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什么是人民？》

2009-05-11 14:37:08 来自: Levis(秋)

什么是人民？
Agamben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王立秋 试译




任一对人民(people)这一术语政治含义的阐释，都必须从这样一个特定的事实开始，即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这一术语总是同时意指穷人(the poor)、位于低层的人(the underprivileged)，以及，被排除者(the excluded)。这同一个术语命名的，既是建设性的政治主体，又是——事实上而非法理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那个阶级。

意大利语的popolo，法语的peuple和西班牙语的pueblo——以及对应的形容词popolare，populaire，popolar——和近代拉丁语的populus及popularis，当然前者均源自后者，在其术语的通俗意义上和政治词汇的意义上指的既是作为统一政治体(a unitary body politic)的公民整体（如“意大利人民”或“giudice popolare”[陪审员]）又是那些属于下等阶级的人士（如homme du people[人民之子]，rione popolare[工人阶级之友]，front populaire[人民阵线]）。即使是英语的people——其含义更为一致——也保留了与富人和贵族相反的普通民众的含义。因此，在美国宪法中我们可以一视同仁地称：“吾等合众国人民……”；但当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到“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时，此重复含蓄地设立了另一群人民并使之与前一种意义上的人民相对立。这种模棱两可是如此本质，以至于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也即人民主权被公然宣称为公认[政治]原则的时刻）当中也得到了印证，正是出于对作为被排斥阶级之人民的同情，决定性的历史角色才展开他们的行动。汉娜·阿伦特提醒我们：

这一定义产生于同情，这个术语也就成为不幸和悲苦的代名词，正如罗伯斯庇尔时常挂在嘴边的，le peuple, les malheureux m’applaudissent（人民，不幸的人，为我欢呼）；甚至法国大革命中最冷静，头脑最清醒的人物之一西耶士也说，le peuple toujours malheureux（人民总是不幸的人）。[1]

然而，在布丹《共和国六书》定义民主或民众国家(Etat Populaire)的一章中，这已经是一个双重的概念了——尽管意义有所不同：尽管蚁民(menu peuple)最好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身体上的人民(people en corps)却具有主权资格。

（人民一词）在语义上如此广泛而持续的模棱两可，绝不是偶然：它必然反映了西方政治学中，内在于人民概念之本质与功能中的那种模棱两可。换言之，就好像实际上，我们称之为人民的，与其说是统一的主体，不如说是在两个对立极点之间辩证的摆动：一方面，大写的人民(the People)作为整体并作为一个统合的政治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小写的人民(the people)则只是一个子集，是为贫苦、被排除之身体所有的支离破碎的(fragmentary)多样性；一边，是保罗一切的概念，自命在自身之外再无剩余，另一边，则是一个排外的概念，不带给人任何希望；一极是总体的主权国家，以及整合的公民整体，另一极，则是对不幸者、被压迫者、被征服者的驱逐——无论是奇迹之殿(court of miracles)还是收容所。人民这一术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存在单一而充足的所指物：与许多基本政治概念（在这方面，阿贝尔与弗洛伊德的《原字》[Urworte]和杜蒙的等级关系分析均有所设及）一样，人民是指示一双重运动以及两个极端之间复杂联系的一个极概念(polar concept)。这也意味着，不管怎么说，把人建构为政治体，是通过一种根本的分离来完成的，而在人民这个概念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早先被认定为原初政治结构之定义类(defining category)的概念对：赤裸生命(naked life)（小写的人民）和政治存在（大写的人民），被排除的与被包含的，永恒生命(zoe)与自然生命(bios)。人民这个概念在自身内部总是已经包含了一种根本的生命政治性断裂(biopolitical fracture)。它就是那不可包含于自身乃其一部分之整体之物，那不属于在其内部永远被包含的整体之物(It is what cannot be included in the whole of which it is a part as well as what cannot belong to the whole in which it is always already included)。

