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son button阅读: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四十三--张学良和中共的互相靠近（西安事变系列之七） - 涅瓦河边 -...

东北军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展开了全面的剿共作战，对手是陕北的两股红军，一股是陕北地方部队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徐海东的7000多人，另一股则是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红军7000多人。

东北军同这两支红军连接作战了四次，由于轻视红军实力，高层指挥失误，东北军战斗力差等因素，四战全部失利。

东北军剿共的作战不利

第一战劳山战役，刘志丹红十五军团围困东北军北方补给点甘泉县城，防守甘泉东北军一个加强营力不能支，随即向总部求援。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命令在延安的110师紧急南下去甘泉解围。结果这不过是红军的一个计谋！围困甘泉仅为红军一个团，加上一些地方民兵，而红军数千主力全部埋伏在从延安到甘泉的必经之路，劳山地区。结果110师的两个团在劳山地区被红军伏击，经过几个小时激战，被红军全歼。110师师长何立中重伤后阵亡，参谋长范驿洲阵亡，被围困的两个团长中，杨德新团长自杀，裴焕彩团长被俘后被红军处死，换句话说110师被伏击部队的所有高级军官都损失掉了。东北军劳山一战，伤亡1000多人，被俘2300人，两个团全军覆没，仅有在后方一个李东坡团没有走入伏击圈，侥幸逃走。

第二战榆林桥战役，红军红十五军团挟劳山战役大胜的余威，率主力南下准备拔掉洛川以北的东北军重镇榆林桥据点。此战不是伏击战，而是强攻。红军利用小路绕过东北军主阵地，一举突入榆林桥镇。东北军守军一个团抵抗不利，战斗中毫无斗志，大量士兵未战就举手投降。最终全军覆没，伤亡300多人，投降高达1500人，团长高福源受伤被俘，榆林桥被红军攻陷。

第三战吴起镇战役，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何柱国的东北骑兵军2师很快尾追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结果被红军伏击。战斗中，红军占据绝佳的山地地形，东北军骑兵部队根本不是对手。战斗中，东北骑兵3师和6师中的三个团，一个团被几乎全歼，两个团被重创。东北骑兵军伤亡600多人，被俘700多人，大量马匹丢失，骑兵师师长白凤翔险些被红军活捉，他依靠射击技术和骑术出色，侥幸逃脱！

第四战直罗镇惨败，此战为四战中最大损失。苏区西边，甘肃太白镇附近的董英斌五十七军由于补给不足，急于东进打通和陕西东北军补给地洛川的联系。所部3个师违背张学良之前不许进攻的命令向东急进，处于最前方的牛元峰109师由于对红军战斗力不屑一顾，居然以1个师数千人的兵力，孤军深入根本无法防守的直罗镇附近。结果该部在无提防下被红军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主力连夜伏击，瞬间溃败。实战中东北军士兵一样毫无斗志，大部分士兵也是未战就投降。109师三个团长中，石世安团长，郑树藩团长一个阵亡，一个自杀，另一个团长马镇夷仅仅带领200多人残部幸运的突围。师长牛元峰被红军团团围住，无法突围，他开枪自杀身亡，参谋长刘德裕突围中被红军俘虏，由此109是全部高级军官处一个团长以外，不是阵亡就是被俘。全师伤亡1000多人，被俘高达5300多人，只有几百散兵突围，完全是全军覆没。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东北军接连失败四场，损失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共损失1万5000兵力和大量辎重，2个师长阵亡，2个师参谋长阵亡或者被俘，5个团长阵亡或者被俘。其中110师和109师几乎全军覆没，后被南京中央政府借机取消了番号。

本来张学良以为陕北红军刘志丹徐海东部为半土匪武装，根本不堪一击。中央红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是经过万里长征，前后损失了九成兵力，重武器也全部损失，已经成为穷途末路的流寇，只要东北军集中主力一战就可以获胜。

结果刚打了2个月，不但对付不了中央红军，连陕北地方的刘志丹红十五军团也对付不了。尤其东北军四战损失惨重，伤亡被俘1万5000人。而红军则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还通过缴获和俘虏人员补充了自己，所部扩大到1万6000人，民兵武装也有5000人，全军的装备更是大大好转。四战缴获东北军的近8000支步枪，数百挺轻重机枪，数十门迫击炮山炮，数十万发弹药和其他大量辎重物资，大大补充了红军现有装备上的劣势。红军在陕北的1万多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部分士兵经历过上百场激烈战斗，他们不亚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精锐士兵。在没有任何重武器，一把步枪只有3，4发子弹的情况下已经重创东北军主力。现在这些老兵再拥有不亚于东北军的军火装备，数量又从7000人增加到1万6000人，等于如虎添翼。

红军一线指挥官，如林彪，彭德怀，刘志丹，徐海东等人都是著名的战将，威震全国。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这些人能力比他们差多了，指挥上也不是对手。

在冷静分析下，张学良知道自己的士气低落的东北军根本无法对付这样一支红军。

当时东北军虽然有10几万部队，但是真正精锐可靠的部队不过7，8万人，其他都是花架子部队，外表好看不能打仗。按照这种损失的势头，不用多，再打上个半年，东北军这点本钱就会损失一大半，再要一年东北军就会完全被拼光，张学良也就成为光杆司令了。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已经看出蒋介石的目的，就是想让东北军和红军都有所消耗，两败俱伤，削弱双方的实力。

蒋介石是不容许中国境内存在红军布尔什维克力量，也不会允许存在一支高达10多万的军阀武装的（当时东北军是全国兵力最多的军阀部队）。

现在的局势其实并不复杂，本来张学良认为只要消灭了红军，自己就可以成为陕甘地盘的统治者，而且张学良认为红军已经是穷途末路，很容易消灭。结果实战中，张学良不但消灭不了红军，不能完成所谓剿匪任务，也就不能得到陕甘的地盘，而且部队损失惨重，被南京中央政府借机削弱，真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张学良虽然子承父业，能力不如其父，也没受到什么重大考验，但终究是一个聪明人，也有一些政治军事经验。他认为既然消灭不了红军，无法得到陕甘的地盘，就要转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为将来打算，不能中了中央政府的计策，导致东北军消亡。想不损失实力，就只能不再进行军事作战。打仗不是儿戏，你不去打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打你，要想完全不损失力量，只有一个办法，跟对方达成和平协议。

