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Zizek 资本主义的极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7:34:25
资本主义的极限
Slavoj Zizek
面对当今世界最根本的事实——全球资本主义的全盘霸权及其政治增补物，自由民主，如今的左派之反应可谓犹如光谱一般色彩斑斓：
——全盘接受上述框架：继续在这一原则之内斗争以求解放（所谓第三条道路）；
——将这一框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然而坚决地进行抵抗，试图从那个框架所划定的范围内抽身而出，并在它的“裂缝”处搞活动（比如，Simon Critchely[译按：Critchely1988年获得Sussex大学哲学博士，他是德里达与列维纳斯研究专家]）；
——认为所有斗争都将归于无效，因为这个框架在今日无所不能包，甚至可以包容它的对手（集中营的逻辑，紧急状态的永久性），所以，除了等待“神圣暴力”的爆发，什么也做不了。（今日的阿甘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他之前晚年的阿多诺亦是如此）；
——强调这是某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是说，全球资本主义最终是更为根本的技术或“工具理性”本体论原则的实体效果（海德格尔，某种程度上说，又要提到阿多诺）；
——认为我们可以摧毁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权力，然而并非直接攻击它们，而是重新聚焦于日常生活实践领域的斗争，在那儿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新世界”——以此种方式，资本的权力和国家形式之基础将被逐渐破坏，以此看来，国家就像卡通片里跌下悬崖的那只猫一样粉身碎骨（比如，扎帕蒂斯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
——反资本主义斗争转为争取霸权的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此种斗争被概念化为弥散接合的偶然过程（比如，厄内斯托?拉克劳）；
——某种赌注——我们可以在后现代水平上重复经典马克思主义姿态，上演一出对于资本主义“坚决否定”：缘于近日“认知性工作”的崛起，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抵达某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绝对民主”第一次可能了（哈特和内格里）。
可以尝试将这些说法，这些众多的政治否定模式概念化，它们就像是心理分析中对于创伤性真实不同的躲避模式：通过否认来接受（Verneinung：即“在我们梦里的可以是任何女人，但决不会是我的母亲”——“不管是什么新的对抗观念，但决不会是阶级斗争”），精神病者的拒斥（Verwerfung：在真实界中，被拒斥的阶级斗争又杀了回来，成为妄想狂式不可见、能力无边的敌人，这就像“犹太人情节”），神经性压抑（Verdraengung：被压抑的阶级斗争以“新的对抗观念”之多样性姿态复归），拜物教性的否认（Verleugnung：将阶级斗争抬升为某种拜物教仿造物的根本原因：先于遭遇任何阶级对抗的“我们所能见的最终的东西”。……那么，今日真正的左派之立场到底为何呢？
科恩（Gerald A. Cohen）阐明了四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1），它是社会的大多数；（2），它生产了社会的财富；（3），它由社会中被剥削者组成；（4），其成员是社会中的贫困者。将这四个特点再组合在一起，又产生出两种特性：（5），工人阶级参与革命，乃是一无所有；（6），它能够并且愿意介入到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之中。这四个特点无一可以适用于今日的工人阶级，更别提第五、第六个特点了。（即使这些特点中的某几个继续适用于今日社会，它们也不再能够统一在某个单一主体之中了：今日的贫困者不再是工人。——虽然这一概念[指工人阶级]是正确的，但是这种阐述之外必须补入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推论：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特点来自于“工人除了变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基本位置。以此工人阶级被定义为被剥削者；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之下，他们成为了社会的大多数，是他们生产了社会财富；等等。那么，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到底如何来重新定义一种革命性的视角呢？道路是否来自结合这种种抵抗观，让它们的潜能交叠在一块儿呢？
