公民也可以依法来监督和制约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要依靠民主程序来实现。商鞅的法，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国家依法治民，但公民不能以法约束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国为本或以君为本。以国为本，就是现在所说的“国家主义”。
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国人灵魂，也就不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在严刑峻法面前，中国人也只能从三纲五常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了。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基督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自传说中禹的儿子启打破禅让制成为王之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君主的统治之下，直到一九一一年。广义上讲，君主制度属于专制的范畴，并且无法避免暴君的出现。但是，如果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就会看到不同时代专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否认专制程度的不同，或者认为具体的分析没有意义，这样的观点和方法不仅粗浅，而且还会得出诸如暴君也比昏君好的结论。我认为，专制可以分为一般类型和极端类型。
 
周朝的专制属于专制的一般类型。周王姬胡与民争利，横征暴敛，引起国人的不满。为此，他任用卫巫监视国人的言行，杀害口出怨言的人。行人只好用目光交换想法，也就是道路以目。结果是国人暴动，姬胡逃走，还留下了厉王的恶名。这一事件说明周朝是相对开明的。对比之下，后世不少比周厉王还要暴虐的君主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被称赞为明君。
 
秦的专制属于专制的极端类型。《商君书》认为，为维护君主专制必须把社会全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乱，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他主张轻罪重刑，实行连坐。商鞅把与统治无关和不利于维护统治的事物都视为无用和有害。他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信，有孝有弟，有廉有辨。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他还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鞅虽然主张君主专制，尚且倡导“信”。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也就是说商鞅还强调法、信、权。在韩非那里“信”的位置被“术”代替了。韩非用法、术、势来治国，也就是把严刑峻法、阴谋诡计和强权政治结合起来。韩非说：“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就是说，对奖赏称赞都不能勉励他的人，处罚毁谤不能使他害怕的人，把奖赏、称赞、处罚、毁谤四种方法都加到身上也不能改变的人，就要除掉他。所以把韩非列为术而非法家，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秦王政统一中国的贡献，世人大多予以肯定。秦始皇的爱好者们给他追加了更大的功绩：秦统一中国，标志着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完成。不过，就算秦朝完成了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平民在这样的封建社会里生活，比做奴隶真的好不了多少。连为毛王朝抬轿子的郭沫若都说，商鞅的书有一种法西斯的气味，让人很不舒服。
 
但是有人说，秦王横扫六国，说明了以法家为主体的秦制的优越性。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类似劣质制度与文明战胜先进制度与文明的事例，比如蒙古铁蹄践踏欧亚，纳粹德意志第三帝国横扫欧洲。战争的胜利，并是制度优越的证明。关于以法家为主的秦制的优劣，我这里不多做阐述。秦战胜六国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战国时代，各国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商鞅变法除了有社会制度的因素外，主要是把国家置于紧急状态或者非常状态之下。商鞅的实用主义有部分的道理：那时，仁爱和道义确实没有直接的用途，让臣民无条件地忠于君主，甘心为国家送死才是取胜之道。
 
《商君书》认为，世人多机巧，民众多放荡，君王本应该效仿商汤周武初期的强力，可却在做着神农氏所做的仁德。他说：“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实用。”就是说，现在天下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烦絮无用的言谈，巧舌粉饰的论调，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为此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作为比照，统一德国的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所指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他的武力。”因此，信奉《君主论》的俾斯麦是近代德国的商鞅，或者说商鞅是中国古代的俾斯麦；《商君书》就是东方的《君主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东方的《商君书》。
 
秦国与普鲁士的类似在于，两国的制度都类似于军国主义。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国家常能赢得战争的胜利。除了中国和德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统一也常常不是由先进和文明的部分来完成的。古代希腊诸国先被不够民主的斯巴达所控制，以后又被善战的马其顿所征服。在意大利，国家统一是以萨丁王国扩张的形式来实现的。至于游牧民族经过战争和征服建立庞大国家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古代希腊和东周列国的结局都让人叹息。在紧急关头和非常时期，深刻的思想和哲理都没有直接的用处，盛产哲人的地区也不得不采取最简单和最原始的方略。从表面看，似乎哲学谈累了，该退场了。哲学尽，强权出。
 
所谓兴于斯，必亡于斯，秦朝的灭亡，也是亡在和平时期继续实行紧急状态，这似乎不符合商鞅的本意。商君书说：“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就是说，周武王用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用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关于这一点，汉代历史学家就曾经指出过。
 
商鞅认识到，随着情势的变化，和平时期应该采取温和一些的措施。但是，商汤和周武继承了传统的道义，武力夺取天下只是一时的需要，因此转型较为轻松。而商鞅有勇于创新的一面，也有短视和自以为是的一面。为了获得胜利，前人的经验与祖传的道义被抛弃了，国人的智慧也被忽视了。在这种极端的社会里，即使是商鞅一类的政治家继续主政，统治方式的转变也会十分的困难。不仅如此，以后韩非之术偏重于阴谋诡计，李斯又是一个没有远见的政客，转型就更不可能了。
 
商鞅认为，三代不同礼；孔子认为，三代之礼是经过损益之后继承的。只有综合这两种观点，才能够做好社会的变革。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在另一方面，以后的历史也已经证明，采用极端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常常会有奇效，比如在二战初期，法西斯轴心国就曾经在气势上胜于民主国家。又比如严打之类的措施，社会治安也会在短时间内好转。不过极端手段用多了，苛政就会猛于虎，陷民于水火。正如樊哙所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恐不尽，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秦朝灭亡的教训之一，就是无视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从一时需要和短期效果出发，一味实行严刑峻法，把百姓和社会逼上绝路。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社会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因此，苏轼又曾经叹息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现在看来，《商君书》这本书，散发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味道，但也包含着新国家主义的味道。你若不懂西方二十年前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读这本书你就理解不了第二个结论。而且你也无法知道，商鞅在《商君书》中推荐的这些方法，对其目的的达成是如何的有效。因为这些方法完全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组织变迁的理论，甚至书中的观点直接“暗合”了现代经济学的几大基石。
 
我不知道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姆森看到这本书会作何感想，他马上就能了解中国曾经的制度演进和特有性格。不仅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所有的，我们中国人承受过的和正在承受的、将要承受的苦难。中国其实并无秘密，也不神秘，只有苦难和令人可怜。《商君书》给中国历史造成的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王朝周期律、意识形态控制，比儒家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胜出十倍，它深深地害了中国人的历代祖宗和现在的中国人，而且还将继续坑害中国人的子孙儿女，不过很多中国人仍在为它叫好喝彩。
 
看完这本书，我流泪了很久，这就是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难以想象，在这两千年里，它对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人口的控制、坑害、杀戮、磨灭人性、制造疾病和极度贫穷，人类历史上绝对不会有一种罪行可以比得上商君书的百分之一。而且这一切还在继续着，不知道何时会结束，也许还需要几百年，需要几代中国人吧。我对这个国已经没信心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或许这就是现实，就是人类社会的进化。 分享到：       | 转发到微评 | 回复 | 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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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坐制度——中国古代的权力监督和制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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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类书误了中国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