-----------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私交非常好，几乎情同父子。但是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政治本身就是无情的。蒋介石不可能坐视国内有东北军这样一股强大的军阀力量。

红军虽胜却不足为喜

红军这方面，虽然对东北军四战都胜，不过毕竟是一头狼对付一头东北的大象，以己方1万多人想消灭东北军10多万之众，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经分析过，陕北贫穷落后，只有40万人口，顶多养活2，3万红军（差不多20个人养活一个红军战士，已经到达极限。在300万人口的，相对富裕的江西中央苏区也只能维持10万红军）。按照陕北苏区的现状，红军必须在建立新的根据地。而红军北方为绥远地区（内蒙古一部），比陕北更贫穷和人口稀少，还有晋绥军数万部队，更可怕的是日军势力已经进入绥远，扶持了所谓伪内蒙古政权。进入绥远不但无法得到补充，更冒着和晋绥军和日军开战的危险，是得不偿失的。

向西则是宁夏，甘肃，青海地区，这些地区为穆斯林马家势力控制，总兵力高达4万多人，还有约10万少数民族民兵武装，战斗力相当厉害。马家穆斯林以伊斯兰教为宗旨，得到当地回教少数民族大力支持，势力盘根错节。更不要说这些地区还有中央军数万部队驻扎。进入这些地区，红军无法得到兵员和物资补充，又没有人民支持（民族仇恨），而且多是攻坚作战和长距离行军（宁夏，青海面积广大，老百姓因为战乱和防匪多是住在有防御工事寨子里，易守难攻），进入这些地区无异于自我毁灭。

毛泽东认为最合适的就是向南和向西发展。

向南就是陕南地区，汉族人口密集，也比较富裕，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可惜此处有张学良，杨虎城部接近20万部队，又有修建了防御工事的很多大中城市。如西安城，当年刘镇华用十万大军，围困了近一年也没有打下。如果红军有重炮部队，又有中央苏区的八九万主力部队，说不定可以打下陕南。但是此时仅有1万多人，又只有些小口径迫击炮，根本无法打垮张学良和杨虎城，也无法攻陷陕南地区。

那么，唯一可能的方向就是向东进入山西。山西地区比陕南更好一些，阎锡山再次苦心经营了十多年，到了1936年山西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更重要是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战斗力较弱。红军如果在此处控制六七个县城，也可以由比较大的发展。不过晋绥军终究也有10多万部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所以红军东进虽然可行，但前景很不妙。

话虽如此，但是目前红军最直接的威胁不是西面，西面的马家穆斯林武装的马步芳，马鸿逵已经放话出来，只要红军不进入他们地盘，就不会打击他们。也不是北面，北面绥远晋绥军全力对付日军和伪蒙古政府，无力南下对付红军。东面，山西的晋绥军畏惧中央军和日军入侵，自顾不暇，只要红军不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他是绝对不会出兵的。

红军目前直接威胁就是南面的东北军和陕军十七路军，东北军深入苏区，控制了延安，甘泉，洛川三个据点，离红军控制的保安，延川，安塞近在咫尺。

不过，东北军终究不过是眼前的威胁，红军最大的威胁仍然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此时中央军主力十多万人，都在四川西康和红四方面军8万多主力交战，已经稳操胜券，一举将红四方面军消灭了4万人，迫使其被迫放弃占领四川的计划。一旦解决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必然会北山陕西，对付红军。

因此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既然红军无力南下，自然就没有必要在和中央军决战之前，跟不相干的张学良，杨虎城交手。

所以，红军也想和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协议，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同时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要求中共和国内其他势力合作抗日和反蒋，正和中共的下怀。由此，中共终于和苏联意见一致。

所谓争取盟友的做法，中共从来都是很推崇的，也很会利用。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依靠当地土匪王佐，袁文才，在井冈山站住脚恢复了元气，保证自己没有在最困难时期被国军消灭。

长征期间，红军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自保心理，让陈从自己防线退出30里，使得红军毫发无伤的通过。还在长征前期跟陈济棠做生意，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

作为反例就是福建事变，当时红军面临五次围剿的巨大压力，四面都被国军围死。此时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突然宣布反蒋，并且成立自己的政府。红军如果此时果断和十九路军合作，不但能够打破国军封锁，还有可能得到福建的一个出海口，从而得到苏联的海上军援。

可惜当时掌舵的博古，李德等人认为十九路军反蒋是狗咬狗的军阀混战，根本不可靠，没有给与其任何帮助。

最终十九路军迅速瓦解，红军也失去一次最好的突围机会，被迫长征。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向山西进军，进而向绥远进攻，和苏联靠拢。另一个就是联合中国其他力量一同抗日，口号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的路线定了以后，中共方面立即开始活动。

11月26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讥讽东北军战斗力低下，不是红军对手，同时提出建议，诸如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不打东北军，红军优待被俘东北军等。

可惜董英斌因为直罗镇惨败被张学良很快解职，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董自然也不敢把信的内容向张学良汇报。

毛泽东同时写信给杨虎城和杨虎城的军师杜斌丞，杨和杜也没有回信。

虽然如此，双方想法一致，这样就好办多了。

同时，中共联系苏区北方军阀井岳秀和高桂滋两个军阀，这两个师长表现不一。

高桂滋本来是西北军的一个师长，地位跟当时杨虎城差不多。后脱离冯玉祥部以后，跟杨虎城一起困守皖北，只有4000士兵。高桂滋归顺中央政府以后，被蒋介石派到陕北苏区剿共。