因而，每一次，当这样一个概念被援用、被引入政治舞台之时，它创造的矛盾和两难也在于此。它已然如此，却总是有待实现；它是同一性的纯粹源泉，却不得不根据排外主义、语言、血缘和领土来重新定义自身，纯化自身。其本质不在自身而在其对立面上，因而，其自身缺乏本质；也因此，它的实现与自我放弃也将同时发生；为了存在，它必须经由对立面来否定自身。（工人运动特有的两难困境也在于此：在向人民转变的同时也致力于废除人民。）人民概念——每一次，它都被当做反动的血旗，革命和人民阵线摇晃的标语来挥舞——总是已经包含了一种比划分敌我更为原初的分离，一场比任何冲突更为激进地分割此概念，并保持其统一性，将它构建得比任一种同一性更为紧密的持续内战。事实上，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斗争——这在其思想中占有核心位置，即便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对其进行充分的界定——无非就是这场分割一切人民，只在大写的人民与小写的人民相符，在无阶级社会或在弥赛亚王国并只在不再有，确切地说，任何人民时才会结束的内战。

倘若事实如此——倘若人民概念在其内部必然包含这一根本的生命政治性断裂——那么，重新阅读我们时代历史上决定性的几页就是可能的。如果两种人民之间的斗争总在进行，那么，事实上，这场运动就已经得到在我们时代的最后一次爆发式加速。在古罗马，人民的内部分离被合法地认可为罗马人民(populus)与罗马平民(plebs)——它们各有各的组织机构和治安法官——之间的明显差别，就像中世纪与不同技艺确切对应，精密相符的工匠(artisans)（小人[popolo minuto]）和商人(merchants)（肥人[popolo grasso]）之间的区分。然而，当主权只托付给人民之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人民也变成一种令人为难的存在，并且，在各种意义上，贫困与被排除第一次成为让人无法容忍的丑闻。在现时代，贫困和被排除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概念，更是极为政治性的分类。（看似主宰经济主义和“社会学主义(socialism)”实有政治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生命政治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时代，不过是以井然有序同时难以平息的努力，通过极端地抹除被排除人民（的生命存在）来填充人民之间的分离（造成的空隙）。这一努力，根据不同的型态与视野，使左派和右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走到了一起，它们都统一于生产单一、整全人民的规划——这项最终证明无效的计划，却在一切工业国家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在我们的时代，发展的迷念之所以（得到了）如此有效（的实践），是因为它与生产无断裂人民的生命政治规划相一致。

如此，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灭绝政策就有了全新的意义。作为拒绝整合于民族政治体的民族（事实上，据称犹太人的同化实际上是假装的），犹太人是小写人民，赤裸生命——现代社会内部必然滋生，但其存在在任何方面却不能被容忍——的绝佳例证及活的象征。我们必须理解那种显见的愤怒(lucid fury)，正出于此，德国人民(Volk)——作为统合政治体之人民的绝佳代表——才致力于灭绝犹太人，而这正是区分大写人民和小写人民之内战的终结阶段。以此最终方案——作为理由，此方案也涉及了吉普赛人和其他不可同化因素——纳粹主义隐晦而徒劳无益地力图把欧洲政治舞台从不可忍受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以便最终生产出能够治愈原初生命政治断裂的德国人民。（这也就是为什么纳粹军官如此固执地重申，通过消灭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他们实际上也是在为其他欧洲人民而战。）

套用弗洛伊德对自我与本我关系的设定，我们可以说，现代的生命政治学，为这样的原则所支持：据此，“赤裸生命所在处，必有大写的人民”,只要我们适时地补充说明，相反的公式中此原则同样有效，亦即“大写人民所在处，必有赤裸生命”。人们相信通过消灭小写人民——即犹太人，小写人民的象征——就已然治愈的断裂，又重新生产自身并使德国人民成为注定走向死亡和生物躯体的神圣生命，不得不无限地纯化自身（通过消灭精神病人和遗传病的携带者）。而今，旨在消灭穷人的资本主义-民主(the capitalistic-democratic)规划不仅在其内部再生产出被排斥人民，还把全部第三世界人民变成了赤裸生命。只有能够认真对待西方这一根本生命政治断裂的政治学才能抓住（此概念的）摆动并结束这分裂世界人民及诸城邦的内战。 （1995年）

[注]译自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Trans.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6. pp.29-36.

[1]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纽约：维金出版社，1963年)，第70页。中译文引自译林版中译本第62页。
http://www.douban.com/note/33273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