嘲笑福山历史终结的观念是容易的，但是今天大多数人都是“福山主义者”：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最好的社会方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它投降，容受之。今日唯一的真问题是：我们是否要认可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化”，或者说，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含容能够避免使之进行再生产的强大反抗？有三种（或，四种）这样的反抗：
（1）生态：尽管资本主义有着无限的适应能力，尽管某种激烈的生态灾难或危机能够轻而易举地将生态转变为资本投资及竞争的新领域。但是这一冒险的属性本身根本上还是排除了一种市场的解决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资本主义只在确定的社会条件下运作：它暗示出对于市场“看不见的手”这一“客体化/物化”机制的信任，“看不见的手”好比黑格尔所谓理性的诡计，它保证了个体自我为了某种共同的善而竞争。然而，我们正处在某个激烈的转变之中。直到现在，历史本质仍然履行着作为所有主体行动的中介和基础：无论社会或政治主体做了什么，它总是会被历史本质所中介，最终由其决定或多元决定。而今日隐约浮现出来的却是某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即主体行动会直接介入历史本质，以发动生态灾难、致命的生物变异、原子或相近的军事-社会灾难等方式来扰乱历史本质的运行。我们不再能依靠我们行动的限制性范围之保护作用：它不再能够保证，无论我们做什么，历史依然照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某个社会政治主体的行为能够有效地改变或打断全球历史过程，如此一来，反讽的是，只有今日我们才能够说，历史过程可以不仅“被视为本质，也可被视为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当遭遇到某种独特的灾难前景时（即，某个准备用核武器或生物武器攻击敌人的政治组织），我们无法再依赖“理性诡计”的标准逻辑，后者预先设定了历史本质超于行动主体：我们无法再采取“让威胁我们的敌人展开其潜在性，走向自我毁灭”——让历史理性做自己的事儿代价太高了，与此同时，我们会与敌人一起消亡。
……
（2）种族隔离的新形式，新的隔离墙和贫民窟
2001年9月11日，双塔被撞；12年之前，即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11月9日宣告了欢快的“90年代”，福山所梦寐以求的“历史的终结”，那种以为自由民主在原则上已经胜利地信念，寻找已经结束了，全球性的自由世界突然从拐角处出现，而所有处在这一最完满的好莱坞大团圆结局之前的障碍仅仅是经验性的，偶然的（那些在局部负隅顽抗的家伙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与之相比照，9.11成为克林顿式欢快90年代终结的主要象征：在这个即将而来的时代，新的高墙将到处出现，在以色列和加沙河西岸，在欧盟周围，在美国—墨西哥边境。
如果新的无产阶级位置就是那些生活在新大都市带贫民窟中的居民又会怎样？最近几十年贫民窟爆炸性地增长，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大都市带——从墨西哥城到其他拉丁美洲首都，再到非洲（Lagos[尼日利亚首都]，乍得），到印度、中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或许这是我们时代最为关键的地缘政治事件。……
Peter Hallward[译按：Peter Hallward执教于伦敦King College的法语系，且是Alain Badiou的英译者与研究者之一。]正确地指出“抵抗”诗学、去地域化的游牧游走性诗学、创造逃逸线（lignes de fuite）的诗学，以及从不愿停留于一处的诗学，于今日来说都是不充分的；某个需要创造出所谓解放地域的时代开始了，需要创造出悬搁系统宰制的确定、可绘的社会空间：某种宗教或知识共同体，某种政治组织或“有自己地盘”的其他组织形式。这就使得贫民窟显得特别有意思：它们的地域性。如今的社会常常被视作被全然操控的社会，而贫民窟处在国境之内，国家却撤出其掌控，那些地域在国家地域上作为空白点、空白处而存在。……查维兹（Hugo Chavez，委内瑞拉总统）第一年当政的最大成就就是政治化（汇入政治生活、社会动员）贫民窟居民；在其他国家，这些居民大多处在反政治的惰性之中。正是这种对于贫民窟居民的政治动员使得查维兹在美国赞助的政变中幸存下来：让人惊奇的是，查维兹让大量贫民窟居民进入丰裕的城市中心，而这一措施倾覆了对他有利的权力平衡。
