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055 赵小米无圣光:贝利亚与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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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官方当年说,贝利亚要对苏联历史上的大规模镇压负主要责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谈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时说:“在捏造种种卑鄙可耻事件的时候,起着最卑鄙作用的是贝利亚,他是受斯大林信任的一个党的凶恶敌人”、“这个坏蛋是踏着无数尸体走在梯子上步步上升的”。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说:在贝利亚“窃取了国家保安机关的领导地位之后”,“苏维埃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这样,就把苏联“大清洗”的罪责主要加在贝利亚头上。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众所周知,苏联负责肃反的内务(保安)机关,先后更换了好几任领导人。最早是捷尔任斯基,1934-1936年是雅哥达,1936-1938年是叶若夫,1938年12月以后才是贝利亚。而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主要发生在30年代中期,尤其是1936-1938年,即雅哥达和叶若夫的任期之内。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也说: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以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残酷行动就开始了 ”;“1936年以后,大规模镇压行动发展到可怕的程度”,“被捕的人数增加到十倍之多”;“就1937年的卑劣手段而言,叶若夫应受谴责”。可见,“大清洗”的高潮并不是发生在贝利亚的任期之内。   贝利亚是1938年7月被任命为叶若夫的副手,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的。同年12月,他才取代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如果说,叶若夫取代雅哥达标志着“大清洗”运动空前加剧的话,那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却预示着“大清洗”运动开始刹车。事实是,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大量逮捕的浪潮在1939年开始后退。”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作了具体描述,说贝利亚从格鲁吉亚调到莫斯科,在内务机关任职之后,常对他(赫鲁晓夫)说:“这里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正在到处抓人和关人,甚至包括一些省委书记。整个事情搞得太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停止它,免得太迟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说:1939年2月,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一个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过火行为和滥用职权的决议案。过去三年来一直盛行着的恐怖得以有所缓和,一般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贝利亚的影响。人们得出结论,认为贝利亚在接任人民委员后曾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做法进行过一次调查,然后说服了斯大林,请他批准一系列建议”。也就是说,贝利亚上任后,“大清洗”运动开始刹车了。   关于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有不少材料可资证明。瑞典的霍姆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和平的反革命》一书中说:“ 早在1939年,人们就看到贝利亚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他积极协助在清洗中被不公正地开除出党的数以万计的人恢复党籍,他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免于无辜坐牢和流放。” 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说:贝利亚上任后,“大规模的镇压暂时停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已经准备好了的几十万个案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而这些案件本会使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和枪杀”。该书接着说,当时贝利亚还进行局部平反工作,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一些指挥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卫国战争的英雄,如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一些科学家也被平反了,如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许多党、苏维埃和共青团的干部也得以平反。俄学者姆列钦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说,仅1939年“从劳改营释放了223600人,从教养营释放了103800人”。