和刘志丹的大规模剿共交战中，高桂滋损失惨重，整团整营的部队被刘志丹部歼灭。高深感兵微将寡，无法经受长期作战消耗，不能再和红军作战。

-------------井岳秀曾经也是一个激进爱国的革命党。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让他跟阎锡山一样，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土军阀。他的死亡完全是个莫名其妙的意外，所谓打了一辈子雀，到老被雀啄了眼睛。

高在其后主要驻扎在陕北最为富裕的绥德地区按兵不动，不愿意再和红军交战。

毛泽东派出特使马志明跟高桂滋联系，试图达成和平协议，高桂滋欣然答应。

双方协议互不进攻，如果红军进攻井岳秀时，高桂滋部应不予增援。红军对高桂滋在清涧被围困一部提供粮食补给。

由此，高桂滋这个师搞定了。

但井岳秀就没这么容易搞定，他在榆林驻守十多年，是地头蛇。两次对陕北苏区的进攻都由井岳秀挑头！红军南下攻打东北军的时候，绥德的高桂滋按兵不动，井岳秀却趁红军主力南下的机会，从自己控制区出兵，一举攻陷防守力量薄弱的苏区保安县城。毛周跟井岳秀联系，井并不理会。毛周决定集中主力回师给井岳秀一个教训，然后逼其妥协。

红军主力在直罗镇击溃东北军109师后，1936年1月随即全力进攻保安。

井岳秀部见势不好，随即回军北撤，双方并没有大规模交火。

但此时意外事情发生，井岳秀在撤退路上，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携带手枪突然掉落地上并且走火。子弹击中井岳秀，井当场毙命。想井岳秀戎马20年，身经百战不死，结果莫名其妙因为这种意外丧命。

井岳秀部将高双成继任他的位子，由于立足未稳，所部赶忙后撤回自己的地盘榆林，不再敢威胁红军。

由此红军北方的威胁不存在了。

西面，红军消灭109师后追击东北军剩下两个师一路溃败回黑水寺，歼灭殿后的106师一个团。106师长沈克不是张学良嫡系，是石友三部将。石友三在石家庄反张失败时候，沈克率部向张学良投降。所以沈克本来就对张学良没什么忠心，也不愿自己部队损失光。红军在打败106师以后，派出该师被俘军官找到沈克，试图达成协议。沈克考虑了一下，同意了红军的建立，双方互不进攻。红军随即撤出对106师追击，沈克率部逃回甘肃太白镇，就此按兵不动。

稍后该军军长董英斌撤职，西面东北军的攻势也全部停止。

对东边的阎锡山要打，不能跟他谈什么协定。

那么，对南面的杨虎城和张学良就要赶忙联系了。

张学良观点的转变

东北军方面，张学良遭遇这样惨重的损失，自然面子上无光。他本来还对中央政府保有一些希望，提出中央给与60万银元拨款，帮助被消灭的109师和110师重建。

但是接到蒋介石命令的何应钦对此不予批准，还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

张学良由此彻底知道中央政府的目的，勃然大怒。

其实张学良此时也还因为别的事情生气，以前他当东北王来南京参加大会的时候，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迎接，朝中大臣也悉数到场。沿途又是军乐队，又是欢迎的群众，完全是外国元首来华的待遇。

此次由于连战连败，东北军穷途末路等因素，张学良在南京下飞机以后，仅有蒋介石侍从主任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从来目中无人的东北王子气愤不已。

在南京参加五全大会期间，张学良就决定和中共开始接触，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

但是这并不容易！张学良本来是奉系的老大，其父在东北统治期间依靠日本，向来排斥苏联。

后苏联支持蒋介石南方革命政府建立黄埔军校，提供武器和教官帮助其成立北伐军，攻打张作霖的北方安国军北洋政府，为张作霖所痛恨。

在张作霖统治时期，张甚至派出部队冲入北平苏联大使馆，抓捕了李大钊等人，公然违背了国际法。由此，苏联政府和奉系关系落入低点。

张作霖死后，苏联政府开始试图结交张学良。但是张学良为了在登基初期打个胜仗立威，居然忽视双军实力，贸然发动了中东铁路事变，下令收回苏联政府在东北的特权，由此双方开战。

中东铁路战役虽然以苏联获胜结束，苏联也通过武力收复在东北特权，但苏联和奉系的关系彻底破裂，之后没有任何好转。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候，张学良迫于日军压力，曾经派密使去苏联求援。但是苏联政府从己方利益出发，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并且最终将在东北的利益出让给了日本，只是出于自己目的允许在东北无法站住脚的东北军抗联部队退往苏联，躲避日军的追击。

九一八以后，张学良除留下少量抗联武装在东北作战，余部退出东北，到达河北，再也不和苏联接壤，也就不迫切需要再借助苏联的力量，双方更为冷淡。

之后几年，张学良由于热和抗战失败，被迫下野去欧洲解毒。期间张学良在法国向苏联大使表示想去苏联访问，但是被苏联政府拒绝。后来张学良联系退往苏联的远东北军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试图私下跟苏联政府联络，也没有结果。

其实苏联政府也想跟中国实力派联系，但因为奉系一系列的事件，和亲苏军阀冯玉祥等人的行为，苏联政府向来认为中国军阀都是土匪武装，靠不住。

后苏联政府秘密派出一个英国籍共产党员，华裔商人余斌以交友为名和张学良接触了一个月，想了解张学良的真实目的。

但余斌将张学良希望访问苏联的情况汇报给苏联以后，斯大林仍然认为张学良不过是想利用苏联政府而已。

由此张和苏联政府关系无法好转，跟远在南方的中共自然也没有联系，直到1935年底。

所有人都知道，中共为苏联在中国的支部，和苏联联系跟同中共联系是一样的。

张学良此时跟心腹情报头子黎天才商议，认为联系中共一定要秘密，并且要尽快。

黎天才向张学良提出三条线，第一就是社会线，通过相对中立人士，接触苏联和中共。

第二就是通过东北军自身潜伏的一些中共人员联系中共，第三就是设法通过前线军队直接联络中共。

黎天才认为第三条最为有效，也最直接，但是风险最大。军统戴笠部署大量特工在陕西活动，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让在延安，甘泉，洛川前线的王以哲暗中跟中共联系，但一定要小心谨慎，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时间慢慢来。