查维兹2006年的上台乃是后现代左派“去地域化”魔咒、拒绝国家权力的对立面：他掌握了权力，而非抵抗国家权力（尝试一次导致民主化的政变），使用国家机器和国家介入无情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进一步，他正在军事化贫民窟，在那里组织训练军事单位。最终让人惊恐不已的是，由于感受到了“抵抗”资本法则的经济后果（国家资助的超级市场里货物短缺），他宣布建立自己的政党！有一些他的盟友对此一走向有怀疑：这不是暗示回归到传统的政党政治么？然而，我们需要充分认可这一冒险的选择：并不是要这个党像一般（民粹或自由－议会）党那样行动，而是聚焦于政治新形式（就像草根贫民窟委员会）的政治动员。
（3）所谓“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的不合适性。所谓新（数字）产业的关键反抗在于：如何维持（私有）产权形式，只有如此利润的逻辑才能维持（看看Napster问题，音乐的自由循环流通）[译按：Napster是一款可以在网络中下载自己想要的MP3文件的软件名称.它同时能够让自己的机器也成为一台服务器，为其它用户提供下载。]生物技术的法律复杂性不也是指向同一个路向么？新的国际贸易协定之关键要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何时，第一世界的大公司合并、接管第三世界公司，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掉后者的研究部门。这里出现的现象将产权概念带到一个超乎寻常的辩证悖论之中：在印度，当地社群突然发现他们使用了几个世纪的疗法和药物现在都为美国公司所有了，所以，他们只有向美国公司买；一旦生物技术公司专利化了基因，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体的部分，我们的基因组成被打上了专利符号，为他人所有了。
塞伯空间历史上的关键日子是1976年2月3日，那一天比尔?盖茨出版了他那（没）有名的“给爱好者的公开信”，在软件领域确定私有产权：“广大爱好者都要注意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偷窃软件……更直接的说，你们所做所为就是盗窃。”比尔?盖茨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庞大帝国，并由其对于知识的观点——仿佛它们是可触的财产——赢得了声誉。这是发动“封锁”软件共同拥有的决定性信号。
（4）最后，是新技术发展的社会-伦理内涵（特别是生物技术）……
……
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位置，“无位之位”的位置。将被排斥之物与被容纳之物区分开来的沟堑与其他三种反抗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后者指示出哈特和内格里所谓的“共有”（common），将我们社会存在共享的本质私有化是一种暴力行为，如果必要，对之的抵抗也必须采用暴力的方式：文化的共有，根本上是语言的共有，交流方式的共有（如果比尔?盖茨被允许垄断一切，我们就会抵达荒谬的境地，私有个体需要逐个拥有软件去构造基本的交流网络）；受到污染和剥削威胁的外在自然的共有；内在自然（人类生物性的遗传）的共有。所有这些斗争所共享的是对于毁灭性潜在性的顾虑——如果资本主义封锁这些共有之逻辑得以自由驰骋的话。
在这里必须进一步增加一个限定：解决之道并不在于直接采用国家及国家所有权来限制市场和私有产权。国家自身的领域同样以自身的方式“私有了”：在国家行政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国家是在康德所谓“私有的使用理性意义”上私有了。只有关涉到那些被排斥的存在，那些居住在国家空间空白处的人们，才能够使得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可能：被排斥的存在，“无位之位”，直接代表了普遍性。没有比一个国家共同体将被排斥的存在感知为某种威胁或担忧，并且忧虑如何使其与己保持在一定距离这种做法更“私有化”了。换句话说，在四种反抗系列中，处在被容纳与被排斥之间的那一种是关键性的，亦是牵涉到其他三种的反抗；没有这个，所有他者都会失去颠覆性的利刃：生态学会变成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知识产权会变成“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技术会变成“伦理”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真诚地为生态而战，定义一种更为宽泛的知识产权概念，反对基因的专利权，却不去质问处在被容纳与被排斥之间的反抗——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形构某种依照受到污秽的排斥之物所威胁的容纳之物来指导的斗争。若是如此，我们便无法获得真正的普遍性，而只有康德意义上的“私有”一词了。
