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史上第一战：日本全国之力不敌中国偏师

本文摘自《铁血中日》 作者：李刚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3月，日本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复国为名，派第三批日军登陆朝鲜半岛——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罗夫等将领率二万七千人。


　　这支部队是日军插手朝鲜半岛的主力部队，它的战略目的是寻歼战斗力不强的新罗军，并争取通过速战的方式击溃新罗主力军，扩大战果的同时等待后援部队，寻求战机与其他日本集团军联合展开对唐军的决战。


　　4月，大唐在新罗属地设立鸡林州大都督府，以文武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左卫大将军，正式将新罗纳入唐朝羁縻统治体系。


　　由于日本的中途参战，致使战争天平忽然发生了晃动。


　　按照正常的逻辑，唐军应立即南下，解除日军对新罗军的压力。


　　但历史的事实是，唐军按兵未动。


　　原来刘仁轨将军对百济叛军的内部权力构成和斗争局面已经洞若观火，有理由相信他在百济残余势力内部安插了十分有效的情报网络——百济旧将鬼室福信素有威望，与旧王子扶余丰的矛盾正在一步步激化。扶余丰已在公开场合有所表现，不能容忍鬼室福信所取得的巨大民意力量和军事实力。鬼室福信也在伺机除掉这个已经失去实际地位的王子。


　　据此，刘仁轨得出结论，百济残存势力内部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严重内讧。此时唐军宜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只要鬼室福信一死，百济残军必定更加不堪一击，届时出兵将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可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取得最大的战略目的，而后挥师南下，日军主力部队面对强悍唐军将独木难支。如果采取另一种战略，即为解除新罗方面军一时的军事压力贸然出击日军，将使百济残余获得逃生的机会，一旦其军力扩大，唐军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日本派遣使者犬上君来到高句丽，希望达成军事互助。5月1日，犬上君回到百济，晋见扶余丰。就在这一次的合谋中，日本与扶余丰达成了共同除掉鬼室福信的共识。


　　6月，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罗夫所率第二批日军攻陷新罗两座要塞，但并不能根本性扭转战争的总格局。


　　扶余丰与鬼室福信的相互猜忌愈演愈烈，最终，扶余丰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将鬼室福信势力完全清洗，百济残军的指挥大权落在日本天智天皇册封的“百济王”扶余丰手中。
百济叛军上层的内讧，给唐军的军事部署创造了条件。渡海而来的孙仁师部与刘仁愿部顺利会师，唐朝驻军上下“兵士大振”。新罗方面军也在金法敏的率领下，长途奔袭至泗沘城，在7、8月之交与唐军百济战区主力部队会合。


　　泗沘城此时的城防力量构成为：原刘仁愿所部唐军一万人左右，原熊津都督王文度部下数千人，再添孙仁师后续驰援兵力七千人，唐军方面总兵力为两万人左右；新罗方面军为原驻军七千人。将数年战争消耗因素考虑进去，此时泗沘城防大概由两万多唐罗联军构成。在此次会战中，新罗方面进行举国军事动员，进发到百济境内的新添兵力约有四万余众。这一部分新罗援军的大部分分散充实在其他要塞。
　同年8月17日，唐罗联军军事部署最终商定：由刘仁轨、扶余隆、杜爽率领一百七十艘船、两万军士由水路行进，刘仁愿、孙仁师及金法敏率三万余人由陆路进发。


　　新罗残军方面，本有可作战力量数万人，但经历数年相持苦战，也有不少消耗，并且作战能力较弱，已不是对抗唐罗联军的主力。


　　日本方面先后派出四批集团军到达百济旧地：


　　第一批由朴市田来津所率领五千众。朴市田来津是圣德太子时期重臣秦河胜之子，这批人也是扶余丰得以除掉鬼室福信的军事保证。


　　第二批由阿昙比逻夫率领，计舰船一百七十艘，兵力一万七千人。


　　第三批日军规模最大，即由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罗夫率领的两万七千人。阿倍比罗夫出自阿倍氏，他在出兵百济之前一直过着戎马生活，征讨虾夷长达三年之久。


　　第四批日军是由庐原君臣率领的一万人。


　　先后抵达百济的日军共计六万人。


　　日军将领大都出身于大和朝廷旧贵族，士兵来源几乎遍及列岛各地。由此可见，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场全国动员大战。


　　日本的第一步战略推进意图获得了实现，虽然受到新罗军的勇敢抗击，但是善战的上毛野君稚子率军开进原百济国南部，以凌厉攻势顺利夺取了新罗军占领的两座城池，数月后成功将新罗军赶出百济南部，使得新罗援军与唐军主力的联络通道受到阻隔。


