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名模下海2017:资中筠：还原真相，唤醒良知

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
作者：资中筠
来源：燕山大讲堂
来源日期：2011-12-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20 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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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
时间：2011年10月8日 周六 14:00 ~17：0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临琼楼2层（文津街7号，北海公园南门西侧）
发言嘉宾：资中筠、刘苏里、王逸舟、邵燕祥、阎连科、赵梅、雷颐等
主持人：梁文道
资中筠：我不是一个多产作家，弄了半天就这些了
刘瑞琳：欢迎和感谢各位来到这里参加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出版《资中筠自选集》，其实和孙先生结缘还是在去年的沙龙中，2010年我们要做一个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要找一个人撑撑场，我们一致认为非资先生莫属，那是深秋，天气非常冷，资先生来的很早，说了很多的话。第二天的沙龙中资先生和易中天先生有一个对谈，反响非常好。在要送资先生回去的时候，我斗胆跟资先生说：“我们是否有机会出版您的书？”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开启了我们出版《资中筠自选集》的荣幸。
出版资老师的书，对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来说，既是出版工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一个新格局的开启。非常巧合，资先生这套集有五卷，每一卷都代表了一个方向。比如，《感时忧世》代表了对现实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关怀等等。可以说，我们有机会出版他的书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深深地认同，我们每一位出版社的同事都感觉到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非常荣幸。
下面我把话筒交给今天的特约主持梁文道先生，文道今天是特意从香港赶来，有请文道。
梁文道：很荣幸今天来主持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今天是天时人和，天时今天是寒露，天气刚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又很安静，前面是中南海，旁边看出去是北海，北海是皇帝的私家园林，现在变成公园，虽然现在是工作日，很多人进去玩。
今天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学者、作家、前辈，大家一起来自然是因为资中筠先生，我就不多说废话，等一下今天是以一个类似研讨会的方式进行今天的首发式。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流程，等一下我们依次请刘苏里、王逸舟、邵燕祥、阎连科、赵梅、雷颐等几位，我们会请他们针对这五本著作的其中一卷做出一些评论发言，雷颐先生做一个整体的评论发言。每一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十分钟，资中筠先生会就着每位嘉宾的发言交流5分钟。接下来会有一个30分钟的自由发言时间，所有的在场嘉宾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和交流，到最后资先生有一个总体的回应。这就是我们今天大致的流程。
我先说一件事情，我看到后面有很多年轻朋友，一定都很仰慕资先生的为人和风采，于是都想来亲近亲近，甚至书都准备好了要来签名，但是希望各位体量，今天恐怕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大家这方面的想法了，等一下结束以后千万别蜂拥而上围着资先生转。
下面有请资中筠先生上台。
刘瑞琳：资先生，今天这个书刚刚到，好像是今天早上从印刷厂才印出来的，还满意吧？
资中筠：我也是刚刚看到，但是我觉得印的很好，很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现在不想多讲，一个是表示感谢，一个是表示感动，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的书有多少读者，还值得那么多人来关心，很高兴！我这个书有很多是旧作，原来有几个集子，都是从90年代末到二零零几年出的，我一般每隔几年发表一些短的东西，把它集起来出一本集子。现在又有两三年没出集子了，有的人说应该再出一个，过去的那些就买不到了，于是有的出版社说是不是出一个全集全部出一次？我觉得不见得所有的东西老是出，而且太杂，因为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都有，不见得所有人都感兴趣。所以，我就自己选了一下，按照性质分一下类。过去是不包括写国际问题的，这次把有关国际问题中好懂一点的、还不是太尖涩的文章出了一集。所以，这里面既有新的，又有旧的，向大家交代一下。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弄了半天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厚爱，以后我会把自己的想法再跟大家做一个交代。