Slavoj Zizek
面对当今世界最根本的事实——全球资本主义的全盘霸权及其政治增补物，自由民主，如今的左派之反应可谓犹如光谱一般色彩斑斓：
——全盘接受上述框架：继续在这一原则之内斗争以求解放（所谓第三条道路）；
——将这一框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然而坚决地进行抵抗，试图从那个框架所划定的范围内抽身而出，并在它的“裂缝”处搞活动（比如，Simon Critchely[译按：Critchely1988年获得Sussex大学哲学博士，他是德里达与列维纳斯研究专家]）；
——认为所有斗争都将归于无效，因为这个框架在今日无所不能包，甚至可以包容它的对手（集中营的逻辑，紧急状态的永久性），所以，除了等待“神圣暴力”的爆发，什么也做不了。（今日的阿甘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他之前晚年的阿多诺亦是如此）；
——强调这是某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是说，全球资本主义最终是更为根本的技术或“工具理性”本体论原则的实体效果（海德格尔，某种程度上说，又要提到阿多诺）；
——认为我们可以摧毁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权力，然而并非直接攻击它们，而是重新聚焦于日常生活实践领域的斗争，在那儿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新世界”——以此种方式，资本的权力和国家形式之基础将被逐渐破坏，以此看来，国家就像卡通片里跌下悬崖的那只猫一样粉身碎骨（比如，扎帕蒂斯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
——反资本主义斗争转为争取霸权的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此种斗争被概念化为弥散接合的偶然过程（比如，厄内斯托?拉克劳）；
——某种赌注——我们可以在后现代水平上重复经典马克思主义姿态，上演一出对于资本主义“坚决否定”：缘于近日“认知性工作”的崛起，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抵达某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绝对民主”第一次可能了（哈特和内格里）。
可以尝试将这些说法，这些众多的政治否定模式概念化，它们就像是心理分析中对于创伤性真实不同的躲避模式：通过否认来接受（Verneinung：即“在我们梦里的可以是任何女人，但决不会是我的母亲”——“不管是什么新的对抗观念，但决不会是阶级斗争”），精神病者的拒斥（Verwerfung：在真实界中，被拒斥的阶级斗争又杀了回来，成为妄想狂式不可见、能力无边的敌人，这就像“犹太人情节”），神经性压抑（Verdraengung：被压抑的阶级斗争以“新的对抗观念”之多样性姿态复归），拜物教性的否认（Verleugnung：将阶级斗争抬升为某种拜物教仿造物的根本原因：先于遭遇任何阶级对抗的“我们所能见的最终的东西”。……那么，今日真正的左派之立场到底为何呢？
科恩（Gerald A. Cohen）阐明了四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1），它是社会的大多数；（2），它生产了社会的财富；（3），它由社会中被剥削者组成；（4），其成员是社会中的贫困者。将这四个特点再组合在一起，又产生出两种特性：（5），工人阶级参与革命，乃是一无所有；（6），它能够并且愿意介入到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之中。这四个特点无一可以适用于今日的工人阶级，更别提第五、第六个特点了。（即使这些特点中的某几个继续适用于今日社会，它们也不再能够统一在某个单一主体之中了：今日的贫困者不再是工人。——虽然这一概念[指工人阶级]是正确的，但是这种阐述之外必须补入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推论：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特点来自于“工人除了变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基本位置。以此工人阶级被定义为被剥削者；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之下，他们成为了社会的大多数，是他们生产了社会财富；等等。那么，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到底如何来重新定义一种革命性的视角呢？道路是否来自结合这种种抵抗观，让它们的潜能交叠在一块儿呢？