张学良说：那就现在前两条线，我们目前在南京，具体要怎么操作？

黎天才说：第一条线比较隐蔽，副司令可以先去上海。上海的杜重远先生是进步人士，在私下跟中共有一定联系。他是辽宁人，以前是副司令的好友，和他联络最不容易暴露。同时我得知我们在排到抗联的李杜将军已经从苏联回到上海，他是副司令的老部下，联络一下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至于第二条线，我来安排，等副司令回到西安再说吧。

张学良点头认可，在五全大会以后，以拜望老友为名到了上海。

--------------------张学良去上海主要是他认为中共中央地下组织还在上海。实际上早在第四次围剿时期，由于军统中统在上海成功的谍报行动，迫使中共中央撤入江西中央苏区。此时在上海仅有极少数的中共地下人员活动，主要负责跟共产国际进行联络。

上海当时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尤其有英法美三国的租界。这些租界奉行三国相对宽松的法律，中国政府无权管理。由此一些和政府有异议的人士，大多居住在租界里面，受三国法律保护。同时由于中国警察在租界里面没有执法权力，租界里面户籍制度又比较松散，容易隐藏身份，保护自己，所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部在上海长期潜伏。

张学良在东北和西北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不过到了上海却非常小心。

早在1933年他到上海准备去欧洲解毒的时候，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朝他坐车投掷了一枚炸弹。炸弹准确击中张学良的坐车，但没有爆炸。张学良的卫士发现炸弹没有引信，这是斧头帮主王亚樵对张卖国行为的一个恐吓。

这次到了上海，张学良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除了安全因素以外，张学良知道由于中共中央一直在上海的原因，军统和中统特工遍布上海，所以他此行也必须躲避国民党特工的监视。

张找到了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杜是上海黑帮三大头子之一，靠贩毒赌博受益极多，有强大财力和一大批武装黑帮分子，买通了上海的各国政府官员，他的势力极强。用其他人的话来说，就是上海黑社会的蒋委员长。

杜月笙主要收入来自贩毒，他有一条线是将鸦片从陕西过境，运送到内蒙古和外蒙古销售，需要借助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力量，所以对张招待非常殷勤。

听了张学良的要求以后，杜月笙认为上海是自己的地盘，张的安全和保密都是小问题。他将自己的坐车给张，并且派出大量青帮分子暗中保护。

同时张学良部下黎天才也组织东北军特工，在明处严密保护张。一明一暗都有人，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张一行人顺利摆脱国民党特工的注视，在上海随意活动。

杜重远的西北大联合

首先就找到了在在上海漕河泾监狱服刑的老朋友杜重远。

杜重远本人是辽宁开原人，中华民国著名的企业家。杜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陶瓷制造工业，1923年回国后仔沈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并且将其发展为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杜因为这个企业，成为东北商业界的风云人物，1929年，当选为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

因为才能出色，杜被东北王张学良看中，1929年8月，杜重远的肇新窑业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张学良拨现洋12万元帮助解决了难题。杜对张表示非常感激，张劝说他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主要负责处理对日外交问题，是个相当重要的职务。

杜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有明显的进步思想，曾经组织过在日留学生大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入侵。

在担任张学良秘书期间，杜进一步组织了发展东北国货事业，抵制日货的活动，为日本官方嫉恨。

九一八事件爆发，杜重远被日本政府以反日分子为名通缉，被迫改装逃走，窑业公司也被日军全部抢走。

杜身无分文的跟随张学良流亡到河北。九一八之后，张学良情况日益窘迫并且对日保持退让态度。

杜重远认为张学良无能卖国，不能依靠，决心离开张，开始自己抗日行为。

1931年，杜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稍后移居上海。

在上海期间，杜和各种抗日分子联系，还以记者身份四处演讲宣传抗日，并且写文在报纸上声讨日本，是一个有名的抗日文人。

1934年，杜重远自己创办《新生》周刊，担任总编辑，宣传进行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份周刊为日本政府所痛恨。

1935年，杜重远在《新生》第2卷第15期中刊登《闲话皇帝》，讽刺日本天皇为傀儡，实际都由日本军方和财阀决定一切。

此时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利用中国抗日行为，进行威胁，获得实际的利益。此时日本驻上海公使以此文为名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在上海的日侨开始了大规模游行，日本军方威胁在上海进行军事行动。

中央政府迫于压力，下令将《新生》杂志停刊，并且判处总编辑杜重远一年二个月的监禁。实际上这是中央政府掩人耳目的行为，杜重远并没有被监禁。中央政府让其住在当时全国模范监狱的上海漕河泾监狱，特地为其盖了三间平房居住，可以不限制会客，也可以回家。在监狱住了短短四五个月以后，中央政府以杜重远有病为由，将其安排去虹桥疗养院养病，实际就等于释放了。

------------杜重远是个类似于鲁迅一样的爱国文人，他在西安事变中对张学良影响很大。他被中华民国政府判刑一年的时候曾经大胜怒斥黑暗腐败，实际他根本没有真正坐牢。其在1939年，被伪装进步亲共的新疆王盛世才骗去新疆大学任教。结果杜重远因为进步言论被所谓的马列主义者盛世才痛恨，将其下毒害死并且毁尸灭迹。杜死的时候被毒药搞得肺部和肠子溃烂，大口吐血并且便血，整个人在床上地下翻滚，求看守将其赶快开枪打死。杜死后尸体被一张毛毯包裹后丢弃，至今为止没有找到。

入狱的几个月内，杜重远认为社会抗日力量过于单薄，必须和实力派联系。当时地方各军阀各怀鬼胎，有奶就是娘，都靠不住，只有中共一向高喊抗日，所以杜开始接触上海的中共势力。杜和中共著名特工大师潘汉年交往甚密，和共产员孙达生也是很好的朋友。