梁文道：虽然按照内容、方向大致分成了五册，但是这五册里面还是有些东西是贯通的，哪怕是一些散文，但是我仍然感到到里面有某种的忧国的情节在里面。这三十年来的文字结成五册，终于用自己的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读到了所谓知识分子的道统，怎么样继续发扬，尤其是岁数已经不太小了，她仍然针对近年很多国家面对的问题、社会的气氛，各方面的时事都注意到，都有想法。
关于《感时忧世》这一册，我们特别请到一位嘉宾上来谈谈想法和看法，有请刘苏里先生。
刘苏里：七年来始终没有忘记的一段话
刘苏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七年前，也是一个秋天，“读书25周年”的一个民间庆祝活动，我们请到了资先生和陈先生有一个小规模的讲座。当时我和资先生通话的时候问资先生，“您是否能够答应某年某月某日出席这样一个活动？”资先生说“讲什么？”“您可以随意”。资先生就说，“我讲一个文明与野蛮吧”，我当时在电话里就咯噔一下，因为“文明与野蛮”是一个很大的题。在一个春和风暖的下午，资先生到了会场，在两个小时的活动当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七年以来，我始终没有忘记的是资先生的一段话，他在讲座中特别提到：“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惊，七年来我没有忘却这句话。以我对资本先生的了解，怎么这样一个人自称是野蛮人呢？如果资先生是一个野蛮人的话，我这一代人是什么？至少七年以来，我个人的活动和很多想法正是由资先生的这句话重新开启了我对自己活动和想法一个思考。
我谈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对资先生所有文字的一个体会，特别是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十几年的文字，我从资先生最早的文章到后面的几个集子，《锦瑟无端》等等大作，我是资先生十五年以上的读者。我的一个感觉或者体会，资先生这十几年以来的创作，我猜想，她正是在那天下午说的那一句话大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她这一代人如果是作为野蛮人，那十几年以来所作所为想力求脱颖而被束缚，同样我们这一代人要比资先生更加沉重、更加困难、更加无望。
资先生的创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包括《感时忧世》，陈乐民先生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坚持鼓吹启蒙这样的大背景，这也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陈先生生前，资先生跟他一唱一和，在我们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并没有应该有的回响和回声，而在这个独唱中自己加进自己的一段曲子。那么，在陈先生去世以后，资先生跟我讲陈先生关于启蒙的论述被重视的不够，我说是的，几十年以前是救亡压倒启蒙，几十年以后现在是挣钱压倒了启蒙，谁还会在意启蒙吗？尤其是当今之时大国崛起、中国模式，我们需要启蒙别人。那么，资先生第一卷所有的文章是围绕着她感受到的艰难时势发出的危难的声音和陈先生的一唱一和。
我希望未来的某一个年代，当我们很多代的孙辈们提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那个时代还有一些不那么像野蛮人的人，我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员。谢谢大家！
资中筠：关于启蒙的方面我再说一下，这些年来我自己胡说八道都不记得都说过什么了，不过我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是愧对先贤的，先贤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工作，我们在这儿辨得没完没了，他们早就讲明白了，我有这样一个感觉。
至于刘苏里先生，他绝对不会是野蛮人，因为他看过很多书，我对于他读书之多是非常敬佩的，他读书速度非常之快。
梁文道：刚才资先生提到启蒙，刘先生也提到启蒙，启蒙很有意思，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告别启蒙了，西方八十年代很多人重新检讨启蒙种种，中国有一种趋势，中国总是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完成启蒙过程的时候，就开始讨论很多“我们其实早就应该告别启蒙了”，其实资先生的书中常常会提到康德谈启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感时忧世》就是资先生对国家的种种问题坚持从启蒙的角度去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试图对我们今天有一些警醒和提醒。
非常谢谢刘苏里先生，接下来请到北大关系学院的王逸舟先生。《坐观天下》有资先生自己的一些看法，试图让大家了解这些想法，王先生正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请问王先生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想法。
王逸舟：三个突出也是受益更多的地方
王逸舟：谢谢文道！我是这个领域非常晚的一个后生，实际上是九十年代初期不能做研究了，跟陈老师、资老师学习国际关系。《坐观天下》这一集确实能够反映出资老师的一个特点，在几乎所有外人看来，一个崛起强大的中国有非常深刻的人文、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一种盛世危言，这有非常好的体现，但是如果光看目录看不出来，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基金会制度、中国人的世界观等等，都是很广义问题的研究，但是如果仔细读这本书，参加他各种各样的讨论，我觉得有三个突出也是我自己收受益更多的地方。
