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虐m微博:王东京：英国告别重商主义的启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14:56:59
王东京：英国告别重商主义的启示 作者：[王东京] 来源：[] 浏览：[449] 2007-01-28
编者按：当英帝国已经走上顶峰的时刻，他才开始实践自由主义，这就是英国告别重商主义对国人的启示。
15世纪末，航海业空前发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商人为之狂喜。从前，他们只能往返奔波于地中海沿岸，可如今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全球，都成了他们做买卖的市场。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赚取那亮闪闪的黄金白银。
英国的海岸线很长，外贸条件得天独厚，伦敦、利物浦成了繁忙的港口城市。美洲的土豆、蔗糖和咖啡，亚洲的瓷器、茶叶及烟草，走进寻常百姓家；而英国货，也源源不断地卖到了世界各地。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印英间的贸易往来，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转卖给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610年—1640年，英国的外贸额增长了10倍。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很快，英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无怪乎，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得出结论：“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贱买贵卖让商人们富得冒油，一个个腰缠万贯，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追求利润，天经地义；发财致富，世人仰羡。商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贵族，出席议会，在政坛上也有了发言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政权，于是，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明商业的极端重要性、去争取政府有力的支持。
商业的繁荣兴旺，使“重商主义”风靡一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财富，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应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如何取得贸易顺差？简而言之，就是奖出限入。一方面，给出口商予以补助，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让进口商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迫使他们放弃进口。采取这些措施，国家会受益非浅：日进斗金，不仅可维持王室的开支，改善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更多的舰队、更广阔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库会日益殷实。
“重商主义”者构建的“蓝图”，果然让政府动了心，为争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政策，而且还以家长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庇护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17世纪，为扩大本国的航运市场，颁布了《航海条约》，规定某些国家的土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并且，卖给欧洲的货物，只能由出口国或英国的船只运输。当时，原料出口国的运输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兰能和英国一争高低，条约的针对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种“霸权主义”行经，荷兰并没有“逆来顺受”，50年代，打了四次英荷战争，可都被英国取胜，荷兰最后只好就范。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英帝国四处伸手，占领的殖民地越来越多，号称“日不落帝国”。
然而，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国，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中世纪起，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英国实行《谷物法》，该法规定：除非国内粮食稀缺、价格高昂，否则不得进口，通过高关税，避免与外国农业的竞争。
工业革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谷物法》对他们并无好处，粮价高，生活费用就高，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高，工商业主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工人罢工，工厂不能运转；要么提高工资，自己的利润减少；英国工业在全球一马当先，产品丰富、竞争力强，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场，而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利于产品外销。以废除《谷物法》为契机，工商业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谷物法》的兴废问题上，英国的两大政党各执一词。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的政策，于是又对理论也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在此期间，有两位经济学家格外注目，他们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为支持自由贸易，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他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让人们自由参与国际分工，让商品自由交易，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又进而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优势，生产本国成本较低的优势产品，然后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大家互通有无，贸易双方便都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各自的需要，可以达倒了“双赢”的效果。
随着国际分工理论渐渐深入人心，废除《谷物法》，已是大势所趋。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不久，皮尔（Sir Robert Peel）出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但他并不坚持保护主义的政策，在任期间，多次降低关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并解释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这是实情，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厂”。但是，历史却给他开了个玩笑：保守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内阁被党内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结束了政治生命。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英国也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贸易政策展现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煤的问题》一书中无不自豪地说：“自由贸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北美洲与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麦田，南美洲有我们的放牛场，秘鲁赠送她的白银，黄金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替我们种茶，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编者按：当英帝国已经走上顶峰的时刻，他才开始实践自由主义，这就是英国告别重商主义对国人的启示。
15世纪末，航海业空前发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商人为之狂喜。从前，他们只能往返奔波于地中海沿岸，可如今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全球，都成了他们做买卖的市场。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赚取那亮闪闪的黄金白银。
英国的海岸线很长，外贸条件得天独厚，伦敦、利物浦成了繁忙的港口城市。美洲的土豆、蔗糖和咖啡，亚洲的瓷器、茶叶及烟草，走进寻常百姓家；而英国货，也源源不断地卖到了世界各地。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印英间的贸易往来，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转卖给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610年—1640年，英国的外贸额增长了10倍。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很快，英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无怪乎，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得出结论：“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贱买贵卖让商人们富得冒油，一个个腰缠万贯，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追求利润，天经地义；发财致富，世人仰羡。商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贵族，出席议会，在政坛上也有了发言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政权，于是，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明商业的极端重要性、去争取政府有力的支持。
商业的繁荣兴旺，使“重商主义”风靡一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财富，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应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如何取得贸易顺差？简而言之，就是奖出限入。一方面，给出口商予以补助，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让进口商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迫使他们放弃进口。采取这些措施，国家会受益非浅：日进斗金，不仅可维持王室的开支，改善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更多的舰队、更广阔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库会日益殷实。
“重商主义”者构建的“蓝图”，果然让政府动了心，为争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政策，而且还以家长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庇护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17世纪，为扩大本国的航运市场，颁布了《航海条约》，规定某些国家的土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并且，卖给欧洲的货物，只能由出口国或英国的船只运输。当时，原料出口国的运输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兰能和英国一争高低，条约的针对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种“霸权主义”行经，荷兰并没有“逆来顺受”，50年代，打了四次英荷战争，可都被英国取胜，荷兰最后只好就范。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英帝国四处伸手，占领的殖民地越来越多，号称“日不落帝国”。
然而，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国，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中世纪起，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英国实行《谷物法》，该法规定：除非国内粮食稀缺、价格高昂，否则不得进口，通过高关税，避免与外国农业的竞争。
工业革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谷物法》对他们并无好处，粮价高，生活费用就高，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高，工商业主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工人罢工，工厂不能运转；要么提高工资，自己的利润减少；英国工业在全球一马当先，产品丰富、竞争力强，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场，而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利于产品外销。以废除《谷物法》为契机，工商业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谷物法》的兴废问题上，英国的两大政党各执一词。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的政策，于是又对理论也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在此期间，有两位经济学家格外注目，他们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为支持自由贸易，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他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让人们自由参与国际分工，让商品自由交易，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又进而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优势，生产本国成本较低的优势产品，然后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大家互通有无，贸易双方便都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各自的需要，可以达倒了“双赢”的效果。
随着国际分工理论渐渐深入人心，废除《谷物法》，已是大势所趋。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不久，皮尔（Sir Robert Peel）出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但他并不坚持保护主义的政策，在任期间，多次降低关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并解释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这是实情，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厂”。但是，历史却给他开了个玩笑：保守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内阁被党内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结束了政治生命。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英国也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贸易政策展现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煤的问题》一书中无不自豪地说：“自由贸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北美洲与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麦田，南美洲有我们的放牛场，秘鲁赠送她的白银，黄金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替我们种茶，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