1935年10月，杜重远受中共的委托，托东北军里面的进步人士高崇民带信给张学良，杨虎城送过去，提出让他们联合中共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见到杜重远以后，杜对其并不友好：张副司令也来拜见我这个老朋友了？看你的气色不太好。

张学良说：最近烦心事多，睡眠不好，气色自然差了！

杜重远讽刺道：张副司令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除了蒋委员长哪个能企及？难道还会有烦心的事情。

张学良尴尬的说：杜大哥不要取消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正经的事情。

双方开始交谈，张学良表示自己很想抗日，打回老家去。但是现在困居西北，被迫和红军作战，损失惨重，又无法不打，深怕自己东北军拼光了也见不到日本人。

杜重远一直知道张学良性格直率爽朗，思想不像老军阀一样狡猾靠不住，也能接受一定新思想。他推心置腹的跟张学良说，目前蒋介石不过是想借助红军将东北军消灭掉，如果张想抗日，打回老家去，就必须放弃跟蒋介石一条心的想法，走另外的道路

张学良说：你话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东北军现在在西北弹丸之地，四面都是敌人，光靠我们十几万流离失所的军队，如何能够跟六十多万中央军对抗？况且我们东北军没有了底盘，每月军费和其他费用高达200多万元，没有中央政府拨款，我们自己最多支持3个月就会全军跨了。而且我们的武器装备都靠中央政府补充，如果没有武器弹药，我们怎么打仗？总不能跟红枪会一样拿大刀长矛跟中央军，日军干吧？我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杜重远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相当聪明的，他告知张学良，他的想法错了，东北军实力虽然没法和中央对抗，但是西北仍然有其他实力，可以跟他们联合。

张学良问是谁?

杜重远说，第一就是你们一个屋檐下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他有5万部队，又是陕西的地头蛇，控制着10万民团武装和地方政府财政，他如果肯跟你合作，陕西南部就是你们的地盘，即使没有中央的军费，支持上半年一年绝对没有问题。第二就是山西的阎锡山，阎控制陕西和绥远，一向把中央军作为敌人。晋绥军有十多万部队，如果跟你们合作，那么陕西，山西，绥远三个省就是你们控制了，西北最富裕的两个省就是你们的地盘。第三个就是新疆的盛世才，他一向亲苏亲共和中央对抗，还是我们东北老乡，有共同利益。如果和这三方搞好关系，那么你张少帅的盟军就控制了西北的陕西，山西，绥远，新疆，甘肃五个省的地盘。青海和宁夏的马家穆斯林势力向来服从汉人政府的强者，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保持中立，甚至加入我们。这样整个西北都是我们的地盘，足可以和中央对抗了，也可以积蓄力量抗日。

张学良苦笑，说杜重远分析的虽然有道理，但是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考虑。就算西北联合起来，有五十万大军。但根据西北各省贫穷落后程度，军火物资补给肯定是没有的。按照东北军的规模，打起仗来一个月至少要几百吨军事物资，靠几乎没有工业的西北根本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跟中央军几十万人打大战，也无法对付日本人。中央军也不要进攻，只要拉个架子跟东北军对抗一年，东北军自己就会跨了。

杜重远笑称张学良还忘了一股势力呢，有了它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学良其实知道杜在说什么，他故意问是谁？

杜说自然是苏联和中共。

张学良装作震惊的说他们正在和中共交战，怎么可能合作。

杜说中共现在情况也很不好，希望联合地方实力派一起抗日反蒋，之前杜给张学良的信就是中共的意思。

张说中共在陕北只有1，2万人自身难保，怕是中央军一来就垮了。

杜说表面是是这样，但是中共后台老板是苏联。苏联有世界第四强大的工业力量，数百万军队，连日本都不敢招惹。只要中共能够开通和北方苏联的运输线，假以时日不愁建立一支数十万规模，有重武器的强大部队。最注意的是联合中共以后，苏联肯定会给与东北军帮助。这样东北军的物资和军费问题也可以解决，西北联合局面就形成了。

张学良大感欣慰，随即跟杜重远交了底。

他其实最初只是想和中共保持和平局面，互不进攻而已。

如果能够和中共等实力派联合，并且得到苏联的物资支援，确实就能够和中央军，日军对抗。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是最好了，但张现在无法跟中共和苏联联络，一切都是空谈。

杜重远说，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不过各界的朋友很多，也认识共产党员，他可以想办法帮忙。

由此，张学良离开杜重远处，西北大联合的思想第一次出现在他头脑里面。

可以说，杜重远这个著名的文人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整体构思的启蒙者。

但是张并不是草包，他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纸上谈兵。杜重远虽然对中共有好感，但不是共产党，不过是一个中立的人，不能代表中共的观点。

现在当务之急是保持和中共的和平，不让东北军再有损失。

李杜的抗日必须联合苏联

------------------苏联工业力量在当时为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德英，在5年后更是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三。抗战中苏联援助给中国2.5亿美元的军火物资，包括900多架飞机，100辆坦克，2000辆汽车，1100门火炮，1万挺机枪，5万把步枪和包括2亿发子弹在内的大量弹药，足可以装备15个步兵师。如果张学良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就可以凭借20万大军跟任何敌人作战了。

稍后，他又联络了在上海的李杜将军。李杜是张学良部下依兰镇守使兼任24旅旅长，辽宁义县人，从军30年，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

此人早在张作霖时期就在奉系效力，极有胆量。

1917年，日本人指示满清贵族肃亲王善耆和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的宗社党策划独立，所部满蒙匪部万余人在南满地区流窜。张作霖调重兵围剿失利，李杜向张提议由自己只身去和敌人谈判。张同意后，李杜只身在满蒙匪巢穴谈判二十多日，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最终说服该部投降。

但李杜性格孤傲，不懂溜须拍马，为奉系权臣不容，一度被排挤出奉军。后李回到奉军以后，也只长期担任旅长一职，这个职位这跟他30年的战功是不相符合的。

九一八以后，东北境内没有逃出关外的东北军纷纷投降日军，李杜率三个团数千兵力坚决抵抗。李杜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转战了一年多之久，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最终被日军集中三个师团数万人击败。