第一，资先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摆脱了到现在还相当强大的一种传统，就是一种契合决策分析。这两个不一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魂，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在那里，而这些东西摆脱了对策上的研究。
第二，有一种非常广阔的对全球化时代变迁的洞察的思想，来看中国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积极的互动。你能够感到资老师能够发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讲到在战争中死很容易，但是真正讲和平的时候，也需要英雄，需要拉丁这种勇气，非常不容易。而且不只是在这些问题上，在台湾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资老师从广义上人的角度、文明的角度，从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族群去看如何朝着更高的阶段发展，这一点可能是大部分人做不到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普遍的研究，缺少这种历史的、国学的、哲学的文化背景，往外面讲就是太将气了，一辈子只是关注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人物、某一本书，而缺少用人文的情怀去关注。资老师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文章都透出这种精神，让读者能够感受到更开阔、更进步的、人类更加朝着追求真理的方向去走。
资老师特别到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像很多思想者、学者一样，有一种欣喜、热情，甚至是一种惊喜的心态，但是越到后来，越感到一种忧虑，感到一种莫名的担忧。这一点我想请教资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转变？我在北大上课，我发现很年轻的学生，比我们这一代经过重大变故的人更悲观，我们是不是自己变得更匠气了？或者是有既得利益，看不到社会或者其他人的考虑了？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做国际问题研究，在任何人看来中国这个时代应该是越来越有精气神、越来越有底气，是不是现在人变得更野蛮了、只是追求钱了，如果往下走，会不会有一个转机？比如说，通过启蒙运动。还是说，全球化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这种经济层面的繁荣，而变得忧虑了？我们看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但是对现实来说，毕竟这个社会、国际关系我们需要往前去推，如果有很强的忧虑意识，怎么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呢？我想向资老师请教这个问题。
资中筠：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资中筠：我简单地说两点，从全人类的角度和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讲。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忧虑，就包括我去年和易中天的对话中提到的，整个的科技发展，对人类是造福还是造祸的问题，人能不能控制自己，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答。另外，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国家或者实体，都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比如说欧洲，欧盟现在遇到危机，过了这个坎儿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就失败了，就作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它以后会怎么样就很难讲。比如美国，从二十世纪初的运动以后现在又变成一个坎儿，现在华尔街的游行是非常好的迹像，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9·11的话，会早一点发生，这是一个好事，在这个推动之下能不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它过得了、过不了这个坎儿又是一个问题。
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是低层次上的，起码是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说八十年代的时候乐观呢？因为又是一个新的气像、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以为会一步一步的走向大家知道的那个发展的道路，但是它的发展方向不对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尽管GDP不断增强，因为你最后需要的是公平和正义，我们向往的都是一个公平、争议、平等、自由的社会，这个方向现在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越来越不公平，而且看不到用什么办法达到公平和正义。我所贯穿的忧虑就是我所有的集子里贯穿的忧虑，这个忧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以为可以解决，但是现在看起来还看不到扭转的方向是什么。