嘲笑福山历史终结的观念是容易的，但是今天大多数人都是“福山主义者”：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最好的社会方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它投降，容受之。今日唯一的真问题是：我们是否要认可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化”，或者说，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含容能够避免使之进行再生产的强大反抗？有三种（或，四种）这样的反抗：
（1）生态：尽管资本主义有着无限的适应能力，尽管某种激烈的生态灾难或危机能够轻而易举地将生态转变为资本投资及竞争的新领域。但是这一冒险的属性本身根本上还是排除了一种市场的解决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资本主义只在确定的社会条件下运作：它暗示出对于市场“看不见的手”这一“客体化/物化”机制的信任，“看不见的手”好比黑格尔所谓理性的诡计，它保证了个体自我为了某种共同的善而竞争。然而，我们正处在某个激烈的转变之中。直到现在，历史本质仍然履行着作为所有主体行动的中介和基础：无论社会或政治主体做了什么，它总是会被历史本质所中介，最终由其决定或多元决定。而今日隐约浮现出来的却是某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即主体行动会直接介入历史本质，以发动生态灾难、致命的生物变异、原子或相近的军事-社会灾难等方式来扰乱历史本质的运行。我们不再能依靠我们行动的限制性范围之保护作用：它不再能够保证，无论我们做什么，历史依然照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某个社会政治主体的行为能够有效地改变或打断全球历史过程，如此一来，反讽的是，只有今日我们才能够说，历史过程可以不仅“被视为本质，也可被视为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当遭遇到某种独特的灾难前景时（即，某个准备用核武器或生物武器攻击敌人的政治组织），我们无法再依赖“理性诡计”的标准逻辑，后者预先设定了历史本质超于行动主体：我们无法再采取“让威胁我们的敌人展开其潜在性，走向自我毁灭”——让历史理性做自己的事儿代价太高了，与此同时，我们会与敌人一起消亡。
……
（2）种族隔离的新形式，新的隔离墙和贫民窟
2001年9月11日，双塔被撞；12年之前，即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11月9日宣告了欢快的“90年代”，福山所梦寐以求的“历史的终结”，那种以为自由民主在原则上已经胜利地信念，寻找已经结束了，全球性的自由世界突然从拐角处出现，而所有处在这一最完满的好莱坞大团圆结局之前的障碍仅仅是经验性的，偶然的（那些在局部负隅顽抗的家伙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与之相比照，9.11成为克林顿式欢快90年代终结的主要象征：在这个即将而来的时代，新的高墙将到处出现，在以色列和加沙河西岸，在欧盟周围，在美国—墨西哥边境。
如果新的无产阶级位置就是那些生活在新大都市带贫民窟中的居民又会怎样？最近几十年贫民窟爆炸性地增长，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大都市带——从墨西哥城到其他拉丁美洲首都，再到非洲（Lagos[尼日利亚首都]，乍得），到印度、中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或许这是我们时代最为关键的地缘政治事件。……
Peter Hallward[译按：Peter Hallward执教于伦敦King College的法语系，且是Alain Badiou的英译者与研究者之一。]正确地指出“抵抗”诗学、去地域化的游牧游走性诗学、创造逃逸线（lignes de fuite）的诗学，以及从不愿停留于一处的诗学，于今日来说都是不充分的；某个需要创造出所谓解放地域的时代开始了，需要创造出悬搁系统宰制的确定、可绘的社会空间：某种宗教或知识共同体，某种政治组织或“有自己地盘”的其他组织形式。这就使得贫民窟显得特别有意思：它们的地域性。如今的社会常常被视作被全然操控的社会，而贫民窟处在国境之内，国家却撤出其掌控，那些地域在国家地域上作为空白点、空白处而存在。……查维兹（Hugo Chavez，委内瑞拉总统）第一年当政的最大成就就是政治化（汇入政治生活、社会动员）贫民窟居民；在其他国家，这些居民大多处在反政治的惰性之中。正是这种对于贫民窟居民的政治动员使得查维兹在美国赞助的政变中幸存下来：让人惊奇的是，查维兹让大量贫民窟居民进入丰裕的城市中心，而这一措施倾覆了对他有利的权力平衡。
