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三上悠ed2k:沈阳：“我解放那一年”沈阳解放60年回顾---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1:52:42
1947年9月1日，一个戴青天白日帽子的幼儿园小孩
清新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着。后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异常清新、无比动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沈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11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沈阳主要报纸《新报》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后头呢！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后，他们大多获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沈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后，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如果说，旧国民党官兵的规矩、秩序，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热情、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于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么？！”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53军389团2营1连张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于沈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
苍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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