薌匯杏仁:《道德经》2

       总体来说，我是没有大志向的，从小没有，现在也没有。如果说爱好，除了买书看书，那恐怕就是爬爬山、踢踢球、听听马连良的京剧了。至于说细腻、敏锐、隐晦，也或有，也或没有。反正这也算不上“马后桃花马前雪，叫人哪得不回头？”的事儿。老子《道德经》说：“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凭窗远眺，清洗杂念，似懂非懂，花开花落，由他去也。

       我不善交际，不喜欢热闹，但不反对他人的左右逢迎。天门启合，明白四达，为雌乎？毋为知乎？各有取舍，这是他人的权利。隐约记得，在这件事情上，孔圣人把女人和小人归为一类“近之则不孙”，想到此处，各有说法，莫衷一是，不禁莞尔。

        看书是我感受快乐的最好途径，幻想着“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转念一想，连自己都觉得滑稽。就连庄子《逍遥游》中，展翅九万里的鲲鹏，也不过是宇宙中一小丑耳；活了八百岁的彭祖,也不过天地间匆匆过客。如此，我这立天地间，数十寒暑的布衣，面对浩如烟海的法典史籍，妄图穷尽，岂不是夜郎自大，痴人说梦。

        清夜，静心独处，静思己过，那些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的追求，显得夜郎自大，王婆卖瓜。胸罗万象，差之千里，盛誉之下，揽溺自照，其实难副。焚膏继晷，痛快淋漓，流年似水，我知道我自己。赞誉也罢，吹捧也罢，诋毁也罢，指责也罢，都是他人的自由。如此一来，倒是时常提醒了自己，切莫自高自大，忘乎所以，做了弗洛伊德笔下所谓的“自卑情结”者。许章润先生所谓“自卑”、“自傲”言犹在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尽人力，安天命也！

        当然，我也不反对他人的狂放，更不反对那些不读书的人，用老子的观点来说，归宿是同一的。如果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属于他们的自由。至于我自己，大概出了书，我又去何处找快乐“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读书便是我的职业。至于别人，爱好不一，各行其是，各得其所。

        我向来是个胆小之人，法国大革命那种激进的，以损害的方式，惩罚另一种恶的轮回，素所不好。如果硬要我去选择，那么我加入甘地的阵营。其实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我们有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性，根深蒂固，我们有皇帝；我们有朝廷；我们还有“国情”。凡此种种，书中有，书中也或没有，但千万别忘了，我们的“国情”。有人也许会说，我们有陈胜、吴广，却忽视了，在大棒之下，我们还有“十恶不赦”。至此，想起了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一句话：“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守夺”（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5页）。

        爬山，素所好也！庆幸的是，重庆抬腿即是山。陪都的山，清秀绵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副绝妙的丹青。最妙的是，爬山的时候，思绪可以在林间穿梭，划破时空，连就天地。倘若，三五同学，一起爬山，五六个思想，相互交锋，切磋砥砺，各倡主张，删繁就简，对酒当歌，岂不快哉！千里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以前的同学，各奔前程，天南地北，聚也有期，会也有涯。莫名想到：“君问归期未有期”，差强人意，沉浮浮于海。

        上周和王勇兄一起爬山，王勇兄向来，博闻强记，精明练达。爬山途中，我提到将出本集子，邀请他为我集子写序，王勇兄欣然接受。都是性情中人，一路神侃，心情大悦。

        其实我爬山，尤其是歌乐山，通常没有太多渴求，登临山顶，那种“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一般我不会有。如果硬要有种刻意的归纳，那就是被迫的把简单的事物复杂化了。至于踢球，我应该算是介乎在二三流之间，也或入不了流。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场上，球也不是长踢，毕竟自己不是专业的球员，自己有许多的事要做，只是作为周末娱乐消遣罢了。更何况国家队球员，还时常不务正业，打架斗殴，锦衣玉食，却劣迹斑斑。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几乎每周末的踢球，似乎比他们倒是更敬业些，如此便理解了在我后卫线失球时，好友拓兄、鹏兄“你丫国足的”的质问。至于京剧，我很喜欢马连良先生唱腔，无奈的是正如星相家，给马先生的占卜言：“怜君身似江南雁，又逐秋风望北飞”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革去他的生命，马先生便带走了千古绝唱。舞文弄笔，深文周纳，此时在歌乐山、球场、马派唱腔面前，显得生硬、呆板。

        我有时想，来点儿“特异功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也许，再过数十寒暑，庶几近之。寻章摘句，那么老子《道德经》中：“至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大概属于我此时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