李杜走投无路，被迫在1933年1月率残部2000人吉林义勇军退入苏联境内。

由此李杜跟苏联政府有了接触！回到上海以后，李杜同中共和苏联驻上海大使馆都有关系。

李杜跟杜重远不同，他是军人，性子直爽。李杜直白的告诉张学良，他准备回到东北继续参加抗日活动。李杜通过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告诉张学良，如果想在东北领导抗联打日本，或者东北军想打回东北，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苏联合作。

苏联工业力量强大，军事力量也比日本强大的多，比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更是强大数倍。

如果能够得到苏联援助，比现在依靠南京国民政府要好的多。

苏联愿意支持中国人抗日，因为苏日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日军通过九一八抢占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苏联方面极为不满，无奈国家刚刚开始振兴经济，无法和日本这样强国开战。日本陆军方面一直叫嚣北进，进攻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苏联被迫在远东大量驻军。加上日本跟德国意大利走的很近，也让苏联深为恐惧，害怕德日东西夹击他。

以苏联领土的广阔，如果在南北相距一万公里的地域同时作战，无异于自我毁灭。

所以苏日迟早有一战，苏联希望利用中共拖住日本，缓解其两线作战的危险，急于支持中国政府抗日。李杜说他在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就派人向他明确表示了这个意思，希望和中国方面实力派合作。

张学良向李杜表示，他也有这个意思，尤其希望现在通过苏联保持和中共互不进攻。他希望李杜给他介绍中共在上海的关系。李杜本人认识一些上海在中共的地下党员（李杜其实和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冯雪峰是好朋友，但他对张学良留了一手，没有敢明说），他表示这个可以由他负责。

和李杜，杜重远会面以后，张学良感觉有些安慰，不过两人毕竟不是共产党员，不能代表中共。

张学良认为还是跟共产党员直接联系比较可靠。

张又拜见了曾经去过苏联的宋庆龄，和中共有联系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人，也提出想和中共联络的意思。

史沫特莱也就算了，宋庆龄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在孙总理去世以后，开始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主张。1927年底宋庆龄去苏联访问，由此在苏联居住了4年。1933年宋庆龄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如果换成普通人，早就被军统特务逮捕杀死了。但宋有国母的名号罩着，各方势力都不敢把他怎么样。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其他势力跟苏联联络的一个中间人。

张学良找到宋庆龄以后，宋表示可以帮忙。

张学良在得到杜重远，李杜，宋庆龄三个人的保证以后，感到比较满意。

1935年底，张学良飞回西安，等候上海方面的消息。

此时东北军情况很不好，南京政府勒令其提交36年的剿匪计划，逼迫其继续进攻苏区。

那边109师和110师阵亡伤残将士抚恤金南京政府还没有发，什么时候发也遥遥无期。这些将士家属本来靠自己丈夫儿子的军饷勉强生活，现在不但亲人死了残了，连自己活下去也成为问题。

可惜张学良自己也穷的叮当响，哪有闲钱去给他们。

他们上千人到张学良驻所和办公处请愿游行，搞得张学良不得安宁。

这样等了几天，张学良实在坐不住了，他向黎天才问第二条路线联系的怎么样了。

黎天才说他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肯定是共产党员。

张学良问是谁，黎天才说是在东北大学搞学运的领袖宋黎。这个人参加过之前北平一二九运动，是中共地下党员。

张学良让把宋黎带来见见，同时下令拨款1000元给一二九运动受伤的学生，以获取宋的好感。

黎天才随即安排，很快将宋黎带到西安。

宋黎是个军人出身的大学生，曾经在九一八以后参加过过辽西抗日义勇军，1934年加入中共，后接受命令进入东北大学，领导学运。他年纪很轻，只有24岁，热情滂湃，说话做事都有些冲动。

他见到张学良以后，向其介绍了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的情况，叙说了东北籍学生希望抗日打回老家的迫切愿望。尤其还想张学良介绍了伪满控制下东北老百姓被欺凌的现状。

期间宋黎越说越动情，最终泣不成声。

张学良此时也不过30多岁，一样有一腔热情。在看到宋黎痛哭流涕的要求他带领东北军抗日的时候，自己也热泪盈眶。

张学良表示他坚决主张抗日，就是打光了东北军也要打回老家，以雪前耻。

宋黎表示，如果张学良去抗日，他们东北籍学生立即参军，追随他作战。

由此张学良跟宋黎连续谈了三天时间，通过跟宋黎的交谈，张认为宋肯定是共产党员。

最后一天，张学良悄悄问宋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宋黎他们属于地下党，根据地下党的纪律，任何场合没有领导批准不能承认自己身份，所以宋黎没有正面回答。

张学良也就不再追问

经过几天谈话，张学良认为宋黎有些领导宣传能力，但毕竟年纪太小，热情冲动，这种机密大事不能随便告诉他。

话虽如此，但宋黎毕竟是个共产党员，有组织上跟中共的联系。

张学良将其留在身边做一个秘书，准备保留这条联络线。

中共和东北军合作的奠基人高福源

-------------------------李克农和胡底，钱壮飞合称龙潭三杰。胡底和钱壮飞都是李克农的下属。他们虽然是中共地下特工，但居然合拍了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故事片《燕山侠隐》，成为电影明星，正是让人非常无语。

把宋黎留下以后，张学良苦等新的进展。但是直到1936年1月中旬，上海方面仍然没有消息，第二条线自己内部又找不到新人。此时延安，甘泉仍然处于红军围困中，情况紧急。

这边蒋介石连发手令，命令张学良立即再战，不得延误。

张非常着急，坐卧不宁。

就在这时候，第三条线王以哲那边，出现了意外的情况。

一个晚上张学良跟妾赵四小姐正在看一部美国电影，看的正有趣，突然副官谭海进来汇报。

张学良很不满意，传承少帅的派头，在他乐于做某件事的时候，从不允许别人打扰。

张不赖烦的问谭海有什么事情，谭海说：王以哲突然发来一个密电，说是被红军俘虏的高福源团长已经回到洛川，有机密情况跟张副司令汇报。

张学良顿时大喜过望！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心腹之一，他身材高大，勇敢好斗，深为张所赏识，曾经当过张的警卫营长。张后提拔其成为一个团长，主要是给他一个锻炼机会，力些战功之后好提升他。榆林桥战役中，高福源一个团全军覆没，张学良当时认为高福源已经死了。后来听逃回士兵的汇报，得知高福源受伤被俘，张学良还非常生气：高福源平时很有种，这时候为什么不自杀？