　　由此，“白江口”之前倭济联军的兵马在七八万以上，在人数上略多于唐罗联军。


　　第四批日本援军到达百济旧地之后，屯兵要塞，与周留倭济联军取得联系，并做出军事部署：8月28日在白江口会师之后集结重兵进击唐军所在地——泗沘城。


　　日军把握战机，主动进取，勇于进行军事冒险的战术特征在公元7世纪就已经显露出来。


　　8月24日，由扶余丰以及日本将领朴市田来津第一批援军所组成的接应部队经由水路向集结地白江口进发，并辅以百济陆军与水军呼应前行，留下万人余部驻守临时首都周留城。


　　刘仁愿、孙仁师、刘仁轨“三仁”部队会师之后，唐军内部就下一步的战略部署问题发生了分歧。


　　一种意见是首攻加林城，因该城为水陆要塞，一旦攻克，则唐军在整个战局上将占据压倒性优势。
　刘仁轨却建议采取“越城战术”，只以少量兵力围困、牵制加林城，首攻周留城。


　　加林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万一不克，唐军将损失惨重，陷入战略被动。周留城的防御力量则大大低于加林城，就唐军实力而言，攻取该城代价较小，且周留城乃叛军首领——百济旧贵族聚集之地，实为“擒贼先擒王”之策。
经过激烈的商议，他们最后达成共识，以刘仁轨意见为基本作战方案——即孙仁师部、刘仁愿部以及新罗军进攻周留城，同时在战局上给加林城以强有力的威慑；刘仁轨则率水师越过加林城，直击周留城。


　　8月26日，唐罗联军由刘仁愿率领，从泗沘城出发，短线奔袭周留城；水路方面则由刘仁轨及扶余隆所率两万军士组成，以图与陆军主力在周留城会合，沿岸则由新罗骑兵负责戒备预警。


　　8月27日的战役是一场遭遇战，这就是中日历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战”。


　　白江即今天的韩国锦江，在当时又称熊津江。“白江口”即熊津江入海口。


　　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军共计舰船一百七十艘，军力二万人，因为该舰队尚需负责陆上部队辎重运输任务，每艘船的军事运力相对较小。


　　而倭济水军在完成会合之后，总计有船一千艘，军力五万人。有不少历史文章都认为日本战船很小，其实都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支水军是一支兼具大小船只的混合部队。并且小船在江水中作战未必没有发挥优势的余地。


　　这种不期而遇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是被动的。


　　一时间，“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双方数万之众，在这片并不开阔的水域苦战了两天之久，可以想象战事的残酷。
倭济水军利用己方大小船只兼备，小船行动便捷的优势，在不到入海口的狭小区域内对唐军发动主动攻击，以避免唐军舰船发挥出海入江之后的优势。这种军事方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唐朝水军以大船布列的格局反而把日军小船拒之阵外，倭济先头船只失利而退。


　　第二天，庐原君臣所率领的第四批一万余众援军抵达，倭济主力顺利集结于白江口，对比唐军的人数优势更加凸现，而军中将领阿倍比罗夫在日本国内素有水上善战之名。
　　两天之内，双方经过连续四轮接战，日方四百余艘船只惨遭焚毁。《旧唐书》记载：“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


　　战争到了最后，地点进一步下移，转至江水入海口一带，倭军船队被彻底击垮。


　　倭济联军舰队中的主力部分从公元660年就开始建造，最初的船坞地点在今日本静冈县，前后共花费四年时间。在这场战争中毁于一旦。


　　在岸上，倭济陆军也被唐罗联军击败。


　　见大势已去，扶余丰乘船逃至黄海之上，北窜高句丽，唐军缴获其指挥佩剑。


　　日军方面，最早充当扶余丰守护部队首领的朴市田来津力战而死，日军余部仓皇撤退。


　　《日本书纪》记载：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逆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


　　朴市田来津将军是否在战场上死得那般壮烈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作为战败方，“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的叙述应该是战后总结。


　　对于第四批庐原君臣所部驰援盛况，《日本书纪》记载：“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但日本一代名将庐原君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长途跋涉，经海由陆，带来的整整一万日本青壮男子竟是为了赶上这趟死亡之旅。


　　白江口之战，恰似一次国际版“赤壁战争”，又是一场东亚版“萨拉米湾海战”(希波战争中著名海战，发生在公元前480年，当时希腊海军只有战船三百五十八艘，而波斯海军则拥有一千二百零七艘战船，最终希腊以少胜多)。三者可同列于世界水战史。


　　白江口一战，不仅成就了刘仁轨将军的威名，也因规模大、多国参与等特点成为中日战史甚至国际战史上的经典战例。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战为高句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遏止了日本扩张朝鲜半岛的势头，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东北亚的基本格局，开启了东亚的新时代。
白江口倭济联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城中的百济残部和日军只好投降，驻在慰礼城的日军也逃回本国。


　　唐罗联军陆战部队从9月1日起围攻　因倭济联军主力已在白江口遭到毁灭性打击，周留城守军完全丧失斗志。五天之后，即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9月7日，在城中苦撑的百济王族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率众投降。


　　9月11日到14日，枕服岐城(今全罗南道长城郡森溪面)的百济残部、扶余自进部以及部分日本残余船队聚集到慰礼城，与在那里的第三批日军会合。9月15日，他们集体扬帆，向日本进发，不再与唐罗大军争锋。