梁文道：资先生的很多著作和今天选集里面的文章，没有短期很多技术性的政策研究等等，比如她在谈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关于美国国家的把握，但是又不是一个很浮泛的、文学式的观察。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就会看出一些特点，我印像很深的是资先生提到美国国家的强弱与否不是整个经济的总量，不是看它GDP的比重，而是要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的能力。现在很多网民都会讨论中国会不会出乔布斯？中国当然不会，如果美国出乔布斯，我们中国大概就会出清华的年轻学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家世背景或者哪来的关系能够在学校做学生会、做党委，去美国留学，也能念名校，也能念学位回来，回来之后能够开基金，开公司，可能跟某个IT公司做的事情，它改一改就好了，那它怎么能够跟人家竞争呢？国家帮它挡一挡，最后它会成为最大市值公司之一，到最后越来越大，最后就会收购苹果，这就是中国模式。
看资先生作品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过去和许多大陆知识分子接触的经验，看到很多老朋友的变化，我们的知识分子怎么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都出来了。我们要介绍资先生的第一卷书《士人风骨》，这一册看起来很薄，但是里面有好几篇文章很多朋友早就拜读过了，因为里面的分量很沉重，恰恰谈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么了？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下面我们有请邵燕祥先生。
邵燕祥：不但忌讳“启蒙”，还忌讳很多词
邵燕祥：资先生的书跟很多书不一样，很多出版社是找了名人对书或者作者做出评价，还有的书是为了简单的促销，而我们今天的会不是促销的会。拿《士人风骨》这本书来说，说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要继承道统，要发扬大智大勇，要做启蒙的工作，要宣扬和实践价值。这都是一些人不爱听的，比如“启蒙”这个词，我觉得资先生很好，她在这本书中反复地扩充了它的词语，还原了它最原始的语义。这个“启蒙”，我们一般的说“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蒙运动，资先生说的很好，其实这个启蒙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一个先导，已经一百五十年了，在这一百五十年当中很多可以称为汇通中西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探索，他们说“启蒙”这两个字不受待见。我想起1988年的时候，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新启蒙》专刊，请了北京的一些学者、作者开会，第二年出了四期，五六期都已经发稿了但是没有出来，但是在《中国文化报》上看到对新启蒙专刊的批判，点了王元化先生的名，还点了一些作者和参加那次约稿会但是还没有在刊物上发表的名字。我记得批判的这个人的笔名“弋人”，弋人就是到处巡弋的人，恐怕就是业余警察吧，他本人并不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程代熙”，这个“代”拆开了变成“弋人”。所以，我刚才解释起这个笔名的意思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把自己名字中间的这个字拆开了而已。
我们不但忌讳“启蒙”，还忌讳很多词，比如北京有一个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在八十年代创办的时候，在一进门的地方悬了一个大的写着屈原的一段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那里教书的老师、上课的学员都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问题，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末，作家的组织来了一个党的代表、政治领导人，到这儿来视察，结果就像刚才的弋人一样有所发现，“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你们还求索什么？”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到那儿去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能够恢复过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忌讳的时代和很多忌讳的国土，这几年经常说“国进民退”主要都是经济领域，其实我觉得在思想文化领域这个“国进民退”恐怕有六十年的历史了。从资先生《士人风骨》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她回溯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从所谓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五十年代之初就已经开始，远的不说，62年的历史我们怎么接近它的真相，从中引出我们应有的判断和认识？这很重要。因为当下为历史倒退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利用人们对历史的无知和隔膜，这都是有利的遮蔽造成的。我不知道我了解的是否会冤枉年代一代人，我觉得一代年轻人不仅不知道1949年前三十年，甚至也不知道后三十年的历史，更不要说1840年以后的历史，在这百年当中，过去只宣传列强入侵，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贯穿期间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所做的大量努力，甚至也是很多人不深知的。比如新文化运动中至少有两代看成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资先生在《士人风骨》这本书中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觉得非常的好，不对对专业人士的，而是对一般读者的文章。