现在高福源从红军处回来，肯定是中共方面派遣的使者。

张学良电影也不看了，立即命令准备飞机。第二天天一亮（当时导航技术差，夜间开飞机有危险），张学良乘坐波音号飞机赶赴洛川，会见高福源。

回头说说高福源。高这个人和普通东北军军官不同，他曾经就读过北平辅仁大学，是一个学生出身的军人。学生的经历让其比较有思想，在大学期间，他就参加过学生运动。

在榆林桥受伤被红军俘虏以后，高福源自认为必死，曾经当面喝骂红十五军团司令徐海东，被许打了两个耳光。

后高福源被带到苏区首都瓦窑堡，高认为肯定会被公审枪毙，一直对抗红军教导员，也不愿意治疗。

过了几天，高发现红军没有侮辱虐待俘虏，也没有杀他。红军医生还为其左肩开刀取出了子弹，并且以伤员待遇跟红军受伤士兵一起养病。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红军让他好吃好喝的养着，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期间又有一大批俘虏到达战俘营，高福源一问得知是牛元峰109师被全歼了。高福源素知牛是东北军悍将，居然一战被歼灭一个师，真是不可想象，由此高更畏惧红军。

高福源所受到的待遇越来越好，他被俘时候只穿一件单衣，陕北冬天奇冷，四处都是冰雪，红军立即发给他一套很好的棉衣。高福源穿上棉衣本来也不觉得什么，稍后他发现很多红军士兵都没有棉衣穿，只靠每天跑步取暖。陕北贫穷，一般红军士兵就吃点小米和咸菜，但是给高福源伙食有鱼有肉。高福源这个硬汉子，此时也觉得非常感动。

同时红军让高福源参加学习班，不时派军官跟其聊天。高福源是大学生出身，有主见，最厌恶别人对其洗脑。但跟他聊天的红军军官，一不说马列主义，二不说阶级斗争，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句话：团结一致，打回老家去。

高福源是个烈性的东北汉子，性格直爽，自己身背国仇家恨，本身就痛苦不堪。从东北突围的时候，高由于奉命立即撤退，仅仅携带走了随军的妻子，全家包括年老的母亲全部留在了东北，至今没有音讯。这几年东北军保守国内舆论抨击，高自觉也不能抬起头来做人，一股恶气积压在胸口，时时都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跟日本鬼子拼死算了。

通过一个多月耳濡目染，开始接受了中共的这套说法，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先团结一致打赢了日本人再说。

在1月份一天，高福源在学习班上课的时候，突然提出要和红军长官谈话。

消息报上去，毛泽东，周恩来都很重视，他们派出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所谓的伪外交部长）李克农亲自跟其谈话。

李克农此人是中共最为出色的特工人员，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被后人称为中共特工之王，是和潘汉年并驾齐驱的人物。他一生在秘密战线为中共做出极大贡献，事迹甚至富于传奇色彩。如果把李克农的经历写出来的话，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巨作的惊险小说。李在建国前最著名的事迹，是安排了钱壮飞和胡底潜伏在中统，成为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由此从1929开始到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为止，中统所有机要秘密文件都经过钱壮飞的手交给徐恩曾，自然全部被中共掌握，也让中统这两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其情节比现在电影《风声》还要吸引人。建国后，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李是唯一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上将，这是世界各国情报工作人员的最高军衔了。

李克农本身高度近视，带着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身材矮胖，像个读书人，交涉能力极强，极有胆识。

在和高福源的交谈中，李克农得知高福源同意红军主张，就说服高成为两军合作的使者。

李克农表示高这样回去可能会有威胁，高说：做军人的还怕死吗？为了东北军十几万弟兄的前途，我就算死了也值得！

李克农表示很赞赏，同时说服高先以个人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千万不要贸然犯险，同时派出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恒作为高的随从。周恒本人也有不少政治外交经验，跟着高作为他的助手。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李克农和兵团司令彭德怀派出送其到苏区边缘，还给了他200元路费。高很感激他们，他带着周恒首先赶赴东北军前线的甘泉。

甘泉城守军为东北军王以哲军的一个加强营，和高福源属于同一个军的友邻部队，他们被红军已经围困了数月之久。虽然甘泉原来是补给基地，里面很多粮食弹药，有长期防守的条件。但是、终究被红军数倍之众长期包围，后方援军又不来，士兵军官每日都面临生命危险。

高福源跟甘泉城内两个营长都很熟，到达甘泉以后，随即跟他们还有在此处的129师参谋长张文清交谈，说明红军愿意停战合作的主张。

甘泉守军自知朝夕不保，自然是同意的。但张文清他们说，自己虽然同意，军人要服从上级，没法自作主张，要高福源去和王以哲军长汇报。如果王以哲同意了，他们就立即执行。

高福源听到张文清的话以后，马上就想去洛川会见王以哲。

周恒赶忙劝说高说这样去凶多吉少，让高先找人给王以哲打个招呼。

高福源就写了份信给王以哲的参谋副官，原先自己的同学佟道，信中说明自己的此行的目的和中共的主张。

参谋长佟道接到信以后，立即向王以哲汇报。

此前王以哲已经接到张学良找机会跟中共接触的命令，可惜王部一直有军统中统特务潜伏，王不敢擅自行动。要知道当时通匪的罪名非常重，绝对可以丢掉脑袋。

接到张学良命令以后一个多月，王以哲都无法联系上中共。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听到这种好消息，王自然非常高兴。