　　9月19日，百济境内日军集结于慰礼城之后撤回本国，标志着日本势力退出朝鲜半岛。


　　10月21日，唐罗联军开始围攻百济叛乱发源地任存城，但守将迟受信抵抗顽强，唐罗联军连续围攻一个月也没能破城。


　　大唐高宗皇帝的圣旨到达，要求新罗与百济王子扶余隆盟誓，但新罗方面以百济局势尚未平息为由，拒绝，并于11月4日班师回国。


　　新罗真正想做的，是利用百济乱局未定的局面进行反唐斗争，继续兼并该国领土，它不愿意在任存山这根难啃的骨头上再花精力。


　　接下来，唐军独自面对百济残部据守的最后一道堡垒任存城。


　　任存城为一座山城，石头堡垒四周又有大栅，被百济叛军经营多年，兼借地势之险，可谓固若金汤。


　　但是在这一战局胶着之时，唐军方面成功招降了在任存山一带割据的黑齿常之及其别部将领沙吒相如。


　　刘仁轨再次做出大胆决断，让刚刚归降的原百济将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二人各率其子弟兵反攻任存城。但孙仁师将军表示反对，他对黑齿常之持怀疑态度，担心其再次反叛。


　　刘仁轨将军的政治智慧与知人善任再次得以彰显，他认为黑齿常之与沙吒相如本是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之人，“向者所托，未得其人”，如今，正是其感激报效之时，完全可以放手任用。
周留城，两天之后已经获得白江口战役完胜的刘仁轨部也自水路到达城下。
在刘仁轨看来，黑齿常之的叛乱，完全是苏定方的不良举措造成的。


　　在此关键时刻，刘仁愿果断采纳刘仁轨的方案，起用沙宅相如、黑齿常之，并发给他们粮草和兵器。
刘仁轨的信任和理解使黑齿常之非常感动，二将不负所望，在短时间内顺利拿下任存城。城中百济守将迟受信抛妻弃子，只身逃往高句丽。


　　黑齿常之后来成长为大唐王朝著名的军事将领，二十年后在武则天时代因破后突厥受封燕国公。百济战后，他被召回，戎马半生，身经百战，长年经营西域，败突厥、制吐蕃。不幸的是，在武则天恐怖政治时期未能身免，在狱中自缢而死，终年六十岁。


　　至此，大唐百济之乱完全平叛，前后历时三年零三个月。


　　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孙仁师、熊津都督府都督刘仁愿将捷报送回长安，同时也将鸡林州都督新罗王金春秋拒绝与熊津州都督百济王子扶余隆结盟之事禀报。


　　大唐高宗在欣喜之余也开始预感到半岛局势的不够明朗。在他的直接压力之下，新罗方面与扶余隆勉强盟誓。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在刘仁愿的主持下，鸡林州大都督新罗王金法敏与熊津都督扶余隆在熊津城筑坛盟会，在表面上实现了将新罗与百济纳入大唐的鸡林州与熊津州两个羁縻州的和平体系之中。


　　平定日本支持下的百济叛乱之后，唐高宗任命百济国末代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诏刘仁轨将兵镇守百济，孙仁帅、刘仁愿还朝。由于扶余隆不愿赴任，刘仁轨转任检校(代理)熊津都督，暂时成为大唐在百济的最高军政长官。


　　大唐气象之所以在高宗时期得以延续，并承前启后，从刘仁愿将军归朝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得出其原由。


　　刘仁愿回到京师之后，高宗皇帝问他：“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怎能有这般的本事？”


　　刘仁愿不可能不清楚，前方大捷回京面圣之日，也是论功受赏之时，但他却这样答道：“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力所能及也。”


　　高宗皇帝很高兴，遂加刘仁轨六阶官，并正式授之为带方州刺史(此前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即代理)，还在长安城里为其建造了一处大房产。刘仁轨的妻、子也都得到了赏赐，远在海东之地的刘仁轨在不久之后还将受到上谕嘉奖。


　　站在一旁的上官仪说了句公道话：“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此后，百济旧地即大唐熊津都督府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刘仁轨已六十三岁，他在熊津都督任上尽心尽力，走下战马的将军致力于将百济旧地经营为大唐的一片沃土。
他下令军民收敛骸骨，并由官方出面公开祭祀所有亡灵；并制定详细计划“修录户口”、“整理村落”，使普通百姓具有基本的安居之所；他还一改百济原有的方、郡、县行政体制，重新编为府、州、县，与大唐内地行政序列保持一致性，“署置官长”，在各级行政体制的位置上，有百济人也有汉人。更有诸如“开通途路，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等具体的战后重建措施。而“立唐社稷”、颁示正朔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供奉大唐社稷，则意味着遵大唐正朔，这充分说明此时大唐对百济旧地所进行的管辖是直属性的，已经不同于羁縻州序列。


　　刘仁轨的努力效果明显，短短几年之内，“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其战后重建工作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大唐高宗也已经意识到，在半岛之上对新罗不能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