作为读后感，在《士人风骨》之外我想到一些事。上个世纪下半叶，1949年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细化，我不大接触学术界的朋友，有一个问题我还弄不太清。现在我们都说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为了在高校当中肃清民主个人主义的流毒、划清跟美帝国主义的界限，因此倡导了知识分子的改造。我看一个材料，好像再早曾经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可能冯友兰参与的，串联了一部分北京大学当时著名的教授，主动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转党中央，“希望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这样说的话，还不是党中央毛主席要整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当中的杰出代表们申请要求呼吁来帮助他们改造。这里，我冒昧地做了一个揣测，如有不当，我自己负责。所谓负责，也就是负一个胡思乱想之责，我揣测马寅初带头申请帮助思想改造，很有可能是周恩来总理的暗示或者授意，包括1957年马寅初的围剿，就是周恩来总理授予，“你就做一个检讨就过关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最后周恩来总理也不能护住他了。
在新解放区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没有查资料，我不是搞研究的，我这儿就是瞎猜，很可能是他们要求党帮助思想改造的申请改造就是借着听这个报告作为一种回应。
我这儿是大胆假设，在座哪位有兴趣，不妨求证一下，如果没有这回事就当我没说。但是我已经说出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冒着对周恩来总理的大不敬，很抱歉。
梁文道：正好谈到了马寅初先生的一些事，资先生您有没有一些回应呢？
资中筠：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一言难尽的，用几分钟把它说清楚是很难的。邵燕祥先生是诗人，不但是新诗，而且旧诗也写的非常好，这一点我非常敬佩。而且对知识分子研究上他有很多建议，今天没有机会说。现在还有一些人在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很好的研究。我想说一个大略的一个东西，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主动的因素是存在的。
梁文道：知识分子自我要求被改造这特别有意思，在今天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新的面貌很有趣，比如说现在正在上大学的年轻同学，很多著名大学、中国最一流的大学中，很多优秀的人很积极的入党，很喜欢抢着做公务员。但是又很奇怪，今天的共产党大概是六十年以来形像最低落的时期，每天微博上都会捱骂，但是想加入的人还这么多。假如我今天也会要求党来改造我一下，可能它都没有办法说出一个什么程序来改造，今天我们变成一个非常古怪的后集权的集权社会，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了，只是说说而已，都是开玩笑。
阎连科：简朴、真实、情趣
接下来我们很高兴的请到著名作家阎连科先生跟我们来谈《闲情记美》。
阎连科：我坐在这里非常的紧张，我这一生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坐错事情的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觉得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今天到这里来还是这种感觉。从小的时候，怀着吃饱肚子、当个一官半职的梦想来到北京，最爱吃的是饺子，猪肉的，后来发现猪肉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梦想无法实现。
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思想家、学者，也让我觉得又走错地方了，但是《闲情记美》这本书让我非常的感慨，资老师可能是把这本书当成五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一本书出版的，可能是作为一个补遗。真正一字不漏的话，我一年读不到三五本书，但是这本书我不是一口气读完的，给我寄过去的稿子，我会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出差的时间看几篇，确实是一字不漏地看了。
第一点感受是简朴，简朴说起来很简单，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读资先生的文章，无所谓开头，无所谓结尾，无所谓讲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是信手拈来，用了很多典故、常识、知识，这些也都是不经意的。我们今天的很多文学，90%是垃圾，10%能看的作品中太注意技巧、情绪，而资先生在这方面从来不雕琢一个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简朴绝对是一种境界，需要时间，需要风雨，需要人生，需要读很多书理解和修养出来的。所以，没有技巧是最高的技巧，但是巴金的每一篇小说都在讲技巧，我们一生能够写出几篇很简朴的文章，达到一定简朴的境界，可能就非常值得了。