王以哲军长马上派参谋副官佟道赶赴甘泉，将高福源接到洛川。

高到洛川以后，王以哲军长和赵镇藩参谋长和高先会面，随后立即汇报给张学良。

由此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张学良赶赴洛川以后，先和王以哲谈了一下，知道高福源的大概意图。

这时候黎天才劝告张学良，目前军统中统特务四处在陕西活动，东北军中有一些人就是特务。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只是道听途说，说不定是军统派来试探的，不能不防。

----------------------毛周两人的政治外交能力极强，翻开中国的历史，几百年内少有人能够匹及。

张学良点头称对！

于是，当晚，张学良派了一个班的心腹卫兵，都拿着冲锋枪和自动手枪，杀气腾腾的分成两派站在屋子里。张自己坐在当中的一把椅子上，然后让带高福源进来。

高福源被王以哲带进来，此时张学良装出一个满是杀气的铁青面孔。

高福源进来以后，看到四周是这种样子也有些害怕。

一害怕，高就把李克农劝告他先以个人身份给张学良建议的事情全部忘了，脱口说出了真话。

高对张学良立正敬礼：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是红军让我给您报告一些东西的。

张学良不等高福源说完就破口大骂道：你好大胆子，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让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来人，拖出去毙了！

顿时几个如狼似虎的卫兵上来按住高福源，向屋子外面拖去。

高福源被张学良一骂，顿时心寒了，心想没有听李克农的话，这下把命送掉了。

但是，除死无大事，高认为反正都是死，不如说完了再死。高福源把心一横，大声说道：报告副司令，我高福源怕死就不会回来。副司令枪毙我，就等于踩死一只蚂蚁，容易得很。但是我们东北被日军鬼子抢去几年了，三千万东北同胞当了亡国奴，张大帅也是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诚心跟我们合作，团结我们抗日，有什么不对？我们东北军在继续打内战，都快打完了，还拿什么去打日本，收复失地？在陕北我们死了这么多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么多兄弟成为异乡的野鬼，究竟为了什么？

说到此处，高福源放声大哭起来。

受高福源话语感染，周围的几个年纪较轻的卫兵也都哭了起来。

张学良本人也大受感动，亲手扶起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的也很对，我刚才是试探你一下。我们现在好好谈谈，你们都出去。

卫兵退出去以后，会场只留下张学良，高福源，王以哲，赵镇藩，黎天才这几个人。

张学良跟高福源开始细谈。

高福源把红军的意思全部转达给张学良，张学良听到非常高兴，他对高说：你说的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我现在派你回到苏区，让他们派一个正式代表来。我跟他们正式谈一下。你放心，你如果到苏区出了事情，你的妻子儿女我和王军长负责照顾。

张还交给高福源一份亲笔信，上面写请红军派代表前来谈判。

高福源把情况告诉一起来的秘书长周恒，周也很高兴。两人立即出发，在王以哲士兵的保护下，在1月16日顺利回到苏区。

双方合作的开始

对于张学良要求谈判的请求，红军方面非常重视，李克农带着高福源面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当时周留了一把大胡子，由于大病初愈，比较清瘦，但相貌非常威严，一看就是很有气魄的人物。毛泽东身材很高，人偏瘦，气度不凡，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满身都是一种千军万马统帅的气度。高暗中想：张少帅虽然也是意气风发，跟毛周比起来就差远了。

毛周对高再三夸奖，说他是东北军中最有觉悟的爱国军人！

稍后，毛周讨论应该让谁去和张学良谈判。周恩来表示自己想去，毛认为现在双方刚开始接触，不知道张学良的虚实。周是中共除毛以外的二号人物，中央政府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首级，这样去危险太大。

毛周两人决定从目前从事统战工作的周恒，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四个人里面选一个出来。但周恒和伍修权资历较浅，年纪也较轻，叶剑英和萧劲光都是战将，打仗没问题，处理复杂外交问题上有些欠缺。此时跟高一起会见毛泽东的周恒建议由李克农去。

毛周相视一笑，他们都认为李克农经验极为丰富，外交能力很强，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去跟张学良去谈判最合适。

李克农本人也表示原因亲自去和张学良见面。

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带领秘书，电报员和一个马夫，由高福源作为向导，从红都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和张学良会谈。

2月陕北满地冰雪，路非常难走。连续走了4天，李克农等人在25日赶到了洛川，首先见了王以哲军长。王以哲立即向张学良密报，张复电说自己有要事去南京，暂时不能回来，让王小心接待，先谈些两军的具体事宜。于是王以哲先和李克农谈判。

由于怕走路风声，王以哲对保密做的极为严格。他把李克农等几个人藏在自己的一个小院子里面，院子周围密布岗哨，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也不允许李克农他们出门。

王以哲派两个副官时刻陪同李克农他们，这两个人对李一行人照顾非常周到，每餐都是大鱼大肉，好酒好茶。

期间，李克农跟王以哲首先谈判。谈判的内容主要是红军和延安，甘泉，洛川东北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问题。

双方谈了几天，达成以下协定：

1.红军和东北军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区。

2.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六十七军在甘泉，延安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地六十七军部队所需要的粮柴等物，可以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发动群众运送粮柴入城。

4.红军同意让甘泉被围半年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扰。

5.恢复红白区的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等地，六十七军负责保护；六十七军进入苏区办货，红军负责保护。但是红军去白去办货时需穿便衣。

这个协议红军电告中共中央，得到批准以后，双方在3月5日正式签署施行。

商谈期间，王以哲为了表示诚意，掩护红军军需人员进入西安购买大量急需物资，同时送给红军迫切需要的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四省的高精度军用地图。

毛泽东见王以哲如此有诚意，随即下令围攻甘泉的红军全部撤离，解除了对甘泉的围困。

张学良得知甘泉被解围以后，非常高兴，也急于亲自跟李克农面谈。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飞回西安，第二天立即飞往洛川，会见李克农。

这次会晤是西安事变的开始，短短三个小时的会谈，也决定了中国之后近一个世纪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