查维兹2006年的上台乃是后现代左派“去地域化”魔咒、拒绝国家权力的对立面：他掌握了权力，而非抵抗国家权力（尝试一次导致民主化的政变），使用国家机器和国家介入无情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进一步，他正在军事化贫民窟，在那里组织训练军事单位。最终让人惊恐不已的是，由于感受到了“抵抗”资本法则的经济后果（国家资助的超级市场里货物短缺），他宣布建立自己的政党！有一些他的盟友对此一走向有怀疑：这不是暗示回归到传统的政党政治么？然而，我们需要充分认可这一冒险的选择：并不是要这个党像一般（民粹或自由－议会）党那样行动，而是聚焦于政治新形式（就像草根贫民窟委员会）的政治动员。
（3）所谓“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的不合适性。所谓新（数字）产业的关键反抗在于：如何维持（私有）产权形式，只有如此利润的逻辑才能维持（看看Napster问题，音乐的自由循环流通）[译按：Napster是一款可以在网络中下载自己想要的MP3文件的软件名称.它同时能够让自己的机器也成为一台服务器，为其它用户提供下载。]生物技术的法律复杂性不也是指向同一个路向么？新的国际贸易协定之关键要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何时，第一世界的大公司合并、接管第三世界公司，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掉后者的研究部门。这里出现的现象将产权概念带到一个超乎寻常的辩证悖论之中：在印度，当地社群突然发现他们使用了几个世纪的疗法和药物现在都为美国公司所有了，所以，他们只有向美国公司买；一旦生物技术公司专利化了基因，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体的部分，我们的基因组成被打上了专利符号，为他人所有了。
塞伯空间历史上的关键日子是1976年2月3日，那一天比尔?盖茨出版了他那（没）有名的“给爱好者的公开信”，在软件领域确定私有产权：“广大爱好者都要注意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偷窃软件……更直接的说，你们所做所为就是盗窃。”比尔?盖茨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庞大帝国，并由其对于知识的观点——仿佛它们是可触的财产——赢得了声誉。这是发动“封锁”软件共同拥有的决定性信号。
（4）最后，是新技术发展的社会-伦理内涵（特别是生物技术）……
……
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位置，“无位之位”的位置。将被排斥之物与被容纳之物区分开来的沟堑与其他三种反抗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后者指示出哈特和内格里所谓的“共有”（common），将我们社会存在共享的本质私有化是一种暴力行为，如果必要，对之的抵抗也必须采用暴力的方式：文化的共有，根本上是语言的共有，交流方式的共有（如果比尔?盖茨被允许垄断一切，我们就会抵达荒谬的境地，私有个体需要逐个拥有软件去构造基本的交流网络）；受到污染和剥削威胁的外在自然的共有；内在自然（人类生物性的遗传）的共有。所有这些斗争所共享的是对于毁灭性潜在性的顾虑——如果资本主义封锁这些共有之逻辑得以自由驰骋的话。
在这里必须进一步增加一个限定：解决之道并不在于直接采用国家及国家所有权来限制市场和私有产权。国家自身的领域同样以自身的方式“私有了”：在国家行政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国家是在康德所谓“私有的使用理性意义”上私有了。只有关涉到那些被排斥的存在，那些居住在国家空间空白处的人们，才能够使得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可能：被排斥的存在，“无位之位”，直接代表了普遍性。没有比一个国家共同体将被排斥的存在感知为某种威胁或担忧，并且忧虑如何使其与己保持在一定距离这种做法更“私有化”了。换句话说，在四种反抗系列中，处在被容纳与被排斥之间的那一种是关键性的，亦是牵涉到其他三种的反抗；没有这个，所有他者都会失去颠覆性的利刃：生态学会变成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知识产权会变成“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技术会变成“伦理”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真诚地为生态而战，定义一种更为宽泛的知识产权概念，反对基因的专利权，却不去质问处在被容纳与被排斥之间的反抗——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形构某种依照受到污秽的排斥之物所威胁的容纳之物来指导的斗争。若是如此，我们便无法获得真正的普遍性，而只有康德意义上的“私有”一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