第二点感受是真实，刚才几位老师已经都说了，《感时忧世》、《坐观天下》，这些名字都有点震撼人，但是“闲情”就小多了，没有那么震撼人。资先生还是一个作家，一生追求真实。做人最低、最起码的要求是真实，但是这作为我们写作的最高标准，这是很荒诞的。我们希望社会和谐，如果没有真实什么和谐都不要谈，我们老是在谈让人活的有尊严一些，可是什么都不真实还谈什么尊严？
第三点感受是情趣。这样一本书中的情趣是非常突出的，前面的四本书名字非常大，我们可以走进她的文章，读这本书，可以感觉到资先生不仅可敬，还很亲近。在70高龄的时候希望弹奏一曲，像超女一样，一个70岁的老人原来如此有童心，如此有情趣，这个人是值得亲近的，是可以选择作为亲人的人。情趣在这本书中非常的突出，我们知识分子思考的时候常常疏忽了情绪的重要性，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光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情趣来思考，就更容易让读者接近。当然，弹钢琴的文章，这是她的业余生活，当成业余生活的业余生活来做的，这完全是她人生最重要的构成，而且并不是写作构成她的一生，而弹钢琴伴随她的一生。
陈先生不在了七八天之后，我想看看资先生的生活，我先听到钢琴声，我站了三四分钟，她坐在钢琴边上，满头白发，钢琴的旁边就是陈先生的花圈等等，她坐在旁边弹钢琴，她全部的热情、全部的钢琴、全部的人生，全都集中在一块，弹钢琴能弹到如此的境界，任何事情我都做不到这样的程度。五本书中这样的一书，资先生是可敬的，可亲的，值得我们接近。所以，我们回去以后把这五本书放到家里的床头，在特别郁闷的时候，特别无聊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看不清楚的时候，翻开看一看，这就对得起出版公司，对得起资先生了。谢谢！资先生说翻译是自己业余生活中的业余生活，希望资先生了不起翻译这个行当。
资中筠：我不是瞧不起翻译，我觉得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是非常难的，而且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要求，确实是比较难。而且我在翻译《巴尔扎克》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正好想出一个词对应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不是看不起，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而且《闲情记美》里面的许多文章，我原来设想退休以后多这一类的文章，我有好多东西想写，一年以前写了一半陶渊明的《闲情赋》，但是写了一半就没写了，我的时间被后来的《感时忧世》那本书占据了，这是迫不得已的，觉得欲罢不能。其实我有很多觉得很好玩的事情要写的，后来就慢慢没有写了，很多书想翻译是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
阎连科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使我非常震撼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对底层的百姓、对人民的艰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而且确实是以自己的心血在写东西，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的。现在的很多人写的时候就想着能够卖多少册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写的时候有一种趋势，光想着自己内心的东西，走出来的作家还对底层乡村父老们的苦难有着这么深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我没有，所以我对这一点很感动。我觉得现在的作家很多都是缺乏这一点的，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两个中国，我们在这样流光异彩的大城市中还有这样一群人受着这样的苦难，而且还能够把它写出来，对于这一点我很感动。
梁文道：我也很喜欢《闲情记美》这本书，因为里面的几篇文章写的特别好，谈到资先生自己弹钢琴弹不好的文章，一篇是弹钢琴弹不好，一篇是弹莫札特弹不好，我很喜欢看这些不是专业的音乐家演奏者从个人的角度去谈只有和音乐的关系，这样的作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情趣，因为他是以一个真正的爱好者的身份写他的爱好。而爱好者的状态其实是过去中国文人很重要的身份，苏东坡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他的大部分的职业是官员，诗人是爱好者的身份，画家是爱好者，书法也是爱好者。从今天的职业角度来说，苏东坡一生大半的时间是业余的诗人，业余的画家，业余的书法家，业余的文人，不是纯粹的当职业，而是纯粹的爱好。
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赵梅老师，赵老师是资先生多年的同事，非常熟悉她过去的很多故事。
赵梅：好像是看一个黑白电影
赵梅：资老师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是我们一直是好朋友，无话不谈。我觉得《不尽之思》这本书特别好看，我看的时候好像是看一个黑白电影，这个电影有两条主线：追溯的往事和心路里程，资老师文革前曾经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借鉴外宾时候的英文和法文翻译，1980年开始转入学术界从事研究。因为工作关系，资老师接触到我们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人，一般国际友人和外交一线的人，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记忆，一些读起来会忍不住要笑。在读资老师回忆杨朔的文章，我从来没有把他和外交工作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英语，资老师讲了一段中苏分歧公开化的时候的情景，当时苏联人问杨朔笨蛋，杨朔马上回应“你才是笨蛋！”我觉得特别的可笑，都是特别有意思、特别珍贵的历史回忆。 还有是关于廖承志的回忆，还有写资老师接待国际友人，接待美国美国的剧作家、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斯诺等等。资老师谈到季老去世的时候，我真的在心里流泪，也许他真的活在文革肯定会被破坏而死。我在读资老师接待阿瑟·弥勒、海伦·斯诺的时候，我脑子里回应出那个时候中国的外交风云，中国在那个时候和外国世界那么的隔膜，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美国的左翼，我们在接待中国中，资老师和其他的人都是特别真诚的，把中国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们，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其实当时的中国是千疮百孔，正好是在文革期间或者文革气候。
资老师在《不尽之思》中还有一些怀念，比如钢琴的启蒙老师，还有死于日本人枪下的老校长，这些都特别的亲切，这些人、这些事都跃然纸上，让我很感动。
资老师在八十年代以后开始从事美国研究，那时候写的东西就更加理性、更加冷静，资老师写美国发明家凯特林的发明就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写的，美国人为什么会成就这么繁荣和富强的国家，她强调了创新和成就这些创新的土壤，这让我非常有启蒙。
1950年到现在已经60年了，这60年资老师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和资老师共事了20年，资老师特别朴实无华，她永远是特别漂亮、特别典雅的出现在我面前。我说的不是穿戴，而是为人，她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资老师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印像最深的是他的诚实率真和坚守独立人格的本性”，我觉得资老师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资老师过去60年来或者我认识她20年来，她一直是一个追求理想的人，特别有理想，特别爱憎分明，和资老师共事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在清华大学毕业前前，在资老师的发动下全班同学在一个清早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之时，一同爬到楼顶一起宣誓，代表毕业班在大礼貌表态坚决服从分配，那时觉得自己的前途和祖国同样灿烂。怎么也没有想到资老师能够爬到楼顶在国旗下宣誓，资老师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抱有一个理想，怀抱着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始终如一追求的理想，现在也是如此。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起资老师在岁末感言的一段话：“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这么多年中一直没有变，变的是忧国忧民的幽思。
资老师让我印像最深的还有一点，资老师提到清华精神，什么是清华精神呢？“在心灵上永远年轻、壮志豪情永不衰退、有所作为应该是清华精神的一部分。”我觉得资老师身上始终保有清华精神。资老师的心永远是年轻的，她永远是在学习，我读《不尽之思》就好像是在看电影，一个特别生动的老电影，资老师和资老师笔下的人和物都跃然纸上，读起来很亲切、很感动。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资老师，当时您爬到楼顶上在国旗下宣誓，您现在怎么看这个事？
资中筠：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理想主义还是很珍贵的，而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我们都觉得我们迎接来一个新的时代，祖国前途光辉灿烂，我们个人的前途也光辉灿烂，而且为此而献身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一个原则，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只要有人站着，他就绝对不坐，他一定是最后一个坐下来的，这也是他一个做人的原则，因为这也算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五十年代的时候没有出租汽车，要拿着行李上火车站之类的，要坐三轮，我们不只是一个同学坚决拒绝坐三轮，因为这是不平等的思想。当然，从非常公益和实际的角度来讲的话，都很傻。还有一个同学他自杀了，他是一个留学生派到苏联留学，他失业，并且失恋，还得了肺结核，他在苏联期间想自杀担心会给祖国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他憋着回祖国再自杀。那个时候的人就有这样一种虔诚，连自杀都想着对国家有没有不好的影响，那时候人的心态现在是很难想像的。
另外我还想讲一句，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人物没有写，我没有时间，我想写，越想越多，我经历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和很好玩的人，以后再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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